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 唐诗解读——杜甫之《天末怀李白》

凉风起天末，君子意如何。

鸿雁几时到，江湖秋水多。

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

应共冤魂语，投诗赠汩罗。

注：

天末：天的尽头。当时杜甫在秦州，地处边塞，故诗人有天末之喻。其实也是语意双关，亦可指李白流放的地方夜郞。

“文章”句：文才与命运似乎从来势不两立，一个人的文章好，命运就不太好。

魑魅：传说中山精水怪，它喜欢有人经过，以便吞食，在这里比喻奸邪小人。

冤魂：指屈原。

汨罗：既俗称汨罗江。汨水东出豫章，艾县恒山，西经罗县之北，谓之罗水，又西为屈潭，屈原怀沙自沉于此。

解读：

这首诗与《梦李白二首》一样，都是诗人在好友流放夜郞之后久不得音讯而作，诗以寄托对好友的怀念之情，对其不幸遭遇的慨叹带入了自己的人生感受和体悟。

首联以秋景起兴，在视觉感官和心理感知给人强烈印象，凉风乍起，山川萧条，加之身处天末，诗人不由得想到了和自己一样，也身处天末的好友李白，由此情感共鸣愈加强烈。此时杜甫远在秦州，未知好友遇赦消息，加上秋风四起，草木萧疏，人们都有了悲凉之感，不知远隔千里好友现在状况如何，于是有了“君子意如何”，于平淡之中，不经意的问候之中，传达出诗人关爱之情。

接下来的颔联，紧承上联一问，将诗人长期郁积的情况加以释放，进一步抒发对友人思念。“鸿雁”比喻音信，“几时到”三字是诗人暗自盘问，与前文“君子意如何”相绾合，极传神表现出诗人急切想知道好友消息的心情，然而现实却每每不遂人愿，越是想得到消息，越是没有消息，于是诗人忧思随时间推移越来越深，免不了胡思乱想，是不是“江湖秋水多”呀，毕竟江湖险恶，风波阻拦，倘若好友遭遇什么不测……这一连患的揣测之词，是人之常用情，如此集中展现在诗人笔下，令人读后不免生出惆怅之感。

颈联对友人的深切怀念转而对其身世的同情，意思是说诗能穷人，李白因才高而遭困厄，仿佛就像文章飞来人的命运亨通一样。其实这里“文章憎命达”道出了中国文学史一个极普遍性的现象，遂成千古名句。早在西汉时期，司马迁就提出过“发愤著书”这一命题，后逐渐“蚌病成珠”“楩楠成瘤”“蚌蛤衔珠”等形象的说法，至欧阳修更是提出“诗穷而后工”，对于这些认识，我们不难发现，大凡在文学艺术上有突出成就的人，多半在现实中经历重重挫折和困顿，因而他们对社会、人生有着深刻的体悟和认识，作品之中也就有了更多的感喟、更丰富的人生意蕴、更深刻的哲学思考。李白如此，杜甫如此，在他们之前的屈原、陶渊明，在他们之后苏轼、吴敬梓、曹雪芹竺，都是如此，当然我们还是希望文学家在生活中能够过得好一些。

尾联诗人将李白的人生遭际与历史上屈原相比较，这是抒发人生冤屈的契合处和切入点，诗人想到他们二人的经历，遥想李白肯定会将自己同屈原一样的冤魂之语，写成诗名，向死去千年的屈原倾诉，“应共”二字，耐人寻味，按理应如此，但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委婉地写出了诗人内心的怨愤之意。最后一句“投诗赠汨罗”，清代著名学者黄生曾有过精彩的分析，“不曰吊而曰赠，说得冤魂活现”，我们读后，不免为诗人精巧的诗情而击叹，所赠的对象不是朋友，而是汨罗，这其中蕴含了多少言外之意值得我们回味。

杜甫（712—770），字子美，排行二，河南巩县人。其十三世祖杜预，乃京兆杜陵人，故杜甫自称“杜陵布衣”，即指其郡望。十世祖杜逊，东晋时南迁襄阳，故或称襄阳杜甫，乃指其祖籍。杜甫一度曾居长安城南少陵附近，故又自称“少陵野老”，世称“杜少陵”。其祖父杜审言，武后时膳部员外郞，于初唐五言律诗之形成起过积极作用。其父杜闲，曾任兖州司马，奉天县令。

杜甫七岁开始学诗，十四时其诗文便引起洛阳名士之重视，被誉为“似班扬”。青年时代正值唐玄宗开元全盛时期，经过前后三次、历时十年之漫游生活。开元二十三年，公元735年，举进士，不第。天宝六载，公元747年，玄宗“诏天下，有一艺，诣毂下”，由于中书令以“野无遗贤”而无人一人中举，杜甫应是届制举，又落第。天宝十年，唐玄宗祭祀老子、太庙和天地，杜甫献《三大礼赋》，得玄宗赞赏，命待制集贤院，而终无结果。十四载，方任右卫率府胄曹参军。同年十一月，杜甫回家省亲，安史之乱爆发，次年六月，玄宗西逃入蜀，长安陷落，杜甫亦陷其中。八月，肃宗李亨在灵武即位，改元至德。至德二载，公元757年四月，杜甫奔赴行在凤翔，授左拾遗，故杜甫又称杜拾遗。乾元元年（公元758年）五月，杜甫出任华州司功。次年秋，弃官司西去秦州（今甘肃天水）、同谷（今甘肃成县），决计入蜀。从肃宗上元元年（公元760年）至代宗大历五年（公元770年）十一年的时间，用杜甫的话是“漂泊西南天地间”。上元元年春天，他在成都西浣花溪畔筑草堂，与成都故人尹平武时有诗歌唱和。代宗宝应元年（公元762年），因避徐知道之乱，流亡梓州（今四川三台）和阆州（今四川阆中）。广德二年（公元764年）重返成都，入严武幕，任节度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郞，故世称“杜工部”。永泰元年（公元765年）四月，严武去世，杜甫携家离开成都，途经渝州、忠州至云安，于次年（大历元年，公元766年）至夔州，居未满两年，作诗430余首，也是他一生中创作最为丰收和旺盛的时期。大历三年正月起程出三峡，辗转江、湘之间，大历四年，杜甫居无定所，往来岳阳、长沙、衡州、耒阳之间，大历五年冬，在长沙去往岳阳一条小船上，一代诗人杜甫病死。

杜甫生平新旧《唐书》皆有传，现存诗歌1440余首，《全唐诗》编为19卷。

明人对杜甫的诗歌评价极高，誉为“诗圣”。且杜甫的诗歌在思想艺术上集中反映了盛唐向中唐过渡时期的社会现实，其忧世悯人的深情和高度的社会责任感足为后世楷模，故杜诗一直以来有“诗史”之称，所谓“少陵为诗，不啻少陵自为年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