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深圳旧天堂书店“海峡两岸诗人对话活动”中的发言
刚才听了杨小滨和郑愁予老师介绍台湾诗的发展情况，觉得很生动，也更多地增加了了解。实际上，中国的现代诗，或者说大陆的现代诗，是在整个国家为了改变“积弱”现状而追求“现代性”的大前提下展开的。刚才郑愁予老师提到的上个世纪前半叶的诗社团，譬如现代社，还有创造社和其他的一些诗社团，他们中的所有诗人，曾经为中国现代诗的变革付出了很大的辛劳，也创造了不少的成果。
记得很早我就看过这方面的资料，像二、三十年代郭沫若、徐志摩、施蜇存等人搞的《新月》、《创造》、《现代》等刊物，为推广现代诗做了大量工作。而且当时那些杂志上发表的，不仅是他们自己的创作，同时代的西方诗的介绍也是非常及时的，甚至与西方诗的创作是同步的，像艾略特的《荒原》在西方刚发表出来，就有人翻译了一些片段，并做出详细的介绍发表在报刊上。还有当时非常活跃的意大利诗人邓遮南的诗，也曾翻译过不少，这位诗人由于后来成为拥护墨索里尼的法西斯分子，到现在国内对他的介绍也不多。
总之，那时对外国诗信息的接收、与西方的交流非常畅通。譬如徐志摩就接待过长期住在伦敦，用英语写诗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者印度诗人泰戈尔来中国访问。英国诗人奥登还在抗战时到中国呆过半年，与不少中国诗人有过接触。甚至在英国现代主义诗运动中做出过重要贡献，被称为“新批评”主将，写出《论诗歌的七种歧义》的诗人、理论家威廉·燕卜荪还到中国的北京大学和西南联大任教，教授英美当代诗，并影响了被称为“九叶诗派”的一批诗人，像现在在中国现代诗史上享有盛名的，如曹辛之、辛笛、陈敬容、郑敏、唐祈、唐湜、杜运燮、穆旦和袁可嘉等，曾经都是他的学生或听过他讲授现代主义诗的课。
但这种情况到1949年就中断了。为什么会中断？原因我想大家应该都知道，是因为发生了巨大的变动，一个新的政权统治了这个国家。也就是说，中国现代诗由于1949年的国家制度更变，由于新的统治集团对文学提出了必须服从国家意识形态、思想改造等方面的要求，这样一来，符合文学内部规律的写作，文学之所以是文学的存在条件被改变了。加之国家当权者在创作上强调文学必须为政党的宣传，为国家的政策服务，情况就此变得非常不正常，其发展被强制性的推向了没有文学创作自由的方向，或者说走向了一条非诗化的道路。
这一切使得很长一个时期中国大陆只能看到以诗的名义出现的宣传品，而看不到真正有价值的诗出现。也就是说，这样的情况使得中国现代诗的发展在大陆出现过一次中断。这种中断一直要到70年代后期或80年代才重新被接续，或者说重新开始。所以严格地讲我们现在说到的大陆新时期的现代诗写作是当整个国家重新走上一条不那么自我封闭的道路，和外界的交流重新开始，变得畅通后，整体状况才有所改观的。我们这一代诗人便是在对外界，尤其是二十世纪的文化变革有所了解后，才又开始将诗写作向着符合文学存在的正常状况的方向推动。
因此，中国现代诗创作，严格说来是在我这一代诗人面对自身所处的文化环境时重新做出的选择。而这种重新开始并非一马平川地，没有障碍地进行，而是有其特殊性的。它是在与具体的非文学势力，以及文学的保守力量的对抗中展开的，大家只要查一下，就会找到报刊上八十年代关于写什么样的诗所发生的论争，这种争论使得一些年青诗人受到批判。
由于一开始它的出发点、推动力已经和外部世界产生了一种意识上、认识上、方法上的差异，有非常不同的起始原因，因此得到的样态也不一样。
今天回头看，我觉得人们可以发现，当1980年代我们这一代诗人开始诗创作，受到一些新的东西刺激，接受什么不接受什么，实际上是在两种力量的不断对抗中进行的，因而它的选择和回避非常复杂，有着绝对独特的样态。像我们对于台湾诗的认识，如郑愁予老师他们那一拨诗人当时被介绍过来，我们虽然看到了同样是一群使用汉语的诗人（他们在60年代所做的那些工作尽管重要），他们对于现代诗提出的一些原则，一些写作的律条，给我们特别新鲜的感觉，但当我们用它们来进行比照并重新看待自己写作的时候，却更多地只是将之当作一种可以参考的座标式的东西，实际的写作中并没有对我们产生实质性的影响。
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关键的原因我想大家应该一看就明白，我们与他们是在不同的社会背景下写作，我们所面临的问题与他们不一样。就像人们现在把台湾看作是一个民主社会，而我们这里虽然也在强调自由经济，但其国家形式仍然没有改变极权主义的性质一样。
所以，如果要说到影响，我认为对我这一代诗人而言，接受的更多地是比台湾诗更具有经典性，更为复杂的反映了诗的内在精神的西方诗的影响，它是由波德莱尔以降的西方现代主义诗，比如说来自象征主义，后象征主义，达达主义、超现实主义，包括各种国别的现代主义，像意大利的隐匿派，德国的表现主义，苏联的阿克梅主义给予的。
我觉得可以这样说，西方现代主义诗全方位的涌入，让我们看到了一些更深入的，由文明的“现代性”带来的文学生成原则，这些原则中的一些东西，让我们看到了对于文学而言，蕴含的“普世价值”可以被我们拿来指导自己的写作，从而激活了中国当代诗在大陆具有加速度意味的变革。
因此，如果说我们和台湾诗的发展有什么共通的地方，那就是在文明进程对“现代性”的一致诉求下，走上了诗必须变革才有活力，其存在的文化意义才具有合理性这样一条唯一的路。
但它们的确是非常不同的路。这也产生了现在大家看到的与台湾诗完全不同的写作成果。比如说1980年代中国当代诗产生了很多观点，有在东方主义的认识论中要保持文化传统的，也有彻底反对文化，要打碎文化的，还有要追求文学的工具理性的。而到了1990年代，由于现实生活带来的变化，重新注重个人生存的现实经验，写作与现实人生状况相关的诗，又被当作重要的写作原则提了出来。
这些不同的关于诗写作的原则为什么会出现，为什么它们会成为在一种共同社会文化背景下的不同的个人诉求，都是紧紧围绕着具体的现实处境展开的。这里面有一个非常大的东西左右着我们必然写出与其他地方的诗人完全不一样的作品，譬如与台湾诗人完全不一样的东西。
为什么会这样，说到底就是因为背景的不同而带来的认识论意义上的结论的不同。比如说大陆这几十年是一个红色中国，是一党专政下对于国家形势、国家思想有严密控制要求的这样一个文化背景。因此，中国当代诗人在审视自己的处境时，这样的东西必然会在他的创作、思考中产生作用。使他在思考自己写作的时候自然不自然会考虑怎样处理与它们的关系。
因此，哪怕有来自西方现代主义诗的影响，但真正地说起来，内在的影响中国诗人写作的，我个人认为，更多地还是1980年代国家的变革，以及到了1992年以后经济商业主义的盛行，是这样的东西使大陆的诗人不断重新审视自己的写作，要干什么，要解决什么问题，并由此生产出了一种与不在这种背景下用华语写作的诗人不一样的作品。
说得具体一点就是，很长一段时间，甚至在整个90年代，对于经验的强调，对于叙事性的强调为什么会成为支配中国诗人的主要思潮，不是因为别的原因，是来自我们这样的社会现实对诗人思考的左右，是这种综合作用使我们产生出来非常有现实针对性，希望解决问题的写作愿望。它们的确在一个时期内左右了中国当代诗人对自己创作的思考。当然，这些东西是必须要解决的，而且也会产生变化的。
还有就是到了2000年以后，刚才小滨提到过的，1999年在中国当代诗史上发生了一件可能以后会被文学史家花很大力气来关注和谈论的事件，就是当年4月份在北京平谷区的一家宾馆里面召开的一个中国当代诗理论研讨会，在这个会议上，在诗界更广泛的关注文学的、关注诗的人眼里被统称为中国先锋诗人的一群人分成了两拨，最后爆发了大规模的被称之为“盘峰论战”的论争，有一派人被称之为“知识分子写作”，另外一批人自称为“民间写作”。这个论战里面当然有因为人际关系产生出的相互斗气的东西，甚至有时候也有一些对人的诋毁，但是它的确促使了中国当代诗人在进入2000年以后再一次思考文学写作中一些被忽略了的问题。
所以从2000年到今天，不少中国当代诗人在思考很多问题时，又有了与此前不一样的认识。他们开始对包括文体本身的问题，以及对中国历史上长期以来在谈论文学到底要干什么的问题时，有了新的发现。譬如关于“以文为文”，还是“以道为文”等等历史上被人反复谈论的问题被再一次谈论，而且这种重新谈论被不同的诗人站在不同的认识、不同的立场上，有选择性的进行了各自方向不同的理论探究，从而也形成了中国当代诗到现在为止的复杂、混乱，同时也是繁荣的局面。
的确，虽然有人说1980年代是中国现代诗的黄金时代，但是我一点也不觉得现在的情况比那时差。现在中国诗所呈现出来的复杂、混乱的局面，是一种来自于内部的驱动力所促成的，有一种让人看了感到欣喜的复杂性在里面。这种复杂性尽管有其让人看了头痛的一面，但我觉得是很有意思的。毫无疑问的是，这里面有一代诗人年龄的增长带来的对诗认识的成熟，写作经验的丰富。
所以，这两天和郑愁予老师、小滨和蒋浩在聊天时我常常想，虽然我们都是汉语诗人，但有时候我甚至会产生一个台湾诗人的汉语真的和大陆诗人的汉语是一样的吗？这样的疑虑。譬如说，我们和他们对于一个词的理解真的能够一致吗？我觉得虽然表面上是一致的，但很可能并非一致。
所以说到这一点，我认为这是非常复杂的问题，需要对之有更深入的认识。比如说关于对“革命”这个词的理解。大家应该都知道，“革命”这个词产生的很早，在商汤时代就出现了，我们民族最古老的经典里面就提到过这个词，但今天它的内涵已经发生了变化和扩展。譬如一个大陆诗人触及到“革命”这个词的时候，在他的潜意识里面会泛起什么样的东西，它与一个台湾诗人潜意识里被逼出来的东西真的是一致的吗？很可能并不一致。这样一想，让人感到很有意思，也会发现一些有趣的东西。
这让我有时甚至会想：就汉语而言，我的汉语和别人的汉语真的是同一个汉语吗？有了这样的思考，我们将发现这些问题其实会逼迫着中国当代诗人按照自己的理解来选择自己的写作；这种写作可能会被另外的人认为是一塌糊涂的，或者是低级的，再或者是故弄玄虚的等等。但这是由我们自身的时代，自身的处境，我们的历史文化，我们自身的文学修养，甚至我们阅读的什么书，我们感兴趣的其他诗人，这一切因素所促成的，它会给一个人的写作带来特殊的面貌。
说到这里，我觉得有一个问题已经很能够说明问题，那就是为什么不少中国当代诗人对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以后的东欧诗人所表现出来的兴趣比对西欧的诗人更大？而且这种兴趣的着眼点落实到一些具体的诗人，譬如米沃什，布罗茨基，中国当代诗人对他们的评价很高，而西方的评价就没有中国诗人评价那么高。过去，我和朋友们聊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也在想，为什么会这样？后来我有一个解释。像东欧的一些诗人，米沃什，布罗斯基等等一代诗人，他们曾经在集权背景下所遭遇的那些经历，我们中国的诗人今天仍然在面对。所以阅读他们由这些经历带出来的诗，会让我们体会到一种感同身受的东西，从而让我们忽略掉他们诗意上的不足，或者某种意义上他们对一些问题处理时的偏执与我们今天所执有的偏执很相像。甚至恰恰是这种偏执打动了我们。
这让人不能不感到，有时候文学这个东西真的是没有一个定评，文学史中经常出现这样的情况，有的诗人，一些人说他伟大，另一些人则说他是一团狗屎。有一些文学运动，站在这样的立场上人们会觉得它毫无价值，站在另一种立场上又觉得它充满了变革的活力，等等。我觉得，确实可能我们与台湾诗人在路径上的不一致还会持续相当长的一个阶段。这种不一样甚至不是我们想要解决就能够解决掉的，它有与我们所处环境内在的联系。
比如说，刚才杨小滨说到了台湾比郑老师更年青一代的诗人唐捐，陈克华，还有其他的一些，其中有几位我也见过，一起吃过饭，并有所交流。我对他们的创作亦能表示相当的敬意。但是我发现回过头，很多大陆诗人在欣赏他们的同时永远不可能像他们那样去写作。譬如陈克华，他对于语言本身那种理解，他要打碎语言，重组结构的努力，他写作的背景，甚至他写作的题材，他关心的问题，的确是与我们非常不一样的。我们也在说重新发现语言的可能性，要再造汉语，要把汉语的诗意推向一个更广阔，更饱满的前景中去。但是我们努力的最后结果和他努力的结果有时候真的是挂不上钩，总是给人一种岔开了走路，以后会越走离得越开，甚至南辕北辙的感觉。
就我自己而言，对于这种现象抱着这样一种态度：我可以很坦然的承认这种差异的存在。而且我觉得有这种差异存在很好。台湾诗人在关心他们认为汉语的最重要的问题，而我们也在关心我们觉得很重要的问题，他们在追求他们理解到的汉语的可能性，我们也在寻找我们理解的汉语的可能性。这样非常好，能够使各自的写作呈现出很不一样的样态。
在这种情况下，有一点我觉得大家都可以感到欣慰，因为我们真的都是在使用我们的祖先发明的文字，这是一种文化上的根脉性的东西。只是现在我们的理解上可能有不一样的东西出现了。但相比古老的文化传统，我觉得这种东西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都在努力想为我们共同使用的语言保持住一种伟大的品质，那就是在改变我们对世界的认识时使其具有伟大的力量。有了这样的前提存在，它带来的结果肯定是我们使用的文字的活力不会消失，并仍然会给这个世界贡献出伟大的精神产品。而不同，带来的是它的丰富性。我们都知道，对于今天的中国文化来说，寻求更加丰富的成果，不仅仅是使自身存在的必要性被确定下来，还在于它会让人们看到我们与世界的关系处在一种什么样的构架中。
说到这里，我刚才突然想起还有一点。实际上，比如说像郑愁予老师那一代人，包括纪弦、杨牧、洛夫、罗门，以及其他很多人，他们是在大陆接受的基础教育，所以他们的写作我有时候会想到，其实也不能严格的说是台湾现代诗。比如说纪弦当年是戴望舒，是施哲存的小兄弟，跟着他们一起混的，跟着他们一起玩的。所以说他即使到了台湾，他办现代社的时候仍然是在坚守、巩固和发展他在大陆受到的诗熏陶所倡导的那些关于中国现代诗的一些原则、一些东西。
这一点不能不让人认为，他们这一代诗人在大陆受到现代诗的启蒙教育，大多数后来又到了西方，在西方再次接受教育，甚至在西方的大学任教。为什么最后仍然把他们归名于台湾诗人呢？说实话，这种情况与刚才杨小滨讲话中提到的后面的台湾诗人的情况肯定是不一样的。所以说要如何定位，给予他们在台湾诗中的更恰当的位置，我现在还没想清楚。但是，我觉得需要更精确的来看待他们这一代的诗人，同时找到为什么他们在大陆上找到了更多的共鸣，更亲切一些的回应的原因？我觉得这的确不是没有原因的。不过即便如此，这些基本上仍然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我们大家已经看到了，郑愁予老师和他同代的其他台湾诗人的一些作品已经成为了现代汉语诗正在进入经典化过程中的作品，以后也许能够成为像唐诗三百首这样的对后世产生影响的东西。也就是说，他们是无可争辩的汉语诗人。这一点应该是可以肯定的。
至于说当代中国大陆的诗人，在另一种意识形态环境中写作，好像有共性，但实际上作为个体的诗人每一位其实都很复杂，表面上看好像是在一个总体的现代国家的历史进程中，但如果仔细分辨，我们会发现，在这个进程当中，会产生每一个个体诗人好像又疏离于这种进程的现象。用一个比喻来形容，这种情况有那么一点像草原上的马群被打乱了，各自奔逃向不同的方向；有一些在往回跑，有一些已经没影了，有一些跑了一下又拐了个弯，好像真的是自己在那里四散着乱跑。
所以说总结性的谈，比如说大陆诗现在有一个什么状况，我觉得很难开口。而且这种状况我觉得还会持续下去。比如说我们现在是在深圳，深圳已经是中国当代诗最活跃的地区了，但这里不同群体的诗，或者说不同写法，不同诗主张的诗小圈子或者个体诗人很多。要谈论他们还真是不好谈论。所以给你介绍这样一个形式，然后你可以回去自己考察一下。至于有什么一整套说法，也要由自己了解了才能得出结论。而说到现在中国当代诗受到什么东西的稳定影响，如果没有做这样的工作，这真的很不好说，也不可能说得清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