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美援朝前，美军的这次攻击吓傻了苏联人
“美军战机空袭苏联机场” 这一标题着实夺人眼球。不过，这既不是爆发，也不是“星球大战” 开始。1950年秋季，打着联合国旗号的美国空军F-80战机袭击了苏联本土，而此时朝鲜战争才刚爆发几个月。
美军指挥官知道，近距离空中支援不但能轻而易举地粉碎装甲集群的冲击，还能有效破解敌方的人海战术。因此，他们利用为数不多的F-80对大批向南方推进的朝鲜人民军进行扫射和轰炸。不过，F-80有时也被用来搜寻和袭击朝鲜境内的机场，以便直接将人民军的飞机摧毁在地上。然而，就是在这样的一次行动中，两位F-80飞行员干了一件当时无数美国人想要做的事情——袭击苏联境内的军用机场！
F-80C飞行员拍摄凝固汽油弹爆炸的一瞬间
第49战斗/轰炸机联队1950年10月8日的官方报告是这样描述的：在朝鲜Chengjin地区的一个未经确认的机场上停放着20架P-63和雅克-9型战斗机，我们对机场进行了三次俯冲扫射，击毁了其中的1架，击伤了2架。而飞行员则在任务简报中声称，他们总共击毁了4架，击伤了5架。不过两份报告都没有提到这样一个重要的事实：受到攻击的机场位于朝鲜半岛以北，深入苏联境内超过50英里！
苏军装备的P-63“眼镜王蛇”，该飞机是按租借协定为苏联制造的
虽然苏联为朝鲜——一个正在与美国交战的侵略者——提供飞机、武器、补给以及战略指导等援助，但从法律上讲，这两名美国飞行员已经入侵了一个中立的国家，美国曾经的“盟国”以及联合国的创始国之一。 联合国可能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这次攻击已经违反了国际法，从法律上说，这已经属于战争行为。然而，正是这次美国军队历史上不为人所知的行动，却对朝鲜战争产生了重大的国际影响。
1950年10月，联合国军地面部队已经控制了朝鲜半岛内陆地区的大部分军用机场，而艾伦·迪芬多夫中尉和奥尔顿·库安贝克所在的第49战斗/轰炸机联队第9中队就驻扎在韩国南部大邱以北5英里的地区。
美国空军第49战斗轰炸机大队
迪芬多夫中尉是个温和家伙，之前曾参加过二战，那年他正好25岁，已经算是老资格飞行员。迪芬多夫后来又参加了越南战争，并晋升为上校。他在1998年接受采访的时候透露：“那是秋季的一天，阳光明媚，万里无云。我和另外两个伙计执行了那次任务，那是我在朝鲜的第4次飞行任务。飞行前的任务介绍非常简单，我们的任务是沿着海岸线，侦察位于朝鲜东北部的机场。他们告诉我们，军方高层怀疑可能会有'入侵者’，因此需要搜集军用机场的具体位置，为中国和苏联可能的“介入”做好准备。起飞后我发现云层开始逼了过来，我们穿过云层一直朝北方飞去。我们的头儿巴德·埃文斯的飞机在起飞不久就由于故障飞回了大邱。库安贝克接任长机，而我则担任他的僚机。我们按照预定的时间、距离和方位在云层上面飞行。云和大风使我们无法确定具体的位置。当我们透过云之间的缝隙，看到有水时，意识到我们已经飞出朝鲜领空了。”迪芬多夫回忆到，“库安贝克当即决定转向，朝西飞回我们所认为的朝鲜境内。”
当库安贝克回忆起那次行动时说到：“当我们深入内陆数英里后，迪夫看到前面有一座机场。我们看到了一些建筑物和炮位，不过并没有发现有人员活动的迹象，这点非常奇怪。旗杆上没有旗帜，我们唯一看到的标志是飞机上一颗颗大大的红星。”
迪夫在无线电里大声呼叫：“看那个机场，我们过去！”
这是每一个飞行员都梦寐以求目标，由于燃料的原因我们只有几秒种的考虑时间。最后我们选择了攻击！
“我立即右转，脱离了我的僚机，并向北面的一排P-63进行扫射。迪夫跟在我的后面。我们两个都做了一个180度的转弯，向南边的一排飞机发起了攻击。之后我又左转，向北面的目标进行了第三次扫射。”
1990年，库安贝克在华盛顿邮报上发表的文章称，那是战斗机飞行员梦寐以求的目标，20架P-39、P-63和雅克9。库安贝克写到，他之所以做出这个决定是由于简报上说敌方的飞机已经驻扎在朝鲜，并打算对韩国采取行动。所以他和他的同伴都认为当时他们均处于朝鲜境内。库安贝克还提到，当他们飞跃一座距离机场数英里的建筑物上空时遭到了地面机枪的扫射，不过他坚持声称：“是对方先开火的。”
然而在最近的一次采访中，库安贝克也透露了他在攻击前曾有过的顾虑，因为据他所知，在朝鲜境内并没有P-39这种飞机，而且他们所攻击的机场也与任务简报中介绍的并不十分吻合。
朝鲜战争期间的F-80战斗/轰炸机联队
返回大邱的经历充满艰辛。当时燃料即将用尽， 又遇上逆风，两位飞行员在能见度较差的情况下只能用无线电确认自己的飞行路线。迪芬多夫回忆到：“我敢打赌，由于该死的风，我们当时的飞行速度不超过100节。当我们抵达基地时，燃料即将用尽。事实上，当我回到停机屏时，发动机的确已经熄火了。”
晚饭之后，他们被带到了大邱司令部，汇报飞行任务。迪芬多夫说到：“负责情报的军官问了我们许多细节问题，因为我们去的时间实在太长了，而且又向一个未经确认的机场开了火。他们问了那个机场的类型。我们辨认出，那些飞机是二战期间美国通过租借法案给苏联的。”
迪芬多夫说，帕特里奇少将负责那次任务简报的汇报工作，他带着柔和的微笑对他们悄悄地说到：“孩子们干得不错，不过这次你们要么会得到优异服务十字勋章，要么就得上军事法庭。”这一番意味深长的话似乎在传达一个信息，这次”航向误差“ 可能非同小可，这是一个“有预谋的错误”。不过，这两位年轻飞行员也只能想到这么多了。
F-80C在朝鲜战争中投凝固汽油弹
根据地图，这个小型的苏联机场距离朝鲜边境仅仅62英里，距离苏联主要的港口城市符拉迪沃斯托克仅仅40英里。尽管任务简报以及所发生的一切已经证明是一个极其明显的错误，但情报人员还是用热线向上级司令部做了汇报，包括在东京的麦克阿瑟。
事情还是很快就发生了，迪芬多夫说：“第二天就出麻烦了。” 库安贝克回忆起这件事时说到：“这件事后来闹到上面去了，迪夫和我都成了任人摆布的小人物。”
事情发生后，美国非常紧张，美国人怀着巨大的恐惧立即就此事件向苏联方面表示歉意，并说这是领航的错误，对此有责任的飞行大队长已经被解职，两个肇事的飞行员已经受到惩戒，而且美国方面愿意赔偿苏联方面的一切损失。
这两位飞行员在一个周内被勒令停飞，之前他们还完成了两次飞行任务。他们的长官斯汤顿·史密斯上校被调到了驻扎在汉城的第五航空队。一名空军派来的调查人员和和两位国务院的官员一起开始对此次事件的细节做深入调查。毫无疑问，这次攻击真的发生了，而且的确摧毁了停在苏联机场上的苏联战机。联合国和美国的官员们起先都担心苏联人可能会利用这次事件作为借口干涉战事或给中国施加参战的压力，不过他们对最后结果还是感到比较满意的。
1950年10月9日，苏联外交部副部长安德列·葛罗米柯向联合国提交了一份正式的抗议书，极其准确地描述了此次“误击”的全部细节。
其实，扔在苏联境内的那几枚炸弹，已经把苏联人吓出了一身冷汗。
事实上，正像预测的那样，斯大林于1950年10月22日命令苏军减缓对朝鲜的帮助和武器供应，以便向华盛顿表明，苏联并不希望由于这件事情而使紧张局势升级。
当时，麦克阿瑟将军做出的唯一官方解释是，这是一起由于天气、导航错误以及判断失误而引起的“意外事件”。杜鲁门总统同意对苏联方面损失的飞机进行赔偿。不过，由于这些飞机都是苏联通过租借法案获得的，杜鲁门可能也只是随便说说而已。
安德烈·葛罗米柯1949年以后担任苏联外交部第一副部长。
为防止苏联方面可能发动的直接干涉，联合国军最高司令官道格拉斯·麦克阿瑟的情报处处长查尔斯·威洛比将军在秘密会议上向杜鲁门总统提交了自己的报告。威洛比在报告中表示： 苏联人认为，不介入这场冲突可以既“省力”又“经济”，不过他们倒是希望让数以百万记的中国人去消耗掉美国人的资源。苏联人绝对不会直接介入这场冲突，决不！
此外，福莱彻·普罗迪上校也表示，1950年距离苏联付出惨重代价的卫国战争结束只有5年时间，他们并不希望与一个强大的，且刚刚取得战争胜利的联合国军作战。为了一座停满二战时期老式飞机的机场被两架飞机袭击的“小事”而与美国翻脸显然就更加不值了。不过，毫无疑问，克里姆林宫的先生们已经清楚地意识到“我们可以到达他们的领空”
事实上，正像预测的那样，斯大林于1950年10月22日命令苏军减缓对朝鲜的帮助和武器供应，以便向华盛顿表明，苏联并不希望由于这件事情而使紧张局势升级。
当时，麦克阿瑟将军做出的唯一官方解释是，这是一起由于天气、导航错误以及判断失误而引起的“意外事件”。杜鲁门总统同意对苏联方面损失的飞机进行赔偿。不过，由于这些飞机都是苏联通过租借法案获得的，杜鲁门可能也只是随便说说而已。
麦克阿瑟和杜鲁门都不想把事情搞大
“空军的调查人员的确让我们够受的，”库安贝克说到。“他们的问题从我们的政治信仰到我们在导航学习班里的表现包罗万象。我们解释了为什么缺乏机场的描述和照片而使得任务简报不够全面以及简报里为什么没有提到有云和风。
负责调查的官员哈里·W·克里斯汀少校表示，并没有发现两位飞行员有意制造此次事件的确凿证据，并表示不打算进一步提起诉讼。由于来自华盛顿的压力，空军方面表示可能会将两位飞行员移交军事法庭。当时，迪芬多夫和库安贝克都为自己的前途感到非常紧张。
迪芬多夫和库安贝克回忆到，这也许是场做给那些大人物看的“国际性表演”，不过也的确是我们个人的举动。迪芬多夫表示：“得知要被移交军事法庭，这让我们两个感到非常不安，飞行是我们的职业，也是我们生命中的一部分”
幸运的是，这两位飞行员最后还是没有被起诉。离开49联队后，库安贝克去了名古屋，成为了斯皮维准将的助理，而迪芬多夫则被分配到了三泽基地的F-80战斗机中队，之后又去了菲律宾。
他们的同伴和领导对这样的结果显然非常满意。一位军官对迪芬多夫半开玩笑地说：“ 他们应该为你这个打响第一枪的家伙颁发一枚勋章。”与此同时，美国的军事出版物上也纷纷发表社评支持迪芬多夫和库安贝克的举动。在媒体的关注冷却之后，两位飞行员双双被被晋升为上校，并继续留在军中任职。
库安贝克后来的座骑换成了F-86。之后，他去了美国陆军军官学校以及美国空军学院担任教员，取得了博士学位，并负责为五角大楼制定空军战略武器的发展计划。越战期间，库安贝克又成为了国防部长的系统分析师，并于1970年以上校军衔退役。 退役之后的库安贝克在美国布鲁金斯学会担任资深学者，后来又在参议院情报特别委员会效力，最后从中央情报局退休。
而迪芬多夫在朝鲜战争结束后，又在其他一些地方继续服役，干的依然是他的最爱——飞行。1964年，已经开始驾驶F-4“鬼怪”式战斗机的迪芬多夫在金兰湾空军基地的第557战术战斗机中队担任联队指挥官。迪芬多夫于1975年以上校军衔退役，并于1996年逝世。
福莱彻·普罗迪上校表示：“对于库安贝克和迪芬多夫来说，惩罚的确过于严厉了一点，而且也不太公平。不过你有没有想过苏联方面会对那个机场的指挥官做出怎样的处理？他的机场受到了攻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