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文藻与冰心伉俪抗战居滇生活素描

△ 20世纪30年代的冰心与吴文藻(选自《冰心自述》,大象出版社,2005年版)

在抗战时期大批迁滇的文人学者中,吴文藻、冰心夫妇以其独特的方式,为抗战救国、为云南的科学文化教育事业作出了别具一格的贡献。吴文藻以中国社会学、人类学先行者的身份,将其引进的西方社会学理论具体运用到云南,既为社会学的中国化奠定了基础,又开创了云南社会学研究之先河:时已文坛成名的冰心,一面义务执教于呈贡,一面创作《默庐试笔》等散文,介绍抗战中的云南,宣传云南人民的抗战,为云南近代文化史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吴文藻1901年4月12日出生于江苏省江阴县夏港镇一户小商人家庭,江苏省属南菁中学毕业后,考入预备留美的清华学堂,开始接触先进的西式教育。求学期间发生的“五四”运动,对吴文藻产生了重大影响,他曾回忆道:“民主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思想也在此时开始得到了确立。”(《吴文藻自传》,载《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传略》第六辑,第118页)吴文藻由埋头读书转向求学救国,并为其后研习社会学、民族学理论奠定了基础。1923年,吴文藻从清华学堂毕业,成为官费留美学生.

冰心,原名谢婉莹,1900年10月5日生于福建省福州市隆普营,后定居北京。良好的家庭教育培养了冰心善良、温柔、文雅的性格以及丰厚的文化修养。“五四”运动促使冰心走上文坛,她陆续发表《斯人独憔悴》《秋风秋雨愁煞人》以及诗集《繁星》、小说集《超人》等大量作品,在抨击军阀政府的同时,开始尝试用“母爱”的济世良方去拯救劳苦大众,成为京城文坛颇具名气的年轻女作家。1923年夏,冰心从燕京大学毕业,获得金钥匙名誉学位奖和美国威尔斯利女子大学奖学金,同年8月赴美留学.

冰心和吴文藻邂逅在赴美的邮船上。交谈间吴文藻给冰心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最终成就了一段佳缘。在完成各自的学业之后,冰心和吴文藻先后回国,于1929年6月15日完婚,婚后两人均在燕京大学任教。

1937年“七七事变”后,北大、清华南迁昆明,吴文藻即辞去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主任和文法学院院长的职务,应熊庆来之邀,于1938年秋举家迁昆明,赴云南大学任教。吴文藻一到昆明就投入到繁忙的工作之中。他先是负责用英庚款在云南大学设置的社会人类学讲座课程,然后同英庚款委员会派来的研究人员共同进行专题研究工作;1939年帮助云南大学建立了社会学系并担任系主任,首开云南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之先河。同年,吴文藻又受燕京大学校务长司徒雷登委托,在昆明建立燕大和云大合作的实地调査工作站,并安排其弟子费孝通等人入站工作。此后,吴文藻又倡导并参与组建了云南人类学学会。在云南期间,吴文藻将留美所学的理论应用到实际工作中,他不但亲自参与调査研究,还安排同仁和学生一起进行实地调査。其间,撰写了《民主的意义》和《论社会制度的性质与范围》两篇学术论文。早在燕京大学时,吴文藻就提出要将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中国化,正是通过在云南的上述工作,使他有机会践行自己走以“认识中国,改造中国”为宗旨的社会学中国化之路。在其指导下,学生们纷纷深入各地进行实地考察,吴门弟子费孝通在云南完成的调査报告《云南三村》,是当时社会学研究领域的重要成果之一。

繁忙的工作之余,吴文藻也忙里偷闲享受课余时光。当时他们一家住在昆明城外,路难走,吴文藻不会骑自行车,平时只好雇马骑。每逢周末,他还常带一些单身朋友到家里玩。其中最受欢迎的要数联大中文系教授罗常培,每当孩子们远远看见几匹马走来,就齐声喊:“来将通名!”一听到“吾乃北平罗常培是也”,就都拍手欢呼起来(参见冰心:《怀念罗莘田先生》)。他幽默风雅的笑话常常引来冰心一家的笑语欢声。吴文藻生性严谨认真,哪怕对日常小事也一丝不苟。女儿吴冰回忆说,小时候最怕向父亲提问,因为一问就会碰到麻烦,吴文藻首先会批评问题提得不对、不科学,然后再详详细细地解释,可她此时已经没有耐心了;向母亲提问还快些,容易得到直截了当的答案。但长大以后吴冰才体会到父亲详细讲解的好处:可以全面了解一个问题的来龙去脉。儿子吴平在云南时很调皮,学习也不用功,没少挨父亲打,但吴文藻只会揪孩子的耳朵,因为做事极有规律,往往只会揪-边的耳朵,直到有人告诉他这样做会使两边耳朵不一样大,吴文藻才作罢(參见满素洁:《冰心的丈夫社会学家吴文藻》)。

与吴文藻比较,冰心在云南的生活略显轻松。他们一家开始时住在昆明城内螺峰街、维新街,后来为避日机轰炸,搬到昆明南郊呈贡,冰心还义务担任当地简易师范、中学(两校一体)教师,在物质贫乏、精神压抑的生活中,却不乏天性的乐趣。她不时抽空到住地附近骑马郊游,回来后将偶遇故友的情形写成《我的学生》,满怀感情地将学生一家虽清苦却快乐的生活写出来,学生M向冰心介绍自己的家:“这座茅屋,是先生指点着工人盖的,门都向外开,……这书桌、书架、'沙发’椅子都是我们自己钉的,……还有我们的床,那是杰作,……好玩得很!”可见冰心颇赞赏学生这种“好玩”的生活,同时也表现出普通民众面对战时艰苦所持的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冰心自己在云南的生活也是充满乐趣的。吴文藻工作繁忙,周末才回家,平时就是冰心一个人带着孩子。她开心地在师范学校代课,也耐心地教自己的孩子们读书,为他们讲故事,还不时地制造一些生活的小乐趣。一次,梅贻琦夫妇到他们家度周末,冰心回忆起抗战前在北京有一次让吴文藻去买“萨其马”(一种点心)和“双丝葛的夹袍面子”(一种衣料),可吴文藻到了店里只记得要买“马”和“羽毛纱”,闹了很大的笑话,当时冰心作了一首宝塔诗取笑丈夫这个清华“书呆子”:

香丁
羽毛纱
样样都差
傻姑爷到家
说起真是笑话
教育原来在清华

梅贻琦听后笑着续了两句:

冰心女士眼力不佳
书呆子怎配得交际花

引得在座的清华同学捧腹大笑,冰心当场承认自己是“作法自毙”。

冰心把借居的祠堂“华氏墓庐”改名“默庐”,既含“墓庐”的谐音,又兼主人(房客)沉潜之意。冰心很满意自己在呈贡的居所,她曾将这段生活写成《默庐试笔》,发表在1940年2月28日香港《大公报》上:“呈贡山居的环境,实在比我北平西郊的住处,还静,还美。……最好是在廊上看风雨,从天边几阵白烟,白雾,雨脚如绳,斜飞着直洒到楼前,越过远山,越过近塔,在瓦檐上散落出错落清脆的繁音。还有清晨黄昏看月出,日上。晚霞,朝霭,变幻万端,莫可名状,使人每一早晚,都有新的企望,新的喜悦。”冰心还将自己曾经住过的山东烟台、北平海甸与呈贡作了比较:“论山之青翠,湖之涟漪,风物之醇永亲切,没有一处赶得上默庐。我己经说过,这里整个是一首华兹华斯的诗。”华兹华斯系英国18末、19世纪初的浪漫主义诗人,擅长描写大自然,冰心将默庐比喻为华诗,可见她对呈贡的印象之好。冰心还为任教的学校作了一首校歌:“西山苍苍滇海长,绿原上面是家乡。师生济济聚一堂,切磋弦诵乐未央。……”(参见余斌:《冰心与呈贡》)然而,快乐之余,面对国土沦丧,冰心内心也很悲伤,她问自己:“我为什么潜意识地苦恋着北平?”诉说内心的愤恨和惋惜:“北平也跟着大连沈阳死去了,一个女神王后般美丽尊严的城市,在蹂躏侮辱之下,恹然地死去了。”透过这种刻骨铭心的悲伤情绪,冰心放言:“在那高山丛林中,我仰首看到了一面飘扬的旗帜,我站在旗影上,我走,我要走到天之涯,地之角,抖拂身上的怨尘恨土,……来招集一星星的尊严美丽的灵魂,杀入那美丽尊严的躯壳!”(《默庐试笔》)以此表达她对祖国苦难的忧愤和对光明未来的向往。在云南的日子,冰心就是生活在这种起伏的情绪之中,不断借文字来表达自己的情感。

△ 冰心、吴文藻与母亲(选自《冰心自述》,大象出出版社,2005年版)

1940年底,冰心一家迁入重庆.抗战胜利后,1946年初,吴文藻受命担任中国驻日代表团外交组组长,他们一家又来到日本东京,直至1951年才历经艰辛回到北京。此后,吴文藻和冰心一直在中央民族学院(今中央民族大学)工作。1958年4月,吴文藻被错划为右派。文革期间,吴文藻夫妇被下放到湖北沙洋干校劳动。1971年8月,因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的翻译工作需要,吴文藻、冰心才双双回到阔别13年的中央民族学院。1980年,冰心的短篇小说《空巢》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1995年3月,因首先在中国翻译黎巴嫩诗人纪伯伦的作品,黎巴嫩共和国总统签署命令,为冰心颁发了黎巴嫩国家级雪松骑士勋章,终其70余年的创作生涯,她为中国文坛留下了700余万字的散文、诗歌、小说及翻译作品。1985年9月24日吴文藻在北京去世,冰心和子女遵遗嘱将其3万元存款全部捐赠中央民族学院,设立研究生奖学金,以圆其“教育救国”之夙愿。1999年2月28日,冰心在北京逝世,享年99岁。

2000年9月28日昆明国际花卉节上,法国梅兰德国际花卉公司负责人魏特默先生宣布,将由该公司培育、呈贡斗南引进种植成功的一种花朵硕大、猩红浓艳的玫瑰新品种,正式命名为“冰心玫瑰”。这是呈贡人民在半个世纪之后,对冰心当年义务教学及其《默庐试笔》的回馈。吴文藻和冰心虽然只在云南生活了两年,但他们的音容笑貌以及冰心作品中赠给昆明、赠给呈贡的那些起伏有序、曲折曼妙的文字,无论写景、状物还是记人,犹如一首首清新隽永的散文诗,必将连同那个时代一起,永远用在云南人民的记忆之中。

(作者:何斯民,云南师范大学历史与行政学院中国近现代史专业05级研究生。原载于《学术探索》2007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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