敲响大唐丧钟的「安史之乱」全揭秘 |隋唐史话连载13

本篇系精编经典中国通史之《隋唐史话》连载13（点击看上篇），欢迎收看。

安史之乱是唐朝从盛世走向衰亡的转折点。经过八年的战争，北方经济严重破坏，户籍紊乱，朝廷控制的人口减少2/3以上，唐廷直辖的军队比前期大大缩减，唐王期的政治形势从内重外轻转变为外重内轻。

朝廷之外有藩镇割据，中央和藩镇之间的斗争，互有胜败，这是唐朝后期统治阶级内部的主要矛盾，延续了100余年。

在朝廷内部，则有宦官专政和牛李党争（朋党之争）。宦官专政有时又和牛李党争纠结在一起，盘根错节，形成政治上不治之症，前后延续40余年。

唐朝中叶前后，商品经济高度发展，官员人数激增。贵族、官僚、商人都疯狂兼并土地，大批农民破产。安史之乱后，均田制彻底破坏，租庸调已无法征收，于是产生了两税法。两税法以钱计税，后来物轻钱重，人民加重了负担。

唐朝晚期吏治败坏，灾荒严重，赋役繁数，阶级矛盾尖锐化。

公元9世纪末叶，终于爆发了黄巢起义，维持到公元907年，唐亡……

01、安史之乱的原因

开元末年，玄宗“在位久，渐肆奢欲，怠于政事”，最突出的表现是不愿纳谏，不听忠言。

开元二十四年(736)十月，玄宗想从洛阳回长安，宰相张九龄、裴耀卿，因秋收未毕，建议改期。

这个建议是对的。但李林甫等二相却逢迎玄宗说：“长安、洛阳不过是陛下的东西宫罢了，随时可以往来行幸，何须选择时日？即使妨碍了农民收获，只要免去他们的租税就可以了。”

玄宗很高兴，就听从了。就在这年十二月，玄宗又听信李林甫的谗言，罢免了张九龄、裴耀卿，让李林甫当了宰相。

这是唐朝政治衰败的标志。张九龄以忠直闻名，他被罢免以后，大臣们“皆容身保位，无复直言”。

对此，司马光说：“林甫媚事左右，迎合上意，以固其宠；杜绝言路，掩蔽 聪明，以成其奸；妒贤嫉能，排抑胜已，以保其位；屡起大狱，诛逐贵臣，以张其势。自皇太子以下，畏之侧足"。

李林甫陷害功勋卓著的名将王忠嗣，杀戮揭发他的赵奉章，重信佞臣酷吏杨慎矜、王鉷、吉温等，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把朝廷弄得乌烟瘴气。到天宝十一载(752)，李林甫执政19年，是造成唐朝腐败政局的重要因素。

李林甫死后，杨贵妃的堂兄杨国忠当了宰相。杨国忠是纨绔无赖之子，和李林甫相似，也善于迎合上意，又善于搜刮民财，充实国库，因此取得玄宗信任。他执政以后，一身兼40余职，任意处理事务，表示自己精明强干。对于正直有才能的人，则百般诬陷。

天宝十三载(754)，杨国忠“恶京兆尹李岘不附己，以灾沴归咎于岘，九月，贬长沙太守。“

杨国忠广收贿赂，积缣多至3000万匹。这样的人执掌国政，更加速了祸乱的爆发。

政治腐败的另一表现是宦官干政。开元末年，宦官高力士不仅在宫中侍卫，而且外间进奏文表，须先经他审阅，小事他就直接处理。大臣宇文融、李林甫、安禄山、高仙芝、安思顺等人取得将相高位，都是走高力士的私门。

宦官成为玄宗权力的化身，太子呼高力士为二兄，诸王公主呼为阿翁，驸马呼为阿爷。高力士资产殷富，京城内外邸第田园，几乎一半为宦官所有。

宦官干政加重了政治腐败和混乱。

另一方面，天宝年间，唐军接连打败仗。安禄山败于契丹，高仙芝失利于怛尼斯，尤其是鲜于仲通和李宓两次败于南诏。

天宝十载(751)，“制大募两京及河南、北兵以击南诏，人闻云南多瘴疠， 未战士卒死者十八九，莫有应募。杨国忠遣御史分道捕人，连枷送诣军所。旧制，百姓有勋者免征役。时调兵既多，国忠奏先取高勋。于是行者愁怨，父母妻子送之，所在哭声震野" 。

由此可见，天宝年间的阶级矛盾已相当尖锐，一面是荒淫奢侈，挥金如土，另一方面是妻离子散，饥寒交迫。杜甫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正是当时阶级矛盾日益尖锐的深刻写照。

由于阶级矛盾的深刻化，统治集团的腐败，国力的虚耗，从而给安禄山起兵叛乱以可乘之机，这是安史之乱产生的基本原因。

其次，安史之乱是地方节度使反对唐朝中央政府的叛乱，而节度使这种封建地方割据势力的形成，具有其历史因素。

开元后期，府兵制破坏，边将权势逐渐强大。在府兵制下，卫士轮番服役，将不得专兵。实施募兵制以后，当兵成为长期职业，他们和将领之间容易形成私人隶属关系，从而使军队逐渐变成个人武装。

另一方面，府兵制破坏以后，边镇兵力扩大，首都周围军队减缩，唐初内重外轻之局转变成外重内轻，地方节镇势力强大。

至于天宝年间“蕃将”权势的扩大，主要是李林甫造成的。早在唐朝初期，边帅皆用忠厚名臣，不久任，不遥领，不兼统，功名著者往往入为宰相。如李靖、李勣、刘仁轨、娄师德等。开元前期，薛讷、郭元振、张嘉贞、张说、萧嵩等，也由边帅入相。

而蕃将，虽然忠勇双全（如阿史那社尔、契宓何力），也不能“专大将之任”。“蕃将”远征时，“皆以大臣为使以制之”，如阿史那社尔讨高昌，以侯君集为元帅；契宓何力讨高丽，李勣为元帅。

朝廷这样做，不仅使边将不能久掌兵权，而且适当的约束蕃将，对于防止军阀割据是非常必要的。但是，李林甫掌权以后，“欲杜边帅入相之路，以胡人不知书，乃奏言：‘文臣为将，怯当矢石，不若用寒峻胡人。胡人则勇决习战，寒族则孤立无党。陛下诚以恩洽其心，彼必能为朝廷尽死。’上悦其言，始用安禄山。至是，诸道节度皆用胡人，精兵咸戍北边，天下之势偏重，卒使禄山倾覆天下，皆用李林甫专宠固位之谋也" 。

第三，在北边边区还存在着民族矛盾。从隋朝至唐初，有不少突厥人迁到幽州以北，在辽西又有不少奚和契丹人。他们仍保留着自己民族的风俗习惯，他们生活上仍然是”击球饮酒，马射走兔，语言习尚，无非攻守战斗之事“。

武周万岁通天元年(696)，营州都督赵文翙，虐待当地少数民族，“契丹饥不赈给，视酋长如奴仆”。当时契丹松谟都督李尽忠、孙万荣举兵反，攻陷营州等十二州，杀了赵文翙，河北震动。这是营州民族矛盾的一次爆发。

天宝以来，安禄山等对少数民族实行欺骗和高压政策，民族矛盾仍然相当尖锐。在天宝十四载以前，安禄山煽动并利用这种民族矛盾。

据唐人姚汝能的《安禄山事迹》中记载：“禄山专制河朔以来七年余，蕴盖奸谋，潜行恩惠，东至靺鞨，北及匈奴，其中契丹委任尤重。……前节度使招怀夷狄，皆重译告谕，夷聂之意，因而往往不传。禄山悉解九夷之语，躬自抚慰，曲宣威惠，夷人朝为俘囚，暮为战士，莫不乐输死节。”

在起兵前，安禄山在契丹杂胡中选出八千精锐，号称“曳落河”，作为叛乱主力。

天宝十三载，他为了收买人心，提拔奚、契丹、九姓、同罗等族升将军者500人，中郎将2000余人。第二年，又以蕃将32人代替汉将。

这样一来，安禄山叛军的骨干基本上是蕃将。不仅如此， 而且安史之乱爆发后，叛军残酷屠杀汉人，唐军也进行报复。如张巡曾俘四百余人，对“胡兵”则“悉斩之”，对汉人则“散令归业”。

可见安禄山叛乱不仅利用民族矛盾，而且激化了民族矛盾。

02、安史之乱的经过

天宝十四载(755)十一月九日，安禄山坐着铁车，指挥10余万叛军，长驱南下。沿途唐郡县官员，或开城迎降，或弃城逃窜，或被叛军杀戮。唐廷狼狈不堪。

唐玄宗听到安禄山叛乱的消息，最初不相信。叛军攻入河北，唐玄宗不得不仓促布防，调安西节度使封常清任范阳平卢节度使，到洛阳募兵，10天之间得六万余人，并拆掉河阳桥（今河南孟县北），防止叛军渡河；任郭子仪为朔方节度使，新置河南节度使领陈留等三郡，防守黄河以南；在关中募兵11万，其中多为市井小贩和流氓，以皇子荣王琬为元帅，高仙芝为副帅，宦官边令诚监军，统诸军屯驻陕州（今河南三门峡陕州区）。

叛军既野蛮又残暴，他们“每破一城，城中衣服、财帛、妇人皆为所掠。男子壮者为之负担，羸病老幼，皆以刀槊屠杀之。”

天宝十五载(756)正月，安禄山自称大燕皇帝，改元圣武。

二月，颜真卿领兵联合清河博平两郡兵，大破叛军，攻克魏郡（今河北大名）。河北唐军的声威，从此大振。

同时，唐以李光弼为河东节度使，率蕃汉兵1万余人和太原弩手3000人出井陉（今河北井陉），收复了常山，打败史思明，并夺回七县。

朔方节度使郭子仪，也率兵出井陉，在常山和李光弼会师，共有蕃汉兵10余 万人，迫使叛将史思明退守博陵（今河北定县）。

河北人民为了保乡保家，自己组织起来，大者一二万人，小者数千人，各自抵抗叛军的侵扰。唐军在河北取得主动地位。

针对唐军在河北反攻的胜利，安禄山、史思明进行了新布置。他们从东都洛阳派出两万余人，又发范阳余部，合史思明军共五六万人，以保卫河南到范阳之间的后路。

天宝十五载(756)五月，河北方面军攻势迅猛，郭子仪、李光弼大破史思明于恒阳城下，斩首四万余人。史思明坠马，扶断枪逃入营中，率残兵退守博 陵。

郭子仪进攻博陵，军威大震，河北十余郡纷纷杀叛军守将，归顺朝廷。

唐军的胜利，使安禄山惶恐万分，把汉奸严庄、高尚召来骂道：“你们叫我反唐，说是万无一失，现在起兵几个月了，连潼关尚未拿下。目前我军后路已被切断，受到四面围攻，万无一失，又在哪里？”

正当叛军准备离开东都洛阳的时候，唐玄宗又下了一道错误诏令，强迫哥舒翰打出潼关，进攻陕郡。

哥舒翰预计这次出师难以取胜， 因此捶胸痛哭，勉强引兵出关。唐军大败，哥舒翰被部下蕃将出卖，唐兵几乎全军覆没。

天宝十五载(756)六月八日，叛军攻克潼关。唐玄宗狼狈出逃行至马嵬驿，随行将士杀了奸相杨国忠，又胁迫唐玄宗杀了杨贵妃。众怒平息，然后护送玄宗到达成都。

太子李亨被部下留在灵武主持军务，不久即皇帝位，这就是唐肃宗。

唐肃宗即位不久，郭子仪领精兵五万到达灵武。卓越的政治家李泌来到灵武，支持肃宗平定叛乱。在李泌的建议下，以长子广平王李俶为天下兵马元帅，率领唐军讨叛。

安史叛乱爆发以后，黄河南北广大地区，或被叛军控制，或变成战场，人民流徙死亡。朝廷的经济来源，基本上依靠江淮以南供应。睢阳（今河南商丘）是江淮与关中间的交通枢纽，唐军控制睢阳，便可以防止叛军南下江淮。睢阳的战略地位极端重要。

至德二载(757)正月，安庆绪杀了安禄山，为了切断关中与江淮地区的经济联系，特派尹子奇为河南节度使，率领檀、妫两州 及同罗、奚兵13万奔袭睢阳。

张巡从宁陵（今河南宁陵）率3000劲卒支援睢阳，守军增至6800余人。张巡督励将士昼夜苦战，一天冲杀20余回合，坚持了16天，活捉叛将60余人，杀敌2万余，士气倍增，迫使叛军暂时退却。

两个月以后，尹子奇又引兵进攻睢阳，张巡宰牛杀羊，激励将士，亲自扛着大旗，身先士卒，冲入敌阵，叛军死伤3000余人，奔逃数十里。

过了几天，叛军又来围城，张巡率众反击，一昼夜间大战数十回合。尹子奇虽然受创，由于他在外线作战，兵粮随时得以补充，仍然坚持围城。

一天夜间，张巡在城中鸣鼓。叛军听到城里鼓角之声，彻夜警备无法休息。天亮以后，张巡又把守军隐蔽起来，叛军不见城内有兵，便解甲休息。这时，张巡、许远、南霁云等十余名将领，各率五十骑，开城出击，杀叛军5000余人。

张巡打算射死尹子奇，只是找不到他，便削嵩为镞，射进叛军营内。叛军误认为唐军的箭支消耗已尽。尹子奇亲自出马督战。大将南霁云一箭射中了尹子奇的左眼，尹子奇疼痛难忍，伏鞍而逃。

七月，尹子奇又纠集几万叛军进攻睢阳，想报仇雪恨。当时城里粮食十分缺乏，将士每天只能吃一合米，杂以树皮茶纸充饥，士卒减员，只剩1600余人，其中有些还是伤员，张巡加固城防工事，固守待援。

叛军虽然用云梯钩车、木驴等进攻，都被破毁。尹子奇黔驴技穷，不得不停止进攻，在城外挖了三道壕，并设立木栅，准备长期围困睢阳。

到了十月，城内连鼠雀都吃尽了。张巡的妾愿杀身给将士果腹，张巡听其自尽。许远也杀了自己的奴婢给士卒充饥。

最后城内只剩400余人，饿病难支，睢阳终于陷落，张巡、许远慷慨就义。

睢阳战役前后延续十个月之久，以张巡、许远为首的唐军，仅仅以一万兵力，前后抵抗了二三十万叛军的反复围攻，大小战斗400多次，保卫了江淮财赋，赢得了时间，使唐军得以徐图反攻，对平定安史之乱做出了重大贡献。

张巡、许远、南霁云等是唐王朝的忠臣，也是忠于人民的英雄。睢阳人民设立了双忠庙，悼念睢阳战役中死难的烈士。

至德二年（757年），叛军内部发生大动乱。安庆绪因杀掉父亲安禄山，自己称帝，史思明不服，叛乱头子内部的明争暗斗，愈演愈烈。唐廷利用其矛盾，徐图反攻。

这年九月，郭子仪等率讨逆军在扶风等地集结，着手反攻。但是，唐肃宗缺乏依靠唐军取胜的信心，他派人勾结回纥怀仁可汗，对回纥说：“克城之日，土地士庶归唐，财帛子女皆归回纥。”这是多么卑鄙可耻的行径！

各路大军从四面八方集中长安以西，约十五六万，李嗣业为前军，郭子仪为中军，王思礼为后军。在香积寺北与叛军决战，叛军大败，死伤有六七万人。

当天深夜，叛军撤离长安。第二天，广平王率唐军进城，百姓扶老携幼夹道欢迎。

长安光复的消息传到凤翔府以后，唐肃宗非常高兴，文武百官前来祝贺。即日派宦官到成都，向太上皇报喜，敦请太上皇回銮。同时令广平王立即出关，收复东都洛阳。

这年十月，郭子仪引兵打出潼关，克服华阴（今陕西华阴）、弘农（今河南灵宝），迫使叛将张通儒退至陕郡。

安庆绪发洛阳叛军，令严庄统帅，支援张通儒，企图阻止唐军东下。郭子仪大军在新店（在今三门峡陕州区西）遇到叛军。郭子仪令回纥兵从山后绕到叛军侧面，自己麾军前进。

叛军依仗人多士众，从高处下来，猛扑唐军。唐军前队多人受伤，逐步后退。忽然听到山口鼓响，千百支箭同时射向叛军。叛军发现回纥兵，知道后路被抄，吓得纷纷溃逃。

叛将严庄、张通儒等，落荒东走。郭子仪克服了陕郡。叛将严庄逃到东都。安庆绪非常惊恐，仓惶聚集党羽，星夜逃奔安阳而去。

唐军收复了东都，回纥兵进城肆行抢掠，弄得百姓妻离子散，家尽财空，骚扰了两天两夜，回纥犹不满足。郭子仪请示广平王，召集东都父老，募集罗锦一万匹，酬谢回纥，方算罢休。

宝应元年(762)，唐肃宗病重，宫内斗争非常激烈。大宦官李辅国，勾结程元振，逼死唐肃宗，杀了张皇后和越王系，拥立李豫为帝，即唐代宗。李辅国自命定策功臣，从此朝廷大权，尽入李辅国之手。

宝应元年(762)十月，以雍王李适为兵马大元帅，与仆固怀恩、郭英人等，会同回纥兵进行总反攻。各路大军云集东都以北，当时叛军十余万。仆固怀恩派骁骑与回纥兵绕道南山，和另路大军协同作战，在昭觉寺、石榴园一带，消灭叛军六万余人，俘虏两万余，最后史朝义只领数百轻骑东奔郑州。

仆固怀恩收复东都，令其子仆固瑒率步骑万余人追击史朝义。

这时东都唐军不多，回纥进城后肆意杀掠，纵火十余日，这是东都人民八年来又一次被大劫。

宝应元年(762)十一月，由于形势所迫，叛将纷纷投降，黄河以北各地光复。广德元年(763)正月，范阳叛将李怀仙归降，唐政府派李抱忠接管范阳。

史朝义想北投契丹，被李怀仙追击，他走投无路，缢死在森林里。历时八年的安史叛乱，就此结束。

03、安史之乱的影响

安史之乱对唐朝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首先，安史之乱破坏了北方经济。

叛军的烧杀掠夺是北方经济破坏的主要原因。

另一方面，回纥助唐平乱，进入洛阳后，“肆行杀掠，死者万计，火累旬不灭。”

唐军也不例外，“朔方、神策军亦以东京、郑、汴、汝州皆为贼境，所过掳掠，三月乃已。比屋荡尽，士民皆衣纸”。乾元元年，九节度使在邺城溃败时，“士卒所过剽掠，吏不能止，旬日方定。”

在这样情况下，历史上经济文化最发达的黄河流域几年间变得凋敝不堪，满目荒凉。最具体的表现是人口锐减。安史之乱前天宝十四载，全国户数为8 914709，口数为52919309。大乱以后只剩下1933134户，6990386口。此后虽有增加，但最多也来达到战前户口的一半。

从此可以看出，安史之乱对唐代户口影响之大，其中受破坏最大的主要是经济发达的黄河流域，具体是以下四个地区：即以洛阳为中心的汴、郑等地区、河北地区、长安周围各地和汴河沿岸。

如果从唐代行政区来看，受战乱破坏最重的是河北道、关内道，其次是河南道、淮南道。

由于生产力的破坏，物资缺乏，物价高涨，斗米少则千钱，多者七千钱，比开元年间上涨300余倍。绢价涨到四千钱以上，比开元时提高20余倍。这就迫使人民背井离乡，在死亡线上挣扎。

其次，安史之乱以后，出现了藩镇割据的局面。广德元年 (763)，史朝义兵败自杀，其部将纷纷投降。在这样大好形势下，唐军本应彻底消灭叛军残部。但当时讨伐军的统帅仆固怀恩，“恐贼平宠衰，故奏留（薛）嵩等及李宝臣分帅河北，自为党援，朝廷亦厌苦兵革，苟冀无事，因而授之”。

从此以后，河朔地区基本由安史降将占据。唐军在平叛过程中，一些将领的权力扩大，也独霸一方，不服朝廷。

第三，安史乱后，边防空虚，唐廷的统治区缩小，少数民族奴隶主经常侵犯内陆。天宝十四载以后，由于边防军主力到中原平定叛乱，留在边区者，多属老弱残兵，边防空虚。

另一方面，在平叛过程中，边防军也损失惨重。如朔方军在中原作战，“东西南北，曾无宁岁，中年以仆固之役，又经耗散，人亡三分之二，比于天宝中有十分之一”。

边防军的消耗，更进一步削弱了唐廷边防力量。代宗时，郭子仪指出：“今吐蕃充斥，势强十倍，兼河、陇之地，杂羌、浑之众，每岁来窥近郊。以朔方减十倍之军，当吐蕃加十倍之骑，欲求制胜，岂易为力！入近内陆，称四节度。每将盈万，每贼兼乘数四。臣所统将七，不当贼四分之一，所有征马，不当贼百分之二，诚合固守，不宜与战。”

当唐朝边防力量日益破坏的情况之下，周围少数民族奴隶主，纷纷侵占边区。至德元载(756)十二月，吐蕃进犯威戎、神威军，强占石堡、百谷、雕窠三城。宝应元年(762)，吐蕃又占秦、渭、洮、临等州。第二年，吐蕃侵入大震关（今陕西陇县西），攻陷兰、廓、河、鄯、成等州。至此，“西北数十州相继陷没， 自凤翔以西，邠州以北，皆为左袵矣"。后来长安经常受到侵扰。

吐蕃虽然占领河西陇右，并不满足，后又向西侵犯，大举进攻北庭、安西，虽有军民的反抗，到德宗贞元六年(790)，安西、北庭两都护府，终于失守。

在剑南道，有吐蕃和南诏先后的侵犯。至德元载(756)，南诏攻陷了清溪关（今四川犍为附近）。大历十四年(779)，南诏又同吐蕃合谋，进攻茂州（今四川茂县），直达灌口（今四川灌县）。到唐文宗时期，南诏甚至侵入成都，“掠子女、百工数万人及珍宝而去”。

第四，北方人口的南移。安史之乱爆发以后，北方部分人口南迁，迁移的地点最多是长江中下游。

在南迁的人当中，只有一部分是地主官僚，多数是劳动人民， 他们对江南进一步开发起了一定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