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俄羅斯科學院東方文獻研究所收藏的敦煌文獻中，和名家書法有關的法帖臨本受到書法愛好者及研究者的關注。目前已知的有王羲之《十七帖》臨本《服食帖》（Дx.11204）及索靖《月儀帖》臨本五件殘片。蔡淵迪已發表《俄藏殘本索靖〈月儀帖〉之綴合及研究》一文，主要從索靖《月儀帖》的版本、俄藏《月儀帖》殘片公佈及綴合的過程、對臨本或摹本性質及年代的推定、墨跡本與刻帖拓本的校勘等方面進行討論。筆者以爲，這些臨摹本殘片還很值得從書法史的角度進行深入研究，特别是文字墨跡與索靖書法的關係。因而本文在圖片拼合、録文及判斷年代的基礎上，追溯索靖的書法風格，揭示《月儀帖》臨本的草書藝術特徵及其在書法史上的意義。《俄藏敦煌文獻》所收Дx.4760、Дx.5748、Дx.6009、Дx.6025、Дx.6048爲五件草書殘片，未加定名，經考爲《月儀帖》臨本。古代朋友間殷殷問候的書信範本稱爲「書儀」。「月儀」屬於「書儀」之一種，按月編排，每月往復各一通，列舉當月尺牘用語，如問候、思念、祝福等詞句，供寫信時引用。這種書信文例流行於漢魏至唐五代，唐代最爲興盛。傳世的《月儀帖》有兩種，一種爲無名氏草書墨跡，又名《十二月朋友相聞書》，清宮舊藏，《石渠寶笈三編》有著録。黄麻紙本，存字五十三行，其中一、二、五月已佚失，留存至今的包括每月標題在内共計五百餘字。書勢流美，每字旁有釋文，以小行書寫就，正文草書如銅錢般大小，釋文則小如豆子，經研究應爲唐人所書，現藏台北故宮博物院。明代王肯堂（1549-1613）曾將之刻入《郁岡齋墨妙》帖第七卷，比墨跡本多出少許内容，徐邦達先生認爲兩本「是一個系統，但非一物」。在敦煌文獻中也保存有相似的《朋友書儀》。另一種《月儀帖》傳爲西晉書法家索靖（239-303年）所書，是現存文獻資料中最早的「書儀」，也是古代章草書法的代表作之一。原本早已佚失，僅有石刻拓本傳世。俄藏敦煌文獻中的墨跡本正是這種《月儀帖》的臨摹本，可謂彌足珍貴，爲我們更好地瞭解古代章草書法的面貌提供了依據。本文主要討論這種《月儀帖》。現將五件殘片拼合（圖1）並録文如下：
圖1
俄藏《月儀帖》五件殘片拼合圖
這五件殘片殘損較爲嚴重，尺寸不詳，其中Дx.5748與Дx.4760、Дx.6025與Дx.6009能够上下綴接，Дx.6048下面部分已缺失。現存索靖《月儀帖》石刻拓本缺四至六月，這五件殘片所存内容爲正月至三月。這些殘片未有明確紀年，其中Дx.6048背面寫有《佛説大乘稻芉經隨聽疏手鏡記》，根據學者的研究，此内容流行於吐蕃統治敦煌時期以及歸義軍初期，至歸義軍後期已不再流行，因此可判斷這件《月儀帖》書寫的下限在晚唐五代之前。蔡淵迪認爲此寫本的字勢、行款與刻帖不差分毫而將其定爲唐以前的摹本，甚至認爲出於索靖本人之手，筆者以爲證據不足。索靖書名早著，若有其手澤傳世，則必得時人保愛，不至於被遺棄而作他用。至於是臨本還是摹本，因未見原跡，難以判定，統稱臨摹本或直接稱臨本爲宜。若是將此寫本置於書跡發展演變的脈絡中，則可發現書跡除收筆處的重按波筆以外，已完全没有隸意，提按轉折明顯，不同於魏晉時期多用使轉的筆法，是楷書成熟以後的章草書法。其年代定爲唐代是較穩妥的。要考察《月儀帖》的種種情形，離不開對索靖其人其書的瞭解。索靖（239-303年）爲西晉人，是中國歷史上成就卓著的書法家。根據《晉書》卷六十的記載，索靖字幼安，敦煌(今甘肅敦煌)人。他出生於累世官宦之家，早年游詣太學，聲名遠播海内，爲「敦煌五龍」之一。中年久仕台閣，官尚書郎，與同樣才藝出衆又擅長草書的尚書令衛瓘（220-291）被當時人稱爲「一台二妙」。晚年殉職京洛。觀其一生，既擅長文學藝術，又富有膽略、成於事功，可謂文武全才。在敦煌文獻中，還保存有若干種和索靖有關的資料。法藏敦煌文獻P.2625《敦煌名族志》殘卷存有張、陰、索三姓九十四行，「索氏」條下正好保存著關於索靖的内容：「族父靖，父堪，北地太字（守）。靖少有逸群之量，與聞不應辟召，鄉人號曰腐儒。隆子苺，蜀郡太守。族父靖，字幼［安］，［與］鄉人張甝、索紾、氾衷、索綰等五人俱游太學，號稱'敦煌五龍’。四人早亡，唯靖得（後缺）」。（圖2）另外，法藏敦煌文獻P.4010、P.4615拼接後爲《索崇恩和尚修功德記》長卷寫本，也有一段提到索靖，「及晉司空索靖，惠帝時敦煌賢達，臨池學書，翰墨無雙，對策第一，帝佳之，拜附馬都尉，酒泉太守。」（圖3）這段記載比較簡略，與《晉書‧索靖傳》稍有出入，晉武帝年間（266-290在位），索靖「拜駙馬都尉，出爲西域戊己校尉長史」，但當時並未赴西北任職，原因是「太子僕同郡張勃特表，以靖才藝絶人，宜在台閣，不宜遠出邊塞。」他在京城任職多年後，才「除雁門太守，遷魯相，又拜酒泉太守」。晉惠帝（290-307在位）即位後，「賜爵關内侯」。以上幾種敦煌文獻都是唐代寫本，這些記載充分説明索氏在敦煌的家族勢力及索靖本人的影響力。
圖2
法藏敦煌文獻P.2625《敦煌名族志》「索氏」條
圖3
法藏敦煌文獻P.4010、P.4615《索崇恩和尚修功德記》「索靖」索靖既是敦煌籍大書家，現存資料也證明他與莫高窟早期發展有一定的關聯。莫高窟第156窟前室北壁有唐咸通六年（865）正月的墨書榜題《莫高窟記》（圖4-1，圖4-2），法藏敦煌文獻P.3720卷背（圖5）是其稿本，兩者都記載，索靖曾於莫高窟留下過「仙岩寺」的題壁。當然，「仙岩寺」題壁早已無存，索靖的墨跡也實難一見。我們只能從文獻記載中考察索靖書法的流傳情況，並結合刻帖中的索靖書法，窺測其書風面貌。
圖4-1
莫高窟第156窟前室北壁中《莫高窟記》
（灰地石綠書28*62cm）
圖4-2
莫高窟第156窟前室北壁中《莫高窟記》榜題臨本
圖5
法藏敦煌文獻P.3720卷背《莫高窟記》
唐代張彥遠（815-907）《法書要録》卷二引述劉宋虞龢（生卒年不詳，活動於南朝宋明帝時期）的《論書表》，記載了宋明帝泰始（465-471）年間「秘藏所録」多位書法家的墨跡字數，其中「索靖紙書五千七百五十五字」。這是現今所知最早的有關索靖墨跡遺存的記録，離開索靖離世已有160餘年。《法書要録》卷三引述唐武則天（624-705）時期李嗣真（？-696）的《後書品》，記載了李嗣真所見過的兩種索靖書法，一爲其家所藏《月儀》三章，一爲《毋丘興碑》。《法書要録》卷八所收張懷瓘（生卒年不詳，活動於開元(713-741)年間）的《書斷中》也記載《毋丘興碑》是索靖的八分體遺跡。《新唐書》卷二百一十一「儒學上」記載：「（歐陽詢）嘗行見索靖所書碑，觀之，去數步復返，及疲，乃布坐，至宿其傍，三日乃得去。」而早在唐代劉餗（生卒年不詳，天寶初公元742年左右歷集賢院學士，兼知史官，終右補闕）的《隋唐嘉話》中就已記載了這一典故。歐陽詢（557-641）所觀之碑極有可能爲《毋丘興碑》。唐代人的記録中我們只能知道以上兩種索靖的書法遺存。刊刻於北宋淳化三年（992）的《淳化閣帖》中收有索靖《載妖》（又名《皋陶帖》）、《七月廿六日帖》（又稱《七月帖》或《廿六日帖》）兩帖。及至北宋元祐五年（1090）以内府所藏名跡未刻入《淳化閣帖》者摹刻上石的《元祐秘閣續帖》（又名《太清樓續法帖》，簡稱《續帖》）中則收有索靖《月儀帖》。北宋黄伯思（1079-1118）在《東觀餘論》中記載的三種是《七月二十六日帖》、《月儀》、《急就篇》。根據編撰於北宋宣和二年（1120）的《宣和書譜》卷十四的記載，當時御府所藏索靖章草墨跡有四種：《急就章》、《月儀》、《出師帖》、《七月帖》。清代康熙四十七年（1708）編定的《御定佩文齋書畫譜》卷七十、清初學者倪濤編撰的《六藝之一録》卷一六四等僅著録《月儀帖》、《急就篇》和《出師頌》。以上文獻所記載的索靖諸種章草墨跡如今均已不可得見，只有石刻拓本傳世。其中《月儀帖》最爲著名，以明萬曆三十九年（1611）所刻《郁岡齋墨妙》法帖本流傳最廣。根據楊守敬的考證，郁岡齋本《月儀帖》所據底本爲續帖本。其他如《急就章》今已不傳，《七月帖》存於《淳化閣帖》中，《出師頌》有稱爲「索靖書」的北宋「宣和本」和稱爲「隋賢書」的南宋「紹興本」。現藏北京故宮博物院的墨跡本《出師頌》（圖6）即爲南宋「紹興本」，學界根據米友仁題跋及唐、宋諸鑒藏印和書法的時代風格，斷定爲隋代名家墨跡。索靖本即「宣和本」的《出師頌》有刻帖傳世，明代邢侗《來禽館帖》、董其昌《戲鴻堂法帖》、章藻《墨池堂選帖》等均曾收入。
圖6
隋代《出師頌》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要從刻帖所收書跡來瞭解索靖的書法風格並非易事，因爲刻帖所據底本很可能並非索靖真跡。黄伯思就曾記載《七月廿六日帖》七紙中僅剩一紙，「摹傳失真，無復意象」。北宋董逌也對刻入續帖中的《月儀》表示懷疑，因爲唐代李嗣真只見到三章，北宋内府却得到十一章，他推測是唐朝人仿效索靖書跡臨寫而成。而《出師頌》刻帖的版本較複雜，單國霖先生經過仔細研究，認爲「索靖書」的「宣和本」和「隋賢書」的「紹興本」與北宋《蘭亭序帖》所刻「肖子雲本」俱出自同一個更古的祖本。可見刻帖所收索靖書跡，只能作爲參考，不能作爲實據。另外，我們還能從文獻記載來考察索靖的草書可能具有的面貌。其一是索靖的書法師承。《法書要録》卷一引南齊王僧虔《論書》云索靖爲「張芝姊之孫」。張芝是東漢的大書法家，敦煌人，擅長草書，有「草聖」之譽。但索靖出生的時候（公元239年），張芝已去世近半個世紀（張芝生卒年不詳，約卒於漢獻帝初平年間190-193）。索靖師法的是韋誕（179-253），唐代張懷瓘《書斷》云索靖「善章草書，出於韋誕，峻險過之」。韋誕師法的正是張芝，據羊欣《採古來能書人名》記載，漢末師法張芝草書者有多人，以韋誕「最優」。王僧虔《論書》評價索靖「傳芝草而形異甚」。從中可看出從張芝到韋誕再到索靖，草書書法既一脈相承，其形態又不斷在發展變化。其二是索靖的草書形態。歷代書論著述對於索靖的草書多有稱頌，有的將他與其他名家並稱，如王僧虔《論書》云：「張芝、索靖、韋誕、鍾會、二衛，並得名前代，古今既異，無以辨其優劣，惟見筆力驚絶耳」；有的以比擬的方式形容他的草書，如梁袁昂《古今書評》云：「索靖書如飄風忽舉，鷙鳥乍飛」，形容其章草富於變化，筆勢中蘊含力量；有的將他與衛瓘或張芝作比較，如《晉書·索靖傳》云：「靖與尚書令衛瓘俱以善草書知名，帝愛之。瓘筆勝靖，然有楷法，遠不能及靖」，是説衛瓘的草書比不上索靖；張懷瓘對索靖的章草特别推崇，在《書斷》中將其章草列爲神品，並引王隱之語：「靖草絶世，學者如雲，是知趣皆自然，勸不用賞。時人云：精熟至極，索不及張；妙有餘姿，張不及索」，是説索靖和張芝各有優勝之處，張芝勝在精湛純熟，即工夫規矩，索靖勝在字形之美妙；還有的引述索靖對自己書法的評價，王僧虔在《論書》中謂索靖：「傳芝草而形異，甚矜其書，名其字勢曰銀鈎蠆尾」，是説索靖對自己的草書相當自信，用「銀鈎蠆尾」來形容字的形態。「蠆」是蠍類毒蟲，尾部上卷呈鈎狀，「銀鈎」和「蠆尾」都是形容章草書波磔處的遒勁狀態。從以上描述可以看出，索靖的草書以筆力遒勁、結字富於變化和趣味而著稱。他繼承的應是漢魏以來章草的規範形態，這與衛瓘向今草發展的創新式的「草稿」體是不一樣的。其三是索靖的書法理論。索靖著述頗豐，留存至今的却只有《草書狀》一篇，附在《晉書·索靖傳》之後，正是其書學著述。全篇在東漢草書家崔瑗（77-142）所著《草書勢》的基礎上，對書體演變、草書的氣韻、用筆及章法等作了形象的描述，從文字的實用性和書法藝術美兩個方面來論述和描繪草書的特徵。全篇用比擬的筆法，將草書的動態美、靜態美、豪壯的一面、飄逸的一面，靜中有動的姿態以及動中有靜的姿態，都作了生動的描述。草書的剛、柔、勁猛和流暢，都在作者筆下鋪陳開來。文中以「去繁存微，大象未亂，上理開元，下周謹案」來説明草書的實用性在於「去繁」，書法藝術之美體現在「存微」，「大象未亂」這幾句指草書既遵循文字書寫的規律，又開創了新的局面，在具體細節上又必須謹慎周詳。「如果説崔瑗所論的草書是章草，那麼索靖所贊頌的草書就包括章草和今草了。因爲索靖的前輩張芝已經在章草的基礎上創立了今草。索靖從發展的觀點來看待由隸書到章草、由章草到今草的變化發展的過程，認爲這是一種變通。」雖然張芝是否創立今草是有爭議的，但無論如何，《草書狀》是索靖在對草書有著深刻體悟的基礎上，對草書的時代意義所作的概括與總結。上文從文獻學的角度梳理了索靖生平、其書跡的流傳情況及其書法師承、草書形態和他本人的書學著述。存世的刻帖書跡是否能真實反映索靖的書法面貌是有疑問的，而《月儀帖》墨跡本的發現無疑爲我們窺測索靖書風提供了重要的線索，至少能論證《月儀帖》刻帖的可信程度。蔡淵迪在《俄藏殘本索靖〈月儀帖〉之綴合及研究》一文中已將敦煌本《月儀帖》和傳世諸種帖本作比較，將異同之處分爲以下五類：（一）帖本泑損，而墨本完全者；（二）帖本細筆磨損，而墨本清晰可見者；（三）墨本映帶、筆勢顯然，帖本含混者；（四）帖本失摹，而墨本正確者；（五）墨本與帖本均不誤，可兩存者。可謂觀察細緻，結論精審，本文不再贅述。墨跡本爲典型的章草書法，與傳世刻帖有相同的源頭。墨跡本體現了索靖書法法度謹嚴、氣勢峻邁的特徵，從中能感受到書寫者一絲不苟的態度。若將此《月儀帖》墨跡本放置在書法史的脈絡中，我們能發現哪些問題呢？其一，存世的章草書法，以傳爲三國吳人皇象（生卒年不詳）所書的松江本《急就篇》和西晉索靖的《月儀帖》爲代表，形式多爲刻帖。這種章草的形制，乃隸書和草書筆法兼而有之。筆划結尾處的波筆保留隸書的寫法，筆划之間簡率相連是草書的特徵，字與字之間則不相連。傳世墨跡西晉陸機（261-303年）的《平復帖》與《急就篇》、《月儀帖》年代相近，却不見隸書波磔的寫法，結體縱長放任，有著今草的形態。考古發現的文字遺跡，如東漢永元五年至七年（公元93-95年）的《永元器物簿》，敦煌漢簡、西晉十六國時期的樓蘭文書殘紙等，也看不到程式化的章草的寫法。這一現象使人産生疑問：刻帖中的章草書法，是日常使用過的書體嗎？叢文俊先生認爲：章草不能代表嚴格意義上草書演進的階段性成熟狀態，不是一個必然環節，而是寫入字書後的特殊樣式，即當時借助字書傳播承習的「標準草書」。叢先生此處認爲的章草，應是程式化以後的章草，亦即刻入法帖中的章草樣式。筆者認爲，書體的演進都有一個漸進的過程，誠如唐朝張懷瓘所言，章草爲「既隸書之捷」，是由隸書的簡捷寫法發展演變而成的，應當屬於書體發展演變中的一個環節，可分爲俗體的章草和規範化、程式化以後的章草兩種樣式。俗體章草是日常使用的書體，譬如出土於江蘇連雲港東海尹灣漢墓的西漢晚期漢成帝永始年間（公元前16-前13年）的竹簡《神烏傅》（圖7），其書體被稱爲「草隸」，亦可視爲早期的章草書法，結構自如，字形變化多。新莽時期（公元9-23年）馬圈灣漢簡《王駿幕府檔案》（圖8）「用鋒特色鮮明，有大量提頓筆和絞鋒筆法，這既形成點線粗細差别，也萌發早期今草筆意。」西晉永嘉年間（307-311）至十六國時期（304-439）樓蘭文書的書跡也多有章草書法的面貌，如《得必安帖》（圖9）具有典型的章草體勢，字字獨立，略帶今草筆意。這些都是日常使用的未經規範的章草。而「規範化了的章草除了波折外，已經很少能見到隸書的痕跡了，用筆的提按使轉漸趨成熟，字法結構也更加嚴謹而精美，幾乎無異於行楷。」這一描述正符合法帖中章草書法的特徵。《月儀帖》墨跡本屬於後者，是程式化的章草。
圖7
西漢成帝永始年間（公元前16-前13年）竹簡《神烏傅》
江蘇連雲港東海尹灣漢墓出土
圖8
新莽（公元9-23年）馬圈灣漢簡《王駿幕府檔案》
圖9
西晉至十六國（公元304-439年）樓蘭文書《得必安帖》
其二，從俗體章草發展到程式化的章草，中間的過程和細節我們並不清楚。叢先生所説的「標準草書」，似不同於漢代熹平石經（刻於公元175-183年）、三國曹魏正始石經（建於公元241年）及唐代開成石經（刻於公元833-837年）的正書體。這些石經同時具備傳播儒家經典和正字的作用，是由朝廷刊布的。而以《急就篇》、《月儀帖》爲代表的字書、書儀的章草書法由誰設定標準則未可知，或許是在約定俗成的情況下又得到了書法名家的支持。古代書論中將西漢元帝時期（公元前48-前33年）史游作爲章草之祖，張懷瓘《書斷》云：「案章草者，漢黄門令史游所作也。……史游即章草之祖也。」如果這一記載準確，那麼史游（生卒年不詳，漢元帝時官黄門令）應該是章草書法的集大成者，他整理編寫了《急就章》，並以草書寫出，使得章草書法規範化，後世稱「章草」也因《急就章》而得名，但他本人並未留下任何書跡。《急就章》作爲古代兒童啓蒙學習的書籍流傳廣泛，最早可能有隸書寫本；東漢、三國及西晉草書盛行，應當有不少出於書法名家之手的草書寫本，但只有三國時吳國皇象章草寫本通過刻帖流傳下來。《急就篇》也是索靖墨跡的名篇，上文提到《宣和書譜》曾載其名，宋人黄伯思（1079-1118）《東觀餘論》卷下《跋章草〈急就補亡〉後》、《跋索靖章草後》和葉夢得（1077-1148）《跋索靖章草〈急就篇〉》都有記載，認爲「今世所傳惟張芝、索靖二家爲真，皆章草書」。此外，作爲章草名篇的就是索靖《月儀帖》。這兩種流傳至今的章草書法説明魏晉之際規範化的章草曾經流行。即使以今草、正書等「新體」書法聞名於世的書聖王羲之（303-361），也有《豹奴帖》這件章草尺牘以刻帖的形式傳世。史游的章草具有何種面貌已很難知道，只能通過同時期的出土文字遺跡推想一二。我們目前所見程式化的章草，應是魏晉人的寫法。華人德先生認爲，漢代草書發展到魏晉有兩種方向，一是擺脫隸書的影響成爲今草，一是保持原來的形體，增加裝飾性，變得工致而程式化。這和隸書在漢末魏晉的發展情況是一致的，要麼更爲簡捷流便，向行、正書發展；要麼誇大、固定波磔的特徵而程式化起來。其三，魏晉以後，章草式微，書法史上一般認爲到元代章草才得以復興。然而二十世紀以來的新發現説明，隋唐時期的章草也有重要書跡保存至今。上文提到故宮博物院藏隋代名家所書《出師頌》，即屬於隋代章草書法。在敦煌吐魯番文獻中，除本文討論的《月儀帖》殘本以外，另有一件墨跡本與《月儀帖》相類似，這就是《佛遺教經》殘本（圖10）。這件墨跡寫本的圖片收録於日本學者藤枝晃編、1978年出版的《高昌殘影》一書中，後又有整理釋讀的研究成果《高昌殘影釋録》於2005年出版，標明此件紙張是黄褐色唐宮廷麻紙。這件寫本的書法無疑也是章草，而且是楷書成熟以後、極其規整的章草書法，「人」、「來」、「及」等字捺筆程式化的波磔非常明顯。相比之下，《月儀帖》牽連處多，筆鋒更爲銳利，《佛遺教經》則節奏更爲舒緩，這兩件都屬於唐代章草書法。另外，遼寧省博物館藏《恪法師第一抄》爲羅振玉舊藏，學者們根據白麻紙性質及十九張紙整體使用的方式將書寫年代定爲唐垂拱（685-688）至開元（713-741）年間的盛唐時期。這件章草書法應出於僧人或寫經生之手，與《月儀帖》及《佛遺教經》寫本的章草書體不同，並無燕尾和波磔，但字字獨立，省略筆畫，重新約定偏旁部首的寫法，和今草的特徵不同，屬於較爲特殊的章草書。而在敦煌文獻中，這一性質的寫本有多件，如法藏P.2037《瑜伽論手記》、P.2176《妙法蓮華經玄贊卷第六》、P.2063《因明入正理論後疏》等寫卷的書法都屬於這一類章草。吐魯番吐峪溝出土的《俱舍論頌釋》一組殘卷也以章草寫就。史睿引用王家葵的觀點指出，唯識宗的章疏多用章草書體，而以上提及的兩組寫本正有此特徵。唯識宗的創始者爲玄奘，史睿還根據《宋高僧傳》等文獻補充，玄奘在譯場中口授大小乘佛典經義，再由窺基、普光等人筆録爲經論註疏，乃是普遍情形。經過十餘年譯場的記録，唯識宗諸弟子及再傳弟子逐漸形成了利用章草書寫本宗經論註疏的傳統，並傳之後世，播之四裔。抄寫唯識宗章疏的寫經生，同樣需要具有識讀和書寫章草的能力。史睿還在日本正倉院保留的經師書樣中看到一組經師練習或考試的寫本，各類特殊書體均備，其中就有一段連續書寫的章草字體，並且旁注楷書。爲東大寺和日本皇室寫經的經師的地位大致與長安慈恩寺、西明寺等大寺的寫經生相似，故可推測長安大寺寫經生也需要具備識讀和書寫章草的技能。敦煌吐魯番發現的這些章草佛典註疏，即來源於長安玄奘的譯場，應爲譯場筆録的寫本，或是再次傳抄後傳播到西域的寫本。章草在唐初僧人和寫經生中曾經傳承，這是書法史上没有記載的重要内容。
圖10
唐代《佛遺教經》殘本
吐魯番出土
回到上面的問題。如將《月儀帖》寫本放置在書法史發展的脈絡中，我們可以證實索靖的章草書法所具有的重要地位，他在章草書的發展過程中是承上啓下的人物。收入刻帖中的索靖《月儀帖》在唐代有墨跡本流傳，有據可依，保留了魏晉以來程式化章草的面貌，因而是可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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