渡江战役一推再推，刘邓接收到一条极有价值的信息，随即渡江作战
邓小平深深懂得，渡江作战准备在形成了似如彍弩之势的基础上，更要节如发机，实施短促而猛烈的作战行动，给敌以强烈的心理震撼和巨大的精神压力，以谋求对敌作战的绝对优势。为此，邓小平和总前委对作战开始时间进行了精心选择。
1949年2月9日，邓小平主持总前委召开会议，具体研究了渡江作战的有关问题。在时间的选择上，邓小平认为，时间选在3月初出动，3月中旬过江，虽然在政治上、季节诸方面更有利，但许多必须的准备工作都来不及，难以形成对敌的绝对优势。
于是，总前委向中央军委建议：“以在三月半出动，三月底开始渡江作战为最好。”因为那时国民党内部矛盾尚未解决，在军事部署上，尚在守沿江南岸和宁、沪、杭诸点，或将主力撤至浙赣路沿线两侧之间举棋不定，这时渡江较为有利。中央军委同意了总前委的选择。但3月中旬，中央决定与国民党政府进行谈判，日期定于4月1日开始，大约在4月5日以前即可判明有无“和平渡江”的希望。
于是渡江日期又确定为4月10日，即“开始谈判10天或5天后我军即实行渡江，迫使对方或者签订有利于人民的和平协定，或者破裂谈判，担负继续战争的责任。”并规定，总前委的电台须昼夜密切联络，不使稍有间断。
但总前委接到中央军委电报后认为，如4月6日发起攻占江北各据点的战斗，需四至五天才能完成任务，然后还需要一周的时间疏开港口，将内河船只再拖到长江出口处，这样推算，渡江作战的时间大约要在4月中旬。
总前委考虑到：为了使战前准备更加充分、确实，所以又向军委建议正式渡江作战可否延至16日为宜。军委鉴于对谈判有利，将渡江作战时间又定于13或14日。
总前委的邓小平、陈毅、谭震林则致电中央军委，认为4月13日正是阴历16日，月光通宵，我军渡江作战行动无法隐蔽，难以达成战役、战术上的突然性。因此，建议渡江作战推迟至4月15日黄昏发起，因这时正值阴历18日下午9时前，昏夜有利我军渡江。然而，由于我党与国民党政府的谈判进展不顺，有可能使渡江作战继续拖延下去。
对此，邓小平及总前委甚为忧虑，于是又给军委发表电报，分析说：“每年阴历5月初开始大水，而且五月的水比七、八月还大，两岸湖区均被淹，长江水面极宽，届时，渡江作战将发生极大困难。同时现我百万大军拥挤江边，粮食、柴草均极困难，如过久推迟，则必须部队后撤就粮、就柴草。
所以我们意见，只有在能够保证和平渡江的条件下，才好推迟时间，否则亦应设想敌人翻脸，大江不易克服时，准备拖延至秋后过江。果如此，则从5月到出动大军，供应或由老解放区重新准备，此点亦其重要。接目前部队情况，立即渡江，准备渡江把握颇大，先打过江，然后争取和平接收，为更有利。究应如何，请核夺。”
对此，毛主席从更高、更远的视角认为“签一个协定而后前进，对几方面都有利——对人民有利，对人民解放军有利，对国民党政府系统中一切愿意立功赎罪的人们有利，对国民党军队中的广大官兵有利，只对蒋介石死党，对帝国主义者不利。”
“也许签订一个全面性协定对于南京方面和我们方面，都比较不签订这个协定，来得稍微有利一些，所以我们还是争取签订这个协定。但是签订这个全面协定，我们须得准备应付许多拖泥带水的事情。不签订这个协定而去签订许多局部协定，对于我们要爽快得多。虽然如此，我们还是准备签订这个协定。”
后来又根据谈判情况，电示总前委：“依谈判情况，我军须决定推迟一星期渡江，即由15日渡江推迟到22日渡江。此点请即下达命令。”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邓小平一面向上级提出解决渡江作战的粮食保障方法的建议，一面组织向部队进行宣传教育，要求部队必须把着眼点放在战斗渡江上。他在给二野、三野前委及各兵团党委的电报中指出：此次我推迟一星期渡江，完全是政治上和军事上所必须采取的步骤，但因此也容易产生松懈战斗意志和迷失方向的危险，因此，你们必须在师以上干部中说明下列诸点。
（一）和平谈判颇有进展，有可能在最近签订协定，此种协定实际上就是国民党的投降，故于全局和人民有利。
（二）我们渡江，应站在政治上最有利的地位的基础上进行渡江，就是说如果谈判破裂，责任在对方。我们在谈判结束（破裂或成立协定）之后渡江，则是理直气壮的，而且当我们在政治上做到这一步时，敌人内部将更加瓦解，好战分子内部更加孤立混乱，不仅争取了主和派，还可能分化一部分主战派。全国人民必更拥护我们。届时无论和平渡江，或者战斗渡江都更有利。
（三）要估计到现在国民党军队大部分还掌握在蒋介石死党手里，即使签订了协定，他们都还有继续抵抗的可能，所以我们一切应从战斗渡江出发。而且因为敌必然利用此时间加强其沿江军事准备，故我们亦应利用此时间更充分地进行军事准备，如果放松了自己的战斗准备，那不仅是错误的，而且是危险的。
（四）如果政治需要时，还可能再一次推迟几天，所以在部队中要一面防止急性病，一面防止战斗意志的松懈。
（五）大家最担心的季节和江水问题，中央对此亦极重视，计算时间，本月底以前江水尚不致有大变化。
（六）时间推迟的另一大问题是粮食、柴草、油盐，各兵团必须具体计算，拟出办法，望告我们，以便解决。
（七）在延长渡江的时间内，中心工作的仍应放在加强战斗准备，亦可利用此时间传达二中全会决议，此点请党委自行甚斟酌决定。
邓小平同志的这些指示，不仅将军委的指示精神融于其中，贯彻落实，而且还结合本部队的实际，明确了要求，这对于部队继续做好渡江工作战斗准备，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尤其是从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相结合的需要出发，教育引导全军将士正确理解军委指示，统一思想认识，加强思想教育，做好思想准备，等方面，更有其重要意义。与此同时，邓小平又风尘仆仆、冒雨赶赴桐城，和刘伯承、张际春、李达等召开二野高级干部会议，保证渡江作战的各项准备工作更好地落实。
然而，就在两大野战军全力以赴地进行渡江作战准备的时候，4月17日，总前委办公室的一台从淮海战场缴获的“克劳特”无线电接收机收到一条极有价值的信息：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成立了由汤恩伯兼主任的政务委员会。邓小平敏锐地分析到，蒋介石不会在和平协议上签字了，渡江作战已成定局。
于是，他与陈毅联名电告中央军委，要真正解决问题，只有我们渡江成功后才可能，所以在政治上无绝对必须的条件下，务请不再推迟至25日。根据邓、陈二人的建议，中央军委第二天便采纳了他们的建议，复电：“二野、三野各兵团于20日开始攻击，22日实行总攻，一气打到底，完成渡江任务以后，再考虑略作停顿，采取第二步行动。”
复电还指出：“此次我百万大军渡江南进，关系全局胜利极大，希望我二野、三野全军将士同心同德，在总前委及二野三野两前委领导下完成伟大任务。”正是由于邓小平注重从战局的发展变化和渡江作战准备的实际出发，灵活地确定了渡江作战的最佳时间，为部队充分做好作战准备提供了必要条件，由此形成了对敌绝对优势，也为夺取渡江作战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百万大军渡江作战的一切准备就绪，只等党中央一声令下，飞舟越江，直捣南岸江防，横扫守敌。4月20日下午3点，局势果然不出邓小平的意料，传来了国民党政府拒绝在国共双方代表团拟就的《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上签字，并在杭州积极策划“坚决作战”、“奋战到底”的顽抗行动方案。
当晚18时，我中集团首先开始渡江，数千只木船在裕溪口至枞阳镇100余公里的正面上，趁夜幕劈波斩浪，直扑南岸，当先头船距南岸只有300米时，敌人阵地上接连飞起几颗照明弹，照得江面通明，敌军才发觉我军的渡江行动，慌忙开炮拦截。掀起冲天水柱，此时，我人民解放军的炮阵地立即还击，万炮齐鸣，将国民党军的炮兵阵地大部摧毁。整个江面硝烟弥漫，不计其数的大小战船啧吐着火舌，在此起彼伏的水柱中飞速疾进。这时，国民党海军太原、安东、楚同、美孚等4艘军舰及巡防炮艇多艘，分别从芜湖、铜陵等江面向我军船队进行攻击拦截。
而我军将士发扬近战歼敌传统，将木船驶近敌舰，用机枪扫射、投手榴弹炸、以炮轰，使敌舰“均负伤，弹痕累累”，“被迫驶向芜湖下游”。经三个多小时激战，我中集团渡江部队的先头已陆续在江南岸的诸点登陆。战至21日晨，中集团已有10个师28个团攻占了江南岸，并打退了国民党军的多次反击，建立了东西120余公里、纵深20余公里的岸头阵地，将国民党军的长江防线拦腰截断。21日，毛主席和朱德总司令员遂即向人民解放军全体指战员发出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要求全军指战员“奋勇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国人民，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独立和完整。”
一声令下，东集团和西集团也在各自的正面上发起了强劲的渡江攻势，又时逢天降大雨，刮着东北风，在这十分有利的天气掩护下，船借风势，风助船威，数千只木船直逼南岸，国民党守军在海、空军配合下，集中火力向突击船队疯狂射击。但突击船队在我强大炮火的支援下，以前赴后继，只有前进，没有后退，力争成为登陆第一船的坚强意志和英雄气概直冲对岸，很快就夺取了滩头阵地。先头突击连仅用了15分钟即强行突破登陆成功。20时许东集团在诸点登陆成功，西集团全线登陆成功，随即向纵深发展进攻。由此，我人民解放军的百万雄师在长江的千里沿岸彻底突破了国民党军的防线，开始了向江南的进军。
纵观渡江战役，从精心筹划到具体实施，充分体现了邓小平在军事指挥上的卓越，尤其是在谋势、造势和用势方面的精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