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爹娘】“村里有个姑娘叫小芳……”二十年后，女儿也成了她的模样
母亲年轻的时候，是村里出了名的美人。大眼睛水汪汪，扑闪扑闪的像会说话。两条辫子乌黑油亮，又粗又长。九十年代初，李春波的《小芳》一曲红遍大江南北，我总觉得，唱的就是我母亲。
母亲天生一副好嗓子，喜欢唱淮海戏。每当做活累了，她就唱一段。母亲最拿手的曲子是《孟姜女》和《皮秀英四告》。我们村里的男女老少，都爱听她唱。说一听我母亲唱曲，就不觉得累了，浑身都是劲儿。
我的记忆中，母亲最清晰的形象便是她戴着金色的草帽，站在金色的麦田里，一手握着镰刀，一手擦去脸上小溪一样流淌的汗水，然后放开了歌喉：“正月里来是新春，家家户户点红灯。人家夫妻团圆去，孟姜女丈夫造长城……”
随着母亲的曲声，四周麦田里逐渐有人站起，他们也手握镰刀，脸上也淌着汗，却都笑盈盈地望着母亲。母亲还没唱到二月，四面已有和声。和声有高亢的女调，也有低沉的男音。年幼的我，也情不自禁地跟着哼哼。
“四月里来麦儿黄，家家户户收割忙，人家夫妻下田去，孟姜女独自好悲伤……”唱到四月，母亲的眼里就噙了泪，但曲声没停。可是，和声没了。有人三三俩俩地走进我家麦田，挥起镰刀帮忙收割。母亲呵呵笑着，把他们赶走了。母亲说：“我唱两句是图个乐呵，不收赏钱。蚕老一时麦熟一晌。你们割自家的去，我这点儿，不经割！”
我的父亲是个浪荡人。当年，死缠烂打求软了我母亲的心，娶回家后就不管了。我出生尚未满月，他就以出去挣钱为由离开了家。十来年过去，钱没挣回几毛，又给我母亲填了六个孩子。我两岁之前，爷爷奶奶就相继去世。母亲一个人，要抚养七个孩子，还得种七八亩地。白天抢时间给我们填饱肚子洗完衣服，赶紧去田里忙活；晚上，我们睡着了，她在灯下缝衣服做鞋子。一觉醒来，她还在缝。从记事时起，我就没见母亲歇息过。但是，她从没皱过眉头，也没有半句怨言，甚至经常叮嘱我们：“在家千日好，出门一时难。你爸出门在外，也不容易，别怪他！”
因为家里里外外总是母亲一个人，当她无意识地唱了苦曲时，街坊四邻顿生同情，纷纷伸出援手。可是母亲，总是一口拒绝。她对我们说：“拿人家的手软，吃人家的嘴短，帮忙干活也一样。人家帮了咱，咱帮不上人家，心理过不去！”
母亲就是这样的人。小女人，大度量；小女人，大能量。男人套上驴才能拉动的一车麦草，她套着我也能拉走。只在上坡的时候，才会请路人帮忙推一把。同样是两亩麦子，人家两口子割一天，她领着我也是割一天。只是我们去的比人家早，回来的比人家晚。男人挑的半米多高大水桶，她也能挑起来，走的还比人家快！
小时候，我满脑子就一个念头：等我长大了，也要跟母亲一样有劲！能干！因为存在这个念头，读小学二年级的时候，老师问同学们的理想是什么，我想都没想回答道：“当我妈！”
为了当好我妈，我开始偷偷模仿母亲做事。七岁那年，趁她下田干活，我踩着板凳从与我一般高的水缸里舀水刷锅、和面。烙了薄面饼，煮了玉米渣粥，还用黄豆芽炒了一盘鸡蛋。母亲回来，我骄傲地端出了饭菜。我以为能得到母亲夸奖，不料却挨了一个耳光。我晕头转向不知所措时，母亲一把搂住我哭出了声：“下回别做了听到没？你掉进水缸里可怎么办？你小堂姐怎么死的忘了吗？”
一年前，我的远房小堂姐踩着凳子从水缸里舀水，头朝下栽进缸里淹死了。这件事上了广播和县报，成为四乡八镇妇孺皆知的教材。我对母亲说：“我才没小堂姐那么傻呢！我要舀水的时候，一只手使劲扒着锅台呢！”母亲笑了，眼泪却流得更欢了。她轻轻打我一巴掌，拿起筷子吃了一口豆芽，说：“豆芽没熟，吃了会胀肚子。下回再炒，记着先把豆芽用开水焯熟。”
在母亲培养下，我八岁就学会了烙发面饼，蒸米饭，炒好多种菜。因为有此经历，当近年网上出现几岁的孩子做饭照顾家人的视频，别人表示惊讶时，我觉得很正常。
十岁那年，母亲去村中水塘挑水泼麦场，我叽叽歪歪地也要挑。母亲经不住我缠，从邻家借了一副小铁桶，根据我的身高调整好桶系后，对我说：“你呀，不到黄河不死心！记着，挑不动一桶挑半桶。半桶都挑不动就别挑了。小心点，别跌跟头，别掉水里去！”
母亲忙碌起来，便忘记了我的存在。她手脚麻利，我的一只小桶还没舀满，她已经挑起一对大桶走了。我急了，学着她也把小桶按进水里，装满了拖上岸，挑起来就去追。不知是我天生大力还是因为追母亲忘记了重量，母亲挑一担，我也挑一担。等到麦场浸透，母亲掰着手指算算，我竟然与她挑得一样多。我很高兴，为能和母亲挑一样多的水而快乐。从那以后，家里的大水缸，就归我负责了。
十二岁我辍学那年，母亲发现我个子比同龄人矮，且小腿又短又弯，认定是挑水造成的，便剥夺了我挑水的权利，改为和二妹抬水。抬水，也没能助我长高。至今，母亲还为这件事情自责。说我没长高，是小时候挑水压的。
一年后，父亲在外地开了个小店，把我从母亲身边带走了。我哭着喊着不愿走，可是母亲硬把我推上了车。我不喜欢父亲。他在家住的日子屈指可数，难得回来住几天，还不停地邀请客人来家里，让母亲大鱼大肉侍候。那个菜味道不对，他能跟母亲吵半天。母亲也真是的，平时节俭得连五分钱一根的冰棍都舍不得买。父亲回来了，她翻箱倒柜地找钱买肉买酒。不过话说起来，父亲也并非一无是处。他每次回家，总是带回许多我们连名字都没听说过的水果和糖果。村里人都说我家是村中首富，日子过得比蜜还甜。可是，我觉得母亲活得比谁都苦，都累！父亲在我心中，只是个名词。提到父亲，我总是想起水果和糖果。
我不愿离开母亲，但还是跟父亲走了。他乡第一年，想念母亲的泪水陪我度过。第二年陪伴我的，是家乡买不到的书籍和每天都是新面孔的顾客。慢慢的，我适应了城市生活。但当夜深人静时，还是会想念母亲。累了，或者想她的时候，就听听歌，唱唱歌，回忆母亲站在麦田里唱曲的样子。许是很久不干农活的原因，一次回家与母亲进田割麦子，身上竟然长满很痒的红疙瘩。去医院检查，医生说我是过敏体质，得了日光性皮炎。只要避免潮湿和晒太阳，就可不治而愈。母亲笑我：“你呀，天生就该是城里人！以后别回来了，嫁在城里吧！”
母亲的话，让我伤心了好一阵子。
乘着改革开放的春风，父亲的生意越做越大，两间小店发展成了前店后厂的公司，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好。我多次要母亲带弟弟妹妹搬来城里住，母亲总是拒绝。她说：“几年前我跟你们几个还吃糠咽菜，做梦都没想到今天能穿金戴银，想吃什么就吃什么。还是家里便易，城市里喝口水撒泡尿都要钱，我们都去了，只会给你爸添负担。人心昼夜转天变一时间。谁又能保证形势一直好呢！水转千遭归大海，万一哪天又过回去了，咱老家有房子还有地，你爸回来了还有饭吃。”
我渴望一家人早点团聚，母亲不来，我就劝父亲回家。父亲说：“就是在外头要饭，我也不回家种地去！”
父亲固执，母亲也很固执。最终，谁我都没能说服。我继续留在父亲身边，不时地把有关父亲和生意的好消息传递给母亲。报喜不报忧，是我小时候就从母亲那里学会的。
九十年代中期，“偶像”和“崇拜”等词出现。我家的店员和工人有的追捧四大天王，有的痴迷毛阿敏；有的崇拜小虎队，有的恨不能睡觉都搂着印着毛宁的海报。有人问我的偶像是谁，我脱口而出：“我妈！”
1997年，我要结婚了。父亲与我长谈，希望我婚后继续帮他打理生意。母亲坚决反对。反复劝我：“不管是穷还是富，两口子必须在一起。妈苦了半辈子，不想你再学我。两口子分得久了，心就散了。怎么捏，都捏不到一块儿！”这时我才明白，母亲认定父亲是个野心家，总有一天要跌大跟头。以前父亲回家，她那般侍候，不过是想唤回他的心。可是父亲在外潇洒惯了，已经与母亲没有了共同语言。偶尔到一起，总是互相指责。父亲怪母亲不支持他的事业，母亲则说他对家庭与孩子不负责任。
我接受母亲劝说，离开了父亲。父亲恨母亲，说她砍去了他的一只膀子。我婚后不久，他和母亲办了离婚手续。
随军之前，我在爱人部队所在城市打工，租房子住。累了烦了痛了的时候，也会放声歌唱。唱《好人一生平安》，唱《烛光里的妈妈》，唱《从头再来》、《生命不言败》……
在歌声陪伴下，我从一个一无所有的租房户，变成有车有房的小康主妇；从一个年轻的女子，成为合格的军人妻子；从一个文学爱好者，成长为长篇小说作者；从一个女儿，成了也有女儿的妈妈。
我的女儿，自信，坚强，阳光。如我，更如我母亲当年！
不幸被母亲言中。2011年，我父亲的经营理念和心智跟不上蓬勃的野心，公司和工厂同时破产，股东和债主追债上门，他资不抵债，选择接受法律制裁。父亲入狱后，母亲病了好长时间。康复之后，承担了父亲从熟人那里借的部分债务。我们都反对，但是拗不过母亲。她说：“熟人的钱，必须还。不然，我没脸见人。再说你爸起初出去闯，毕竟也是为了这个家！”
我和已经成家的妹妹，分担了母亲应承的大半债务。还债那几年，母亲老得很快，健康也每况愈下。五十多岁的人，头发全白，又黑又瘦，看起来像六七十。心情好或者不好的时候，母亲还是会唱曲。她不唱《孟姜女》、《皮秀英四告》了，唱《五女拜寿》，唱《三拜堂》。
由于母亲的坚持，我的弟弟妹妹们成家后，不论是去外地打工还是留守家乡，从未和爱人分开过。他们经济条件不一定多好，但婚姻和谐，生活安定。我的两个弟弟都在外地打工，母亲一个人守着老家。她身体不好，但努力种着几亩地。我们反对母亲种地，因为她投资的成本，比收获的还要高。可是母亲说：“家有余粮，心里不慌。自己种的粮食，吃着也放心！不信过年了你们回来吃，我蒸的馒头跟买的肯定不一个味。”
母亲蒸的馒头，跟买的确实不一个味儿。颜色寻常，甚至有点黑，但是很筋道，咬进嘴里，有股浓郁的麦子香。麦子香气，总是让我想起母亲年轻时，站在麦田里唱曲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