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金祥：《世说新语》与魏晋风度

在中国封建社会2000多年的历史上，魏晋南北朝是最诡异另类也最变幻莫测的特殊时代，是人的意识空前觉醒、人的精神自由极大释放、人的生命价值充分张扬的时代。正如美学家宗白华先生所说：“汉末魏晋南北朝是中国政治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鉴于长时段的军阀混战、无休止的政治争斗，以及此消彼长的门阀士族的权势角逐，使得当时官宦显贵和文人士子都陷入充满隐患的生存状态之中。他们一方面据有巨额财产和大批良田，另一方面又担心在纷乱不安的社会动荡中丢弃财物甚至性命，安逸享乐与困顿隐忧、旷放达观与忧戚不安、贪恋人生欢愉与害怕死亡到来，所有这些交织成当时社会的心理状态和精神图景，这就是为后人经常言说的魏晋风度。

如果想详细明晰地了解魏晋风度，进而知晓魏晋时期的社会风尚、民间习俗和精神状貌，南朝临川王刘义庆编撰的《世说新语》是一部无法绕开的重要著述。《世说新语》以形象生动的笔触、简洁优美的文字和详实准确的史料，分门别类地记录了东汉末年、三国期间、两晋阶段重要人物的逸闻逸事，无论是帝王将相，还是士庶僧道，均在该书中有所呈现，较为集中地反映了魏晋200多年间的政治学术思想和社会潮流风尚。该书编撰者刘义庆天资禀赋极高，深受儒家文化滋养，喜欢招贤纳士，在当时享有美誉盛名。《世说新语》根据内容分类编排的36门中，其中上卷4门依次为“德行”“言语”“政事”“文学”，这无疑浸润着儒家“孔门四科”的神韵和遗风，表明此书的思想倾向有着尊孔崇儒的一面。但全书多有谈玄论佛的表述及蔑视礼教的观点，不难看出刘义庆和他属下的编者们，持有与正统儒家不同的新异见解，呈现出魏晋时代思想比较开放活跃的特点。

魏晋时代是一个彰显文化价值的历史时期，其时文人们多为饱学之士，但囿于当时社会生态和政治环境，纷纷转向务虚空谈，我行我素、鄙视礼俗、任意而为，注重人的内在精神修行，追求高妙人格和高蹈气质，在某种意义上是传统儒家文化的别样展示和畸形流露。由于《世说新语》记载了嵇康、刘伶等诸多名士的传奇人生，特别是对士族阶层进行了浓墨重彩的描绘，因而该书是研究魏晋名士风流的极好史料。按照著名哲学家冯友兰先生的说法，风流是一种人格美，构成真风流需四个条件，即玄心、洞见、妙赏、深情，《世说新语》一书从“清谈玄理”“品评人物”“服药饮酒”三个维度，对魏晋士人的风流群像进行了描摹和勾勒，展现了魏晋时代上层社会率真任性、自然适意的性格和优雅脱俗、任诞放达的风范。魏晋时期是中国政治上少有的混乱时代，名士们在老庄哲学中找到了精神依归，但既不能像老庄那样愤世嫉俗，也不敢完全抛弃儒家道统。于是，他们巧妙地融合了儒释道三家教义，把三家教义改造成适合自己生存的清谈玄学。

魏晋风度是魏晋文人士子所独有的精神风貌和文化气质，集中反映了其时中国知识分子道德理想与政治权力相互碰撞的无奈与痛苦。以阮籍、刘伶等为代表的魏晋名士们纵酒解忧，消解悲情，气韵生动，挥洒自如，绽放着至真性情，追求着诗意人生，演绎着千古流传的魏晋风度。所以有人说魏晋风度犹如《世说新语》中的一杯美酒，既浓烈又温婉、既甘甜又苦涩，酒的醇香穿越了千年却依然令人陶醉。

但是，《世说新语》中记述的名士们做出惊世骇俗的举动尚可接受，假若整个社会都加以膜拜效仿，其结果将难以理喻了，例如书中记载的一些附庸风雅者们，刻意模仿名士的表象，把酒持螯，放浪形骸，无视礼法，丑态百出，这种荒谬绝伦的言行为时人所诟病，为后人所唾弃。可以说，魏晋两朝的速朽速亡，在很大程度上与魏晋风度及其负面影响有着直接关系，这种极端利己的魏晋思想和极不负责任的魏晋风度，是对封建高压统治和儒家礼教牵制的一场革命，同时也成为魏晋政权迅速垮塌的加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