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散文|村庄纪事

文/孔伟建

小满那天,我回老家为一个我喊她大娘的老人奔丧。

我是乘坐城乡公交车去的,单程20多公里只需要一块钱。每次乘坐,我都觉得票价太便宜了,好像白坐一样。当我下了车,快要到家时。身后,忽然听见两个人叫我的小名,我摘了口罩,一看原来是村北姓汪的一家跟我母亲年纪相当的夫妇。后面跟着他们一直未成家的儿子,他年少时因在家北河里游泳时溺水,多亏发现及时,捡回了一条命,却成了永远的弱智。他的年龄比我都大,应该过了五十岁。我知道他的小名,唤他,他抬起头来,答应了一声,就再也不言语了。

其实,这大娘跟我一点血缘关系都没有。之所以去,是因为他男人在世时,曾经帮过我家不少忙。为了感恩,我们两家算是结了干亲。

我虽然喊她大娘,但实际上她的年纪还不如我母亲,活了71岁。

记得清明节那天,我回老家,在村北她家门口还见了她,当时,正带着她的小孙子。我和她说了会话,老太太声音洪亮,看不出身体有啥毛病。

谁想一个月之后,老太太竟然驾鹤西去了呢。我问村里人老太太到底是啥毛病,结果谁也说不出来,说是到死医院也没给个明白话。

母亲说,清明节第二天,这老太太就感觉身体不舒服,一开始没当回事,医院距离家不到一里路,结果连医院都没去。就在家里挨着,不想几天下去,竟卧床不起了。她家两个儿子都是做生意的,一个贩卖鸡,一个贩卖鱼,一南一北,离得很近。逢集,老太太这边跑了那边跑,帮帮这个儿子,再帮帮那个儿子,没有嫌累的时候。据说,抓鸡抓鱼比青壮劳力还在行。

为了不耽误儿子挣钱,结果老太太硬是不让告诉儿子自己的病情。

最后实在没法了,才答应去县医院检查。到了县医院,该检查的全部查了一遍,医生到底没看出来是啥症状。只是说住下吧,住了十多天院,病情不见好转。两个儿子一看不行,决定转院,说是到市里最好的人民医院看看吧。

到了市人民医院,就进了重症监护室,从此,再没出来。

母亲说,干亲一场,在老太太离世前,她总算到家看了一趟,姐妹两个还扯着手说了会话。母亲说,算是尽了情分,没啥遗憾了。当时,老太太神志一直清醒,只是大小便失禁。

这老太太干活过日子从年轻就是一把好手,常年操劳,身体一直很好,平时连个感冒吃药都没有。

现在,农村尽管实行了丧葬制度改革,但必要的仪式还是有,依然有锣鼓、唢呐,依然有所谓的铁炮,依然有披麻戴孝的孝子,在吹吹打打和炮声隆隆中送老太太远行。

就这样,一个操持一生的农村老太太去了,林地里又添了一座新坟,今年的新麦她注定吃不上了。

生命,总是充满太多倏忽和无常。很多人的生命,最终不过一声叹息。

祭奠完毕后,人均一碗大碗菜,两人一瓶酒。弟弟领了酒,我一点都没喝。

我去奔丧那天,正好赶上我们村里大集,在我家对过摆摊的那对中年夫妇又来了,他们是逢集必赶的。

男的五十多岁,皮肤黝黑,很健壮,也很健谈。每次见了我,总会聊上一番。

摊子很大,铁掀、锄头、榔头、斧头、镰刀,各种铁器,应有尽有。我问他,这些东西哪里来的,他说是从外地进的货,都是机器活儿,现在打铁匠早没了。

要在以前,小满前后,过麦之前,买镰刀的农民已经很多了,现在很少了。大机器取代了人力,哪里还用得着镰刀,除非小地块、地头,收割机割不到的地方,才用镰刀割一下。一把镰刀,常年用不着。很多人索性不买,到时候借一下邻居的就行了。

这对中年夫妇占的地方,原来一直是附近村里一家姓王的铁匠的固定之地,父子两人。

前些年,这姓王的铁匠也是逢集必赶的,一直在我家门口摆摊。麦口,是铁匠最忙的时节,谁家的农具开裂了,需要修补。谁家的农具不能用了,需要买新的。每天,父子俩都在敲敲打打中度过,你一下我一下,配合很默契。

现在,老铁匠年纪大了,年轻的不愿意干,后继无人。近年来,连集都不赶了。

回忆,总是挥之不去。近些年,我一直没见过他们。

我常常想,如果我当年没有考上学,现在我或许就是村里的一名木匠或泥瓦匠。最有可能的是成为一名木匠。

我对木匠的最初认识来自小时候家里的四把木椅子,那椅子跟我年纪差不多,已四十多岁,至今仍在家里用着。

它们出自两名木匠之手,木匠来自我姥娘家。姥娘家距离我家不到二里地。之所以请这两名木匠,主要原因是他们跟我舅舅家有亲戚,我叫他们表哥。

当年我还没上学,已有了记忆。

木料来自后宅那棵粗大的柳树,那柳树我至今记忆犹新,留给我最深刻的记忆是夏天里大树下永远找不尽的知了猴。

记得他们带着家伙来了,早饭后来,傍晚回家,中午在我家跟着吃顿午饭,不单独开小灶。

将西屋拾掇出来,专门让我的这两个表哥当工作室。我常常守在他们跟前,看着他们施展了魔法似的,拉墨斗,打墨线,錾子、斧子、锯子、锤子,一点点将木料变成木板,变成制作椅子所需要的各种部件,然后慢慢组装起来,最后再上漆。在我眼里,这简直就是奇迹一般。

母亲说,我这两个表哥没文化,为了学门手艺、挣口饭吃,就选择了做木匠。

其实,我们村北也有一家姓汪的老头,是个做木工的老手,更是一把好手。老头和我爷爷年纪相当,他们是当年私塾里的同学。爷爷做了教师,他做了木匠。老汪老伴是个农村老太太,人高马大,可惜一辈子没有生养。老汪兄弟们多,就过继了一个侄子,当儿子养。从年轻时就开始给他做帮手、学木工。

老汪的木工活好在周围是出了名的,谁家娶媳妇打家具,人走了做喜棺,都爱找他。以前,人死了,土葬,是要入殓的,棺材必不可少。老汪总是能做到物尽其用,活交给他干,你只管放心。

我爷爷去世那年,喜棺就是老汪给做的,那年,他也已过古稀之年。那天,老汪心情很沉重。干活期间,落了几次泪。

清明节那天,我回老家,见到了老汪过继的那个侄子,已五十多岁了。前几年,得了中风,现已行走不便,木工活,早就不做了。

村南,那家姓李的,儿子一直是他的骄傲。当年,他儿子考取的是县里最好的高中一中。高考,考取了高中中专。毕业后,安排到县里最吃香的公检法部门。

从此,儿子成了老李逢人必说的谈资和骄傲。

老头今年七十八了,须发皆白,是村里非常稀有的高中生之一,算是文化人。尽管种了一辈子地,可每逢村里有啥红白喜事,他总是不可或缺的一员。

就像我回家奔丧这次,他也是账房之一,身前一个本子,手里一支笔,怀里揣着个包,收了葬礼,记下来,清点好,收放好,最后交给孝子。

我见了他,叫了声大爷,给他递上一颗烟,他冲我点了点头,点着烟,慢慢吸着。不再说话了。

我很纳闷,心里想这老头不是这样的人啊,怎么话头这么少了。我弟弟见了,把我拉到一边,悄声对我说,老李家出了点事,他家儿子离婚了。

我有些惊愕。很快就恢复平静了,他家儿子和我大哥是小学和初中同学,已年过五旬,据说他的孩子去年刚刚参加完高考。现在离婚,无论对老李还是他家儿子都不啻当头一棒。

我所谓的老家,这个叫路口的小村,按照村头石碑记载,已在地球上存在了几百年,满打满算不过几百口人。我因为工作原因,回家很少,不想村里发生的事情竟然如此之多。

老家,这存活了几百年的生命体,没有出过著名人物,没发生过轰轰烈烈的大事件。村头那块碑,还有碑上的百十个字,却胜过千言万语。生活,世界,一直和她息息相关。每天,这里都在上演活色生香的故事。

回来之前,弟弟让我到地里挖点鲜蒜带着。后宅下面,即是麦田,小满时节,穗头饱满,迎风摇曳。不时,有布谷鸟的叫声传来。穿过几家麦田,不足百米,就是弟弟的蒜田,足有半亩。

我拿了铁掀、袋子、剪刀,拣植株粗壮的蒜向下挖去。近期刚下过一场雨,加之,下雨之前,弟弟给蒜地浇了一水。蒜田里有些湿,为了减轻负担,方便携带,我将蒜头下面的根须和湿泥用剪刀逐一剪去。地面上还有残留的塑料薄膜,泥土里一根根粗长的蚯蚓,见了阳光,拼命游走。

一颗颗硕大的蒜头带着泥土清香和蒜香,被我渐渐从地下请出来,清理出来。母亲说,多挖点,现在腌糖蒜正好,芒种前后就该收了、就老了。

我听了母亲的意见,挖了不少鲜蒜,够吃一段时间的了。

近几年,家里连仅有的二三亩地都承包了出去,我已不事稼穑多年。干一点活,旋即满头大汗。

被我剪掉的根须和泥土,堆积在地头上,曝晒在阳光下,它们,也终将化为土地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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