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当代汉语诗人面临的语言问题 /哈金

当代汉语诗人面临的语言问题

哈金

　　唯一荣获美国最重要的图书大奖“全国图书奖”和美国笔会“福克纳小说奖”的华裔作家哈金，9月19日和20日，将应邀前往新泽西州，举行关于写作和阅读的系列演讲（具体详情请见篇末信息）。多维陆续介绍对于哈金及其作品的各方评论。《今天》杂志发表哈金的文章，全文如下：

　　读到李陀在《今天》３９期上发表的关于汪曾祺的文章，很兴奋。他提出了许多深刻的问题。尽管还没有完全令人满意的答案，这是一个有意义的开端。原以为会有一系列的文章出现，深入地讨论写作和汉语的关系，但似乎还没有人比李陀做得更透彻。我是一个局外人，完全用英语写作，没对这个问题做过全面的研究。然而，当代汉语诗人面临的语言问题我倒挺关心，也想过一些。这是一部学术着作的题目，我早已不写学术论文了，所以只能在此简单谈谈。

●传统与大诗人

　　杨炼在《中文之内》（《今天》第４０期）中提到当代汉语诗人大多在“瞎写”的现象。这应该从中国当代诗歌无传统可反叛的情境来解释。“五四”之后的白话诗的主要功用在于打破了文言诗，但并没有建立起一个坚固、强大的传统。从文学史的角度来看，朦胧诗反叛的是一个政治的传统，因为在它之前并没有什么辉煌的诗歌传统可言。所以，当代诗人面临的主要困难是在现代汉诗中并没有形成强大的语言传统。没有这样的传统，就不会有伟大的诗歌。从西方诗歌史来看，每一次突破或变革都会在该诗歌语言中找到参照。而当代汉诗没有这样一个语言传统的参照。

　　Ｔ．Ｓ．艾略特曾说，如果一个语言不在每一代人中都产生一两个大诗人，那么这个语言已经害病了。那么什么是大诗人呢？除了感情的强度和思想的深度以外，大诗人必须在语言上有所贡献。就是说经过他或她的创作，其语言发挥尽它的潜力，并且得到发展。在这样的诗歌产生之后，该语言多多少少跟以前不同了。用这样的标准来衡量，我不敢说每一个主要西方语种都在每一代人中出产一个大诗人，但比较客观地说，他们在每一个世纪中都拥有大诗人。

　　但汉诗怎样呢？我想至少可以说近一两个世纪以来还没有产生真正的大诗人。为什么汉语在这么长的时间内没有能量生产出一个大诗人呢？是不是这个语言本身出了毛病？我认为是的。

●诗歌语言的功用与构成

　　从宏观上讲，最理想的诗歌语言追求两个目的：普遍性和永久性。普遍性是语言被众多的人采用；永久性是语言能够长期流传下去。“文章千古事”就是这个意思。在这个广阔的层次上，古典汉诗的语言的确是很理想的。这是庞德等西方诗人赞美汉诗的理由。西方的文字几百年就变得不可识了，但汉语几千年来一脉贯注下来；现在中学生还能读懂孔老夫子的话。

　　诗歌标帜一个语种的最高成就，是其桂冠。同时，诗又服务于语言。这种服务主要表现在两个功用上：１、发展其语言；２、巩固其语言。要发展就要有破坏，“五四”以后的白话文运动打破了文言传统，把文与言的距离缩小了。其实，白话文的目的是消灭这个距离。如果没有这个距离，诗歌语言真能够达到普遍和永久吗？距离也许还是应该有的。

　　汪曾祺与老舍和赵树理不同，他力图操持一种文与言之间的适当距离！不管他意识到没有，他将古典散文的语言引入现代汉语，是一种力图稳固语言的工作。从长远看，稳固也是发展。

　　那么一首诗的语言是怎么构成的呢？主要有三要素：声、意义、意象。文字的意义和意象并不是诗歌的本质，两者都可以被翻译。这点庞德早已做过详细的论述。

　　诗歌语言的本质是声。声是无法翻译的，它也容纳着感情和意义，是诗歌语言中最有感染力的成份。虽然我们不懂一首诗的意思，但往往也会被它感动，甚至是外语诗。不信，你听听艾略特本人朗诵的《荒原》，或莱特克的《醒来》，或佩拉丝的《爸爸》，这种现像是由于声使听者从感情上与诗有所沟通。

　　总的看来，当代汉语诗人们过于在意象上下功夫，没有在声方面有重大突破。记得一位我很尊敬的朦胧诗人说过：“我们写诗主要是给人看的，不是给人听的。”确实，朦胧诗不但没能在这方面做出很大贡献，而且倒使许多后来者把声这个核心问题给忽略了。其实，郭路生对诗律和韵的追求可以被看做是对朦胧诗所忽略的声的问题的补偿。可是他的诗作有限，未能开出一条路来。

　　庞德曾失望地说汉诗在声的方面没有什么可取之处，“只有一些嘶嘶的语音”。当然他无法从声的方面来体会汉诗，但跟英诗比起来，汉诗的音乐感的确要简单、原始些。这点刘若愚先生在《中国诗学》里也提及过。也许这和单音节的汉字有关，也许跟字与言的分离有关。总之，声是发展诗歌语言的关键所在。更多的汉语诗人应当把注意力放在此处。

●汉诗语言的伤疾和生机

　　从历史来看，汉诗语言最大的伤疾是言与文的严重分家。秦始皇“书同文”，一下把原有的各种文字都消灭了，李斯的小篆被立为官字，以后每朝每代都有所谓正名和正字运动，乱用字是要治罪的。甚至前几年，《人民日报》还发文告诉计算机使用者，乱用印刷字体是非法的。

　　最初“书同文”的确为诗歌创造出新机会──文字的普遍性和永久性都得到充份扩大。后来唐诗正是在这个人为地创造出的空间得以开花结果，以致达到汉诗的顶点，产生出几个伟大的诗人。

　　自宋以后，这个空间渐渐被开掘尽了。由于无法得到口语的滋养，汉诗的语言开始枯竭，无力产育更伟大的诗歌了。白话诗力图将诗歌跟口语完全结合起来，就不得不抛弃古典诗歌。平心而论，虽然古典诗歌在意象和美学意识方面对当代汉诗有所帮助，但语言上它无法提供任何能量了。穆旦从来就不读古诗；我也看不出北岛、顾城等人的诗作跟古诗有什么联系。这是一个严重的脱节，是历史的必然，是诗人们无传统可循的原因，也是现代汉诗跟别国诗歌的根本不同之处。

　　鲁迅憎恨汉字是因为它有一部铁血的历史，它是统治中华各民族的工具，它把文学跟民众分开，它是中国封建文化的动脉。鲁迅的悲剧在于他的着作都是用汉字写的，他的天才使得汉字在他笔下焕然一新，又有了生机。

　　在计算机和电视普及之前，许多人对汉字的前途是悲观的，认为它势在必亡。计算机淘汰了数百斤重的汉字打字机，使汉语的应用科学化了。电视机更广泛地普及普通话，这为汉字的运用提供了深厚的语言基础。因此，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汉语将富于活力。

　　但言与文分离的问题还无法解决。当代汉语诗人多以普通话写作，这是一官方语言，往往跟日常语言脱节；也就是说，文字上还是不能最充份地吸收口语的养份。比方说，李陀赞美汪曾祺能写出这样的文字：“塘鳢鱼是什么鱼？我向往之久矣。到苏州曾想尝尝塘鳢鱼未能如愿。后来我知道：塘鳢鱼就是虎头鲨，（左）口（右）害！”李陀被这“（左）口（右）害”吓了一跳，认为是神笔。我是地道的北方人，一辈子只去过江南一次，但这个“（左）口（右）害”字只是在李陀点评之后，我才觉得它的确不错。这不光是反应迟钝，原因是我不熟悉京白和京片子。我敢保证上海佬和广东佬们在这点上比我这个东北佬还迟钝，更不用说少数民族了。这涉及当代文学语言的一个重要问题，即用谁的口语来说话。甚至在普通话内是不是应该独尊北京话？什么样的口语能为汉语文学提供最丰富的养份；使其既具普通性又具永久性？对这个问题，很难有明确的答案。也许要等有了大量的创作实践后，作家和批评家们才能有比较清楚的认识。

●理想的当代汉诗语言

　　理想的当代汉诗语言首先要充满口语的活力和丰富的音乐感，既有弹性又有力度。雅俗兼容，至少在两三百年内仍将新鲜如初。

　　这种语言需要一些人的努力探索和艰苦劳动才能形成。只有当这样一个强壮的语言形成后，传统才能建立。现在写诗的人很多，但不是每个人都有能力来从事建立新语言的工作的。我曾幻想过有那么三五个真正具有诗学天赋的人共同交流、甘愿从事这种劳动。他们每个人都熟悉中国的诗歌传统和数种方言，精通一两门外语并能体验不同语种的诗歌；他们共同用古今中外的经验和标准重新组织建立汉语诗歌语言。在他们死后，后来者们将千方百计超越他们，但没有人能否认他们的业绩是一座坚实、必不可少的里程碑。哪个民族会如此幸运，在一代人中拥有这样三五个人呢？即使中华民族有这样的人才，他们能不受生计、政治、环境的驱使去做别的事吗？

　　我的幻想不但不实际，而且还是反动的，反历史而动的。横观世界，诗人们都在忙着打倒自己诗歌传统的里程碑；他们追求个性的、琐碎的语言，跟以前的宏大雄伟传统对着干。可悲的是，现代汉语诗人没有一座丰碑可捣。难道汉诗必须逆历史而动才会有出路吗？

　　有一点我们应该清楚：诗歌语言跟政治有不可分割的联系。爱尔兰诗人希尼曾说他的痛苦之一是不的不亲吻征服自己民族的棒子。这根棒子就是英语。从宏观来看，每一批优秀的诗作都在丰富发展其语言，使它更坚韧、更精妙。鲁迅一定比希尔更痛苦，他憎恨汉字，但它又是自己生存的条件。有朝一日，如果一个新的强大的汉诗语言传统真正建立起来，它会不会使汉字这条绑缚中华各民族的锁链又多一环呢？这真是一个富有悲剧色彩的课题啊。

　　（原载《今天》９９年第一期（春季版，总第４４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