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火，需要“人”治还是“法”治

（管仲像）

中国传统文化讲“杀生成仁”“舍生取义”。

凡有牺牲，不外乎有三种可能，战争、天灾、人祸。

在方块字中，“灾”的另一种写法是“災“，断壁残垣为人祸，山崩地裂为天災，人祸为灾，天祸称災，今天，我们采用”灾“而放弃”災“，这足以说明在朝代的发展过程中，人祸所带来的灾难已远远大于天灾。

从治理人祸的角度上来说，“人治”关键还是“法治”重要。

中国法家思想体系起源于管仲，法家思想是一种服务于现实的哲学思想与今天我们所说的“法律”的概念不是一回事。

管仲，是春秋时期著名的哲学家、军事家、政治家，也有人说是经济学家，因为管仲是成功者。历史惯于反映成功者正的一面，隐瞒负的一面。

因为儒、法在国家治理用“德治”还是“法治”上，观点的对立，所以，在儒家学者看来，管仲此人“不仁不义不礼，贪财贪生贪名”。历史的拐点，是由能人写就的，能人未必是懂得“礼义廉耻”的君子。

虽然在儒家学者眼中，管仲提倡“礼义廉耻，国之四维”，但仍然是小人，当然小人的概念也不是我们今天所说的“道德败坏”的人，而是相对仕人而言的平民，但小人未必不干大事。

孔子对管仲有肯定的一面，起到了“一俊遮百丑的作用”。

孔子的学生子贡曾问孔子，管仲这个人怎么样呀？孔子说，如果没有齐桓公和管仲，我华夏民族就会披发露肩，文化消亡，成为野蛮人。

因为北狄、西戎、南蛮、东夷的入侵。齐桓公为首，以中原之力对抗外敌，保证了华夏文明的完整，管仲有功，桓公垂史。

能称霸，因为法，管仲的“法”是什么？

为君王服务的霸道。以富国强兵为已任。

法家是春秋战国时期平民政治的代言人，可谓是"独步天下"。强调"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

管仲留有《管子》一书，在这本书中有多处提到与防灾相关的内容。

在国家治理的五件事中第一、二条都是防灾的内容，一是防火灾，二是防水灾，在管仲看来，国家变穷的重要原因就是水火无情。所以要制订防灾的法令，山林泽地防火灭火由虞师负责，防洪排涝，修整堤坝，由司空负责。防灾强调了主体分责，也就是说在国家治理中还没有专门的消防机构，而是以责任的方式体现。这条法令主要体现了，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从对应的关系来看，虞师的岗位相当于今天的林业与草原部长，而司空的岗位就相当于水利加住建部长。按照这个责任划分，城市防火主管部门就是司空。按此推理，城乡火灾就由司空负责。

在《管子》中记录了两起人祸，一是楚国攻打郑国，纵火焚烧郑国国都，郑国毁于战火，百姓游离，无处安身，住在树上和山洞里。二是楚国攻宋，阻截水道，让水不得东流，于是水淹宋城，四百里内无耕地。而楚国对齐国则是礼敬有加，管仲认为，这是假像。造成假像是因为齐国强大，楚国怕齐国出手。

在《管子》中还记录了多起天灾，主要是天火、地震、旱灾、虫灾，其中天火是这样叙述的。

齐国北部草泽地发生大火，火光照射到了齐国朝堂之下。管仲并没有派人参与灭火，反而对恒公说，齐国的土地将得以开辟，农民定有百倍的财利可得了。结果，当年的租税果然很早就交纳完毕，粮食收成也好。桓公召见管仲问："为什么？"管仲说：“齐国周边任何国家，做饭都不能没有柴草。现在北部草泽起火，柴草无以为继，这样，齐国农夫可以从容装车出卖薪柴，一捆柴草可以价高十倍。春天得以耕种土地，夏天得以除草耘苗。这就是租税能在九月交纳完毕的原因。"

由此可以推断，这起火灾是发生在冬季，因为管仲掌管下的齐国在春、夏、秋三季是要进行火禁。春禁的主要内容是：不杀伐、不烧荒、不开山、不伐木、不放火、不征赋。夏禁的时间是从春分算起，数四十六天，春尽而夏始。发出禁令："不可聚会众人，不可引发大火，不可砍伐大木，不可开掘大山，不可伐大泽。破坏大木、大山、大泽是于国有害的，同时不填谷、不阻塞河水入川。秋禁的时间从秋分算起，数四十六天，秋尽而冬始。发出禁令：“不可引发大火，不可开掘大山，不堵塞大水，不可侵犯天的尊严。”

春秋时期，人们过着日落而熄，日出而耕的生活，所以夜间用火在民间是被禁止的，而夜间用火照亮的多是贵族，于是夜间用火的规范，管仲是这样要求的，天黑时，准备点火照明。下人要执火炬坐在屋的一角。要注意安放柴束的方法，要横放在所坐之地，注意观察“烛烬”的长短，及时续接，柴垛之间要留有一柴的间隔，燃烧的灰烬要用碗来装。清除余灰时，要用右手执炬，左手修整。要两人轮番执守，不用照明时，要把余灰整理干净，用水浇灭后，埋于室外。

管仲认为，主政者要听得意见，要防患于未燃，少说空话，谦虚谨慎，勤奋务实，藏富于民，赏罚分明，德以配位。

管仲崇尚火德，什么火德，火性是向上的。

明代茅元仪的《火药赋》中说：“五材并用，火德最灵，秉荧惑之精气，酌朱雀之权衡”。火德，谓汉也。所以清代袁枚的《赤壁》诗中这样说：“汉家火德终烧贼，池上蛟龙竟得云。”

管仲不是纯粹的理论家，而是积极入世的行动派，其思想包括伦理道德、社会发展、政治思辩以及法治思想等诸多方面。其伦理观是建立在人性观基础上的诚信和义利。

法家思想成型很早，成熟很晚。最早可追溯于夏商时期的理官，成熟在战国时期。

春秋、战国被称之为“刑名之学”，经过管仲、士匄、子产、李悝、吴起、商鞅、慎到、申不害、乐毅、剧辛等人予以大力发展，遂成为一个学派。战国末期，韩非对他们的学说加以总结、综合，集法家之大成。其范围涉及法律、经济、行政、组织、管理的社会科学，涉及社会改革、法学、经济学、金融、货币、国际贸易、行政管理、组织理论及运筹学等。

现在，我们来回答本文的题目：防火，需要“人”治还是“法”治。

在中国古代，人治的条件是德才兼备的圣贤之人为君。但是没有多少帝王将相可列入圣贤之列，那么就必须进行法治。

管仲认为: 政令所以能推行，在于顺应民心。管仲消失85年后孔子出生，之后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在后世法家人物看来，真是胡说八道，国有国法，乡有乡约，家有家规，各行其事，不能交错，这之间没有递进关系，而是并列关系，在哪座山唱哪座山的歌，这才符合现实。

儒家温温尔雅，法家以势压人，所以历史上法家人物均有很大的性格缺陷，多不得善终。申不害、吴起、商鞅、韩非、李斯，这些厮大都如此！

所以，《庄子》说“圣人不死，大盗不止”，至理名言啊。

但是在防火监督上，法家人物均认为要严，处罚入刑。

有学者说《修火宪》是最早的消防法，其实不然，法家的“宪”是刑罚，轻则剁手，重则剁脑袋。

但是法家的“公开、公平、公正”则是依法治国的基本原则。

儒家与法家不同之处，儒家重德治，法家重法治。德治是人治的基础，在针对灭火行动上，儒家的主导思想是勇于灭火者按杀敌立功予以弘扬，而法家的主导思想则是懈怠灭火者按临阵脱逃予以治罪。

儒是行为规范，而法是道德底线。

如果，我们结合现实去认知，消防宣传以儒家为原则，而防灭火行动则要以法家为根本。

中国社会从法制到法治的转换过程中，足以说明，依法治国的权重要高于以德治国。

作者注：因为这是《火灾改变的历史》中的一系列关于消防文史中的一篇，如果理解困难，或者感觉结构层次不清，可以按序看一下之前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