桓公九年(2)射姑来朝

01

公元前703年,戊寅年,周桓王十七年,鲁桓公九年。
《春秋》:“冬,曹伯使其世子射姑来朝。”
其实秋天在山西还发生了虢仲,芮伯、梁伯、荀侯、贾伯伐曲沃的事情,既然说“伐”并且还有虢仲排名在前,可以肯定是周天子的命令。为什么要讨伐曲沃,我们在《诱杀小子侯》里把晋国和曲沃之间的“大宗小宗”之争讲的很清楚了。
为什么看到虢仲就可以认定是周天子的命令?在《天子二聘》中我们说过春秋时期写名字的规则,虢是国名,仲是排行,可以这么写的就是周天子的卿士,也就是上大夫。
我们本篇主要说冬天鲁国发生的一件正常的外交事件。
公元前703年冬天,曹国的太子射姑来到鲁国进行友好访问。曹国就是当年《桓公五年(12):冬,淳于公如曹》的那个曹国,地处山东与河南的交界处,当时是通衢之地,地位可比现在的武汉。
对于曹国太子射故的访问,杜预的注解是:曹伯得病了,还比较严重,但又到了例行访问鲁国的时间,所以让太子代替自己(曹伯有疾,故使其子来朝)。乍一听,很合理,老国王病了,让接班人代替。
但《公羊传》这个礼仪狂魔就有不同意见了:“诸侯来访问才叫'朝’呢。这是世子啊世子(想像一下韩语的语气),为什么他来访问也叫'朝’呢?《春秋》中已经有谴责父亲年老,儿子代替父亲做官从政的事例。然而不知道这里是谴责齐国呢?还是谴责曹国?”(诸侯来曰朝,此世子也,其言朝何?《春秋》有讥父老子代从政者,则未知其在齐与曹与?)
《公羊传》怎么突然就冒出这一句呢?除了对子代父职的行为表示不满以外,怎么又扯上了齐国?齐国这时候发生什么事情了?
在曹桓公(就是曹伯)在位的时候,齐国什么事都没发生。让齐国躺枪的是150年后齐国世子吕光(齐国姜姓,吕氏,姜尚的后代)在父亲病重的时候,杀死父亲的宠姬,并于父亲死后杀掉原世子公子牙的事情。
《公羊传》对这种皇族内斗的事情非常反感,所以在这里借着曹国世子的事情发了一通议论,把两件相隔150年的事情联系起来。让人猛一看还以为齐国这时候也是这种情况。
《公羊传》认为这是《春秋》在谴责曹国,顺带着连齐国一起谴责了,那么其他两传怎么看呢?
《谷梁传》说:“朝见不能说使派,说使派是不对的。派太子违背诸侯之礼来朝见鲁君,这是曹伯失礼了。诸侯相见叫朝。用招待父亲的礼节招待儿子,鲁国就失礼了。鲁国失礼,曹伯失礼,世子可以停止朝见,这就是命令。尸子云:'停止朝见。多方面合于礼’。”(传朝不言使,言使非正也。使世子伉诸侯之礼而来朝,曹伯失正矣。诸侯相见曰朝。以待人父之道待人之子,以内为失正矣。内失正,曹伯失正,世子可以已矣。则是故命也。尸子曰:“夫已,多乎道”。)
我认为《谷梁传》说到点子上了,曹桓公既然因为自身病重而指派世子代替自己去鲁国进行友好国事访问,就不能用“使”这个字眼,“使”这个字只能用在让大臣出使的情况下。而曹世子射姑既然已经以世子身份代替曹桓公访问他国,就要对“使”这个字提出异议。因为“使”是国君“使”大臣,而世子是代替国君的,相当于国君,再用“使”,就变成了自己“使”自己。这是乱命,曹世子可以抗命。
这里看出《公羊传》和《谷梁传》的思维差异,《公羊传》强调秩序,礼法、父权和血亲,而《谷梁传》则提出“如果父亲的命令不对,可以不执行”,这比《公羊传》又进了一步。
所以到了王朝衰退期,比如汉宣帝以后和晚清时代,《谷梁传》就比较流行,这是由社会形势和社会需要来选择不同的经典进行解读的一个很值得研究的现象。
这一方面,《左传》就温和的多,《左传》没有太多的倾向性,比较忠实的记录事情经过:“冬季,冬季,曹桓公曹终生的太子曹射姑来鲁国朝见。用上卿之礼接待他,这是合于礼的(杜预注曰:'诸侯之適子,未誓於天子而摄其君,则以皮帛继子、男’,故宾之以上卿,各当其国之上卿。)。设享礼招待曹太子。首先献酒,接着奏乐,曹太子就叹气。施父说:'曹太子恐怕会有什么忧心事吧?因为这里不是叹息的地方。’”
曹桓公让世子射姑代替自己进行国事访问,鲁国并没有用对待国君的礼仪接待曹世子,而是降了一格,用对待上卿的礼仪。《左传》认为这是合乎礼仪的。
西晋的杜预说,诸侯的嫡子,没有经过周天子册封而代替诸侯行使权力的,在朝见天子的时候,要用皮裹的束帛,位次在子爵和男爵的后面。这是《周礼》的记载。
也就是说,如果没有经过周天子正式册封的诸侯世子,不管他爹是侯爵还是伯爵,都不能按照世子降一等的礼仪对待,而要直接一撸到底,排位到五等爵位的最末,但因为毕竟是诸侯的嫡子,所以位置在有爵位的人最后,但依然在大臣之前。
所以鲁国用上卿之礼来对待曹世子,是合乎礼仪的。
02

这件事凸显了鲁国的外交智慧,按照何休在《公羊传》的说法,当时曹桓公病重,让世子代替自己到鲁国进行国事访问,又恐怕地位不对等,使鲁国误以为曹国看不起自己,引发外交纠纷,所以就让曹世子对鲁国用“朝”礼和“朝”的说法,但曹世子毕竟在曹国是臣,所以用“使”。曹桓公这么做,有尊重鲁国的意思。
那么鲁国用上卿之礼对待曹世子,应该也是get到曹桓公的点了。
为什么曹桓公对出使的规格这么上心?一方面是礼仪使然,另一方面之前州国的国君淳于公直奔曹国的事情,恐怕当时确实引起了一些误会。
大国之间,外交无小事。
曹太子射姑在宴会上听到音乐叹气,施父就预测“曹桓公将不久于世”,非常精准。因为第二年五月,曹桓公确实去世了。看来曹世子来鲁国的时候,应该没有说明曹桓公的病情有多严重,而精通音律的施父通过曹世子的神态,就预测到了。
这是古代的一种占卜方式,叫做“乐卜”,在清代曹九锡所著的《易隐》的序言中,有提到过“季子之乐卜”一说。
“季子”就是春秋末期吴国的季札,他非常善于乐卜。季札是个外交家,经常出使各国,他在宴会上听过各国的宫廷乐团演奏以后,就会对该国的国运做出一些预测性的判断,其判断后来大多应验。
他不但可以通过国宴的音乐占卜,也可以通过到在朋友家宴会上听到的音乐进行占卜,故而当时很多人都愿意请他去参加宴会。
在《史记·吴太伯世家》中记载,季札出使郑国,听到郑国的音乐之后,在临走时对郑国大臣子产说:“郑国国君不行,可能会内乱,将来治国重任一定会落到你肩上,你要好好治理郑国,否则郑国就会灭亡。”当时子产只是一个比较普通的将领兼外交官员。过了两年,郑国果然内乱,子产脱颖而出,从此执掌郑国国政22年。
在曹世子射故来朝事件中的施父也擅长乐卜,通过这次对曹桓公病情的预测,鲁桓公更加信任施父,委以重用,施父后来也称为春秋名臣。
说到这里,这个事件基本说完了。我有一个疑问,就是:
不管是施父还是季札,他们是因为擅长乐卜而被国君信任,还是因为思维逻辑清晰,个人综合能力强而通过乐卜这种形式被国君看重呢?
嗯,这是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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