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家暴之后，ta们为什么没有离开？

几天前，蒋劲夫的女友，日本模特中浦悠花公开了自己脸部、身体淤青照，随后蒋劲夫发微博承认家暴。今天起，日本电视台四个节目开始播报中浦悠花遭家暴的事件，她被诊断为重伤。“牙齿被打掉了2颗，严重的时候还会用上锤子”，说明其被反复家暴的事实。

事情曝出后，蒋劲夫的好友还爆料称中浦悠花“妈妈是邪教头子”，“和另一个女生以及五个男生玩7p”，“找日本黑社会向蒋劲夫勒索一亿日元”。许多人为蒋劲夫不平，还有人认为他打得好。

且不论这些爆料的真实性（爆料出来的只是微信聊天记录截图和备忘录），为蒋劲夫不平实际上创造了一种允许甚至鼓励家暴的社会舆论环境。在这样的环境中，只会有更多家暴的悲剧发生。

但本文想要讨论的重点是为什么很多经历家暴的人，会容忍施暴者一次，多次，甚至长期的暴力。

很多时候，人们选择容忍家暴

美国在2000年关于亲密关系暴力的一项报告显示，在一生当中，有25%的女性和8%的男性经历过亲密关系暴力。其中，73.3%的女性选择不报警。

报道继续研究了不报警的原因，发现几乎所有人都认为警察不会对施暴者采取什么行动，并且有61.3%的女性认为警察不会相信自己，这可能是一种习得性无助（learnt helplessness）。

习得性无助基于一个动物实验，研究的结果是，在经历了不可控的折磨之后，狗会失去反抗的动力，无法逃脱一个本可以轻松逃脱的折磨。这个现象在人类身上也很常见。或许，在反复的无效反抗后，被家暴者们对改变现状失去了希望。

值得注意的是，有30%左右的人不想要警察和法院的介入¹。

那些不想要警察和法院介入的人在想什么？

经济虐待

有研究者提出，经济虐待(economic abuse)是一种家暴。经济虐待被定义为施虐者通过干扰伴侣获得，使用，和保存经济资源的能力，来控制伴侣的方法。

例如，丈夫通过不让妻子去工作，剥夺妻子获得资源的能力，从而使得妻子不得不依赖他²。有研究表明，经济原因是被害人留在施暴者身边的主要原因之一³。

沉没成本的因素

她们离不开施暴者，还有可能是因为一种认知偏差。人们常常无法忽略沉没成本(sunk costs)，即已付出且不可收回的成本⁴。

很多人可能会强迫自己看完一部花钱买的电影，因为怕浪费了买票的钱。而家暴的受害者可能会强迫自己，继续待在曾经付出过时间，精力，和爱的人身边，因为怕浪费了这段关系的沉没成本。

斯德哥尔摩症候群

还有人不离开施暴者是因为爱。在很多人看来这样的原因似乎非常扯淡，毕竟爱和虐待听起来像是相反的概念。但受害人对加害人的情感，不一定总是负面的。

1973年，一位罪犯在抢Kreditbanken银行（斯德哥尔摩最大的银行之一）时，劫持了4个人质，与他们一起待了6天。人质们被解救之后，不仅不愿意指证那位罪犯，还攒钱帮他打官司。

这种被害者对加害人产生感情的情况被称为斯德哥尔摩综合征，或人质情结。这可以被认为是一种同理心的滥用，被害人不合适地将自己置于加害人的位置上，同情他们的遭遇，从而产生了正面的感情。

女性的同理心本就较强，面对家暴的人，有可能会产生类似“想要帮你戒掉暴力”的想法。有研究分析了人质和被家暴的女人的遭遇，发现两者其实是很相似的⁵。

总之，受到家暴的人有各种各样不结束关系的理由。对这些理由更好的理解可以让我们发展出更好的干预方案。例如，有研究通过对女性进行理财教育，让她们经济独立，给了她们摆脱经济虐待的能力。

当然，本文所引用的研究和调查大部分是在美国进行的。在中国，虽然具体的数据可能有所不同，但这些社会和心理的机制还是通用的。

对家暴说不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制度的完善、人们观念的转变、社会的支持在其中都能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图片来源：图虫创意

参考文献

1. Tjaden, P. G., & Thoennes, N. (2000). Extent, nature, and consequences of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2. Postmus, J. L., Hoge, G. L., Breckenridge, J., Sharp-Jeffs, N., & Chung, D. (2018). Economic abuse as an invisible form of domestic violence: A multicountry review. Trauma, Violence, & Abuse, 1524838018764160.

3. Stube, M. J., & Barbour, L. S. (1983). The decision to leave an abusive relationship: Economic dependence and psychological commitment.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785-793.

4. Arkes, H. R., & Blumer, C. (1985). The psychology of sunk cost.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nd human decision processes, 35(1), 124-140.

5. Graham, D. L., Rawlings, E., & Rimini, N. (1988). Survivors of terror: battered women hostages and the Stockholm syndr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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