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假條：北京四中、伯克利音乐学院与最狠的“丧葬摇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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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1世纪的第二个10年里，假假條乐队是中国独立音乐场景中，最别致的一片星芒。
当大多数年轻的歌手们在景观浪潮里毫无意识地倒向西方流行音乐，在追逐和复制的潮流里游戏冲浪时，乐队主创刘与操是少数走出很远，却又将目光回望向历史和传统的创作者。
不久前的2020年12月，在北京星光现场三层，假假條举办了自己刚刚发行的第二张全长专辑《法利胜神经》的“汇报演出”。门票很早就告罄，排队等待检票入场的观众从三楼延绵到一楼。其中有不少铁杆乐迷，或披着与刘与操同款的红金色针织毛衫，或用正红色号的口红，在颌面涂鸦了夸张的面妆，所有人看起来都很兴奋，充满对演出的期待，与同行的伙伴热络交谈，交换自己关于这支乐队的点滴记忆和评价——大家都在等待假假條乐队用其音乐的第一个音符，炸开当晚演出的观众舞池。
伴随大幕拉下，开场曲《追龍》低沉咆哮的吉他和弛缓强力的鼓声立刻攫取了现场所有人的感官，摄人心魄，令人热血翻涌。《追龍》、《囍》、《自然哲學的數學原理》、《宋江》……一首接一首，假假條按顺序将新专辑曲目为观众一一做以汇报，而比起四年前被虾米音乐评为年度华语专辑的《时代在召唤》，这张《法利胜神经》在整体上宽厚、耐听了许多，明亮的部分和暗沉的部分抖闪相映，弥散自有的光辉。
从零到一，再到这晚让全场沸腾的“汇报演出”，假假條乐队用了七年时间。对词曲和编曲的创作者，乐队主唱和吉他手刘与操来说，从2005年在电视机的Channel[V]频道第一次知道什么是摇滚乐，到学吉他，两次休学，及至今天创作出两张在豆瓣达到8分以上的专辑，并被乐迷和评论者们关注、赞美、过分解读，甚至诋毁，他所付出与收获的，远远超过了很多25岁的年轻人所能超脱和抵达的边界。
01
假假條，从无到有
2013年，波士顿爆炸案发生后不久，18岁的刘与操从伯克利音乐学院休学回国。他的野心是想要在未来做一张冲破传统摇滚乐形式禁锢的摇滚乐专辑。
还在伯克利上学的时候，有一门课是音乐史。在这堂课上，刘与操了解了各类音乐形式的演进，包括摇滚乐。而到了21世纪，以吉他、贝斯、鼓的组合所支撑之摇滚乐的进化已经抵达了类型集合的边界，“你知道吗，就是所有的风格都已经存在了。”
“但我真的要从里面挑一种吗？”
刘与操诘问自己，不过没有答案。他不想把自己局限于某一种音乐风格，他说这是在给音乐风格跳“忠字舞”，但做什么样的乐队，做什么样的音乐，这些困惑在伯克利找不到解决的方法。最后他选择回国，在自己熟悉的环境中寻找出路。
刘与操给初中时一起分享mp3里摇滚乐的哥们张宇飞发微信，跟他说我们一起组个乐队吧，于是还在读大二的张宇飞就成了假假條的贝斯手。他又辗转联系到当时在另一支乐队打鼓的爵士鼓手李福荣，跑到对方家门口去诚请对方加入假假條。单刀直入的邀请方式颇有些强迫意味，李福荣的第一反应是“这个人有病”，但经不住与操的死磨硬泡，福荣答应去排练房和大家一起玩玩看，试了一次之后，福荣选择留下来。
乐队有了雏形，做什么样的音乐被摆上议事桌案。
刘与操喜欢崔健和罗大佑，因为“他们身上有很多那一代人对社会的责任感，以及一种进步性”，这是充满“爱来爱去”、“夏天”和“风”这样意向的流行音乐所不具备的东西，这也影响着刘与操对摇滚乐的认知，于是他觉得自己的音乐中一定需要一些积极的思考，“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当我觉得有些观点是对的的时候，我就应该为这件事，这个观点歌唱。”
而在风格上，刘与操偏爱Alternative Rock（另类摇滚）和Metal（金属乐）这类吵闹噪杂，偏重一些的音乐风格，加上对自己嗓音特质的判断，他觉得这类风格对他来说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不过也有纠结，“纯粹的重型音乐不能承载我的其它表达。”
假假條的首张专辑《世代在召唤》奠定了他们独一无二的音乐特点。
纠结中，一支亚洲黑金属乐队意外进入刘与操的视界。除了吉他、贝斯、鼓的常规配置，他们在乐器编制中还加入具有地域性的传统乐器二胡。与操回忆观看他们MV时的感觉：“可能和国内一些民族摇滚乐队对民俗元素的生硬嫁接不太一样，他们音乐当中对民乐的使用听感更加自然。上中学时，我在兴趣班也粗浅学过些二胡，当时我完全没有意识到这种乐器会和摇滚乐产生什么交集，但在这个乐队的歌里，他们将二胡作为元素点缀在依旧凶狠紧凑的重型音乐架构上，二胡音色本身的悲戚感，再配以充满画面感和故事性的歌词念白，一下就把我带回到了那片土地，那个历史的场景之中。”
西方的黑金属、东方的民族属性和历史包袱，因为民乐一下子得到了一个有机的契合，这在当时给了刘与操很大的启发。他直言，《时代在召唤》中很多歌曲的创作思路也是由此而来。
“假假條需要民乐！”刘与操如是决定。但他并没有照猫画虎地选择二胡，而是将音色更加噪裂的唢呐和锣钹等民族打击乐纳入假假條的乐器编制，“我觉得这两种乐器的声音跟我要做的摇滚乐的气质很搭。”在伯克利上学期间，他曾与同在伯克利学习的管乐艺术家郭雅志结识，后者将唢呐融入爵士演奏的场景曾给刘与操留下过深刻的印象。
刘与操遛到中国音乐学院附中想要给乐队挖一个现场唢呐手。在操场上，他遇到两个打乒乓球的学生，一男一女，问对方唢呐专业怎么去，俩人说他们就是唢呐专业的学生，于是他们就空降到了当时的假假條。男孩叫大山，女孩叫梦徽，在很长的一段时间，两个初中生作为假假條的现场民乐演奏者，跟着与操和乐队辗转于北京，乃至全国各地大大小小的livehouse。
刘与操的面妆是他标志性的符号。受访者供图
02
时代在召唤：对过誉与误解我都致以歉意
2014年到2016年，是假假條的地下时期，乐队在北京一边演出，一边打磨自己的作品。
老的MAO、Temple、School，当时还有13 Club和愚公移山，这些中小型的livehouse都在找假假條演出，乐队一周最多演过三次，“对，是一周哦！”刘与操回忆，“最疯狂的一次是一晚上演了两遍，赶场。”数据佐证了假假條一经亮相就受到了北京乐迷的追捧。
在经历过现场演出的检验后，一些demo作品逐渐成形成熟，《犬決犬》、《冇頌》、《鋼·烝》、《羅生門廣場》……这些作品的最终面貌逐一浮出水面。刘与操带着这些作品的分轨多次往返于北京、波士顿和纽约，他找到波士顿的制作人Benny制作《时代在召唤》，“因为他们给国际上最好的乐队制作过专辑，所以我相信他们。”
在刘与操眼里，专辑是衡量一个人的音乐所能做到最好的标准。“我很看重CD这块，某种意义上，组乐队更重要地是为了出专辑，我本身对演出这件事的欲望没有那么大。”
最终，这张花费了刘与操在伯克利音乐学院未来三年的学费，修修改改许多次的专辑《时代在召唤》在2016年见诸世人，并成了当年丢入独立音乐场景中的重磅炸弹——虾米音乐编辑部评选的年度华语专辑TOP50第一名，力压被大陆称为“草东没有门票”的台湾乐队草东没有派对在同年发行的首张专辑《丑奴儿》。
回忆拿到的荣誉，刘与操说：“我觉得这个也没有什么意义，只不过是当时的（虾米音乐）编辑部可怜我们，给我们一个荣誉，鼓励一下我们，对。”
他觉得自己走了“狗屎运”，经过时间的冷却，到后来这种感觉愈发强烈。“《时代在召唤》里有一些好歌，但更多的歌可能一般，只是我觉得差不多够一张专辑的质量和体量，我就先发了——我没想到会被有些人吹到那么高，更没想到一些人对我原本想表达的东西存在很严重的误解。”
乐队演出现场。受访者供图
刘与操所说的好歌，有《盲山》和《冇頌》，《盲山》旨在批判拐卖妇女这件事，反对农村和偏远地区中广泛存在的对女性的蹂躏和践踏，这在刘与操眼中完全属于“文化中糟粕的一面”。
“但仍然有人在解读这首歌的时候会把我放在一个对立的政治立场中。”刘与操显得无奈。
而在《羅生門廣場》和《冇頌》里，“编一个谎言，去骗另一个谎言；电视在唱歌，自由在被舶来”和“不过沧浪水，不过原上风”这样的歌词更加成为好事者殳戕假假條的靶标。
“我只是在表达我想说的一个观点，但这个观点不是非黑即白的。”网络上旗帜鲜明的站队与中间地带的真空让刘与操觉得愚蠢。
开始筹备这张专辑的时候，刘与操19岁，至这张专辑诞生时，刘与操21岁。“有一些乐评人把《时代在召唤》捧到那么高的高度让我觉得很荒谬；然后批判我的人又从那么高的高度去批判我，我只想告诉他们——我只是一个小孩，一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而已。”
与操在《时代在召唤》中建立起的思考和表达多来源于“网络上看的电影和视频”，更像是他对视野内元素有意识的拼贴和组合。在虾米音乐中，《时代在召唤》中最受欢迎，且评论唯一达到“999+”的单曲就是专辑同名曲，但刘与操说：“我特别不喜欢《时代在召唤》，那首歌完全是凑数的。”
“时代”、“召唤”这样的大词，甚至单曲开篇“第二套全国中学生广播体操……”的广播采样，在假假條的唢呐、吉他和唱所交织成的阴冥的汹涌暗流中，一一暗合并刺中了这个时代倍感苦闷和压抑的群体之兴奋神经，但这种兴奋的疏解，却与这个时代本身的特征——短暂的、刺激而不是深省的、自以为是的，无一不相协调。
艺术创作的自觉，总归是不免踏入了另一条制度化的河流，专辑《时代在召唤》本身在评论和讨论中嬗变成了罗生门，诸般隐喻，面具下的神秘、反叛，乃至于赤诚，始终沾染上讨巧、刻奇和神化的灰翳。“我其实在试图去反文艺作品里的那种政治正确，但又被人解读成了一个这样的事情（另一种政治正确）。”
“I’m so fucking sorry，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接了。”
假假條的音乐与形象总有一种阴冥的汹涌感。受访者供图
03
丧葬摇滚？总有些事情需要坚持到底
十五年前，刘与操随家人一起从长沙移居北京，那一年他10岁。
与在长沙不同，北京的电视机可以收到Channel[V]频道，“我经常看上面播放的MV，有一天播放Queen（皇后乐队）《We Are The Champions》的MV，电吉他和鼓的声响，还有主唱唱歌的方式，一下子就震撼到了我——我觉得这种声响、旋律跟我之前听到的流行音乐都不一样。”
摇滚乐从此进入了刘与操的生命，以前他和其他孩子一样，看动画片，听流行音乐，打游戏和篮球，但此后，他每天戴着mp3听歌，开始学吉他，和学校的同龄人走进了两个不同的世界。他形容自己有了一件特别喜欢的事情后，除了在学校学习的时间，都在干跟摇滚乐有关的事情。
他开始去livehouse看演出，第一次去的就是新豪运酒吧。“上大学之前，就是从美国回来以前，每次去livehouse都是我爸带我去，因为你身旁站着的都是金属大汉。”
父母给刘与操买了很多欧美摇滚乐的CD，“他们觉得我可以从里面学英语。”事实上，刘与操的英文成绩确实提升很快，“因为对英语文化有了兴趣——以前我对欧美的文化没有任何了解，也没有任何兴趣，但摇滚乐为我打开了一扇门。”
刘与操还记得中考之前，自己每天要从家坐车去海淀区上补习班，单程一个多小时。“当时就在车上做题，去程听一张专辑，做一套卷子，回来听一张专辑，做一套卷子。”
中考的时候，刘与操是区里唯一考进北京四中的男生。这件事也影响了与操爸爸在后来与操想要放弃高考专心做摇滚乐时，对待与操的态度。
进入高中，与操觉得一切像是一场轮回，又开始了重复的学习、做题，迎接三年后那场决定命运的考试。与操记得很清楚，当时很多初中时成绩名列前茅的同学，在北京四中里就什么都不是了，考试成绩所积累的意义就如此轻易地被新的环境瓦解。“而且高中的学习氛围很紧张，似乎没有时间去弹琴，去做想做的事情。”
假假條乐队三人组。受访者供图
退学的愿望冒出来——刘与操想自己要是把本该放在学习上的热情，放在自己喜欢的摇滚乐上，那结果会怎么样呢？他把想法告诉父母，母亲坚决不同意，“你这算什么，没文凭，然后也没大学，以后社会上干嘛？”
母亲的担忧实际又直接，刘与操不甘心，“当时我就在盘算怎么样能够合法合理地去搞摇滚乐。”结果就查到了伯克利音乐学院。后来，刘与操转班到了北京四中的道元班，一个专门为在各类领域拥有天赋或极强兴趣的学生所开设的实验班，再后来，他就去了波士顿。
从北京四中到伯克利，每一步选择里，如果缺少了那份执着，在未来都不会有这支叫作假假條的乐队。
在一些乐评人口中，假假條的风格被称为“丧葬摇滚”，既因为里面狂躁的唢呐、电吉他、中国打击乐营造出的虚幻色彩，又因为在现场他们乐迷的符号性行为。2019年，有自媒体指责假假條乐队在现场演出时抛洒纸钱，认为这种行为既不文明，亦不环保。与通常在网络上看到他人对自己作品的误读时保持沉默不同，面对具体的指责，这次刘与操正面回应，公开表示“自己从来没有要谁撒过，乐队也没有参与过，这是乐迷自发的行为；早期遇到乐迷撒纸钱，演出结束后自己都会协助打扫；一直以来，乐队都会呼吁撒纸钱的乐迷演出结束后留下来帮助工作人员打扫。”
事件在小范围内曾一度短暂地进入白热化。刘与操说：“有些事情是无法证明，也没法证伪，比如说有人说我傻逼，有人说假假條的音乐难听，这些问题太主观了，我也不能说人家不对；但是如果你说我撒纸钱了，假唱了之类的，我可以证明我没有做，我就要去解决这个事情。”
“有些事情是需要斗争到底的，不然现实对我来说就没有意义了。这不是意见或指责，这是污蔑和犯罪。”
假假條第二张专辑保持了他们的风格与水准。
04
理性：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
2018年6月，在北京疆进酒OMNI SPACE的一场拼盘演出中，刘与操在演出间隙把自己的外公请上台为自己削发，他想以这样的方式向家人澄清自己没什么毛病，告诉乐迷自己也是凡人。
那时网络上批评，甚至是中伤假假條的舆论接连不断，刘与操的情绪随之起伏波动，家人都非常担心。后来想起把外公请上台的事，刘与操自嘲：“那次挺蠢的，为了一些毫无所谓的事情去大费周章。”
而比削发更早一些的时候，刘与操刚刚走出严重的精神困境。如今与操轻描淡写：“就是有一段时间，整个人的那根弦崩掉了。”
在《觀世音》和《囍》中，刘与操写下诸如“精神呻吟病就没什么办法能消除，粘滞到如今生命究竟有什么了不起”，以及“大不了就是死，干净的路一条咧”这样的歌词。呓语狂言，读来惊心动魄，却是刘与操彼时真实、病态精神与情感世界的语言化呈现。在令家人忧心又急迫的境况里，母亲陪伴与操去山中静养恢复。
那是一段与外界隔绝了联系，收拾残破并重整神经的日子，刘与操用一把木琴写下了《追龍》、《觀世音》、《囍》，以及《自然哲學的數學原理》。
外界好奇《自然哲學的數學原理》这样的歌名究竟是什么用意，与操说是“理性”，理性帮助自己走出了精神困境的忧郁症。像埋伏在《觀世音》结尾14分钟处，Lydian（利低亚调式）的《黃鐘 太呂》，多声部演唱，辅以箱琴清澈的音色，明亮有力——这首最初为好友女儿降生所写的生之赞歌，此时更像是暗示了与操自己的新生。
在后来，《法利胜神经》出版之时，刘与操在专辑中写下这样一段话：“特别感谢，陪伴并帮助我度过低谷，走出阴影，摆脱精神失常的父母、外公外婆。”
这段鸣谢不曾在第一张专辑《时代在召唤》中出现，只出现在《法利胜神经》。
“第二张专辑，每首歌都是我一段生活中的内心感受，是我的亲身经历，所以我自己觉得更加真实一些。”刘与操说：“不止如此，第二张专辑没有一首歌，我会在音乐结构上有不满意的，或者遗憾的地方——但第一张专辑有挺多的。”
对这张与自己的生命体验和经历高度相关的专辑，刘与操自信无论从音乐、文本还是情感上，比起《时代在召唤》都实现了质的跃升。他说：“这张专辑的音乐怎么讲——拿到国外去，给全世界范围的观众去播放，我觉得是不会丢脸的，这点我还是比较有自信的。”
大头娃娃是乐队的象征，刘与操认为它很creepy。受访者供图
而在《法利胜神经》之后，假假條第三张专辑的创作已经开始，“我在整理一些积累的曲子、riff（音乐中的重复段），还有结构，但我需要找一个连贯的、文学的内容把它们串起来。我正在思考这个问题，第三张专辑的主题和对象是什么，我该用一种怎么样的语言去做一种怎么样的音乐，它跟第一张、第二张的音乐会有哪些不同——这些是已经开始在做，或者开始在想了。”
很早的时候，刘与操就想清楚了，从《时代在召唤》，到《法利胜神经》，及至下一张专辑，它们会构成假假條乐队的概念三部曲。在这之后，假假條可能不会再延续“摇滚加民乐”的形式。
“可能我会做一张不插电的专辑，也可能会直接换一个计划的名字，另起炉灶。”刘与操笑着说。
他只有25岁，未来有很多可能。像过去决心从北京四中退学去搞摇滚乐，像在伯克利音乐学院读完第一学年后就再也没有复学，把学费拿去做专辑。
“有些事情我觉得现在不去做，再过十年可能就晚了——我是说我可能就做不动了，心态不一样了，也不能像年轻时候一样死磕着去排练和创作，我现在排练时间久一会儿都腰疼。”至于大学，刘与操说可能等自己老了，还是会去哪里把大学念完。
采访结束的时候，我问与操“怎么想到一开始用一个非常传统的大头娃娃的面具作为自己的象征？”
“就是觉得很酷，有意思。我忘了是过年还是庙会，在鼓楼街边买的，也不知道买来干嘛……”
“反正就很creep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