龚鹏程｜以苏格拉底为鉴

古希腊之所谓缪斯九女神，有点类似中国唐宋以后民间流行的行业神，分掌历史、音乐、喜剧、悲剧、舞蹈、挽歌、颂歌、天文、史诗。

缪斯乃文艺之神，故由她们分管的职事，便可以知道当时人之文艺观。其观念，现代人所不熟悉的，大抵有以下各端：

一是绘画、雕塑、建筑等现代人认为的重要艺术门类，都不在其中。现代人所理解的或所看重的希腊艺术，正是这些东西；而这些，当时人其实并不重视，甚且不以为是真正的艺术。

二、当时亦显然还没有整体的“诗”这一概念，谈的只是各种体裁的作品，如史诗、颂诗、悲剧、喜剧等。

三、无论哪一种诗，又都是和音乐分开来的。当时所谓史诗、颂诗、喜剧、悲剧，主要是朗诵或吟唱。诵或吟，固然就有音乐性，却不是配着音乐的。

四、音乐既与史诗、悲剧、喜剧等分由不同的女神掌管；那么，是否音乐即已独立，脱离了诗，自成一大门类？却又不是这样！史诗、颂诗、悲剧、喜剧之所以由多神分掌，而音乐只归一女神管理，是因为音乐不如诗那么重要，故可以把所有音乐并归到一位女神名下罢了。

希腊时期之音乐，地位及内容均不如我们现今一般认为的那么高。当时根本还没有纯器乐的演奏，歌唱也不重要。谈音乐，更主要的是说一种和谐的理念，如毕达哥拉斯所说数的比例、构成等。也无整体之音乐概念。故具体谈音乐时就会如亚里斯多德《诗学》那样：论诗分述悲剧、喜剧、抒情诗、史诗、酒神颂歌；论音乐，便举长笛、竖琴为说。要等到基督教兴起后，才有真正独立出来的音乐。

这几点，都很可与我国的文学发展史作对勘。

例如第一点，希腊人之所以不重视建筑雕塑等，是因当时人把各种制作技艺，分为“自由的”与“平民的”。这一区分，是由当时政治上的自由人与奴隶而来，故平民的制作即是奴隶的。什么是奴隶的呢？一门制作技艺，若极需要体力，与自由艺术主要靠着智力不同，那么它就是奴隶的，自由公民不屑为也。绘画、建筑、雕塑等均属于此。

须知直到文艺复兴时期，画家还常隶属于医生、药剂师或出版商的行会，建筑师雕塑家还常隶属于泥瓦匠、木匠行会，便可知此类艺人旧时均属于工匠，其人与其技艺都是受卑视的。西塞罗把雕塑绘画建筑等等称为“脏的技艺”，与诗分开，良有以也。

当时还有一说，谓技艺可分为“为教育的”和“为娱乐的”。雕塑、绘画等均只能提供视觉之娱，故与诗之充满神性不同。

我国谈艺，初不如此。许多人可能会想到唐宋以后绘画及各种工艺也同样有一个先受鄙视，其后努力将自己诗化的过程。可是夷考渊源，我们就会发现古人论文谈艺显然无这等身份、体力智力、脏不脏、为教育为娱乐之分。

艺字的本义就是植栽，乃工匠之事也。然而，《周礼》云保氏教国子以六艺，可见艺并不仅属于工匠、奴隶，也不脏，且亦不仅是娱乐的，更是教育的。

文，这个字的一个主要意思则是纹绣编织。所谓“文章”，常指黼黻，《楚辞》曰“被文服纤”，《荀子·非相篇》曰：“美于黼黻文章”，即是明证。编织是女工的技术，但好文章同样称为锦绣。这是因“文”这个字通贯于天地，天文地文人文，在一切地方显现。与希腊孤立地说文谈艺，愈说愈窄、分来分去迥异。

关于第二点，当时人还没有整体的诗观，也和我国的情况大异。我国早在《尚书·尧典》里就说了“诗言志”，这即是对诗的整体概括与定性。后来《左传·襄公二十七年》记赵文子对叔向说：“诗以言志”、《庄子·天下篇》说：“诗以道志”、《荀子·儒效篇》说：“《诗》言是其志也”等等都延续其说，形成中国诗学极稳定的传统，而开端乃极早、极明确。

不过，诗言志，中国人太熟悉了，竟常不知此语之可贵。此语可贵处，除了刚刚说的显示了一种整体性的诗之观念外，还在于它显示了西方很晚很晚才能有的想法：诗是与个人自己直接相关的。

西方早期的诗，乃是与神相关的。直到拉丁文中，诗人跟先知还是同一个词；希腊时期，诗就更是主要由先知和巫师朗诵的了。雕塑建筑绘画等技艺之所以不能跟诗比肩，这就是个关键。诗由神示、天啓、灵感而来，其他的只是技术、知识、程序。

中国古代也有颂诗、也有祭神之歌舞、也讲诗心窈冥通乎鬼神，然而诗言志，显示的只是诗人志之所之，诗人自己才是诗关注的主体与内容。这个道理，西方也许要到近代才明白。

至于音乐与诗的关系，我们和希腊亦极不同。古代诗、舞、乐当然也有分立的现象，例如我们早有独立的器乐演奏，并不配词，像《诗经》中那几首“佚诗”就是；也有徒歌，不配舞蹈，像《诗经》中的国风，可能就是如此。但整体说来它们仍是一体的，甚至有时可以用一个“乐”字来包括。“乐”这个体系的弱化和分化，是战国以后的事，与西方的情况颇不相同。

因此，对照古希腊，是十分有益的事。近年北美和大陆学界热衷推广雅斯培的“轴心时代说”，谓中国希腊印度在同一时期都经历过一场“哲学的突破”。此说讲讲当然也无所谓（我并不赞成，详见我《中国传统文化十五讲》），但它常引起一种附会类比之风，把希腊哲人跟我们先秦诸子想象成差不多的一群人；把孔孟想象成苏格拉底、柏拉图；把希腊的哲学突破内容，拿来讲孔孟的成就。我觉得这些都是荒谬的，既不知中国学问，也不懂西方。

老实说，苏格拉底何敢望孔子？纵令希腊哲人当时有所谓的突破，其思致、意藴、境界，问题多多，跟孔孟是不好比的。别的且不说，仍从“诗”这部分看罢：

柏拉图《理想国》卷三曾记载苏格拉底和阿德曼托斯讨论教育问题时，主张许多故事不应讲给孩子听，例如地狱之事，会让孩子产生畏惧，将来就不勇敢了。因此，便也要限制诗人不准写这些东西；而古代传下来的史诗中，若涉及这些，亦应删去：

让我们从史诗开始，删去下面几节：“宁愿活在人世做奴隶啊，跟着一个不算富裕的主人。不愿在黄泉之下啊，统帅鬼魂”。其次，“他担心对凡人和天神/暴露了冥府的情景；阴暗、凄惨、连不死的神/看了也触目心惊”。其次“九泉之下虽有游魂幻影，奈何已无知识”……。此外，我们还必须从词汇中剔除那些阴惨可怕的名字，如悲惨的科库托斯哥、可憎的斯图克斯哥、以及阴间、地狱、死人等名词。……应该删去那些挽歌。……

此外，诗歌还不该描写英雄哭泣、忧伤、憔悴、叹息，亦不应大笑、情绪激动。如荷马说“赫淮斯托斯手执酒壶，绕着宴会大厅忙碌奔波。极乐天神见此情景，迸发出阵阵哄堂大笑”，这种有点酒神精神的句子，都该删去。

这是因苏格拉底主张人须有克制的美德，故又认为“有侍者提壶酌酒，将酒杯斟得满满的。丰盛的宴席上，麦饼、肉块堆得老高”之类句子也应该删。因为他所说的克制，对一般人来讲，最重要的是服从统治者；对统治者来讲，则是克制饮食等肉体快乐的欲望。

把他这些话拿来跟我国的“诗教”相比，差异可就太明显了。

首先，孔子删诗书、正礼乐，看来似与苏格拉底所想干的事相仿，但孔子可不曾把那些涉及死亡、描写哀乐的诗删去。《诗经》中到处都可以看到苏格拉底想删掉的那些内容。后世儒者强调“温柔敦厚，诗之教也”，却也承认阳阿瀣露等挽歌的崇高价值，挽歌在汉魏南北朝隋唐期间也一直盛行不衰。

其次，如此昌言诗人什么可写什么不可写、古代诗歌什么地方该删，是中国圣贤绝对说不出口的，连韩非子也不敢说要如此。后来秦始皇焚书之所以遭人诟病，即由于整体社会反对如此这般清洁化思想。

至于把克制之美德界定在服从统治者和饮食的生理欲望上，一是匪夷所思，绝不符合正义；二是浅薄，与我国儒者论克己复礼，境界与意蕴都相去辽远。

希腊是个备受近代人美化歌颂的时代，而其实有太多可诟病可质疑之处。罗家伦翻译的英国柏雷《思想自由史》虽然把希腊罗马视为理性自由时代，认为中古是理性入狱时代，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才唱起了解放的先声。却亦不能不说柏拉图所建构的是个铁牢，所有公民，都须相信他规定之宗教，否则不是处死就是囚禁（第三章）。

其实不仅柏拉图如此限制或扼杀思想自由，处死苏格拉底的社会或苏格拉底本人，又岂能视为理性自由的呢?

龚鹏程

龚鹏程，1956年生于台北，当代著名学者和思想家。著作已出版一百五十多本。

办有大学、出版社、杂志社、书院等，并规划城市建设、主题园区等多处。讲学于世界各地。现为世界汉学中心主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擅诗文，勤著述，知行合一，道器兼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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