娘家送来一百斤“救急”的高粱米，曾祖母用它换了栋草房

这次要讲述的故事，我很早就从家中长辈那里听来，但一直未曾动笔，因为不知从何说起。

故事的主人公，是我的曾祖母，亦即父亲的祖母、祖父的母亲。不过，非但我未曾见过她，就连父亲也不知其面——她去世实在是太早了，并且似乎没有留下过照片。

由于印象模糊，平时很难找到合适的由头或者时间节点来讲述她的故事。直到今天，在和朋友讨论女航天员王亚平的故乡之时，我忽然想起，曾祖母不也是来自福山张格庄的王氏家族么？于是，就此决定，以籍贯为切入点进行讲述。

当然，如此行文并非是为了“攀附名人”。因为，姻亲之间本来就存在“一代亲、二代表、三代了”的现象，从曾祖母到我，已历经四代，就算她的娘家有直系后人，也称不上亲戚了。更何况，据说她只有姐妹而无兄弟。换言之，现在张格庄的王姓人，虽然可能算是她的同宗，但血缘已经相当疏远了。

曾祖母嫁给曾祖父，大约是在民国二十五六年，这个时间是根据我的祖父——也就是他们的长子的出生日期来推算的。

过门之后，两人共育有三子。在那个年代的乡村，有三个儿子也算是一件值得自豪的事情了。但随之而来的，不仅仅是自豪，还有压力。

受传统观念影响，曾祖父母很早就开始为三个儿子的婚事做准备，说得更直白一些，就是想提前攒三栋房—不管是瓦房还是草房，不管是盖还是买，总之要有三栋才行。

与很多同时期的胶东人相似，曾祖父也曾闯过关东。据说因为通文墨，他在大连一家当铺做过好多年的账房，攒下过一笔积蓄。可惜的是，由于种种变故，这笔积蓄后来差不多化为了乌有。

到了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后期，曾祖父母肩上的压力陡然增加。一方面，那个年代的生活普遍艰苦，另一方面，长子和次子的年龄渐大，成家立业已经迫在眉睫了。而此时的家中，唯有一栋祖宅。倘若安排长子在祖宅结婚，那么次子的新房又在哪里呢？

“一定要快点再置办一栋房子。”当时曾祖父母的心里，大概就是这么想的。

但想要置办房，光着急不行，还需要有钱或者有相当于钱的东西，比如说粮食。可惜的是，那个时候，吃饱饭都不容易，哪还有多余的粮食买房子呢？因此，他们虽然可能早就物色过潜在的合适房屋，但始终无力付诸实践。

屋漏偏逢连夜雨。那一年，一场大的台风袭击了胶东半岛（实际上在八十年代之前，台风时常会在胶东成灾，此后才逐渐减弱了影响），很多村庄的种植生产都受到了大的影响，吃饱饭自然就更难了。

在这种情况下，不少本就体弱的人很容易生病，曾祖母也因此卧床。病，倒不是什么大病，但需要休养。当然，养病的前提是要吃饱饭。

因祸得“福”。曾祖母的娘家在听闻嫁出去的闺女生病之后，表现得很大方（这可能与曾祖母没有兄弟、家里不用置办房有关），送来了一大袋子的高粱米，据说有一百斤。

一百斤的高粱米，放在今天并不起眼，但在当时，显然是一笔很大的“财富”。大到可以买一栋小的草房了。

或许之前在物色的时候，曾祖父母就打听过若干房屋的价格。因此，曾祖母在拿到娘家给的粮食之后，和曾祖父做了这样一个决定：自己不吃，马上买房。

就这样，这一百斤“救急”的高粱米，换了一栋三间的草房，二儿子未来的新家，有了。

然而，曾祖母并没有等到任何一个儿子的婚礼。由于缺乏营养（这或许是饥饿的文雅说法），她的病久拖不愈，最终在仅仅三十九岁的年纪就去世了。

这个故事并不复杂，但我每次听都很感慨。记得有次在莱阳乡村跟一位老大爷聊天时，他曾说了这样一句话：“办了事（指子女结婚），就去心思了。”而这句话，可能也就是曾祖母的初衷吧。唉，可怜天下父母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