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宗教源流史》中国道教之三：五斗米道与太平道

中国道教之三：五斗米道与太平道

(1)五斗米道
　　一种宗教要形成一股社会力量，必须建立相应的组织体系并拥有众多的下层信徒。由民间巫术发展起来的符箓派虽以长生成仙为宗旨，但其主要宗教活动是符水治病，祈祷禳除，又提倡互助救困，能解穷民燃眉之急，使他们在疾病的危难中得到安慰和保护，因此对社会下层有较大吸引力。东汉末年黑暗的政治和动荡的社会，为符箓派道教组织在民间的建立，提供了有利的外部条件，于是有太平道和五斗米道兴起。
　　在太平清领道传播同时，巴蜀一带兴起了一个较大的民间道教派系五斗米道。东汉时期的巴蜀之地，方士与儒士之中通谶纬术数的人不在少数，并颇多好《老子》、尚黄老言者。加之巴蜀之地的少数民族盛行巫术，这都为方士活动和五斗米道的创立提供了良好的土壤；与此同时，五斗米道采取" 鬼道" 的某些方式传教，容易为广大少数民族群众接受，从而扩大了势力。

　　东汉顺帝时(126-144 年），张陵在西蜀鹄鸣山(今四川大邑县境内）创教。因奉道者须出五斗米供道或酬谢道师，故称五斗米道；又因张陵自称太上老君降命其为天师，也被称为天师道。其正式道统乃后世所称" 正一道" ，其道书归入正乙部。
　　五斗米道的创始人张陵本为沛国丰人，汉顺帝时入蜀，与《太平经》成书同时。其反对贼盗、欺诈的主张和追求长生、度厄、首过、医疾、" 收万精魅" 等，均直接继承秦汉方士的道术。五斗米道为人治病有时先让病人思道悔过，若不愈，再请神杀鬼，并根据天官赐福、地官赦罪、水官解厄的信仰，创造了以" 三官手书" 为病人请祷的祭仪。张陵本人在创教过程中撰写了一些" 微经" ，将长生成仙作为最高目标并具体化为由神仙除去死籍，消灭三尸，节禁魂魄不弃人身。此外，行气、导引、房中术等在张陵的道术中也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张陵在创教过程中建立了24个教区，称为24治，其中以阳平治、鹿堂治与鹤鸣山治最为重要。各治由祭酒(教职）主持，并设立命籍，" 落死上生" ，教徒定期到治所核实户籍，检讨行为。总之在张陵时代，五斗米道已经有了道书、教义、教仪、组织和戒律等，初具宗教规模。
　　张陵之孙张鲁继为教主之时，割据汉中，教化民众，建立起政教合一的政权与从鬼卒、祭酒、治头大祭酒、直到师君的宝塔式教阶制。张鲁投降曹操后，其大量道众北迁，五斗米道的势力发展至中原地区。随着晋统一天下，更向东南传播，遍及全国。
　　与五斗米道同时(光和年间，178-184 年），活动于巴、汉一带的张修，如异军突起，在汉中形成了一股较大的势力而且起义。以至于史家特地将他与黄巾起义领袖张角并列在同一地位。他的道法与张鲁相同，" 可能是张陵一系在巴郡的大首领，具有较大的独立性"。五斗米道在道教发展中的最大作用，是使道教拥有大量的下层信徒，并初步建立了相对稳定的一个宗教组织。从此，道教不仅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作为一种方术和巫术，同时也作为一种宗教社会力量出现在中国历史舞台上。

(2)张角与太平道
　　汉灵帝在位的熹平年间，在河北巨鹿崛起一派由张角为首的太平道，并很快发展壮大转而成为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以宗教形式组织起来的农民起义——黄巾大起义。据《后汉书.皇甫嵩传》载：……百姓信向之。角因遣弟子八人，使于四方，以善道教化天下，……十余年间，徒众数十万，连结郡国，……遂置三十六方，……各立渠帅。讹言" 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 ，以白土书京城寺门及州郡官府，皆作" 甲子" 字。……诸方一时俱起。皆以黄巾为标帜，……旬日之间，天下响应，京师震。
　　道教各派的名称通常依其所据经典而定，太平道的酝酿，约起于吉、官崇的" 太平清领道" ；" 后张角颇有其书焉"。张角利用《太平清领书》中的某些宗教观念和社会政治思想，创立起一个庞大的道教组织。张角自称" 大贤良师" ，其弟张梁、张宝自称大医。建立了以" 方" 为单位的教区组织，大方万人，小方六七千人，为首者称大方、小方，各设渠帅总领其事。《后汉纪》称其" 周遍天下，置三十六坊，各有所主"。并应《太平经》中" 沉得天心意，使此九气合和，九人共心，故能致上皇太平也" 和" 道有九度" 的提法，道师持九节杖(类似权杖）。认为以此可理九人九气之事，可以节制宇宙万物，可以度人得道。
　　太平道初起时，奉事" 善道" 的" 黄老道" ，并以治病的方式传教。以符水咒说疗病，即用美酒合着" 神符" 吞下，对病者念咒以求除病。由于当时疾疫流行，人们纷纷求他治病，并因此而信奉其道。张角在灾情特别严重的冀州布道成功之后，就派出八个弟子到各地传教。

　　东汉之时，谶纬神学十分盛行，天灾人祸并行，人心思变，要求" 太平" ，因而早期道教经典中关于" 变" 而达到" 天下太平" 的思想极为合乎许多人求助于神灵，以期带来" 太平" 的需要。一些宗教领袖亦对黑暗统治心怀不满，于是他们施其所长，吸引群众。大批农民流离失所，与土地分离的状况，便于以宗教形式加以组织，并进而领导农民起来反抗。事实上，当时在张角率黄巾军起义之前，已有不少富于宗教色彩的农民起义活动。在光武帝建武年间(25-55 年）就发生过至少二起史称" 妖巫" 的造反事件。
　　到熹平年间(172-178 年），宦官集团在政治斗争中战胜了外戚和士人清议集团，控制了诸州郡的政治与经济，王朝统治陷入危机。张角借机发展势力，青、徐、幽、冀、荆、扬、兖、豫八州流民纷纷响应，许多人甚至弃卖家财，投奔张角。184 年(中平元年）由于有人告密，张角一派提前起义，其规模与声势极大地冲击了东汉王朝。
　　以宗教信仰的神学理论和宗教的组织形式为民间百姓呐喊战斗，旨在推翻腐朽的统治者的，张角并不是第一人，但顺利地实现宗教组织形式到政治军事组织形式的转换，并引发波澜壮阔，声势如此之浩大的农民起义，张角却是第一人。在这一转换中，张角从宗教领袖一变而成黄巾起义军的首领，太平道的徒众由"叩头首过" 之士一变而为燔烧官府的斗士，张角在太平道称为" 大贤良师" ，在黄巾军则为" 天公将军" 、" 黄天" ；在太平道他们" 符水疗病" ，在黄巾军则为" 黄天当立" 而战。这一转变的根本原因固然在于朝政腐败与社会苦难，但从宗教本身的角度看，则显示出在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之中，宗教与政治、宗教与民众疾苦、宗教与百姓求太平求温饱的要求密切相关的典型结果。
　　道教在汉代出现以后，即受到农民群众与封建统治阶级之间矛盾的影响，并积极地投入到政治斗争的漩流之中。尽管太平道领导的黄巾起义被残酷镇压，五斗米道在张鲁投降曹操以后也受到一些挫折，但早期道教二大派别的理论和各具特色的实践都显示出在中国特有的文化背景中，宗教从来都不仅仅只是一种信仰体系，它或受宠于统治者，或流布于民间，既能够成为辅佐君王的有力支柱，又能够成为摧枯拉朽的造反大军，无论是佛教的传人还是本土道教的形成，都与中国的大政治环境密切相关，统治者对之又爱又怕。中国社会宗教与政治的这种复杂关系，特别是统治者对宗教防范胜于利用的基本政策，使得中国的几大宗教从未像西方宗教那样获得国教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