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与“邨”的对话
有朋友问：“前一阵子上海人为'村’和'邨’争论不休，'村’和'邨’到底怎么理解”。实际上此只是一个怎么理解“异体字”的问题，不值得大惊小怪的。
清代著名文字学家段玉裁《说文解字注》：“邨，本音豚，屯聚之意也。俗读'此尊切’，又变字为'村’。”古代没有汉语拼音和注音字母，为文字注音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种就是找一个读音一样的或相近的的字为另一个字注音，还有一种就是“反切”注音，就是取一个字的声母和另一个字的韵母为第三个字注音，所谓的“此尊切”，就是取“此”的声母c,和“尊”的韵母un，这个字的读音就是“cun”。段玉裁这段话的意思是：邨，本来念豚，就是屯聚的意思，但是，民间或许多地方把'邨’念如cun，后来，许多地方就以形声字的方式把“邨”写为“村”。《集韵·魂韵》“村，聚也，通作邨。”《正字通·邑部》：“邨，墅也，聚落也。”“墅”字由“野”和“土”组成的会意字，《尔雅·释地》：“邑外谓之郊，郊外谓之牧，牧外谓之野”，意思是：城市的外面叫做“郊”，“郊”的外面叫做“牧”，“牧”的外面叫做“野”，所以，“野”就是远离城市的荒郊野外。《玉片·土部》：“墅，田盧也。”陆游《春晚苦雨》诗：“垂老卧村墅，雨寒欺病身”，“墅”的本义就是远离城市的农村房子。达官贵爵、豪门巨贾住在城里，他们往往会在郊野有庄园、有房子，这样的房子或住宅叫做“别墅”，与英文villa异曲同工、殊途同归。实际上，中国的北方农村的自然村落往往叫做“tun”，写做“屯”或“邨”，真如《说文解字注》所说的“邨，本音豚，屯聚之意也。俗读此尊切，又变字为村”。
“村”与“邨”是异体字，就是同一个字的不同的写法，使用了千年，没有什么区别。只是，一些地方，尤其是南方，一般写作“村”；而北方人把农村的聚落称之为“屯”或“邨”，没有优劣之分、等级之分，古人没有异议，现代人也没有异义。
长期居住、生活在农村里的人羡慕城市的繁华，而城里居民喜欢农村的恬静生活。进入20世纪后，上海房地产商为了吸引租住户，有意识变换住宅区通名，如早期上海的弄堂名称一般使用“里”，房地产商别出心裁改为“坊”、“别墅”、“村”等，但是，南方人或上海人理解的“村”就是“农村”、“乡下头”，为了避免与“农村”混为一谈，就使用上海人比较陌生的“邨”或“新邨”。上海曾经有过多少个“邨”，难以统计，一般说，上海称之为“邨”的里弄住宅建设稍晚，大多建设于30年代，地段“闹中取静”，也就是说是质量较好的住宅。
建国前，中国学龄儿童入学的比例很低很低，文盲和半文盲的人数很多很多，建国后，中国政府全力以赴开展“扫盲”运动，为了克服繁体字识字、写字的困难和适当减少汉字常用字的数量，积极推广和实行汉字改革，其中就有压缩异体字的数量，规定，“村”为规范字，“邨”视为“村”异体字，在规范的出版物或公共场所，统一使用“村”，不能使用“邨”，所以官方的文件、文书和报刊杂志、书籍等统一使用“村”，原有的“邨”一律改为“村”，上海的许多称之为“邨”的里弄在户籍登记、通讯地址等改为“村”，新建的工人新村也统一使用“村”，如“曹杨新村”、“曲阳新村”等。当然，刻在门楣上的字改不了，也没有强行改正的必要。“文化大革命”名义上是一场文化运动，实际上则是一场对文化摧残的运动。上海的弄堂大多有一个吉祥的弄堂名称，在弄堂口的门楣上镌刻弄堂名称，“文革”中这些“弄匾”被认为是旧社会留下的“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残余”，属于“四旧”，许多弄堂的“弄匾”被铲除。改革开放后，许多市民感觉到被铲除了字的“弄匾”是空空如也的一块白板，很不好看，也很不吉祥，于是，许多弄堂自发在“弄匾”上补上弄堂名字，因为“村”是法定的规范字，而“邨”是异体字，重新许多弄堂牌匾，部分恢复使用“邨”，不少弄堂写做“村”。前面已经讲过，“村”与“邨”是异体字，“村”是规范字，“邨”是异体字，没有优劣、尊卑、褒贬、等级之分，只是，在规范的文书、出版物应该或必须写做“村”。以前把“弄匾”的“邨”改为“村”没有错误，也无伤大雅，如今恢复使用“邨”也没有错，没有必要大惊小怪、小题大做。
薛理勇
1947年9月出生于上海。1981年大学毕业后即入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参加筹建今上海市历史博物馆。从事上海历史，中华文化风俗历史研究。现任上海市规划委员会咨询委员会委员、上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委员会委员等。已经出版的著作有《外滩的历史与建筑》、《上海租界史话》、《上海洋场》、“薛理勇说老上海丛书”等约六十余本；主编《上海文化源流词典》《上海掌故大词典》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