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英华】陈子昂家族家风文化摭谈 ‖ 蒋从华
家风是每一个家族历代家庭成员所养成的风气习俗中，家庭成员从小到大都需遵循的代代相传的规矩和祖训，是每个家庭在历嗣传承过程中，因中国传统文化和道德核心仁义礼智信潜移默化影响家庭成员的精神品德及一切行为而形成的传统风尚。而每一个家庭家风的养成，也一定受其当时所处时代社会风尚和文化潮流意识影响而形成独具特色的家风文化。
一代文宗陈子昂之所以能标举初唐诗坛革新旗帜，卓立千古，毫无疑问，这不能不说是他受所处时代文化潮流的影响密切相关。单从陈子昂《卧疾家园》一诗所云：“纵横策已弃，寂寞道为家。卧疾谁能问？闲居空物华。犹忆灵台友，栖真隐大霞。还丹奔日御，却老饵云芽。”①就不难看出，他的诗中有隐居崇道求仙之意，有着不可磨灭的时代文化潮流烙印。正是这个烙印承载着陈子昂家族家风文化。而陈子昂家族家风文化的形成，与他家人所处时代善行儒家文化，崇尚道家精神，遵随道法自然，从奉纵横家之术，兼容诸子百家思想，是密不可分的。也为陈子昂进行《感遇诗》《修竹篇序》《座右铭》等诗文杂著创作，倡导汉魏风骨，开创初唐诗坛一代新风，以弘扬传统文化，顺应时代文化潮流，传承家庭文化因子：从道尚美、幽观乘势、鲠谏尽忠、倡廉劝贪，彰显豪爽刚毅、骨鲠忠义、雄浑苍劲、含蓄高雅、慷慨悲壮、宽和深挚的文学风格，培植了肥沃的土壤，从而寻绎成了内涵丰富、颇具特色的陈子昂家族家风文化。
据诸多史料记载，陈子昂历代世祖在其所处时代均不同程度受到儒、道、墨、法、释诸子百家思想影响，在仁、义、礼、智、信诸方面都得以充分体现。从陈子昂创作的诗文杂著看，他所倡导的“汉魏风骨之气”，有着浓厚的道教意识，总感有一种具有道教色彩的“神气”渗透在诗文杂著之中。从《修竹篇序》可更清楚地看出这一点。如《修竹篇》一诗中，先写衡山修竹“孤翠郁亭亭、此节无凋零”来突出修竹“终古保坚贞”之气节。接着以“不意伶伦子，吹之学凤鸣。遂偶云和瑟，张乐奏天庭。妙曲方千变，《箫韶》亦九成。信蒙雕斵美，常愿事仙灵。驱驰翠虬驾，伊郁紫鸾笙。结交蠃台女，吟弄《升天行》。携手登白日，远游戏赤城。低昻玄鹤舞，断续彩云生。永随众仙去，三山游玉京。”②来描写用亭亭翠郁的孤竹制成乐器后，演奏出令人飘然入仙的仙乐，让人听后顿有身临仙境之感。可以说，陈子昂在他的诗文中所蕴含的汉魏风骨之气，就有着浓郁的道家仙气。《修竹篇》就是借写修竹之高洁来赞美超凡脱俗、静雅高洁品格的。我们毫不夸张地说：陈子昂诗中借以审美意象所蕴含的汉魏风骨之气，又是多以崇尚道法自然而寄寓和善亲民、豪放刚毅、发奋自为、骨鲠忠义、静雅高洁等人格意志美的形象彰显。
“这种自然的人格意志美是受魏晋以后玄学思潮影响而形成的，唐人又多赋以更加积极的生命意识。”③如陈子昂《感遇诗》（其十）曰：“深居观群动，悱然争朵颐。谗说相啖食，利害纷㘈㘈。便便夸毗子，荣耀更相持。务光让天下，商贾竞刀锥。已矣行采芝，万世同一时。”④全诗通过指斥争名夺利、互相倾轧的丑恶世道而含蓄抒发既归于高蹈求仙，逃避现实，又愤世嫉俗之隐逸情怀。由此，陈子昂是在顺应时代文化潮流油然而生隐逸之意时，借诗言志以表达寄寓其心地正直积极、亲民向善的人格意志美之旨意的。
陈子昂本着顺应传统文化潮流，崇尚道家精神，无时不刻地在思考着如何将儒家思想、道家精神等玄学理念，自然融入永恒的宇宙中和渺小的个体人生价值之中。诗人不再只是抒发美妙自然亘古不变、短暂人生沉浮得失的伤感，而是着力表现超越世俗、淡泊功利的静雅高洁的人格意志美。“这是构成了陈子昂以及此后李白等盛唐诗人'建安风骨之气’的重要话题。又如，陈子昂在《续唐故中岳体玄先生潘尊师碑颂并序》一文中以'鸾姿凤骨’⑤形容韩法昭、司马子微这些道教弟子。所谓'凤骨’是指陈子昂以比兴手法寄托自己静雅高洁、豪放浪漫情怀而融入灵动的圣洁仙气。类似的这种道教玄言妙想在陈子昂诗文中不乏其例。”⑥例如陈子昂在《初入峡苦风寄故乡亲友》一诗中就多带着家乡巴蜀文化气息和家风文化情愫，表露出他出蜀时遥想故国亲友和对故乡的难舍深情。然而，更明显的是：由于陈子昂家风文化铸就了他的任侠使气的豪侠性格和风流倜傥的纵横习气，使得陈子昂早年所作的近体诗中也充溢着一股豪迈、俊逸之气。如其《度荆门望楚》全诗境界平淡简远，神情清俊飘逸。题目和首联巧妙运用“度”“望”“去”“下”“尽”“开”等极富流动美感的动词，恰当地表达出青年时期的陈子昂初次出蜀、飞度荆门时，既意气狂放又平实简远的情感境界。尾联巧用“楚狂接舆”（春秋时楚国隐士）之典故，更见其意气豪迈、神情狂放之态。可以说，道家文化为陈子昂创作诗文插上了一双充满灵动之气的翅膀，从而使作品总有一种励人积极向上的精神力量与发奋自为的人生激情从而鼓励人飞向理想之巅。
“陈子昂在《修竹篇序》感叹'文章道弊五百年矣’。此处的'道’应是儒、道两家文化之道。他虽然也屡屡发出求仙问道之叹，然而激荡他生命本源的还是儒家思想和道家精神。对社会人生的终极关怀与积极进取的态度是他的人格力量。他的文章之道正是这样一个富有生命意志的文化载体。”⑦他在《堂弟孜墓志铭·并序》中云：“始君伯父，海内之文人也，含纯刚之德，有高代之行，每见君叹曰：'吾家世虽儒术传嗣，然豪英雄秀，济济不泯……每一见尔，慰吾家道。’实谓君有逸群之骨，拨俗之标。”⑧可见陈子昂在铭文中所说的“纯钢之德”与“高代之行”之类，应是对陈氏家族历嗣后代承续儒家思想、道家仙术等所寻绎修养出的陈氏家族家风文化的核心内涵的深刻诠释；“逸群之骨”与“拔俗之标”，也应是由陈氏家族历嗣后代承续纵横家之术、王霸大略等所寻绎外化出的陈氏家族家风文化中人格魅力的形象彰显。正如陈子昂在他的《饯陈少府从军序》一文中云：“夫岁月易得，古人疾没代不称；功业未成，君子以自强不息。岂非怀其宝，思其用，然后以取海内之名，以定当年之策，展其才力，受以驱驰。……”⑨从这篇散文中就更易看出：陈子昂不仅自己从儒家思想、道家文化中汲取了这种自强不息的生命元素，在励己方面做出表率，做到励人先励己，正如文中在为他的叔辈陈少府从军饯行时，还坚持激励家族亲属要为朝廷“展其才力”，去积极地追求人生的社会价值。这方面，他在诗文革新运动中竭力倡导汉魏风骨，开创初唐诗坛一代新风，也正是这种“自强不息”的人文精神和“展其才力”的生命意志以及人格理想在审美意识上的完美结合和充分反映。正如复旦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查屏球在《时风家风与陈子昂风骨精神》所说：“儒家思想、道家文化中自强不息的人格力量也是陈氏家族家风文化的精神源泉。”这对我们今天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时激励人们积极向上是有积极意义的。
虽然，陈子昂从儒家思想、道家文化中汲取了慷慨励志、发奋自为、自强不息、积极用世、不懈追求自己人生的社会价值的生命动力，但又有其消极避世，隐居不仕而相悖的一面。即陈氏家族中自西汉其先祖陈平“陈丞相平少时，本好皇帝、老子之术。”⑩至陈子昂历世六十一代止：陈子昂的五世祖陈方庆“好道不乐为仕，得墨子五行秘书，而隐于武东山。”（11）；陈子昂在所作碑文《梓州射洪县武东山故居士陈君碑》中所说的他的高祖陈汤仕郡为主簿，“遇梁季丧乱，避世不仕”；陈子昂的父亲陈元敬一生“饵地骨、炼云膏四十余年”，尤其是在被州将郡长讥议为“西南大豪”后，更是“山栖绝谷，放息人事，饵云母以怡其神。居十八年，玄图天象，无所不达”（12）。以上几例虽已足以证明陈氏家族承续的“好诸道之仙术、饵云母以怡神，栖绝谷以养生、避世不乐为仕、隐居放息人事、幽观大运乘势”的家族家风文化传统，既有积极用世、自强不息的一面，也有消极避世、幽观乘势的一面，但是，也许正是这种积极与消极相融，既善审时度势，又能积极用世而颇具特色的陈氏家族家风文化，对陈子昂的“从道尚美、静逸养德、励嗣求志、积极用世、幽观乘势”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更激发了他为实现先祖振兴陈氏家族的夙愿而应积极进取、发奋自为的豪情壮志。
如《感遇诗》（其六）“吾观龙变化，乃是至阳精。石林何冥密，幽洞无留行。古之得仙道，信与元化并。玄感非蒙识，谁能测沈冥。世人拘目见，酣酒笑丹经。昆仑有瑶树，安得采其英。”一诗写他还归故里，隐居生活中仍在思考天命、仙道的玄奥与修身养性的内在自得，鄙视世俗、向往神仙境界的积极向上的思想，就可以证明陈子昂继承并发扬光大了家族家风中“好诸道之仙术、饵云母以怡神，栖绝谷以养生、避世不乐为仕、隐居放息人事、幽观大运乘势”的家族家风文化传统。
调露二年（680），陈子昂年轻时东入咸京应试落第后隐居射洪西山便有隐居待时之志，开始求仙学道，尝试着他在《落第西还别魏四懍》一诗中所说的“还因北山径，归守东陂田”的隐居生活。在武后授予他麟台正字，累迁拾遗之后，他先后与卢藏用、司马承祯、宋之问、陆馀庆、杜审言、释怀一、毕构等十位初唐时不拘世俗礼法，不涉尘世而尚道隐逸幽独的时号“方外十友”积极交游。
据《永乐大典》（残卷）·九真陈·陈子昂·《文宛英华》·唐·卢藏用撰《陈氏别传》记载：“年二十一，始东入咸京，游太学，历诋群公，都邑靡然属目矣，由是为远近所称，籍甚。以进士对策高第。属唐高宗大帝崩于洛阳宫，灵驾将西归，子昂乃献书阙下。时皇上以太后居摄，览其书而壮之，召见问状。子昂貌寝寡援，然言王霸大略，君臣之际，甚慷慨焉。上壮其言而未深知也，乃敕曰：'梓州人陈子昂，地籍英灵，文称暐晔。’拜麟台正字。”可见，这又是积极用世、顺天应人、幽观乘势、待时而动的充分证明。
后来因时过境迁，陈子昂在右拾遗期间，屡屡上书言事而均不被武侯所接纳，由是方知自己已与武后不合，加上自己体弱多病，所以，陈子昂正如他的好友卢藏用所撰的《陈氏别传》中所云那样：“晚爱黄老之言，尤耽味《易》象，往往精诣，在职默然不乐，私有挂冠之意”（13）。其实，“陈子昂年轻时就有初尝隐居生活的感悟。只不过因为陈子昂“晚爱黄老言，尤耽味《易》象”、“西山构茅宇数十间，种树采药以为养”的消极避世，默然隐居的处境在他“履职不乐、罢职归侍”期间，比年轻时初试落第后隐居射洪西山却有愿朝廷的处境，颓废寥落多了。正如杜晓勤在《从家学渊源看陈子昂的人格精神和诗歌创作》一文中所说：“圣历元年（698），陈子昂罢职归侍之后，葺宇射洪西山，整日过着饵食炼丹、'幽观大运’的隐逸生活。当然子昂之隐逸、幽居，与其父元敬一样，都没有完全遗落世事，而是'幽观大运，静以待时，’有愿朝廷的。如他在《南山家园林木交映盛夏五月幽然清凉独坐思远率成十韵》中就曾表露心迹：'余独坐一隅，孤愤五蠹，虽身在江海，而心驰魏阙’。他的诸多《感遇》诗如其十一'吾爱鬼谷子’一篇等诗亦是身在山谷，有愿朝廷'幽观大运、养晦待时’的充分体现。”
综上，我们可以看出，陈子昂家族家风文化传统是其历世先祖受其所处时代特定时代文化潮流影响所形成的，却又在陈子昂诗文杂著和砥砺坎坷人生中得以发扬光大，从而熔铸成了陈子昂一代文宗所独特而卓然的文学风格和人格精神。陈子昂的这种静以待时、应天顺人、幽观乘势、奋发自为的积极用世的态度，对于我们今天如何做到审时度势、与时俱进颇有积极意义的。
如何看待陈子昂的尽忠守义观，还得从他的厉世先祖们所处时代特定历史背景和历史原因说起。陈子昂的远祖陈平曾在反驳奸臣毁谤时向刘邦表明心迹道：“臣事魏王，魏王不能用臣说，故去事项王。项王不能信人，其所任爱，非诸项即妻之昆弟，虽有奇士不能用，平乃去楚。闻汉王之能用人，故归大王。”（14）就是一个真正忠臣表明弃暗投明、尽忠明君的典例。这也与战国时期天下动荡，诸侯纷争，士林游士和纵横家们为自己寻找用武之地而奉行“用我则留，不用我则去”的行止原则，所表现出要忠于明君的“忠义”之时代思潮相契合的。也是一个用他的实际行动为后世树立了奉行“用我则留，不用我则去”以表明弃暗投明、真正忠臣尽忠明君的典范。这对后来的陈氏家族尤其是对陈子昂影响极大，为整个陈氏家族家风的形成起到引领作用。
杜甫《陈拾遗故宅》中“终古立忠义，《感遇》有遗篇”诗赞陈子昂的“感激忠义”，绝不等同于后世各朝历代仕臣对其君主所说的“忠君”，更不是儒、道所强调的那种仕臣对朝廷毕生以死相报，鞠躬尽瘁，忠贞不渝，励嗣效忠的“愚忠”。
其实，陈子昂“感激忠义”于武氏是有其原因的：就陈子昂而言是他发奋自为，积极用世，待时而动，幽观乘势后遇到武后这样的“非常之主”，圣明君主，故值得效忠；就武后而言，武后对他有“拜鳞台正字而累迁拾遗”的知遇之恩，也应该尽忠。陈子昂的“感激忠义”之举正是他所处时代顺天应人的明智选择，他同样不愿做儒、道所强调的“愚忠”的忠臣，而是要做骨鲠谏诤之臣。而且，当陈子昂后来发现武后与己不合、弃己不用时，就有了去职归侍的打算，毅然决然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奉行了先祖“用我则留，不用我则去”的行止原则所表现出要忠于明君的“忠义”观，保持了自己人格上的独立。
卢藏用《陈氏别传》云：“召问政事，言多切直，书奏，辄罢之。……在职默然不乐，私有挂冠之意。”在武攸宜幕，陈子昂“感激忠义，常欲奋身以答国士”，几次直言进谏，然“建安谢绝之，乃署以军曹。子昂知不合，因钳默下列，但兼掌书记而已。……及军罢，以父老，表乞罢职归侍。”（15）因此，说陈子昂恪守自己忠义观而“拥周颂武”是与其历世先祖一脉相承还可以，说陈子昂丧失自己独立人格去“拥周媚武”而为朝秦暮楚的“小人”，则实属是没有真正了解他所处时代特定背景和历史原因。
经上寻绎，我们可以看出：“不仅陈子昂的求仕、入仕是受了其家风文化影响，而且他的拥周、颂武、劝武氏行王者之制等行为，也是本于陈子昂家族家风文化中独特的历史观——'四百年贤圣遇合’说。（16）而且由于其'忠义’观具有特定的家风文化渊源和时代文化内涵，所以陈子昂既不能算是'唐之小人’，也不是拥周媚武之'宠嬖’，更不是忠于唐室的'拥李派’。陈子昂诣阙上书、上表献颂、为武周改制出谋划策，只是为了实现其'贤圣遇合’的理想。然而由于其政治理想有符合人民利益的一面，所以其人品和政治倾向也就值得肯定了。”（17）这为我们今天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树立文明家风和良好的社会风尚，都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
陈子昂为官时，躬身自廉，自觉践行了他《座右铭》中“从官重公慎，立身贵廉明”的律己箴言，为后世之人树立了“公慎””“廉明”的典范。他的“立身之道，为人之道，为官之道”（18），为后人所尊奉，可谓是陈子昂家族家风的核心内函。后来他为官作宦的经历，在其诗文杂著中的确印证了陈子昂一生为官清正廉洁。
陈子昂还在不少的奏论中渗入强烈的倡廉劝贪意识，如在《上蜀川安危事》中他极为关切蜀川百姓疾苦，直言刺贪刺虐道：“除屏贪残，则公私俱宁，国用可富。”对“官人贪暴、不奉国法，因此侵渔、剥夺既深”致使百姓“人不堪命”的罪恶进行了强烈谴责。他直谏道：“若官人清正，劫贼剪除，百姓安宁，实堪富国。⋯除屏贪残，则公私俱宁”。（19）据《旧唐书·陈子昂传》（卷一列传一百四十〈文宛中〉）载：“今执事者乃图侥幸之利，……徒杀无辜之众以伤陛下之仁”和《新唐书·陈子昂列传》（卷一列传一〇七第三十二傅·吕·陈）所载：“察孝廉以除贪吏……务公正者无邪朋，廉者憎贪，信者疾伪⋯以廉劝贪，势不相售；以信质伪，势不相和”，可见陈子昂的确是为官公慎、公正廉明、仁慈正直的，也为后世仕宦之士树立了楷模，对当今反腐倡廉、诗廉文化建设提供了绝佳范例。
武则天当政时期，搜刮民财，大规模在全国范围内兴建佛寺，佛寺的规模超过宫阙。崇佛的工程兴起后，每天要役使上万人，国库耗竭，民不聊生。陈子昂对此义愤填膺，禁不住以怨刺之笔直接指责武则天，以诗的形式尖锐地讽刺和揭露武则天崇奉佛教、劳民伤财的荒唐行径，以诗寓理，有如痛斥弊政的檄文。
例如《感遇诗》其十九这首诗，开头两句标举儒家仁政爱民的思想，抨击武则天生事扰民的行为。借上古“仁德”之君来讽喻劝诫武后，希望武后应该象上古道德之君从来不为一己谋利，而应是处处关怀和扶助善良的平民百姓，象上古道德之君有体衅民情的慈善情怀和美德的圣明君主。
诗的三、四两句引出古代著名的贤君与暴君的例子，进行正反对比。诗人以刚柔相济而语势渐强的反问句，向当代最高统治者进言相劝：尧一向以节俭著称，乘坐考究的车子决不是他所愿意；你大周皇帝本该励精图治，不去学习万代称颂的圣君尧，难道还去效法那亡国之君商纣王建造瑶台的奢侈行为吗？这里引入了具体的历史人物和有代表意义的事物（以“黄屋”与“瑶台”）作喻，既避免枯燥地直接说理，又避免犀利过激之言辞来增强托物寓理、婉言服人之效。
接着陈子昂援引佛教主张清净慈悲的教旨，针对武后自称是崇佛的人为什么反而又违背佛道，却大兴土木，用金玉塑像造庙这种奢侈行为、矛盾行径作为对爱好清净之佛的尊奉呢？诗人用更具强烈语势的反问句来厉言劝主。这个反问，比第一个反问更为严厉有力。如果说，前一个反问中还带有劝诫的成分，那么这个反问句就完全是怒斥了。这一怒斥，揭穿了崇佛者的虚伪。“奈何”一词诘难有力，使对方没有辩解的余地。
诗的最末两句“夸愚适增累，矜智道逾昏”，是警示统治者向“愚民”夸示宗教排场，足以造成无穷的后患；玩弄聪明的结果，徒然劳民伤财，使政治更加昏乱。这个结尾正面着笔，慷慨陈辞，说服力极强。以批判昏乱之“道”来呼应开头所称颂的古圣人之“道”，使得全诗结构严密，说理透辟，具有很强的批判性和说服力。（20）
综观全文，陈子昂家族家风文化，可算是兼容百家思想、内涵丰富的复合体。这在陈子昂的三十八首《感遇诗》和《修竹篇序》《座右铭》《蓟丘览古赠卢居士藏用七首并序》等诗文杂著中表现的：幽观养晦待时、纵横捭阖的；描写道家、道教饵食养生、神仙方术的；表现豪侠之气、鲠谏忠义，王霸大略的；用阴阳家天文历算之学预测、考察天道盛衰的；用儒家仁政思想批判虚浮世风、腐败政治等主题不乏其例。他还大量运用兴寄手法系统表现历史、自然、政治、人生等广泛的社会题材，革新初唐诗文颓靡之风，创初唐一代新风，倡导汉魏风骨之气。这在初唐诗坛上真可谓是始发先声、史无先例。
如果没有陈氏家族独特家风文化的影响，也许陈子昂的诗文杂著就不会表现出如此新颖、深刻、广泛的题材，如此瑰奇的诗歌意象，也不会产生深邃而高远的意境。陈子昂独特人生精神的形成和独特诗歌风格的铸就，与其说是他个人迎合当时社会文化心理、审美情趣作用的结果，还不如说是他以宏扬传统文化精神，顺应时代文化潮流，传承家庭文化因子，受其独特家族家风文化影响的产物。“因此，陈氏家族家风文化不仅对陈子昂诗文革新成功，开创初唐诗坛一代新风有不可否定的直接影响，而且对其诗歌创作动机、诗歌表现主题、诗歌兴寄意象乃至诗歌独具风格都与儒家思想、道家精神等有着潜移默化的联系。”（21）我们在探究陈子昂诗文革新、开创初唐诗坛一代新风成功的原因时，也就会真正深刻地认识到研究陈子昂家族家风文化对当今诗廉文化建设，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注释】
蒋从华，笔名根深，男，四川省射洪市人。中学语文高级教师（退休），作家，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校园文学委员会理事。四川省、遂宁市教育学会中学语文专业委员会会员，射洪陈子昂研究会理事。论文《协同论在“双向导读整体阅读法“中的运用》发表于《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3年第4期，获国家级成果一等奖，被“中国知网”收存在“全球最大数据图书馆”。在各级报刊发表论文、文学作品40余篇。公开出版教育教学论文、师生文学专著《来者书台》《杏坛心月》。
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作者：蒋从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