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治疗过敏，一位科技记者买了寄生虫
偶尔治愈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偶尔治愈（ID：to-cure-sometimes），作者：Cartoneros
莫伊塞斯·贝拉斯克斯·曼诺夫是一位美国科技记者，除此之外，他还有另外一个身份——严重的哮喘患者、芝麻、花生和鸡蛋过敏患者。更糟糕的是，他从 11 岁时开始有了第一块硬币大小的斑秃，医生认为没有大碍后的 5 年时间里，莫伊塞斯全部的头发都脱落掉了。
他试了一种堪称危险的治疗方案——前往墨西哥与美国的边境，找到一个寄生虫的贩卖者，花了 2300 美元，往自己身上放了 20 只美洲板口线虫，沾染了钩虫幼虫的绷带贴到皮肤上以后，“一分钟之内我就感觉到痒，以及一种类似灼烧的感觉”，然后这些寄生虫进入毛细血管，一路向下进入食道，最后到达繁衍的沃土——小肠。
他希望，寄生虫能够解决掉自己的问题。
之所以产生这样的治疗想法， 也是因为莫伊塞斯在拜访了大量在微生物、寄生虫等人类共生、寄生领域、公卫领域有所建树的专家，听到了太多有点“偏门”的、甚至是不符合现代医学研发药物和治疗规则的方案，在阅读了大量的学术内容之后，产生了亲身体验寄生虫治疗的想法，这一切都记录在他的《过敏大流行》中。
莫伊塞斯认为，我们的环境不是太脏，而是“过于干净”了，这或多或少造成了花粉、哮喘、甚至更多自身免疫性疾病和过敏的大流行。
当莫伊塞斯把这样的担心放在女儿的生活环境里，他担心的是——环境不是脏或干净，而是“没有以正确的方式脏”。
微生物与人类的长久共生
微生物，第一次被人类看到是在 1675 年，列文·虎克在显微镜下，盛放雨水的罐子里，发现了单细胞的微生物。
微生物包括细菌、病毒、真菌以及一些小型的原生生物、显微藻类等在内的一大类生物群体。
它们被人类辨认得如此之晚，但从存在年限上，比人类可早太多了 —— 早在第一个多细胞生物出现之前，微生物就至少已经在地球上生存了二十五亿年；当动物在五亿四千万年前的寒武纪生命大爆发出现时，微生物已经在地球上繁衍了三十五亿年。
也就是从动物生命爆发那时起，这两种生物就进化出了共同协作、结成社群的手段，帮助彼此努力在地球上每个可能的生态位上开疆拓土。
斯坦福大学微生物学家贾斯汀·桑德堡（Justin Sonnenburg）说，人类“可以说是一个精心制作的容器，这个容器进化出了允许微生物在其中生存和繁衍的能力。”
微生物是十分重要的，这一说法并没有夸大事实，在人体内，细菌细胞的数量是人体细胞数量的十倍。
1000 种微生物栖息在人的肠道中，包括古生菌、病毒和酵母，它们的细胞数量总和达到了惊人的 100 万亿。而我们体内这些微生物的基因组中所含的信息比人类基因组中的信息要多上百倍。
从某种角度上看，人体其实是一个微生物的生态系统，包含着大量的共生、寄生物。人类有着长久共生的老朋友们。
莫伊塞斯在《过敏大流行》中认为，这个微妙的生态系统，可能已经随着外部世界急遽工业化，以及向消费社会奔驰的过程中，丧失长久以来保持的平衡。
城市的脏污被清洗一空
在工业化城市崛起的开端，人口急遽增加。相对应的，是还没有做好准备去消化聚集人口的公共设施，尤其是公卫设施，城市肮脏到令人发指的地步。
1858 年 7 月，后世称之为“伦敦大恶臭”的事件爆发。泰晤士河变得腐败不堪，在泰晤士河边重修的议会大楼因为味道令人难以忍受，甚至无法召开议会。
霍乱与瘟疫也在席卷。19 世纪初期，伦敦的人均寿命只有 36 岁，而重要的工业城市利物浦和曼彻斯特的人均寿命只有 26 岁。其中，极高的婴儿死亡率很大程度上拉低了统计数字。在当时的许多城镇里，近一半的儿童在五岁之前就会死于伤寒、痢疾以及霍乱。
和工业化共同起步的，是对健康的生产力的需求，也是公共卫生的起飞期。一场卫生革命开始了。
长时间以来，人类都把微生物当作一种卫生、安全和病菌的威胁，唯恐避之而不及。
在那个时期，我们对微生物的了解还屈指可数的时候，微生物、寄生虫作为“脏污”的代指，人们希望能打包带盘一起把它们端走。
短时间内，城市里的脏污被清洗一空。
公共卫生的第一阶段的消杀发生地粗暴而迅猛。在每个环节的认真、工业性地消毒。在人的系统内部，则循环着抗生素的有力消杀。
在人类还没有搞清楚疾病的微生物理论之前，这些手段挽救了无数人的生命。
但实际上，人类与微生物也存在着一种非常明显的共同进化关系。与上千种潜在的共生物种相比较，我们每天和微生物的大部分互动，其实与疾病无关。
但多年来，我们日益重视手部和家庭卫生习惯，这同时屏蔽了致病病原体和有益生物体的接触。
当将它们清除一空后，人类才发现过于洁净，会产生一些后果——比如随着消费社会的到来，从没见过的怪病也开始出现——克罗恩病、多发性硬化症、1 型糖尿病、哮喘等等。
图源：JF Bach，NEJM，2000：347:911-920。
人类只能将之称为“文明病”—— 随着文明社会一起到来的副作用。
过于洁净的环境与严重的过敏
莫伊塞斯认为，“从 20 世纪 20 年代开始高速增长的消费社会，对清洁和纯净的迷恋几乎到了病态的地步，也极大限制了我们和微生物的接触。”
而过敏和其他一些自身免疫疾病，则渐渐站稳脚跟。
人类的免疫系统是一个击退病菌的屏障，但如果免疫系统把一些诸如尘螨、花粉、动物皮毛等无害的物质误认为是非法入侵，从而启动击退病菌的流程，就会产生一些过于强烈的、甚至是异常的免疫反应，过敏 —— 喷嚏、鼻涕、鼻痒、鼻塞、结膜充血、哮喘、身体发红、嘴唇发紫，甚至是休克。
人类免疫系统之所以会突然分辨不清，莫伊塞斯认为，这可能是因为在消费社会对清洁的过度迷恋之后，人类肠道里的寄生大军（微生物、寄生虫等）彻底离开了旧时的领域，甚至引发寄生大军的崩溃。
“这就是过去两个世纪以来发生的事情。”
许多人的免疫系统失控了。
我们可以谈谈在玻利维亚的亚马逊河丛林里生活的齐曼内人，在对他们的 37000 次检查中，没有发现一例哮喘记录，那里的人们过着一种相对原始的生活。他们的自身免疫性疾病发病率也只有纽约人的四十分之一。
据 2004 年的一项对 30 个国家进行的流行病学调查结果显示：在这些国家 12 亿总人口中，22% 患有过敏性疾病，包括过敏性鼻炎、哮喘、结膜炎、湿疹、食物过敏、药物过敏和过敏性休克等。
上述发现和对照研究，促使“卫生假说”的出现。
莫伊塞斯也是“卫生假说”的支持者 —— 儿童早期接触特定的微生物，这有助于免疫系统的发育，从而预防过敏性疾病。
是不是越讲卫生越容易过敏？我们日渐洁净，占有了更多的扫地机器人和消毒水，家政发育成为成熟的雇佣体系。
卫生、洁癖，是我们曾经打败了大量传染病的原因。但在现代社会，这样的清洁卫生和洁癖被推入一个有点尴尬的境地 ——
看起来，越是原始的、贫穷的社会环境中，自身免疫性疾病（过敏、哮喘、克罗恩病）的发病率越低。
而所谓现代的、干净卫生的环境中，越来越多的人在遭受过敏症状和其他症状的折磨。更常见的过敏性疾病是花粉过敏、湿疹和哮喘的发病率，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增加。
“几年前，患病率最高的国家是最富裕的国家。但现在发展中国家的大城市，过敏性疾病患病率也在增加。”
而在较贫穷的国家，社会阶层间的差异也很常见，“相对高社会阶层，较低的社会阶层过敏的风险更低，但超过一定的门槛，这种梯度就消失了，每个人都变得同样易于过敏。有时候，美国城市的下层阶级有更高的哮喘风险，很可能是因为他们接触了更多的污染物。”
过去几十年里，西方国家过敏性鼻炎和哮喘的患病率迅速增加。欧洲普通人群过敏性疾病流行病调查开始于上世纪初，其患病率在 20 年代低于 1%，工业革命后开始上升，80 年代以后急剧上升。
再比如，瑞士过敏性鼻炎的发病率在 1926 年为 0.82%，1958 年为 4.8%，37 年后，1995 年的发病率跃升近 3 倍。
这一幕也在中国上演。
首都儿研所对北京城区和农村 14 岁以下儿童的调查发现，城区儿童食物过敏患病率为 3.24%，农村儿童为 1.07%，城区显著高于农村。
国内成人过敏性鼻炎流行病学调查，最早在 2004～2005 年的自报患病率，平均 11.1%，2011 年这一比例已经高达 17.6%，患病人数大约增加了 1 亿。
另据《中国新闻周刊》，2009 年，协和医院变态反应科每年的门诊接诊量接近 7 万人次，8 年后，这个数字增长了 43% 。
母亲不需要负全部责任
比“过敏”更可怕的，是那些更加致命的现代流行病。
比如 1 型糖尿病、自闭症、克罗恩病、多发性硬化症，莫伊塞斯认为“母亲是关键”。
一项研究发现，非母乳喂养、及剖宫产的婴儿，在日后患过敏性疾病的风险会上升。
例如，在一项针对 2800 名挪威儿童的研究中，过敏母亲所产下的婴儿，因剖宫产而出现食物过敏的风险高出 7 倍。同时患 1 型糖尿病的风险也增加了 20%。
在分娩之前，准妈妈选择了一个特定的微生物群落，它们产生的酸可以阻碍病原体出现在产道，而当宝宝出生时，也会在通过产道时全身涂抹上这种保护性的微酸性微生物涂层，这也是宝宝遇到的除母亲以外的第一个生命形式。
更有研究指出，母亲怀孕时的环境越多样，孩子的过敏性和自身免疫性疾病的患病率就越低。
作者也指出了我们的担心 ——
这个“胎儿起源假说”所影射出来的内容是：假如母亲至关重要，那么她也会是负罪感最强的那个人，不是吗？
在女性怀孕的时候，怎么会有越来越多的事情需要她们自己多多留心呢？妇女已经为社会平等奋斗了一个世纪，是否仍要被这种看似生物沙文主义的行为所束缚？
安妮·墨菲·保罗 ( Annie Murphy Paul ) 在她的《起源：出生前的九个月如何塑造我们剩余的生活》( Origins: How the Nine Months Before Birth Shape the Rest of Our Lives ) 一书中写道，“随着我们越来越意识到孕妇福祉对下一代的重要性，我们应该更多地为孕妇提供帮助，而不是停留在强迫遵守或施加处罚上。”
此外，很多研究也表明了母亲和胎儿之外的其他人，在胎儿健康方面也能起到直接作用。如果环境通过母亲的免疫系统在胎儿身上留下痕迹，那么环境中的每个人，包括配偶、兄弟姐妹、朋友、宠物甚至家畜一也同样会对胎儿有所影响。
妈妈不可能也不需要负全部责任。
1989 年，英国一项《花粉症、卫生和家庭规模研究》发现，当家里的孩子越多，小孩子过敏的可能性越低，甚至，在出生次序更晚的小孩身上，患病几率的减低表现得更加明显，这项研究认为，童年兄弟姐妹之间的菌群传播，是童年菌群环境建立的最主要方面。
我们更需要的，可能是一种全社会、多成员参与的共同促进，以达成人体这个“生态环境”的微妙再平衡。
周旋在肮脏与洁净的两极间
在莫伊塞斯往自己身上放了 20 只美洲板口线虫之后，他所期待的神奇治疗反应也并没有发生—— 他的头顶没能“枝繁叶茂”，而只是长出稀疏的、极细的绒毛，不仔细看甚至很难发现，不过他的过敏反应确实降低了很多。
单纯恢复寄生虫或微生物环境，在目前看起来不是个有可复制性的疗法。
不过近日，一项发表在《细胞》的研究发现，新生儿早期口服双歧杆菌能帮助维护免疫稳态，抑制过度免疫反应，但对于进一步的应用，仍有待研究。
在《过敏与临床免疫学杂志》( Journal of Allergy and Clinical Immunology )上发表的一篇论文中，研究人员对这种既阻止接触致病病原体、也阻碍了接触有益微生物的家庭卫生习惯展现出的冲突做了调和：
“接触我们的母亲、家庭成员、自然环境和疫苗可以提供我们需要的所有微生物输入。这些暴露与有针对性的卫生和清洁并不冲突。”
正如作者所说，“肮脏与洁净的两极之间，有足够的余地让我们利用智慧与策略加以周旋。”
本文由卓正医疗皮肤科主诊医师余佳，北京积水潭医院呼吸科副主任医师王小燕审核。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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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人物《为了治疗过敏，他给自己接种了寄生虫》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偶尔治愈（ID：to-cure-sometimes），作者：Cartoner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