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在这世界的群众运动的中间,历史上残余的东西,什么皇帝咧,贵族咧,军阀咧,官僚咧,军国主义咧,资本主义咧——凡可以障阻这新运动的进路的,必挟雷霆万钧的力量摧拉他们。他们遇见这种不可当的潮流,都象枯黄的树叶遇见凛冽的秋风一般,一个一个的飞落在地。由今以后,到处可见的,都是Bolshevism战胜的旗。到处所闻的,都是Bolshevism的凯歌的声。人道的警钟响了!自由的曙光现了!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李大钊《Bolshevism的胜利》(1918)
[背景]
1911年爆发辛亥革命,结束了延续两千多年之久的封建帝制,民主共和的观念开始进入人心。但是,革命果实很快落到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手中。十分关心国家命运的李大钊,这时已敏锐地感受到新的共和制度存在着“隐忧”。1913年,他以愤怒而沉痛的心情尖锐地指出:“共和自共和,幸福何有于吾民也!”这年冬天,他得到朋友的资助,东渡日本,考入东京早稻田大学读书。在留日期间,他的爱国主义和革命民主主义思想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他秘密发起组织“神州学会”,反对袁世凯祸国殃民、企图恢复帝制的倒行逆施。1915年,当得知日本政府向袁世凯政府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时,李大钊立刻奋起反对,先后编印了“国耻纪念录”,撰写了《国民之薪胆》一文,同时还散发了“敬告全国父老书”,揭露日本帝国主义者的狼子野心,号召国民起来奋起自救。
1916年,李大钊回国后,曾被聘担任北京《晨报》编辑,但他很快就投入到当时正在兴起的新文化运动之中。在这场运动的前期,李大钊积极宣传民主主义思想和科学真理,反对封建迷信和盲目服从,宣传积极进取的乐观主义人生观,反对消极保守的人生观。他号召青年“冲决历史之桎梏,涤荡历史之积秽,新造民族之生命,挽回民族之青春”,为“索我理想之中华”而斗争。他抨击以孔子为偶像的旧礼教、旧道德,向封建顽固势力展开了猛烈斗争。他积极奋进的态度,激发了当时中国青年一代的朝气和进取精神。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后,李大钊备受鼓舞。他先后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Bolshevism的胜利》、《新纪元》等文章和演讲,热情讴歌十月革命。他以极敏锐的眼光,比同时代的人更早更深刻地看到了这场革命与18世纪法国革命的本质区别,看到了它对20世纪世界历史进程将产生的划时代的影响,也从中看到中华民族独立和中国人民获得解放的希望。他指出,十月革命的时代精神和革命性质完全不同于法国革命,它是“立于社会主义上之革命”,是人类历史“新纪元”的开始。十月革命所引起的世界革命潮流,“实非现在资本家的政府所能防遏得住的”。他预言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在宣传十月革命的过程中,他自己的觉悟得到了迅速提高,很快从一个爱国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1919年中国爆发了轰轰烈烈的五四爱国运动。李大钊积极投入这场伟大的爱国运动,上街散发传单,并积极奔走联络社会各界营救被捕入狱的陈独秀,成为这场运动的重要领导人之一。而李大钊在这个时期的一个最大贡献,在于他写下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再论问题与主义》等文章,并组织成立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系统地介绍、宣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体系,批驳各种反马克思主义的错误思潮,推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因此,他成为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是20世纪初中国的“普罗米修斯”式的人物。在李大钊的影响、引导和直接培育下,毛泽东、周恩来、邓中夏、高君宇等一批先进的青年知识分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走上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道路。李大钊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兴起培养了一代革命家。
[简介]
李大钊,字守常,河北乐亭县大黑坨村人氏。1889年生,少年入私塾,熟读四书经史,1905年清末入新政中开办的永平府中学,两年后考入刚刚开办的北洋法政专门学校。辛亥革命的爆发,使他深受影响,开始有忧国忧民之心。毕业后于1913年赴日本著名的早稻田大学,入政治本科。
在日本3年,李大钊认真阅读了日本早期社会主义思想的传播者河上肇、幸德秋水的著作,接触到马克思主义,不过头脑中还兼容其他思想。他回国后投身新文化运动,先期办报,又到中国新思想策源地北京大学任图书馆主任。通过在社会实践中比较检验,并得知俄国革命胜利的消息后,终于从1918年起在思想上确立了共产主义信念,并认为只有这一真理能够救中国。
1919年5月4日,北京学生自发举行爱国游行,李大钊演讲鼓动并奔走营救被捕者。翌年初他与陈独秀商讨了建党事宜,并支持北大学生邓中夏等组织了早期共产主义组织,外称“亢慕义斋”(英文Communism,即共产主义的谐音)。同年春,陈独秀来信询问党名是否称“社会党”,李大钊回信一锤定音:“叫共产党!”
1921年7月下旬中共“一大”在沪召开,李大钊因校内同仁生计需他解决,未能赴会。翌年8月李大钊赴上海拜见孙中山,代表中共提出加入国民党的建议并得到同意,成为建立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牵线人。在1924年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有“跨党”身份的李大钊成为主席团五成员之一。同年亲驾马车率同志越出东北边境,到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五次大会,并参观五个月。随后他回北京任中共北方区委书记,被军阀称作“北赤”的首要而遭通缉。1926年3月18日,他不畏风险,主持反帝大会后率群众游行赴段祺瑞政府请愿,遭军警开枪屠杀。走在队伍前列的李大钊头部和手负伤,脱险后率北方区委机关避入苏联大使馆旁边的兵营,在那里领导反帝反军阀的斗争。
旧中国每逢战乱,下野军阀和政治家避入外国使馆是常例。西方列强对中共领导人进入苏联使馆却实行两重标准,鼓励奉系军阀张作霖破坏国际惯例闯入搜捕。事先曾有人报警,李大钊毕竟出身书生,对形势险恶估计不足而未转移。1927年4月6日晨,北京军警被东交民巷使馆区的外国守军放入,突袭苏联大使馆,捕去李大钊等人。在狱中李大钊身受剥指甲等酷刑,仍坚不吐实。面对各界谴责及社会名流呼号营救,奉系军阀竟于4月28日使用新从西欧进口的绞刑机杀害被捕的20人,对李大钊特别使用“三绞处决”法以延长痛苦。绞杀整整进行了40分钟。时年李大钊38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