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提西部大开发，中国经济迎来“纵深时代”

作者：今纶

  

重庆

寻找新的增长空间和区域

改开四十多年来，中国以开放姿态拥抱世界，确实在全球化链条中获益匪浅。不过，时移势易，在对抗加剧的大背景下。中国完全有必要也必须调整自己的战略布局和相应资源，以对冲已经到来的和未来的冲击。

以深圳、东莞为代表的外向型城市经济未来会有持续发展，也会遭遇同等压力，在整体增速放缓的大背景下，类似城市的高速增长其实已经不太可能。区域方面，以大湾区为例，正好借这个“换挡期”解决在内部积压已久的一些发展中的问题。

所以，深圳都市圈、广州都市圈等话题近日颇为热闹，这一方面自然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必要，其实也是增长到了一个瓶颈之后的选择。

既然外向拓展暂时缓慢，那么放更多精力到内部协调发展上，深挖内需，外联其他省份的资源，进一步畅通交流的渠道，虽然不如外贸高速增长的年代那么令人兴奋，但也好过原地踏步。

以深圳为例，土地等资源已经接近枯竭，如何进一步发展，如何带动深圳都市圈其他四个城市协同发展，这是现在的重大命题。

深圳

不独深圳，广州亦然。广州如何充分利用现有的广佛同城的优势带动肇庆甚至韶关的发展，也是第一经济强省的省会城市要面临的紧要任务。

换言之，从区域看，即使是广东这样的经济强省也面临一个“徘徊期”，双位数的增长短期内不可能看到，但是深挖潜力、区域平衡还有很多事情可以做。

这是一个持续平衡的过程，也是消弭矛盾，建立协同机制的过程，同时也是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的过程。

广东的粤东西北还有一定的经济增长空间，还有一定的基建投入空间，允许市场的力量去闯，去尝试，这是广东一贯以来的风格。

增长到了瓶颈期的不止深圳，还有北京、上海等老牌一线城市。这些城市拥有庞大的优质资源和令人惊叹的人才储备，但是近年来的增长也早已经告别双位数，而且饱受“老龄化”的困扰。

好消息是：4月，浙江省外贸进出口继续回升。当月，全省实现进出口总值2408.8亿元，同比增长1.6%，环比增长5.6%。其中，出口1751.9亿元，同比增长3.5%，环比增长10.0%。

经济怎么办？内外的形势推动中国经济必须找到更多的增长空间和区域。

重庆成都西安迎来价值重估

文章开头的《意见》总体要求显示，确保到2020年西部地区生态环境、营商环境、开放环境、创新环境明显改善，与全国一道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2035年，西部地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基本公共服务、基础设施通达程度、人民生活水平与东部地区大体相当，努力实现不同类型地区互补发展、东西双向开放协同并进、民族边疆地区繁荣安全稳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其中凸显了多个发展方向、目标，也展示了诸多机会。

在京浙沪粤全面崛起的过去这些年，中国经济已经完成了第一轮冲锋，成功站到了经济总量世界第二的位置，一方面引起世界关注，另一方面，区域发展的不平衡急剧加大。

当外部冲突加剧的时候，比如当领先的企业华为、领先的城市深圳站到受冲击的风口浪尖的时候，其实选择不多：其一，加强研发。其二，在区域发展上寻求突破。

《意见》提到“2035年，西部地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样的目标如何完成？挑战很大。

综合所有信息来看，我们可以说中国经济的区域发展战略更丰富更多元，已经走到了一个“纵深时代”——尤其是重庆、成都、西安迎来价值重估的年代。

成都

不过，从价值重估到价值实现还有艰苦的道路要走。

西部有三个国家级中心城市，即重庆、成都、西安。前两者近年来冲劲十足，已经进入十强，不过，西安作为国家级中心城市还有太多短板。

以经济总量而言，西安去年还排在南通的后面，作为陕西的省会，也是近年来的网红城市，西安名气虽大，但是连GDP20强都没进去。

西安人口已经过了千万（1255万），这里面有多少是用户口吸引来的？

有个关于西安抢人的段子流传甚广：一小伙去西安走亲戚，在火车站被警察拦住，警察问：“你是西安人吗？”小伙：“不是，我来走亲戚的。”警察：“带回派出所，符合亲友投靠落户条件。”另一小伙在西安街上闲逛，又碰到了警察，警察问：“你是西安人吗？”“好了别闹了，我是本地的。”警察：“带回派出所，让外地的大学同学来派出所接你，然后同学落户。”

西安“抢人”的成果之一就是房价在短期内大涨，福兮祸兮？当然，消费也跟着上来了。

西安去年的GDP是9321亿元，在全国的城市排名中是第24名，相比于2017年的排名已经跌落了3名。

西安2015年增速8.2%、2016年增速8.6%、2017年增速7.7%、2018年增速8.2%，2019年增速只有7%。这个增速貌似不慢，但是西安的体量还不到一万亿。

西安慢了，西安要加油。

西安

成都、重庆近些年来势头很猛，只是其辐射力更多局限于川渝区域，昆明、南宁、乌鲁木齐、兰州、呼和浩特等省会（首府）城市在全国的经济地位还有待提升，而且本身还面临诸多困境。

中国经济发展的这一程——西部大开发，向纵深进军，其实难度更大。

因为每个省、城市的情况千差万别，限于篇幅，我们就不在这里一一展开。

对于西部诸省份而言，更大力度的开放需要什么来支撑？资金、技术、舆论宣传都很重要，但并不是最重要的。这些都是“术”，最重要的是“道”。有了“道”，各地自然会去探索适合本地的“术”。

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从一穷二白走到今天这样的规模，其实是因为有“道”。西部大开发，最关键的是用好已经被验证的“道”。

西部大开发最缺什么？

西部大开发最缺的不是钱，是人才，是领军人才，是袁庚这样扎在一线冲锋陷阵的干事的人。

西部大开发最缺的不是技术，是政策，是强有力的对改革的保护，是来自于决策层的对干事的人保护。

西部大开发最缺的不是宣传，是先进观念，是对经济发展有强烈进取心、一心想把事情做成的先进观念。

要说困难，如今西部一些稍微有点级别的城市都比蛇口当年的情况好太多，蛇口当年连一条像样的路都没有。蛇口工业区在初期做得最多的事情是挖山、运土石方，因为需要发展空间。运土石方需要激励政策，否则没人努力干活，袁庚勇于担当，顶着压力给工人发奖金，某种程度上其实是冒了极大风险的，那是上世纪70年代末，你懂的。

袁庚也很穷，为了工业区的发展去找上级磨，去找国企融资，节省每一分钱用到蛇口的建设上，甚至为了修好一条200米的路去求一位处长，还被对方敲竹杠。

这就是突破困境需要的领军人物。西部大开发的每一个省都应该积极寻找这样的人，如果可能的话，划一块地方让他们去试、去闯，有问题就改，没问题就传播先进经验。

深圳是怎么一跃而起的？这就是深圳的“秘密”，相信市场的力量，相信人才的力量。如果只是听上级指挥去推进开发，恐怕很难有什么建树。

任正非早就说过：“应该让听得见炮声的人指挥战斗”。袁庚就是那个听得见炮声的人，西部大开发需要很多的袁庚。

当然，袁庚式的人物需要包容，需要保护，只要是为了西部大开发，只要是为了把事情做好，他们应该有“先行先试”的权限，应该有试错的空间。

袁庚

如果有了这个前提，真正干事的人才有信心、有决心愿意去干事。激励政策能够给固然好，如果一时给不了，至少要给一个可以实现成就感的平台。

兹事体大，甚至可以说是西部大开发的关键环节和重中之重。

最后，西部大开发除了有冲锋陷阵的领军人物，有对领军人物的包容是远远不够的，最重要的是能吸引一批观念领先的人才愿意去西部做执行者。

袁庚当年在蛇口并非孤军作战，而是不断招揽人才，他不惜让自己的老朋友退居二线，甚至不惜得罪背景深厚的“顾问”，也要让一帮年轻人上台展示他们的拼搏精神和才华，这才是最难的。

西部何以吸引人才？

如今东西部的各种差距越拉越大，部分西部城市其实一种处于持续紧缩状态，振兴西部，西部大开发的难度不亚于当年袁庚在蛇口望香港而兴叹。

西部大开发，无论是“建设一批应用型本科高校、高职学校”，抑或是“推动发展现代制造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又或者是“加强横贯东西、纵贯南北的运输通道建设”，最终都要面临一个终极拷问：人们为何而来？人们为什么愿意留在西部？

无论是“一带一路”的恢弘愿景，又或者是中欧专列的轰隆西去，造就一时的喧嚣很容易，形成长久的有生命力的繁华其实难度极大。

西部大开发也涉及诸多国家的资源流动、人才交流、交通构建和政府层面的合作问题，需要有高超的技巧才能在其中腾挪推进，并最终获益。

西部大开发未来的成功当然是要根植于中国改开四十多年的成功经验：尊重市场，高度重视民营经济，对外韬光养晦，对内不折腾。

西部幅员辽阔，资源丰富，希望它在这一轮大开发中真正能绽放出璀璨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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