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伊绯：王季烈手札小记
王季烈手札发现记
——《螾庐未定稿》签赠本中的伪满遗痕
肖伊绯
“王季烈”这个名字，并不算特别著名。其简历如下：
王季烈（1873—1952），号君九，又号螾庐，江苏省长洲（今苏州）人。1894年中举后到浙江兰溪作幕宾，后到上海江南制造局，与傅兰雅合作翻译了《通物电光》一书。通过自学，钻研西方近代物理学，将藤田丰八翻译的教科书重新编写，并定名为《物理学》，为近代中国译介“物理学”第一人。1904年进士，官学部郎中。曾任资政院钦选议员、学部专门司司长等职，亲历清末立宪运动。辛亥革命后，以“遗老”姿态寓居天津；1927年迁居大连文化台，1931—1933年间曾任伪满“宫内府顾问”。辞官后曾闲居大连、北京等地，后返归苏州，精研经史诗文及昆曲，著有《集成曲谱》、《螾庐曲谈》、《与众曲谱》、《正俗曲谱》等。
应当说，王季烈这样一位学识博广、经历丰富，思想背景复杂多变的近代人物，无论从其学术成就来定位，还是从其社会活动来探究，都自有其研究价值。但半个多世纪以来，后世研究者对王季烈这一近代人物比较陌生,普通文史读者对其更知之甚少；戏曲学界虽对其编印的曲谱颇为熟悉（苏昆“传字辈”及张充和等之后的曲界中人，皆熟习王氏所编曲谱）,但对其生平也向来语焉不详，提及不多。
实际上，仅就王季烈的曲学成就而言，可与王国维、吴梅并称为近世曲学三大师。纵观三人的曲学造诣，王国维的曲学研究侧重于戏曲史料钩沉，是曲学史家的巨擘；吴梅的曲学研究已更进一步，史学、教学、创作三结合，本身还是戏曲古本藏书家；而王季烈则另辟一途，尤其注重昆剧的曲谱校订，广泛搜集整理昆剧传本、昆曲古谱与今谱，详加辨析曲史、曲律、声腔的源流衍变，从中修正错讹、梳理集成，将曲学从版本学意义上的史学抽拔出来，成为切实可传承、可操作、可搬演的“活遗产”。加之他本人有一定的经济实力与操办能力，倾力组织曲社团体、吸纳曲学名家，经他主持印行的昆剧曲谱，无论规模还是质量，都堪称空前绝后，足可泽被后昆。但后世学者似乎只知王国维、吴梅其名，王季烈的曲学成就之所以隐而不彰，有很大程度上，就与他曾出任伪职的那段履历有关。
众所周知，逊帝溥仪的伪满洲国，在中国近代史上“倒行逆施”的负面作用，已经盖棺定论，这场复辟闹剧终是一场丑剧。那么，王氏参与复辟，且与佟济煦、宝熙、郑泉、林棨、金卓、金贤、胡嗣瑗等同列当时“内务大臣”名单,更与郑孝胥、日本关东军官员、日本学者等多有交道，其人其学其生平在伪满覆灭之后，自然再无人会去提及阐扬。他自己晚年也行事低调，并未留下太多生平资料。显然，《螾庐未定稿》，就是研究其作为逊清遗老，参与复辟这段生平历史的核心材料了。
王氏《螾庐未定稿》两卷，写定于1934年，当时未曾公开刊行，为其金州弟子孙宝田手抄校录后，石印而成数部同，属只在亲友间赠送交流的私印本。此时他虽已辞去伪满职务，但书中多有涉及任职期间“宫内事”，因此不但是研究王氏本人生平的重要资料，亦是间接探研伪满政权的相关史料。
时年62岁，刚刚向逊帝递交辞呈，诚惶诚恐“乞归”的王季烈，开始闭门著书。他拣选这一时期自以为重要的个人文字，辑为《螾庐未定稿》两卷。是书罗振玉题笺，宝熙作序，足见其在逊清遗老中的“规格”不低；将其与同时期的郑孝胥日记、吴梅日记作一一比照，可以确证的历史信息不少，这已有研究者专文介绍，在此不赘。此书经台湾文海出版社1969年影印之后，也不再是深锁高阁的罕见之孤本，有兴趣的读者尽可以研读。但笔者新近又发现一部此书的王氏签赠本，随附手札一通，或可为其生平做一补注。
此签赠本为王氏赠日人小平总治之物，随书附手札曰：
绥方先生阁下：别来三月，思念为劳。许次长来连，悉吾兄围棋清兴不异畴昔，想高怀空旷、宠辱不惊，自非寻常人所能比拟。兹奉上新印拙稿二册，乞赐教正。文不足存，聊见弟之心迹耳。外附致中岛谦皆及石丸武官各一部，乞为转交。又贵师牧野先生，弟素所钦仰，兹亦附上一部，乞转寄为盼。因无缘晤面，故并附以写真一纸，一切费神叨叨。敬请台安。
弟 王季烈 六月十一日
签赠题字及手札中都提到的“绥方”先生，即日人小平总治（1876—1935）。据日本《南安昙郡志（第三卷）》记载，小平总治字“绥方”。他毕业于日本善邻书院。自1898年始，进入中国，在广东一带游学考察。义和团运动期间，任陆军省翻译官，正式从事军务情报工作。1914年结交肃亲王善耆（川岛芳子之父，曾主审汪精卫刺杀摄政王案），客寓肃王府十余年，相交甚厚。肃王逝后，为辑《肃忠亲王遗集》，1929年北平刊行。又曾于1931年，与罗振玉等在旅顺新市区肃亲王府院内，营建树立“清故和硕肃忠亲王之碑”。1932年伪满洲国成立之后，历任执政府内务官、国立博物物馆主事等职，还被授予过所谓“建国功劳”勋章。他与王季烈，可能共同参与过伪满洲国策立的筹备工作。据郑孝胥日记载，1932年2月24日，郑氏在大连为溥仪拟定《即位宣告文》之后，次日即往访王季烈，同时小平总治亦到访。
至于手札中还提到的郑次长，则是指时任伪满洲国文教部次长的许汝棻（总长为郑孝胥兼任）。许汝棻（1863－？），江苏丹徒人，字鲁山，号梦虚跛叟。光绪二十四年（1895）登进士，曾任福建财政监理官。1932年，任满洲国国务院文教部次长，1937年辞职。信中还提到的石丸武官，则是溥仪的侍从中将武官，日本人石丸志都磨。此人在伪满的身份极其特殊，其地位相当重要。
原来，1932年3月9日，溥仪在日本军方的扶植下充任伪满洲国执政后，按照伪满洲国的官制，“执政”下设侍从武官处，武官长由上将或中将充任，侍从武官至少有4人，为中将或少将。侍从武官的职责是：第一，溥仪举行典礼时，如“特派式”、“亲任式”、“建国节”、“万寿节”或接见外国使节，侍从武官要在溥仪的左右两侧站班。第二，溥仪出访或到外地“巡幸”，侍从武官都要随行，日夜不离身边。第三，每年年终，侍从武官都要代表溥仪，携带慰问品，到日本侵略者驻地和伪军队、伪警察驻地慰问，向士兵宣读溥仪的“敕谕”。
可是，石丸志都磨作为侍从武官是具有其特殊的使命，非同一般的侍从武官。他原是日本陆军退役少将，是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武滕信义的亲戚。武滕将石丸安排在溥仪的身边，作为特派“监护人”；并以溥仪的名义，任命石丸为中将侍从武官，有了这样一个头衔，石丸便可名正言顺的监视溥仪。他还时常给溥仪进讲所谓的军事课、时事政治，吹捧日本帝国主义的“赫赫战果”，试图在思想上震慑与把控这位傀儡皇帝。1933年7月武藤死后，石丸在关东军中失去了靠山，旋即离职归国；1935年他这个“监护人”的位置，被吉冈安直取代。
此外，手札中提到的“贵师牧野先生”，即日本著名学者牧野谦次郎（1862—1937）。牧野曾执教于早稻田大学，曾任大东文化学院教头、早稻田大学高等师范部部长。因为其精通汉学，对中国文化研究颇深，曾作为大偎重信、平沼骐一郎等政治家的学术顾问，而受到日本朝野各界的重视。他的《墨子国字解》《庄子国字解》《战国策国字解》，收入早稻田大学出版的《汉籍国字解全书》，也名重一时。
从王季烈这部签赠本及手札来看，涉及伪满洲国官员及日本学者多位，所蕴含的历史信息是相当丰富的。手札的内容，清晰的反映出一桩80年前的中日“文化交流”轶事，但这却并非普通的、民间的、纯粹的“文化交流”。1934年《螾庐未定稿》完稿付印之际，王氏向远在日本的小平总治赠书，却一并寄了四部过去，“因无缘晤面”，还附带了一张个人照片（照片虽已佚失，但可能与2011年北京雍和嘉诚春拍的那张王氏签赠黑崎先生照片相同）。他之所以这样做，一方面固然是旧日交情、友朋常态使然；另一方面，恐怕还仍有以伪满旧臣之本份，表达人臣“心迹”，来尽可能维系“友邦”情谊之苦心的因素。
但可以揣测得到，这些王氏仍有所寄望的“友邦人士”，最终都未能对他的这番“心迹”有所回应。小平总治在收到赠书一年后即逝世，牧野谦次郎也于三年后逝世，石丸都志磨在日本军政界也已失势；所有这些王氏赠书者，均再未有涉足伪满军政之可能。
1934年11月，王季烈的母亲逝世，身心俱疲的王季烈返乡奔丧。至此，他与伪满洲国似再无瓜葛。在苏州、上海等地，与旧友们唱曲欢宴，开始了安享晚年的生涯。《与众曲谱》、《正俗曲谱》等，相继在其晚年印行，他的曲学成就也逐渐汇辑为出版物，成为近代昆曲研究史上的标志性著述之一。但清歌小曲也终是要“歌以咏志”，即使在组曲社、会票友、唱折子的闲适生涯中，他仍还时不时的会心怀“故国”，抒发一下遗老心态的。他的老友吴梅，就在日记中提到，1935年4月3日，“下午王君九季烈至,谈及满洲国事,不无感喟”。4月6日，王季烈又为死于太平天国战乱的清代画家戴熙画作题词，将这首词出示给吴梅品读。词云∶
图中觅徧旧巢痕,沧海已扬尘。栩栩漆园身,问津处桃源笑人。
故宫离黍,容台茂草,寒尽自生春,静待八风均,且休恨生不逢辰。
吴梅在日记中评价说：“此词亦过得去,惟尚有遗老气息耳”。（以上均参见：《吴梅全集（日记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的确，题词中的遗老气息浓稠难解，读者一眼便可获知；那一句“且休恨生不逢辰”，恐怕不仅仅是在抒写戴熙的生平境遇，而更象是王季烈自己在自勉自答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