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培恒：杜贵晨《传统文化与古典小说》序
在杜贵晨先生的论文集《传统文化与古典小说》编定之后，我有幸先拜读了一遍，很为这书的即将出版而高兴。因为从中看到了一种扎实的探索精神，而这正是当前处于转型期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领域所迫切需要的。
《传统文化与古典小说》
中国有悠久的文化传统，这本来是好事，但若过于沉醉在往昔的荣光里却也不免对新知的吸收产生负面的影响。
不幸的是，在一些传统的学科——包括中国古代文学研究领域——中，这种负面的影响却颇为深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的好多大学的中文系的情况就是例证；读者对此如有兴趣，不妨看看朱东润先生自传中的有关记述（《朱东润传记作品全集》第四卷《朱东润自传》，东方出版中心1999年1月版)。
与此相对，在这些学科中真正能做出成绩的，都是勇于吸收新知、加以融会贯通并运用到自己的研究中去的学者。鲁迅、王国维乃至郑振铎先生等人的关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著作就都证明了这一点。
然而，由于“左”的干扰，对新知的吸收从上世纪50年代后期起就变得越来越困难，而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以传播封建主义文化的所谓“研究”则日益猖獗，至“文革”期间的“评法批儒”而臻于极致。
其结果，马克思主义固然被严重地歪曲和破坏，其他的任何含有科学性的学说也都遭到残酷的蹂躏；中国古代文学研究领域自然生机殆尽。
《朱东润传记作品全集》
好容易打倒了“四人帮”，在邓小平理论指引下，中国走上了改革开放的道路。这二十几年来，经济上的发展非常令人鼓舞，文化上也在日新月异地向前进；尽管中间也难免有曲折，但总的趋势已洞若观火。于是，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迎来了它的转型期。
不过，与别的领域——例如文艺学研究领域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相比，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转型却更为艰巨。一则像文艺学研究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那样的领域本来是在新知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其历史的包袱并不太沉重。
中国古代文学研究领域则不然。记得在上世纪 80 年代前期，曾有人公开主张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领域不像自然科学那样有“知识更新”的需要；很显然，这里的所谓“知识”，不单是作家生卒年或其写过什么作品之类的问题，而且包括了对中国古代文学的整个发展过程的认识、对作品的解读等等。在这样的气氛下，新的探索就理所当然地被视为邪魔外道。
《不京不海集》
我在上世纪 80 年代后期曾写过一篇谈魏晋南北朝文学评价问题的文章，说了一点魏晋南北朝文学在文学史上的积极意义，这不但在今天看来是很平和的意见，就是在当时的研究现代文学和文艺学的学者看来也毫无出格之处，但在有的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的学者眼中，这却近乎邪说了。所以在该文发表后，很快就有学者对它作了严厉的批评。
现在的情况虽比那个时期好多了，但传统的惰性依然不容低估。再则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所涉及的材料太多，哪怕在一个小范围内要把有关问题梳理清楚也很不容易。
倘若没有耐心，匆匆忙忙地以新知来对中国古代文学的某些方面加以阐发，就算理论水平很高吧，也往往会牛头不对马嘴。
可惜的是，这样的现象在目前远不是个别的。举例来说，某权威刊物在几个月之前就发表过一篇谈宋元话本的男性叙事视角及其实质——“贯彻着男权中心主义与封建文化在文学领域的紧密结合策略，共同实现着对女性的文本统治”——的文章，该刊还在在“编后记”中对之作了颇高的评价。
《京本通俗小说》
这篇文章可以说是体现了以新知来从事研究的努力，但其所谓的“宋元话本”，基本上不是宋元话本，而且，作者似乎并不知道《京本通俗小说》是伪书，还在大段大段地引用《冯玉梅团圆》中的文字作为自己的论据，尽管《京本通俗小说》中的《冯玉梅团圆》是据明人小说《范鳅儿双镜重圆》篡改而成这一点已为学界所公认，以致近年出版的袁行霈教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已将《京本通俗小说》根本除名，不像前几年出版的我和骆玉明教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还要对此书属于伪作之事加以介绍。
我说这些话绝不是对该刊和作者的指责；作者好像还是个年轻人，更不应该对之苛求。以此为例，不过是想说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转型的艰巨性。
也正因此，在今天而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其一是必须勇于探索，不要受过去的种种并不符合实际的成说的束缚，大胆解放思想；其二是这种探索必须实事求是，不能玩花拳绣腿。两者不能缺一。
但这真是谈何容易。以我自己的经验来说，由于已经吃了好几十年的饭，尽管很多饭都是白吃的，不过像上述作者那样的错误，犯的可能性就相对少一些；至于说到解放思想，那就太难了。
章培恒、骆玉明主编《中国文学史》
1996年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我和骆玉明教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提出文学的发展是与人性的发展同步的，我认为这已经算是从不符合实际的成说的束缚中解脱了出来，并目此书在当时也颇受到读者的欢迎；但转念一想，这又何尝离开了思想性第一、艺术性第二的框架！因为在我的那种提法中，艺术功能其实成了无足轻重之物。只要人性发展了，艺术形式自然会随之演进，作品的审美价值也会跟着提高。
但这难道是符合文学创作和文学发展的实际的吗?所以，出版不久，我就只能宣布对此书重新写过。而在重写的过程中，又不断地发现自己脑子中的旧框框实在太多，旧的束缚实在太深，而新知实在太少。
因此，上述的目标恐怕永远只能作为追求的对象。而且，我想，也不只是我，在这—领域从事研究的我国学者有此感受的大概不在少数。那么，我们除了以不息的追求来自勉以外，实在也没有别的捷径好走。
《中国文学史新著》
而在杜贵晨先生这部论文集中，我就看到了这样的追求。他似乎总在希望有所发现，而不满足于别人嚼过的馍；但又绝不以新的学说与中国古代文学任意捏合。因此，其所贡献给读者的新的发现虽然似乎并不广大、辉煌，但却实在而有用。
例如《论武大郎之死）这一篇，认为在武大郎和潘金莲身上都体现着人性，只是都已被环境所扭曲，并在环境和人性交相为用的驱动下，终于由彼此屈辱地相安发展到一方的压迫和另一方的凶残的反拨，造成了武大的被害和潘金莲的另一种悲惨的结局。
在我看来，这是以马克思主义的人性论来实事求是地分析潘金莲、武大郎这两个人物的结果。不但深化了对武大郎的性格的认识，也进一步显示了潘金莲的悲剧的实质。
又如《<金瓶梅）为家庭小说浅议》把《金瓶梅》定性为“家庭小说”，即“自觉从'家庭'视角写'人情'、'世情'”的作品，也使我很受启发。这虽然似乎是从鲁迅的“著此一家，即骂尽诸色”之说立论，但其实是既抉发了鲁迅此说的积极意义，也防止了片面发挥鲁迅之说而以“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品”的封号把《金瓶梅》封死的可能性。
《杜贵晨文集》，杜贵晨著，花木兰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19年3月版。
换言之，这篇文章虽然似乎没有什么理论性，但却实在是与对文学的性质及功能的深湛的理解——那也是-种新知——相联系的，摆脱了对于文学的传统——老传统与新传统———的狭隘理解的束缚。
所以，我在读了这部论文集后而感到高兴，其实是高兴于这种扎实的探索在古代文学研究领域里的逐步扩展，并且希望今后不断发扬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