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统头目约见地下党：毛人凤任命我为北平站长，您看我是否到任？

1948年12月的一天，北平中共地下党员王甦收到上级的通知：“军统”北平站少将站长徐宗尧，希望和地下党建立联系，上级决定派王甦和徐宗尧见面，摸一摸对方的情况。

1948年底的北平，城外是兵临城下的几十万解放军，城内大大小小的国民党头目，最着急的事是给自己“找出路”。北平地下党的一个主要任务，就是分化、瓦解敌人，为解放北平创造有利条件。因此，当他们收到国民党“华北剿总”中将池峰城传来的消息，说军统站长在找地下党时，初步判定这位站长八成是有意投诚。

北平地下党委认为，如果能争取到“军统”高级头目徐宗尧投诚，对北平解放是极为有利的。由军统演变而来的“保密局”，不光是搜捕地下党的急先锋，也是蒋介石监视“非嫡系”高官的特务机构，连傅作义对他们都忌惮三分。

池峰城

1948年12月18日，化名“王博生”的王甦按照事先约定，准时来到位于北长街81号的池峰城家里。池峰城亲自给他开门，把他让到自己那间阔气的客厅中。池峰城40多岁，身材中等偏矮，他曾是西北军冯玉祥的部下，在抗战初期当过国民党第三十军军长，打过台儿庄战役，在国共两党中都有一点名气。

徐宗尧找到池峰城牵线，是因为他二人曾有过一段旧交情。1945年底，池峰城担任河北保定警备司令时，徐宗尧是保定警察局局长，两人共事过一段时间，彼此相熟。

王甦进客厅落座后，池峰城简单向他介绍了一下徐宗尧的情况。原来，就在解放军包围北平的危急时刻，“军统”头子毛人凤把自己的亲信、现任“军统北平站”站长的王蒲臣调走，派徐宗尧接任站长，摆明了是要让徐宗尧来当军统的“替死鬼”。为此，早就对军统心有不满的徐宗尧心中更加愤恨，他决定向共产党投诚。

介绍完情况，池峰城问王甦：“你愿意见见他吗？”王甦回答：“可以。”于是池峰城走出客厅，不大一会儿就把徐宗尧带了进来，然后自己知趣地退了出去，留下王甦和徐宗尧两人单独会谈。

貌合神离的蒋介石和傅作义

就这样，有趣的一幕发生了。在国民党中将的客厅里，军统特务头子向共产党请教起了“职场经”。

徐宗尧对王甦说：“毛人凤让我接任北平站站长，您看我到任不到任？”

王甦对徐宗尧说：“你愿意弃暗投明，我们是欢迎的。既然你已决定投诚，当然可以到任。不过，你要把情况不断向我们汇报，争取主动。你的生命财产，我们可以负责保证安全。”

徐宗尧又说：“我其实更想直接去解放区。”

王甦说：“这个我要请示上级。不过，按我个人的意见，如果你想立功，最好的地方还是在北平。”

会谈当晚，王甦就把和徐宗尧见面的情况以及徐宗尧希望去解放区的想法，向上级做了汇报。第二天，城工部的刘仁同志通过地下电台发来指示：继续和徐宗尧保持联系，命令徐做好三件事：一、保护档案；二、保护政治犯；三、留在北平当站长。

“城工部”部长 刘仁

收到指示的当天，王甦马上又和徐宗尧见了一次面，把上级的指示做了转达，并叮嘱徐宗尧这三件事一定要努力做好。

徐宗尧看到共产党接受了自己的投诚，心情也很好。他对王甦说，自己早就向往共产党和解放区，这次承蒙允许投诚，粉身碎骨也在所不辞。

此之后一个多月，徐宗尧果然如约履行了自己的承诺。

当时，毛人凤给徐宗尧的指示是：在城内秘密布置潜伏小组、秘密电台和暗杀破坏小组，做好长期隐蔽的准备。解放军进城后，随时准备进行各种破坏。

但徐宗尧按照地下党的要求，不但保护了档案，同时也保护了关押在监狱内的一百多位中共党员，使他们免遭屠杀。投诚后，他始终和王甦保持着密切联系，基本上完成了党命令他做的三件事，而且他还及时把军统北平站内的各种情报都积极汇报上来。

王甦和徐宗尧的最后一次见面，是1949年1月30日晚上，也就是北平和平解放的前一天。

这天夜里，夜黑风紧，北平即将解放的消息早已传开。在东四弓弦胡同4号军统北平站的机关院内，特务们早已做鸟兽散，大院里空无一人。当晚，徐宗尧把王甦约到这里，打算向他转交一批特务枪械和通讯器材。

军统北平站成立于1946年，等军统局改为“保密局”后，“军统华北办事处”改组为“北平站”，办公地点原在板厂胡同，后来搬到东城区弓弦胡同这个由几个四合院组成的大院里。

解放前的北平

北平站历任站长都是军统骨干，先后由马汉三、黄天迈、文强、乔家才、王蒲臣等人担任。站长为保密，大多住在其他地址，一般特务并不知道站长家的具体位置。

按保密局成立时的核定编制，外勤站编制为三种，北平、上海、南京等为甲种站，配备160人。除站长、副站长外，还有书记、助理书记、司书、情报编审、译电员、人事、总务、会计、交通、学运指导员、工运指导员、情报员等职位。

此外，甲种站还配有局电讯处下属的电讯支台，直接与保密局总台联系，不受站长领导。三个甲种站里，北平站历来很受戴笠、毛人凤的重视。

这晚，徐宗尧和王甦见面后，徐宗尧就带着王甦来到后院的一个地窖，从这里搬出特务隐藏的一批枪支弹药和电讯器材，然后装上汽车，运到早已投诚解放军的国民党少将赵龙韬家中。

特务配枪不同于士兵，他们大多以手枪为主，同时需要更多的通讯器材，因此地下党这次收缴的装备，也以手枪和电台为主。

王甦多年后回忆：

我记得这批东西中，有美制全新左轮手枪5箱，每箱12支；美制新式收发报机4部，零散的杂牌手枪半麻袋，子弹若干。

北平解放之后，市委行政处的几个同志，开一辆汽车到赵龙韬家里，把这批武器和通讯器材全部运走，这是徐宗尧在解放军进城前，为我党做的最后一件工作。

北平和平解放后，徐宗尧向北平市公安局交出了保密局北平站名册、档案、钥匙和他知道的所有的特务名单。他还配合公安部门，逮捕了前保密局北平站站长王蒲臣布置的一批潜伏特务。正是因为有了徐宗尧的情报，保密局隐藏在北平的特务组织，才能被基本摧毁。据统计，徐宗尧一共交出25本密码、8部秘密电台和66支手枪。

1949年2月，徐宗尧率原保密局特工到北平市公安局二处报到，接受特训教育。王甦在回忆录中这样评价徐的历史功绩：

解放以后，北京市公安部门能比较顺利地在城内进行反特斗争，这其中徐宗尧是有功劳的。

地下党员王甦和徐宗尧的配合，在北平和平解放后告一段落。解放军一进城，“城工部”领导刘仁就找到王甦，要他把徐宗尧的关系全部转给北京市公安局。为此，刘仁还专门给北京市公安局局长谭政文写了一封关于徐宗尧情况的信，让王甦交给谭政文。

当王甦来到北京市公安局转交文件时，等了很久都没见到公务繁忙的谭政文，后来是谭的秘书会见了王甦，并收取了刘仁的亲笔信。

谭政文

不过，这封重要的证明文件，后来却不慎遗失，以至徐宗尧投诚立功的情况不被了解，还差点被判处死刑。

王甦在回忆录中这样记述：

后来我听说，徐宗尧一直在找“王博生”（王甦的化名）代表，但此时，由于徐的关系已经转到北京市公安局，我已不便继续插手，因此并未能和他见面。

但我先后几次，为徐宗尧写了投诚和为我党工作的证明材料。

1949年后，徐宗尧开始接受学习改造，直到1962年终于回归社会。此后他历任北京市第三至六届政协委员，还在1979年撰写了《组织军统北平站和平起义的前前后后》一书。

1990年徐宗尧因病逝世，终年85岁。（全文完）

参考资料：《1949，北平隐秘战线的暗战》《敌穴战斗的风风雨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