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承学 | 追寻中国文体学的向上一路
中山大学中文系吴承学教授
新文化运动至今，已经一百年多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古代文体学、文章学与文献学等传统学科，逐渐成为中国古代文学最具活力的学术领域。中国古代文体学更是逐渐从衰落走向复兴，从边缘理论发展成基础理论，并且成为中国文学研究发展最快的学术领域之一。学术研究往往需要“盈科而后进”，先有广度，再求深度，从粗放式发展，走向高质量发展。从学术史的角度看，文体学研究范式的形成与流变，反映出文体学的发展趋势与学术水平。刘勰在《文心雕龙·序志》中谈到该书的“纲领”时，提出研究文体大致有几方面内容：“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其意大致是：论述该文体的源流，说明其含义与性质，列举最具代表性的文章，总结文体的体制与规范。刘勰首次明确提出的文体学研究范式与方法，不仅代表当时的最高水平，也是一千多年来传统文体学研究的不二法门。当代学者仍然需要赓续传统，继承和遵守刘勰所标举的经典范式与基本方法。但是，如果仅满足于循此古训，未能通变，那可能就“取法乎上，仅得其中”。要建立有现代意义的中国文体学，必须在范式与方法上既有所继承，又有新的开拓。既要“照着讲”，又要“接着讲”，在继承中国文体学传统范式和经典方法基础上，探寻具有当代学术高度，有思想内涵、文化视野、科技文明与现实关怀的独特路径。一方面努力消解现代学人对古代文体学原始语境的隔膜，另一方面尽可能发挥现代人所特有的学术条件优长之处。人文学者所追求的，应该是历史的事实，而不应该是希望看到的事实；其观点不应该是预设的，而应该是从历史事实中获得的。学术研究的共性就在于坚持严谨求实的科学态度，但是不同学科又各有特点。我曾提出，要建设有现代意义的中国文体学，必须在方法上有所继承、有所超越。继承传统的经典研究模式，然后“鉴之以西学，助之以科技，考之以制度，证之以实物”。近年亦有一些学者对文体学研究方法加以总结和介绍。我想在这个基础上，系统地探讨这个问题，同时思考目前文体学研究的不足，以追寻中国文体学研究的向上一路。
▲《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书影
人民出版社2011年出版
一、基于文献 察诸语境
文献是一切学术研究的基础。同样，文体学研究必须建立在扎实可靠的文献收集与文献阐释基础上。虽然，随着文献电子化、数据化的进展，“数字人文”已成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一大趋势，文体学研究的文献基础工作仍具有无法代替的重要意义。与其他文史研究领域相比，文体学目前在这方面的建设仍存在明显欠缺。
史料的收集、整理与研究，是文体学研究的基础性工程，充分占有文体学史料是研究的前提。由于文体学史料散见于各类典籍之中，相关搜集、研判、整理工作极为繁重，难度也颇大。以传统典籍为基础，将文学文献和非文学文献、传世典籍和新发现史料结合起来，尽可能穷尽地搜集史料，鉴别、整理史料，阐述其文体学价值，使文体学研究建立在全面丰富、坚实可靠的史料学基础之上，需要学界的共同努力。对于初学者而言，首先需要重点关注传世的文体学经典文献，如《文心雕龙》《文选》《文章辨体》《文体明辨》《诗源辨体》《古文辞类纂》《骈体文钞》等名著。它们是经受了时光汰洗，并得到公认的学术精华，可以给初学者提供比较正确的知识，指示研究的入门路径。其次是与文体学关系比较密切的文献，如《独断》《释名》《墓铭举例》《游艺塾文规》《雅伦》《学范》《事物考》《读礼通考》等著作以及像《古今图书集成》等类书。这类文献在文学批评史上关注度不高，甚至很少被提起，但蕴含着丰富的文体学史料和文体批评思想。以上所说的，是文体学研究基本入门书，但如果要进一步拓展的话，则对经部、子部、史部、集部的相关文献也应该广泛涉猎，比如研究先秦文体学，则应关注《诗》《书》《礼》《易》以及《左传》《国语》、诸子文献等，这些基础文献不仅蕴含丰富的文体学史料，还揭示了古代文体存在的真实语境。初学者如果仅从经典文学批评著作入手，而不结合具体的作品，则容易犯先入为主、削足适履之病。两者结合不但有助于对传统文体学的经典论述加以检验与印证，更有助于贴近古代文体形成和存在的语境，进行独创性的研究。
由于马王堆帛书的出土，我们联想银雀山的竹书，可以看出春秋战国时期出现的一种著书体例，即用问答体的形式以叙事。例如：银雀山竹书中的《孙子兵法》有为吴王阖庐与孙武问答之辞，《孙膑兵法》多为齐威王、田忌与孙膑问答之辞，《六韬》托言太公与周文王、武王问答之辞，《晏子春秋》多为齐景公与晏婴问答之辞，《尉缭子》多为梁惠王与尉缭问答之辞等等。马王堆帛书中的《黄帝外经》、《十大经》、《伊尹》等，也都是用问答体，可见这种文体在当时的风行。
如果把丰富的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结合起来，我们可以看到，这种问答体在文章学史上已形成了一种传统模式。而且，这种以问答展开叙述与说理的形式，后来还渗透到诸种文体之中，如汉赋的宾主对问，论体文中的解、难等文体。
“文献发明”指发现传世文献的特殊价值，读出寻常文献的不寻常意义。在学术研究上，“文献发现”极为重要，但带有很大的偶然性，若过分依赖“文献发现”，则近乎守株待兔。因此，持之以恒的“文献发明”更有可持续性。古代文体学与文学史、批评史研究相关而不相同，对文献的关注，既有共性和交汇，又有差异和特色。研究者敏锐地把握这种差异和特色，才能避免对许多有价值的文献视而不见。比如，从一般的文学批评角度看，《文章辨体》《文体明辨》《文章辨体汇选》等书的文学价值与影响不算大。《四库全书》甚至不收入《文章辨体》和《文体明辨》。但是，从文体学看，这些总集是明代辨体思潮高涨的产物，在文体分类和体性辨析上，具有集大成意义，同时又赋予总集“假文以辨体”的新功能，将选文与序题结合起来辨析文体，对明清文体学产生了深远影响。古代文体的辨体与分类观念，建立在文章评点、选本批评、文本细读的基础之上，其中经历了由个别文本的感性观察，上升到一般规律的经验总结。《文章辨体》《文体明辨》《文章辨体汇选》等选本的序题，现在已为学界所熟知，但真正对这些序题要有所“发明”，则一定要结合入选文章，才能够体会和印证古人对文体的感知。长期以来学界比较重视其序题，却往往忽略它们作为总集选本的特性，所以对其研究也就不易全面和真切，也难以有所发明。
在广泛收集文献的基础上，对于文本的释读与阐释是否恰当就成为进一步研究的关键。目前一些数据库差不多可以穷尽性地把握传世的古代文献，在这种情况下，对于文本的辨析与理论阐释就显得更为重要。要正确理解文本，就必须“察诸语境”，把握文体语境中的复杂性、丰富性，揭示其原初意义，对其丰富内涵进行既符合逻辑又不悖于历史的阐释。我曾提出，要回到中国文体学语境来发现中国文学自己的历史。文体学“语境”的内涵很丰富，也很复杂，有不同面向、不同层次的语境，也有互相纠缠的语境。文体学语境，首先是与西方不同的中国文体学大语境，其次也指各个不同时期的文体学语境。早期文体学语境、集部的文体学语境、晚清民国的文体学语境，这是中国文体学史上三个各具研究特色与意义的时代语境。这里再补充文体学研究需要注意的“生成语境”“文本语境”“文体语境”和“修辞语境”。
“生成语境”即文本生成时所处的原始语境。今人所见的古代诸体文章，主要是被记录、传抄与整理的纸文本。在研究古代文体时，必须对文本生成的原始语境有所还原、想象与体察。中国古代许多作品在其产生的原始语境中，并不是作为阅读的文本，而是在现场观看和倾听的，是诉诸受众五官的总体感受。后来被文字记录并形成的纸文本，仅是其中部分内容甚至并非最重要的内容。这些作品经过抽象和剥离，最终以规范的文本形式，按不同文体收入各种文献中。这些文献只保留了原始语境的文字信息部分，而失去了声音、背景、气氛等非文字信息。当人们将一些原始粗砺的形式作为文学文本处理时，离其原貌就更远了。早期一些祭祀歌舞，由于特定的语境，源于宗教，助之巫觋，配之舞蹈，伴之乐器，这种特定的热烈氛围给受众一种总体的感觉，歌辞的内容与形式并不一定是最重要的，有些祭祀歌舞辞甚至不押韵。这种情况在具体的音乐、舞蹈与宗教语境中，显得自然而然，毫无违和之感，但当这些歌辞被抽离为纯文字文本时，可能就显得怪异和不可理解。
▲《文章辨体》书影
文辞以体制为先。古文类集今行世者，惟梁昭明《文选》六十卷、姚铉《唐文粹》一百卷、东莱《宋文鉴》一百五十卷、西山前后《文章正宗》四十四卷、苏伯修《元文类》七十卷为备。然《文粹》、《文鉴》、《文类》惟载一代之作；《文选》编次无序……独《文章正宗》义例精密，其类目有四：曰辞命，曰议论，曰叙事，曰诗赋。古今文辞，固无出此四类之外者。然每类之中，众体并出，欲识体而卒难寻考。故今所编，始于古歌谣辞，终于祭文，每类自为一类，各以时世为先后，共为五十卷。仍宋先儒成说，足以鄙意，著为序题，录于每类之首，庶几少见制作之意云。
《文章辨体》的版本，常见的有《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和《续修四库全书》本。按其版本说明，前者据吉林省图书馆藏明天顺八年刻本影印，后者据北京大学图书馆、北京图书馆藏明天顺八年刘孜等刻本影印。但是，两种《文章辨体》前50卷，所刻字体差异甚大，显非同一版本。此段文字，“每类自为一类”，语意不通，核之“存目”本与“续修”本，原文皆是“每体自为一类”，明显是整理者一时笔误。另一句“存目”本为“仍采先儒成说”，“续修”本则为“仍宋先儒成说”。于北山以嘉靖三十四年徐洛重刻刊本为底本，校以天顺八年本，而确定“仍宋先儒成说”。语感虽然不顺，语意勉强可通。因为“仍”字可以作依照、沿袭理解。“仍宋先儒成说”，或可勉强解释为“沿袭宋代先儒的说法”。吴讷所撰《凡例》中高度赞美宋儒真德秀的《文章正宗》“义例精密”，所以这种说法似乎是合理的，故为众人所取。通行的整理本如于北山本、《历代文话》本以及凌郁之《文章辨体序题疏证》本等，都坚持用“仍宋先儒成说”。笔者以为，应该是“仍采先儒成说”。从版本上看，现存最早版本即明天顺八年刻本是“仍采先儒成说”，但版本的早晚并不是判断文字之正误的惟一依据，还应该从文本语境中去考辨。如果吴讷所说的是“仍宋先儒成说，足以鄙意，著为序题”的话，那么，“序题”所据应该只用或主要用宋代先儒的成说。从全书文本的内证来看，《诸儒总论作文法》所录，除宋人以外，从南北朝的刘勰、颜之推，唐代柳宗元，到金代的元好问等说皆有采涉。从体例来说，真德秀《文章正宗》仅论四大文类，不及具体文体，《文章辨体》的序题皆分体而论，与之完全不同。序题广泛引用历代先儒之说，字书、史书、诗文评之语，无所不收，绝不拘于“宋先儒”。比如，对赋分类与叙说，几乎全取元代祝尧《古赋辩体》。这些都可以说是重要的文本内证。又彭时所作《文章辨体》序文，并没有强调吴讷“仍宋先儒成说”，而是说，此书“一本于先儒成说，使数千载文体之正变高下，一览可以具见”，这和《凡例》“仍采先儒成说”的意思是吻合的，可以说是重要的旁证。从《文章辨体》文本语境的内证和旁证来看，应以“仍采先儒成说”为是。
中国文学批评非常强调“知人论世”，还应该包括“知体论世”，在批评时必须考虑到“文体语境”元素。这点往往为文学批评者所忽略。“文体语境”是指不同的文体具有独特的表达惯例，读者在理解文本时，必须了解这种语境。古人写作文章最讲究“得体”，在特定的文体语境中作出恰当的表达。文体具有其社会性与世俗性，有些文体是应人之请、受人所托而制作的，便与人情世故相关。为逝者写碑诔之文，言其德而不言其疵。为他人书籍写序跋，必多褒扬作者与作品。与人往来的书牍，对启者褒美之词，言不必由衷。当然，在这些文体中，也有批评他人与作品的，但非常少见，而且往往也是欲扬先抑。这反映的是一种世俗社会礼节与习惯。文学批评必须了解“文体语境”，对序跋、碑诔、书牍这类文体持警惕态度，慎重对待其中的褒扬之辞，切不可轻易拈来作为对作家的定评。清代魏禧曾批评当时人所作书叙（序）：“书之有叙，以道其所由作，或从而赞叹之，或推其意所未尽。古者美疵并见，后世有美而无疵，滥觞而下，数十年间，叙人之诗若文者，既已驾韩、欧，涤李、杜……如是则主人色喜，而叙之者意满。”其实，古往今来，这类主人色喜、序（叙）者意满的序文并不少见。其中有些作序者写得比较高明蕴藉，而赞美之意难以迹求。韩愈《荆潭唱和诗序》是为当时达官贵人裴均与杨凭等人诗集写的序，历来解读者多认为韩愈此序倡导诗歌应该写“愁思之声”和“穷苦之言”，和“诗穷而后工”是同一类说法。这种理解是一种有意无意的误读。其实，韩愈此文是为高官们诗集所写的序。在文中所说“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也”，“难”与“易”是关键字。韩愈的意思是，裴均与杨凭两人是达官，按理说，“欢愉之辞难工”，但他们的诗歌居然写得“铿锵发金石，幽眇感鬼神”，可见，他们的诗极为难得。在序文文体语境中，韩愈的主旨其实是巧妙地褒扬达官贵人的诗歌，而不是提倡“愁思之声”和“穷苦之言”。所以林云铭认为：“是篇赞裴、杨二公倡和之佳……与欧阳公所谓‘诗能穷人’等语了不相涉，世人辄把‘欢愉之辞难工’二语以为旧话置之，可谓真正俗眼。”贺贻孙《诗筏》则进一步指出：“唐人作唐人诗序，亦多夸词，不尽与作者痛痒相中。”他以杜牧的《李贺集序》为例，说明唐人序中的比喻多因夸张而失实。其实，不仅唐人如此。对所序之人之书多有“夸词”，这是古今许多序文的文体通例。
了解古人“修辞语境”也是理解文本的重要前提。古人的话语往往使用修辞而语约义丰，一旦脱离其语境，就很容易导致歧义和理解障碍。传统文体学也往往用最精简的语言来把握某一文体的功能，显示其独特性。所以，对传统文体学的理解，就需要用当时实际使用的文本对文体规范加以验证和佐证。刘勰《文心雕龙·章表》总结汉代四种最重要的职官上行文体说：“章以谢恩，奏以按劾，表以陈请，议以执异。”对章、奏、表、议四大文体的功能分别简化为谢恩、按劾、陈请、执异四种，学界遂多以此语概括四种文体的功能。其实，刘勰在骈文的修辞语境中，用四个词简明扼要地总体把握四种文体之别，而远非对文体功能的全面总结。在汉代的公文使用中，章、奏、表、议四种文体常常交叉混用，其功能之间的对应关系，远比这些概括复杂得多。《文心雕龙·奏启》提到奏体的功能“陈政事、献典仪、上急变、劾愆谬，总谓之奏”，就明显比“奏以按劾”要全面得多。刘勰说“章以谢恩”，但从汉代文章看，用以“谢恩”的，至少涉及上书（疏）、章、笺这几种文体。
二、考之制度 证以实物
中国古代大量的文体与礼乐和政治制度关系密切，是政治、礼乐制度的直接产物。只有深入了解这些制度、仪式，才可能真正理解这些文体。所以，研究古代文体与文体学时，一定要注意考察和梳理其礼乐与政治制度背景，还原其制度、仪式、程序等历史语境。
历史学家提出在政治与制度研究中，要“走向‘活’的制度史”。“所谓‘活’的制度史，不仅是指生动活泼的写作方式，而首先是指一种从现实出发，注重发展变迁、注重相互关系的研究范式。”这种理论认为，制度的形成及运行本身是一个动态而非静止的历史过程，有“运作”和“过程”才有制度。中国文体与制度关系极为密切，如果说，制度是“活”的，那些依附于制度而发生的文体也必然具有随着制度变化而变化的“活性”。文体同相关的制度一样，也具有其“运作”和“过程”。所以，研究所有与制度相关的文体，都必须有“活”的观念与眼光，考察文体实际的“运作”与“过程”。如果仅从现成总集里所划定的文章文体出发，对于文体的阐释就可能出现“郢书燕说”的现象。
▲《中国早期文体观念的发生》书影
香港三联书店2019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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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体多因制度运作而产生。如果不掌握这些制度文献材料，就不可能真正厘清和探明这些文体的生成机制及初始意义。在中国古代政治制度中，有一些职官名称就已经标示其职责与文体之直接关系，这可称为制度安排的文体指向性。中国古代的官职名称，往往明确标明职官的职责。《周礼》列出一些职官所掌管的职事与言说方式，如《大祝》所掌之六祝、六祈、六辞、六号等，可以窥见百官执掌与对应文体类型之间的关系。战国时期，周王朝和各诸侯国的不少职官，已具有明确的文体指向性。如御史、太史、长史、卜史、令史掾、侍史、内史、筮史、计事内史、史、祝人、尚书、主书、掌书、主簿、苑计、尉计、箴尹、太卜、谒者等，其职官名称已明确其职责，即主要是对某种文体或言说形式的使用。汉代以降，“以文书御天下”成为常态，与之相关的文书式和政治、礼制运作关系紧密，规定了公文文体的基本形态与运行方式。《文心雕龙·书记》认为此类文体虽“艺文之末品，而政事之先务”，但通过文书式的调整、变化，也能由此窥见相关文体“文意各异，或全任质素，或杂用文绮”的变动轨迹。
礼仪制度是古代文体运作和衍生的重要基础。文体学有必要将古代礼制纳入其中加以考察，探讨礼制作用于相关文体的原则和规律以及历代礼制发展与文体演变之间存在的联动关系，考察相关文体发生和文体观念的演化。古文字学、历史学、考古学科对金文、简帛等材料中的礼制文体与文献以及礼器、祭祀、丧葬、建筑等制度的演变已有充分研究，其中许多内容与古代文体关联紧密。在借鉴其研究成果同时，也要开拓研究视野，进一步丰富礼制与文体的相关研究。中国是礼仪之邦，凡事皆讲究“得体”。所谓“得体”，便是在特定的事境与语境之中恰当的表现或反应。无论从语源学还是文化学的角度来看，“体”（體）与“礼”（禮）都是密不可分的。《礼记·礼器》说：“礼也者，犹体也。体不备，君子谓之不成人。”此语已经明确指出“礼”与“体”的相似性与相关性。而汉代《释名·释言语》又谓“礼，体也，得事体也”。《礼记·礼器》以“体”为“礼”之喻体，刘熙的解释省略了“犹”字，直接认同“礼”与“体”的一致性。毕沅疏注说：“体不备，君子谓之不成人，设之不当，犹不备也，得事体，乃所谓当，乃所谓备也。”从礼学的角度看，“得事体”就是“礼”。从礼学之“得事体”与文章学的“得文体”是异质同构的，文章学的得体，也可以看成是礼学的得体的一种延伸。所以，如果对于“文体”之“体”内涵的认识，只局限在文章内部，视野就略嫌狭隘。
探讨宗教制度与文体的关系，也属于“考之制度”的范围。宗教仪式是宗教制度的组成部分，与文体的关系尤其密切。许多宗教文体是在宗教仪式中产生和应用的，如道教的步虚词、佛教的梵呗。在原始语境中，这些文体伴有强烈的宗教仪式感。但文献记录往往把这些文体从具体仪式中抽取出来，成为纸面上只供阅读的文本文献，原先有声有色、庄重生动的宗教仪式感和强烈的宗教氛围，便消失大半。所以研究这些文体，一定要把它们还原到具体的仪式环境中，才能理解其丰富的真实意蕴。道教科仪、佛教仪式也是相关宗教文体流衍实践的基础，宗教文体研究要超越单纯的文本诠释，将文体探讨与具体的仪式制度考察深度融合起来，才能得出符合研究对象原始语境和学术传统的可靠结论。
文体物质形态研究，是文体学需要开拓的新领域，需要把文体学与考古学、出土文献学、图像学等学科结合起来。早期文体学研究要特别重视实物形态，以之为重要证据。出土文物可以给文体学研究提供“铁证”。《汉书·艺文志》说：“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之所造也。”所以原先不少学者以为“稗官”之称始于汉代。饶宗颐《秦简中“稗官”及如淳称魏时谓“偶语为稗”说——论小说与稗官》一文，从新出土云梦秦简秦律中发现“稗官”一词，从而推翻“稗官”始于汉代之说，认为：“可见《汉志》远有所本，稗官，秦时已有之。”他进而研究先秦时期稗官与小说、偶语的关系，把先秦文体研究推进了一步。最早的乐府起于何时？1976年考古工作者发现秦代的错金银编钟上刻有“乐府”二字，2000年西安市郊相家巷的秦遗址中，又出土了很多秦封泥，其中有“乐府丞印”“左乐丞印”“外乐”各一枚。证之班固《汉书·百官公卿表》记载“少府”为秦官制，其属官中就有乐府。可见，秦时已有设置乐府这个管理音乐的官方机构。汉代的乐府，是承秦制而设立的。这些出土文献为推进乐府研究提供了最直接有力的证据。
图像也是一种实物形态。从图像入手研究文体，也是值得探索的。在印刷术尚未普及之前，石刻是最为重要的文章传播形式之一。较之纸上文献，石刻文献不易改动，往往能够提供更为可靠的原始文本。石刻拓本，特别是早期的善拓和新出石刻的拓本或原石构成的图证，具有校勘、史料价值，通过图像获知的义例信息，对于文体学研究也有着极大的帮助。现在可见的石刻文献中所包含的文体如墓志、诏奏、记事、营造、表赞、榜告、题记、题名、谱牒、祭祝，最早可以上溯至汉代，此后历代都有存世和出土。不同的时代，文体所呈现的面貌也不尽相同，故应在吸收和借鉴文体学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重视从实物—图像的角度，阐释和举证相关文体的演变轨迹和时代特征。比如以图证的方式研究墓志的志铭关系与演变，造像记的图文关系与文体特征，表赞石刻与赞体文的生成流变等个案。石刻文献中的某些文体也常常呈现为一种“格套”式的写作，通过实物图证，可以从实际应用的角度进一步对写作“格套”产生更为深入的认识。石刻文献所提供的材料信息是多元的，其中还与政治、经济、文化、宗教、艺术等各方面存在联系，因而通过图证的方式展开多层面的研究，也有助于推进文体学研究的总体进程。
研究文体不能只依据文体理论文献，要尽可能找到现存原始文本的实物形态，考察其格式、书写载体等原始状态。对实物形态的考察可能会改变对于文体传统的认识。古人对于文体的定义，一般比较概括和简要，而实物形态表明文体的实际运用则是多元和复杂的。中国古代文体学著作往往缺少图证，不够清晰直观，失去相应实物、图像的比照，一些理论也难以理解。通过实物—图像—文体的研究方法，连接实物与纸上文献，无疑能够对文体的真实形态产生新的认识。比如，学界一般认为，“墓表”和“墓砖”不同，“表则树于墓外，砖或藏于墓中”。但是，1930年新疆吐鲁番雅尔湖出土一批墓表，其中《令狐天恩墓表》《张买得墓表》《麴弹那及夫人张氏麴氏之墓表》《赵荣昌妻韩氏墓表》《田绍贤墓表》《任法悦墓表》《王阇桂墓表》与《史伯悦妻麴氏墓表》，或用墨书，或用朱书，书于长、宽约40cm左右的砖上。它们既是墓砖，置于墓内，砖上又明确写明是某人“墓表”。这些实物反映出实际生活中文体运用的复杂性。近年来简帛、石刻、写本、类书、图像、金石义例、文书程式等材料的发现和利用，既拓宽文体学研究口径，也反映了多学科交融的广阔学术前景。
三、跨越学科 佐以科技
中国早期学术浑融一体，后来才有经史子集之分，而细密的学科之别，则是近代以来受西方学术影响才发生的。文体本身就是跨越学科的问题，其研究虽然以文章学为本位，但不能局限在文学领域里，需要更宽阔的学科背景，不断打破学科边界，促进学科间相互渗透、交叉和互动。
中国传统文体学的特殊性很大程度上是由汉文字语言的特殊性所决定的，所以，与传统语文学关系非常密切。像《说文》《释名》等著作，本身就有丰富的文体学材料。如《说文·册部》：“册，符命也，诸侯进受于王者也。象其札一长一短，中有二编之形。凡册之属皆从册。”这是历来解释“册”体的权威文献。《说文》《释名》等语言学著作包含部分对文体词语的解释，这有助于我们理解汉代人的文体观念，并进一步追寻中国古人对于文体阐释的语言学渊源。刘勰《文心雕龙》“释名以章义”即用《释名·释言语》之音训之说，已是学界共知的例子。除此之外，历代许多文体学著作都明用或暗用《说文》《释名》以及相关的古代语文学著作来解释文体。明清许多文体学著作在这方面尤其显著。如明代黄佐《六艺流别》的序题就非常喜欢使用音训来解释文体。如卷1释“歌”：“歌者何？歌，柯也，长言之也。”此亦音训之法。按刘熙《释名》卷7《释乐器》：“人声曰歌。歌，柯也。所歌之言，是其质也。以声吟咏有上下，如草木之有柯叶也，故兖、冀言‘歌声如柯’也。”又卷4释“骚”：“骚者何也？骚之为言扰也，遭忧之扰情而成言也。”此据《说文解字》卷10上：“骚，扰也。”
文体学中的文字阐释法，并非仅仅复制古人之说，往往是“五经注我”，引用古人对文字的解释来表达自己对于文体的理解。《说文解字》：“诗，志也。从言寺声。”“持，握也。从手寺声。”“诗”“持”皆从“寺”声，故“诗”可通假为“持”。如此，便出现“诗言志”与“诗，持也”两种不同的阐释。《尚书·尧典》谓“诗言志”，而汉代纬书则谓“诗，持也”（《诗含神雾》）。《文心雕龙·明诗》既谈及“诗言志”，又谓“诗者，持也，持人情性”。“诗言志”主张诗表达人的情志，而“诗，持也”则主张人的情性要归于正。这两种对于诗的阐释是有所不同的，故可用来互补。清代常州词派张惠言《词选序》阐释“词”体谓“《传》曰：意内而言外者谓之词”。一般认为“意内而言外”说出于许慎《说文解字》。张德瀛《词征》则认为：“世以‘意内言外’为许慎语，非其始也。”他对此阐释说：“《周易孟氏章句》曰：‘意内而言外也’，《释文》沿之。小徐《说文系传》曰，‘音内而言外也’，《韵会》沿之。言发于意，意为之主，故曰意内。言宣于音，音为之倡，故曰音内。其旨同矣。”在张惠言之前，黄佐《六艺流别》释“词”体，就说过：“词者何也？思也，惟也。音内而言外。”但黄佐所论的“词”和张惠言的“词”是不同的文体。笔者以为，无论张惠言“意内言外”之说来于何书，他都是借古训来倡导常州词派比兴寄托之词体宗旨，以推尊词体。
文学批评史上，也有人自我作古，创造性地运用音训、形训来阐释文体。唐代陆龟蒙的《野庙碑》：“碑者，悲也。古者悬而窆，用木。后人书之以表其功德，因留之不忍去，碑之名由是而得。”这是利用“悲”“碑”同音来释某些碑文的文体特点。又如刘熙载《艺概·赋概》解释赋体说：“赋从贝，欲其言有物也；从武，欲其言有序也。”这种音训、形训阐释法是中国文学批评的一种特殊阐释模式。在文体学研究中，特别是在阐释单音字文体时，这种模式运用得更为普遍。究其原因，大概音训、形训阐释法显得信而好古，更具经典的权威性，而且言简意赅，便于记忆与传播。
文体学有时也需要用哲学的眼光来考察。比如，古代有一种文体叫“诸言体”。《文体明辨序说》“诸言体”条说：“自宋玉有《大言》《小言赋》，后人遂约而为诗。诸语、诸意，皆由此起。”六朝人主要是写“大言”与“小言”，如萧统《大言》《细言》，沈约、王锡、王规、张缵、殷钧都有《大言应令诗》《细言应令诗》，这种诗体是从宋玉的《大言赋》《小言赋》而来的。这种文体的特点就是夸张与谐趣，所以徐师曾称为“诙谐诗”。如果仅仅从文学的角度来看，这种文体并不重要，属于“大雅弗取”的“杂体”。但是如果我们进一步从哲学的角度来看，“大言”与“小言”其实是有丰富的哲学意蕴的。诸言体的文体渊源，可以追溯到先秦的哲理论题。“大”“小”之辩是先秦时代一个常有的话题。如《晏子春秋》卷8《外篇第八》中，晏子以形象和夸张的话语回答景公“天下极大”之问：“足游浮云，背凌苍天，尾偃天间，跃啄北海，颈尾咳于天地乎！然而漻漻不知六翮之所在。”又回答“天下极细”之问：“东海有虫，巢于蚊睫，再乳再飞，而蚊不为惊。臣婴不知其名，而东海渔者命曰焦冥。”洪迈《容斋随笔·容斋续笔》卷13“物之大小”，谓“列御寇、庄周大言、小言，皆出于物理之外”，引释氏“语大”“语小”之说，最后引用《中庸》“故君子语大，天下莫能载焉；语小，天下莫能破焉”，评论道：“明白洞达，归于至当，非二氏之学一偏所及也。”可见语大、语小不仅是修辞问题，对于极大与极小的描述也是古人的哲学命题，而这个命题正反映出古人对于宏观世界和微观世界的理解，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大小言”，就有特别而重要的意味。
▲《近古文章与文体学研究》书影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20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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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跨越学科”密切相关的是打通古今。中国传统文体的现代转化是沟通古今文学的关键，其中折射出语言、文学、社会、政治、体制的种种巨变以及中西文化的冲突。社会制度、社会生活、价值观念的变化以及文白的转换，势必反映到整个文体谱系的重新建构。在这方面，近现代文学史家已经先开风气。语言变化与文体发展的关系，是一个极大的题目，也是很有意味的。中国传统文体的现代转化是一个富有理论意义与魅力的学术话题。其实，有些看起来完全是新创的当代文体，仍可能与古代文体有某种若近若远、千丝万缕的关系。项楚《三句半诗话》指出20世纪六七十年代流行全国的一种群众文艺演出节目“三句半”，其渊源是北宋的“十七言诗”，十七言诗，由三句五言，加上末句二言构成。这种诙谐戏谑的风格仍存在当代的“三句半”中。项先生在论十七言诗的文体源流时说：“它的基础是中国传统的五言四句诗，同时又和中国传统的歇后语的表达方式结合，而把画龙点睛的最后一句凝缩成半句——两个字，甚至是一个字，从而增强了它的爆发性和震撼力。”另有一些古今文体的相承关系则是文化精神方面的。比如，“文化大革命”时期全国各省市成立革命委员会时给毛主席的“致敬电”，这是特定时期的特有文体，曾全国风靡，万口争诵，其影响之巨，一时无二。“致敬电”那种无所不用其极的赞扬谀美之辞，那种夸张、排比、铺张的修辞，就含有中国古代文体的某些文化基因。那些“致敬电”的写作者未必接触过古代的章奏、贺表、捷报等文体，但这些文体的文化基因却在标榜“革命”的“致敬电”中不知不觉地流露出来。
人文社会科学越来越倚重现代科学技术。“佐以科技”是近年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发展的一大趋势，这也是广义上的“跨越学科”。利用大数据研究古典文学，将给文学研究的范式、方法、视角带来重大影响和变化。相对而言，利用大数据进行文体学研究比较滞后，但也有学者开始尝试。海外已有computational stylistics，或可称为“计算文体学”“计量文体学”。这里的“文体”，主要是指风格。近年，清华大学刘石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基于大数据技术的古代文学经典文本分析与研究”有一子课题为“基于文本深度挖掘的文体研究”，较早明确提出基于数据库的文体研究方向。他们提出一些重要问题：经典的文体之间究竟如何区别；如何用数据定量的方法判断一种文体；如何通过特征分析，发现不同文体之间的影响和流变。这些研究设想值得期待。利用大数据研究文体学，当然不能解决文体学的所有问题，但可以提供比较精确和丰富的例证，更为直观地反映古代文体的分类和形态差别，为总结文体演变及规律提供更具体可靠的信息。国外有学者把人文学科分为“精确人文科学”与“不精确人文科学”，借用这种提法，“佐以科技”的文体学研究可以用数据的“精确”性代替印象式的含混批评。
与理论研究相辅相承的是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人工智能在一些文体的写作如新闻写作方面已经相当成熟，甚至读者难以分清稿件到底是机器还是人所写的。最近人工智能科技公司OpenAL开发的神经网络驱动的语言模型GPT-3，有1 750亿个参数量。它像一个高智商的人，不但能与人类即时对话，而且能写各种文章，能写论文，也能写小说，能表达哲学思考，也能表现顽皮幽默。近年在中国，人工智能文学创作引起学术界的重视，也引发争议。经过深度学习的人工智能神经网络，已经获得一定的智力，可以学习诸多诗人的作品，写出合格的作品。未来的人工智能是否可以写出优秀的各体古典诗文？这可能只是个时间、人力与投入的问题。考虑到科技的迅猛发展，人工智能具有强大的学习、认知能力，在极短时间内即可完成对人类已有知识的了解和掌握，如果经过学习，能获得人类的创造性、想象力以及个性等，达到甚至超越人类智慧也就指日可待了。这当然只是一种推测，不过机器人阿尔法狗开发两年之后，在数次与世界围棋大师之间的人机大战中，都毫无悬念获得胜利，这预示着人工智能令人惊叹的前景。也许人工智能写作比人工围棋设计更为复杂，但在科技迅猛发展的时代，一切皆有可能。人工智能对传统文体学研究既是重大的挑战，也可能是发展的契机。如果人工智能经过学习，可以写出各种古典文体的作品来，那么，它必然反过来可以给中国文体学研究以启示：人工智能（算法）的重要性，主要不在于可以提供各类文体的精细化查询，而在于它是如何学习和把握各种文体的特征并运用到具体写作中的。这对于我们思考如何利用大数据进行文体学研究这一问题，无疑有很大的帮助。这可能具有方法论上的启迪作用。比如，人工智能不但可能为上文提到“基于文本深度挖掘的文体研究”所考虑的可数字化特征提供准确的数据，更重要的是可能提供崭新的研究方法。人工智能的发展很可能引发文体学的革命性突破。
人文学者面对人工智能，处于两难境地。理论上，学者必须充分利用科学技术迅猛发展带来的便利，同时必须超越科学技术高度发展的某些局限，凸显人文学术的独特价值，既顺应潮流，又不被其所裹挟与淹没。但这种超越至少需要一个前提：人类必须明确地认识到，人工智能与人类智能的分界线在哪？到底存不存在人工智能永远无法达到与代替的人类独特的思维与智慧？这可能是人类未来所遇到最大的挑战与焦虑之一。对于人文学者而言，这种挑战与焦虑将更显突出。
四、本土情怀 国际视野
新文化运动以来，许多有识之士主张融会古今中外，站在本土文化的立场，借鉴外来的文化学术。如陈寅恪认为，在思想史研究上：“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朱自清主张治中国文学：“自当借镜于西方，只不要忘记自己的本来面目。”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学术迅猛发展，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得益于改革开放，借鉴了外来思想文化。
文体研究的理路、方法素来受到海外传统汉学和中国文学研究界的重视。正如孙康宜所指“任何文学史都可谓文体与风格的综合发展过程”，海外研究者探讨和阐释中国古代文学时，早已注意到从文体体制与作家风格入手开展研究。如白之（Cyril Birch）20世纪70年代所编《中国文学体类研究》（Studies in Chinese literary genres）即分别选录诗经、楚辞、乐府、诗、词、元杂剧、明传奇、白话小说方面有代表性的论文，以期展示当时汉学界对不同文体类别的研究进境。嗣后如康达维研究扬雄赋，关注到赋具有韵散结合、句式骈俪、文本铺张等文体特性，能够对接西方语境中的rhapsody，从体制方面对赋进行译介和研究；宇文所安从风格入手对韩愈、孟郊诗作进行解读，如指出“以文为诗”只是韩愈早期诗作的特殊面向，后期已经努力在诗歌叙事中尝试构建一种调和传统的个人风格。孙康宜从文体角度研究晚唐至北宋词作体制与词人风格，指出“词”是通俗文学直接瀹启下的产物，在发展成“体”之前，乃为通俗曲词或娱众佳音。而词人不断把通俗曲词化为文人词的努力，在词体的发展史上亦辙迹分明。浦安迪研究以“四大奇书”为代表的明代白话小说，指出这些具有文人特色的小说，可以视为一种特殊的“奇书文体”，代表了中国散文小说体裁的成型。这些“奇书文体”与俗文学中的弹词、评话等文体关系疏远，反而与史传文学联系紧密。齐皎瀚（Jonathan Chaves）通过梅尧臣这一个案，分析其人在对宋代前期诗风有所不满的同时，是如何受到启发而形成“平淡”诗风。李德瑞（Dore J. Levy）研究汉末至唐代的叙事诗，通过蔡琰《悲愤诗》、白居易《长恨歌》《琵琶行》等经典篇章，分析叙事诗这一文体在中国古代是如何发展和演化的。魏世德（John Timothy Wixted）对论诗诗这种特殊文体予以关注，并翻译和研究了元好问的论诗诗。从这些论著中，能够窥见西方学界对中国古代文学领域各个体类和文学风格的学术倾向和研究旨趣。
中国文体学的相关经典文献的译介和研究，也一直受到西方的中国文论研究者关注和重视，如《典论·论文》《诗品》《文赋》《文选》《文心雕龙》等大都已有准确详尽的翻译，同时也涌现出很多富有理论意义的研究成果。而与古代文体学有关的挚虞、钟嵘、刘勰、严羽、章学诚等人物研究也层出不穷，观点和视角时常给人以别开生面之感。例如宇文所安《中国文学思想读本》对上述经典文论文本的翻译与解说，康达维对《文选》的翻译和研究，不仅为西方学界同侪所推重，在国内也产生了很大影响。
从向上一路的角度，中国文体学应该超越中西的畛域，需要有国际视野。在这方面，饶宗颐导夫先路，他在20世纪70年代撰写的《‘天问’文体的源流——“发问”文学之探讨》（1976年）一文，便是在国际视野下中国文体研究的经典之作。饶宗颐认为，《天问》在《楚辞》中有最独特的一面，其文体特点就在于“发问”。他主张：“放开视野，把世界古代文学上的具有发问句型的材料，列在一起作出比较，以及从同样文体推寻它的成长孳生的经过，作深入的探讨……”饶先生认为，“发问文学”不但在中国文学史上形成历代拟作传统，而且世界上一些最古老的经典，如印度《梨俱吠陀》、古伊朗阿维斯陀（Avesta）和《圣经·旧约》都有类似的发问诗歌。饶先生从比较文学的角度来讨论《天问》，不是为了罗列材料，而是为了“说明人类写作的共同心理”。从古今中外作品中，看到全世界早期文明普遍有一种独特的“发问”文体。他就这个人类普遍存在的“发问”文体，提出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文学人类学”，探讨人类学与文学的关系。“文学作品是人类精神的产物，人类学领域中的奇葩异卉……屈原的《天问》，不特是卓绝的文学产品，亦是无可忽视的人类学上的素材。”这就把一个古代文体的问题，自然地延伸到人类学领域，可见其研究视野之开阔。
国际视野，并不只是一种主观意图，而是研究者在适当的环境、具备相当能力之后自然而然地形成的。如果饶先生当时不是处于高度国际化、学术交流频繁的环境，或者他没有掌握多种语言的能力，他就很难形成国际视野。近几十年，中国学者的研究非常强调学术规范，每一话题展开之前，必先有文献综述，概述相关文献以及学术界已有之成果，但目光所及，往往只在国内。这种比较狭窄的学术视野，除了图书资料受限，还有语言的制约。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学者，这方面的问题较为普遍。这些缺陷可能造成对于文献收集的遗漏，甚至是对国外已有成果的重复研究。但随着全世界许多图书馆与学术杂志在网络上的交流与开放，文献受限的问题已有明显好转。多年以来，西方学者与中国学者相比，普遍具有通晓多种语言的优势，但现在中国年轻学者掌握外语方面的能力已大为提升，优秀者已完全胜任与西方学者的交流对话。这些治学条件的改善，为中国学者研究的国际化提供了基础。随着学术研究的国际化和技术化，国际视野必然成为年轻人文学者的基本要求。
中国文学研究要走出去，在国际上产生影响，可能还遇到其他文化圈读者阅读与接受习惯的挑战。研究者光有本土情怀是不够的，还要有国际视野与国际交流的能力。在这方面，“中国的抒情传统”理论的产生与影响，就是一个富有启迪性的成功例子。陈世骧是中国抒情传统理论论述的奠基者，1971年他在美国发表《中国的抒情传统》，认为中国文学传统有别于西方的史诗和戏剧传统，从整体而言就是一个抒情传统。高友工进一步推进抒情传统理论，提出抒情美典论，并且从文体学的角度，对律诗、小令、词、戏曲等的形式规则与文体演变进行了深入研究。此后，“抒情传统”论日渐成为中国文学研究一个颇具范式意义的论述架构。王德威对“抒情传统”的现代意义进行探讨，更把这种传统引入现当代文学领域。当然，这种理论也受到海内外一些研究者的质疑与批评，但这些讨论同时也扩大“抒情传统”影响。笔者并非讨论“抒情传统”理论本身，而是由此产生的感想。华裔汉学家是在现代文化背景下重建本土文学传统，目的是超越西方理论话语体系，或者提出可以和西方话语体系相提并论的中国文学话语。他们借用西方的理论与分析方法，阐释中国本土理论。由于这些理论建构者都深受西学之影响，他们所阐释的抒情传统，已受到西方的哲学、语言学与文学理论及方法的影响，和中国本土的传统已经有所差异，当然也有所发展。他们的立意深处，不仅是在研究中国古代的文体传统，更是在于现代的文化建设。半个世纪以来，“中国的抒情传统”理论，成为中国文学最重要的研究范式之一，影响渐及海内外，甚至成为一种学术思潮。此前，很少有中国的文学理论在海内外产生过这么大的影响。究其原因，除了“抒情传统”理论的新意之外，还因为这些华裔汉学家对于中国本土文学已有较好的理解，对西方理论也多有接受，他们兼具本土情怀与国际视野，还有国际学术交流的能力。
随着广泛的国际学术交流，借用域外汉学的视野与文献研究中国文体，不但可能也非常重要。中国古代文体学与文章学曾经影响了日本、韩国、越南等亚洲汉文化圈国家，它们不但在异域留下传播踪迹，而且对这些国家的政治、文化与文章之学产生了深刻影响。所以，我们据此不但可以考察中国文体学的影响和海外对中国文体学的接受，还可以找到一些在中国本土已经散佚的文体史料。东亚汉文化圈深受中国文体学的影响，他们的诗文创作与研究，同样遵守“以体制为先”的传统与原则。比如日本的汉文学从一开始就很重视文体问题。从传统诗文评的角度看，日本的“文话”，也有丰富的中国文体学方面的文献。王宜瑗编撰《知见日本文话目录提要》（收入王水照主编《历代文话》第十册）著录了三十多种江户时代至明治时期的日本文话，可以视为考察中国文体学的“异域之眼”。从集部文献的角度来看，日本的文章总集，也是研究中国文体学的他山之石。日本最早的汉诗集《怀风藻》，即标明每一篇入选诗作的文体形态。平安期间，藤原明衡编选汉文学总集《本朝文粹》，命名仿诸《唐文粹》，分类拟诸《昭明文选》，将所录作品分为39类，含赋、诗、诏、敕书、敕答、位记、敕符等。江户时代的堀杏庵（1585—1642）在宽永六年（1629）的《本朝文粹序》中说，平安时代“文章盛行……词赋之绮雕，诰敕之谨严，叙事之体制，议论之精确，于是大备”。另外如朝鲜半岛、越南等其他汉文化圈内的国家，也不例外。域外汉籍与文体学研究视角的融通发展，是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新趋势，有许多基础工作尚待展开。如在“以体制为先”的传统与原则的影响下，整个东亚汉文化圈产生了不少分体总集、别集及探讨文章体裁类别、语言特征、章法结构、风格体貌、诗文体用的文体学专著等，都可以成为开拓的领域。
纵观学术史，研究范式与方法的更新，往往能推动学术的发展。但学术研究并没有什么惟一可行的范式与方法，譬如登山，有许多路径可攀顶，但登山者的条件、所处方位不同，所选择的路径自然不同。研究范式与方法对学者而言，可谓“非知之艰，行之惟艰”。至于研究中如何使用，则正如古人所说的：“阵而后战，兵法之常；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宋史·岳飞传》）过多讲究研究范式与方法，未必能解决学术问题。宋代僧人宗杲说：“只有寸铁，便可杀人。”（《大慧普觉禅师语录》）从具体研究对象出发，只要能解决问题，就是最好的方法。
刘勰《文心雕龙·通变》说：“是以规略文统，宜宏大体。先博览以精阅，总纲纪而摄契；然后拓衢路，置关键，长辔远驭，从容按节，凭情以会通，负气以适变，采如宛虹之奋鬐，光若长离之振翼，乃颖脱之文矣。若乃龌龊于偏解，矜激乎一致，此庭间之回骤，岂万里之逸步哉！”这是刘勰在那个时代所提出的向上一路的宏图大略。建设具有现代意义的中国文体学，更应该向往“万里之逸步”，而不是“庭间之回骤”。学术之难，不在范式与方法，而在格局和境界。但舍范式与方法，则难以言格局与境界。
当代中国文体学研究的目的不是复古，不是抵抗外来文化，而是为了更真实地、完整地理解中国文学文体话语的特点与价值，继承本土的学术传统，推动现代中国学术的发展。中国文体学研究要立足本土文化，回到本土理论传统与古代文章文体语境来“发现”中国文章学自身的历史，同时，超越中西的畛域，突破学科的樊篱，吸收和运用当代的理论成果，创造出能超越古代文体学的新辉煌。
这是我们所追寻的中国文体学的格局与境界，这是我们所追寻的中国文体学的向上一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