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四个野蛮国家征服的文明——揭穿马歇尔计划的神话

被四个野蛮国家征服的文明
——揭穿马歇尔计划的神话
文丨温蒂·莫艾洛依等
>>Wendy McElroy<<
编译:禅心云起

马歇尔计划不仅仅是一起历史事件,它已经变成了一个现代神话。其本身无论水分多少,都对现实产生了强有力的影响。自从20世纪40年代后期以来,马歇尔计划所谓的成功影响到了美国的政策。

前 言

最近网上广泛流传着一篇题为《四个被文明征服的野蛮国家》的文章。这篇文章意图可能是好的,态度可能是真诚的,但却犯了不少严重史实错误。这种怀有善意的伪启蒙,丝毫无益于真启蒙,并带来错误的历史认知和价值观。

文中重点,在于吹棒美国政府二战后的马歇尔计划,该计划“是德国得以实施大规模战后重建的基本要素(…)社会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本质上也属于马歇尔计划,属于'秩序’输出,德国在此秩序基础上开始了全面复苏(…)实际上,马歇尔计划的核心正是美国的意识形态——自由市场经济。”类似计划还帮助日本从废墟中重新崛起、伊拉克战后迅速重建。

以上复述自教科书的说法也许会受到欢迎。遗憾的是,事实恰恰相反。这些说法通通都是错的。马歇尔计划的核心,非但不是什么自由市场经济,相反是通过援助、投资和战争威胁的形式,出口罗斯福“新政”:中央计划管制经济的美国版本。正如美国经济学者温蒂·莫艾洛依等人所指出的,马歇尔计划帮助欧洲经济复兴,其实不过是一个现代神话而已。

马歇尔计划缘起

1942年,美国参加二战后不久,保罗·G.霍夫曼等商人联合创立经济发展委员会(the Committee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简称CED)。委员会大多数人都在大公司或政府任职。CED的既定目标,是协助美国从战时经济转向和平时期经济。然而,这个目标迅速转变为推广马歇尔计划。自由市场评论分析家杰弗里·塔克解释道,CED成员包括“受惠于新政法团主义和国家统制主义的一流钢铁、汽车和电力企业负责人”。换言之,CED使用马歇尔计划向外国出口新政经济学,以便让裙带企业得到好处。国家优待的公司,曾经从战争中获得了丰厚利润,但这一切即告结束。他们想要在和平时期,也继续获得这样的暴利。

对于CED而言幸运的是,其利益和杜鲁门总统的利益保持一致。这位总统身陷麻烦之中。到了1945年,美国人早已厌倦了战争。人们希望放松二战期间收紧的政府控制,这让杜鲁门的名望和权力陷于衰弱。1946年选举中,共和党以一份削减政府的政纲夺取了参众两院控制权。1948年总统大选,许多人都肯定共和党候选人托马斯·杜威会赢,以至于《芝加哥论坛报》提前印刷好的报纸,头版头条是“杜威击败杜鲁门”。最后,杜威失之交臂。但票数仅相差约4%。

杜鲁门需要一项受欢迎的事业,作为凝聚公众及其政党的核心。他在国内外反对苏俄过甚其词的宣传中发现了这样的事业。1947年的杜鲁门主义,是全球范围内的冷战宣言,并深受好评。该理论为受到赤色分子或叛乱威胁的国家提供美国的军事和经济援助。杜鲁门发现的另一项受欢迎的事业,就是马歇尔计划。这项计划,由国务卿乔治·马歇尔首先提出,被当成道德运动和安全事务来兜售;在表现出同情心的同时,减少苏俄对西欧的影响。

对美国的“公司式国家”来说,杜鲁门主义和马歇尔计划的结合似乎是理想的。美国向西欧国家提供贷款,贷款则用来购买美国商品。美国政府正式鼓励海外“私人”投资,例如签发“政治风险保险”,以保护海外的美国企业,使它们免受可能引起财务损失的不利政治局势的影响。马歇尔计划的一项条款,为合格投资者提供长期担保,即使在所谓的美元短缺期间,也保证将外国资金兑换为美元。合格投资者往往是和国家有裙带关系的公司或国家优待的个人。这据说在美国创造了就业机会;贷款形态的美元税收向大公司购买产品;海外公司投资受到国家特权和美国军事存在的双重保护。

自20世纪40年代末以来,外国投资及其带来的公司利润,一直是在全球建立美国军事基地的动力。受国家恩惠保护的对外投资,不被当成裙带主义和经济帝国主义,而被错误吹捧为自由市场和对外贸易的表现形式。然而,这个政策组合损害了美国的真正利益所在,亦即自由市场和不干涉主义。

马歇尔计划五大神话

在开创性文章《马歇尔计划的神话》中,经济学家泰勒·考恩打破了围绕着马歇尔计划的这五个神话。

  • 神话一:它对西欧的经济复苏作出了重大贡献

西欧的主要经济问题,是战时纳粹在全欧强加的干涉主义不良政策。真正的经济增长,只有在这些政策取消时才会发生。且一旦取消了这些政策,无论一国获得美援的时间或程度如何,经济增长都会发生。一些人均援助较高的国家并不比人均援助较低的国家复苏更快。“事实上,在希腊和奥地利等人均援助金额相对较高的国家,在美国援助逐步减少下来之前,经济并没有恢复。与此同时,德国、法国和意大利在接受马歇尔计划的资金之前,就开始了经济恢复。”

  • 神话二:它鼓励自由企业和良性经济政策

马歇尔计划鼓励管制和干预手段。占领当局将纳粹的很多干涉和管制政策继承和保留了下来。“那些指导战后美国对外经济政策的人,强烈赞同干预主义;无论遇到什么问题时,他们的直觉就是寻求政府的解决方案(…)此外,马歇尔计划的结构鼓励国家计划。”在大多数情况下,国家管制力度其实加大了。

  • 神话三:它促进了美国经济发展

这种主张是基于消费不足的理论,它认为,经济衰退、萧条和停滞是由于消费者需求低于生产出来的产品数量所造成的。在欧洲创造需求,弥补了美国所谓的差额。这个理论往往和凯恩斯主义有关。但是,“'消费不足’的凯恩斯萧条理论,如今早已声誉不佳,正在被强调货币和财政扰乱才是商业低迷真正原因的理论所取代。”

  • 神话四:它不受特殊利益集团影响

受援国被规定必需优先把援助金钱用来买美国货,也不能自由选择买哪些美国货,或自由选择和那一间美国公司购买。简言之,买卖都必须在美国“指导”下进行。驻德国的美国军民用供应计划食品采购主管,解释了美国的特殊利益如何优先于欧洲需求。欧洲要求猪油。然而,美国花生丰收,就送去花生顶替。就石油而言,不鼓励使用煤炭和“在西欧建立独立炼油厂”,相反从中东进口石油,鼓励美国公司在那个地区扩张。尽管运输时间较长,但中东石油的定价,远高于运往美国的石油的价格。在其他地方购买廉价石油的国家,有可能失去援助。所以,从马歇尔计划当中得益最多的正是一些美国利益集团。

  • 神话五:它代表自由贸易和“门户开放”政策

只有55%的进口货物中是免除关税的。“在制成品上,关税高达30%至40%,而装有折叠刀片的刀具,关税则达到了184%。”此外,“美国的贸易政策主要是限制性双边贸易协定,而不是'门户开放、自由往来’的多边主义。”高进口关税对一般消费者来说是沉重的负担。双边贸易协定这种打击自由贸易的手段,也是从这时开始普及使用的。

马歇尔计划与一般认知相反,非但不是一种慷慨大度的行为,相反是一种经济帝国主义,阻碍了它声称要援助的国家的复苏。这是国家赞助的牟取暴利,以牺牲美国纳税人利益为代价。马歇尔计划处在自由贸易和自由市场的对立面。

当时的罗伯特·塔夫脱参议员(俄亥俄州),作为自由市场支持者,清楚看到了马歇尔计划的弊端和危险。他特别反对马歇尔计划要求受援国遵守种种规定它们如何处理事务的限制和条件。因为这使得美国对这些国家的发展拥有很大政治权力。塔夫脱预测,控制其他国家的企图,很容易使他们更加同情布尔什维克主义并协助其蔓延。它也可能产生不幸的国内影响。马歇尔计划还可能导致美国人“陷入帝国主义的态度,并且乐于接受这样一种观点,即我们知道什么对别人好,甚至比他们自己还清楚。并从这里跨出简单一步:战争成为公共政策工具,而不是维持我们本身自由的最后手段。”

战后几个国家和地区的
经济是如何复苏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时,一些日后的发达国家和地区,当时的经济状况十分糟糕。比如德、日许多城市,几乎被盟国空军轰炸夷为平地。比如香港,地少民穷,遭到严重经济损失,同样没有什么天然资源。

香港以最少政府干预得到重建。香港经济快速发展,香港人生活水平稳步提高。不仅高技能、高收入工人受益,而且低收入、非熟练工人也受益。这一成功源于低税率、最低关税和最少管制,以及没有民主福利国家的再分配计划或大规模外来援助。唯一算得上是外援的,是英国当局为香港提供的安全保障。其余就任由这个地方的人民,在私人市场上打理自己的私人事务。

西德以类似方式重建自己。“西德奇迹”,常被错误归功于马歇尔计划,实际这个奇迹,完全是经济主管艾哈德顶着美国压力单方面行事,不仅违背占领军意愿,还取消了军管当局大多数经济管制之后才取得的成果。(以艾哈德为代表的德国市场经济学家深受米塞斯、哈耶克的影响。)

创造德国经济奇迹的人—— 路德维希·艾哈德

马歇尔计划的援助,只占德国GDP的很小比例。而且,西德赔偿的资金抵消了马歇尔计划的援助。西德从美、英获得军事防御,但为这项服务支付了大量费用。德国经济奇迹,始于1948年开始的私营市场化和放松管制的激进计划。这终止了希特勒及其国家社会主义者(以及被美英占领当局继承)的严格管制政策。可以说,外援对西德复兴作用最小。一个自由而非民主(尚在军管期间)的德国,经历了强劲复苏。

由于最终摆脱了军管当局的经济干预,日本也取得了巨大成功。低税率和高储蓄率转化为战后日本的强劲经济增长。再次,外来援助和干预措施无法说明这一成功。尽管日本缺乏丰富自然资源,但日本并不需要大规模干预来取得经济恢复。

从马歇尔计划到伊拉克重建

伊拉克战争后,小布什政府在处理伊拉克、阿富汗问题时,再次犯下了类似于马歇尔计划的错误。

小布什在声明中说:

“美国之前做过这样的工作,二战之后,我们振兴了日本、德国这些失败国家,并且在他们建立代议政府时,与他们站在一起,我们为这项事业花了数年时间和资源。这一努力在三代人友好与和平中,得到了数倍的回报,美国今天以同样的精神,为了他们自己,也为了我们自己,接受了帮助伊拉克的挑战。”

他再次在联合国指出:

“我们正在重建一千多所学校(…)我们已经帮助供应并重新开放了伊拉克各地医院(…)我们正在修复发电厂、供水和卫生设施、桥梁和机场。我建议国会为我们在伊拉克的工作给予更多拨款,这是马歇尔计划以来最大规模的财政承诺。”

相信这些目标需要联邦补贴的根据是什么?有人可能会争辩说,伊拉克是个穷国,至少刚开始时,无法提供基本公共需求。这是错误的。除了这样一个明显事实,即伊拉克有大量石油储备可供出售,以便筹集资金,还有前述的明显例子:没有广泛自然资源的国家,在更困难的情况下取得了成功。

这些例子绝不是特例。经济学的一般原理告诉我们,这些案例是常态,而不是某些规律的例外。正如米塞斯教导我们的那样,集中计划政府的努力,并不是基于经济的合理性进行的。资源公有阻碍了我们学习如何最好地使用它们来满足消费者需求。米塞斯认为,无所不知的国家能最好利用稀缺资源的信念是错误的。

政治“合理性”的治理代替了经济合理性的治理。正如曼瑟·奥尔森教导我们的那样,集体行动的问题,意味着特殊利益集团将会把公共政策引导到它们自己的目的。

这在伊拉克近代历史中很明显。20世纪80年代美国对萨达姆·侯赛因的援助,不过是协助给予他的政府权力,给侯赛因和他的亲信带来财富,而普通伊拉克人,特别是什叶派穆斯林和库尔德人遭受贫困和政府的残暴。

伊朗是外来援助如何将好处限缩给政府,而不是促进整体经济福利的又一例证。数十年来,美国一直支持伊朗国王和他的密友,最终带来了伊朗人民的敌意,因为这个腐败政权滥用了美国的支持力量。

毫无疑问,伊拉克旧政权是可怕的。侯赛因政权是个典型例子,说明政府试图控制和计划整个经济的任何制度会出现的最糟情况。哈耶克说的好:那些最长于擅权者是我们中间最冷硬心肠的人,而不是最讲人道的人。美国在建立一个新伊拉克政府和为其提供数十亿美元援助的努力中,同样不可避免地授权一个新政治精英集团参与这项政策,从而埋下新一轮政治失误的种子。

结论:被野蛮征服的文明

在《四个被文明征服的野蛮国家》列举了西德、日本、伊拉克。然而,它们的经济重新振兴,都是重新选择了自由市场,而不是在美国新政凯恩斯主义及裙带主义政策帮助下的结果。文中还奇怪地列举了印度。可众所周知,印度长期是一个典型的计划经济第三世界穷国,还把“社会主义”写入宪法。反观美国本身,因为采取了这些野蛮的干涉管制政策,走向了自由市场经济的反面,在某些方面甚至表现地得更像那些败在她手下的“野蛮国家”。【香港经济学者谭镇年指出,马歇尔计划花的130亿美元(这大约等于2016年的1000多亿美元)基本是“猪肉桶”。简单来说,这130亿美元中大头部分最终转化成为美国利益集团的好处。而欧洲大部分老百姓得到的只是零头。这和今天很多国家的福利计划和对外援助其实十分相似,得益的主要是政客和利益集团,对实际有需要的人帮助不大。——编者注】

世界上许多学者认为,马歇尔计划是美国国内外政策的分水岭。美国经济学者塔克解释说:

“马歇尔计划的实际遗产,是国内政府的大规模扩张,是维持40年福利战争国家的冷战论调之始,是永久性全球军事存在,是整个权贵阶层从华府那里大捞油水。它还树立起了华府统治精英的信念,即可以欺骗公众来支持任何事情,包括容许政府及其相关利益集团以纳税人为牺牲品来管理世界的想法。”

这不是文明对野蛮的征服,而是野蛮对文明的征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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