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美院 | 二厂时代

1998年8月末，104名本科生循着“录取通知书”上的地址，陆陆续续来到北京市朝阳区东直门外大山子西八间房酒仙桥万红西街2号报到，办理新生登记手续正式入校。那年，我们中的大多数并不知道这是美院把主体搬迁到在该址的第三年。时值酷热夏季的上午，夏利出租车司机带着我们在周边兜兜转转了足足找了20分钟。他时不时下车跟周边居民打听，个个都说有个厂房，并不知道有什么美院。师傅急得满头大汗，大概他觉得这单生意真是难做，如果再找不到，午饭时间都快折里头了。直至我爸眼尖看到某个工厂门口挂着块毛体书写白底黑字的“中央美术学院”单位牌，大家才将信将疑地拖着行李下了车。当时的万红西街2号是北京无线电仪器二厂，美院借了“贵宝地”，从原址王府井校尉胡同5号到花家地南街8号新址的过渡期。直到上到主楼二楼排队做新生登记时，我的心情还是很复杂，脑袋还是发晕的。那天是第一次看到即将共度四年的伙伴，也是第一次看到学生处的岳铮老师、团委的小潘老师。帮着做登记的女教职员工眼风扫了我一下，用爽脆的京片子说，这么大了出来读书还要父母陪着啊？环顾四周，还真就我一人是父母陪着报到的，脸皮薄，一下就红了。第一天，如此直观的洗礼，已隐隐觉得这个学校的与众不同。

朝阳区万红西街2号校区大门

除却工厂里不间断的机器轰鸣声，除了经常会和厂里的工人迎面擦肩而过，除了建筑物内外看上去有那么点儿颓，这片区域的环境略显局促之外，却有着一种说不出的舒散的美。后来在环艺系同学拍摄制作的“二厂时代”小电影里集中体现了一回。春天，北方的风迎面而来，还有些凛冽的余威，在主楼通往食堂的路旁篮球场的后边有一小丛黄色的迎春花会应时悄然绽放。夏天的午后，孜孜不倦的蝉鸣和窗外沙沙的树叶声令众人昏昏欲睡，特别是如果遇上播放幻灯片的课，隔光窗帘一拉，日光灯一关，简直就是集体午睡的最佳环境。我因为有义务工作在身，需要配合老师的讲课内容手动切换幻灯片，不得不硬生生咬牙忍住，在清醒和涣散的边缘挣扎。秋天，食堂和小白楼附近树上的核桃熟了，时不时掉下来打到路人的头上。冬天，一年一度的“元旦迎新晚会”会在12月31日晚上准点在大礼堂举办，各系尽力耍宝，无分先生、学生，大家以欢笑迎接新年。2000年跨世纪那场，吕胜中老师玩了把行为，各条主要干道都被他的小红人覆盖。阶梯教室也是个被赋予综合功能的神奇所在。王宏建、靳连营、冯乃琴、付地红、董梅、朱青、殷小未、吕胜中轮番上不同主题的共同课。其中西川老师的“西方文学”共同课最受欢迎，听讲学生只要不在课堂上随意讲话，拥有完全的思维和行动自由。周三晚上会在阶梯教室不定期举办讲座，延请各路社会名家，印象最深的两次主讲人分别是姜文导演和京剧大师袁世海先生：前者大谈版权的重要性，因和听众意见相左现场就吵了起来；后者是大家风范，却毫无架子，上台就打开架势唱念做打，直接开嗓。周五的晚上则是固定时间，学生会组织播放双场电影，《午夜凶铃》放映后直接导致当晚女生宿舍里电话铃声不断。呵呵……

“小白楼”的名字听上去很有诗意，其实它是一座钢筋暴突，部分外墙剥落露出红砖的四座小楼，我们戏称它为“解构主义”风格。当时里面集中了版画系和壁画系的部分工作室，美术史系办、系资料室、教室，以及校图书馆的所在。除了教室，图书馆是我们专业常常蹲点的地方。周一到周五每天的21：50是末班校车。临发车前两三分钟，常常几人从小白楼图书馆一路狂奔到主楼前面，却看着不耐烦多等一会的校车小巴绝尘而去（是真的尘土），无奈最后只有拼个黑摩的回南湖渠宿舍。

图书馆里，早于开课前就看到了汤池先生。他除了给我们上中国古代美术史课程的开篇和史前部分，主要担任校图书馆馆长，所以常常能在图书馆遇见。那时，正是美术史系从专业开山老先生们手中传递到中青年教员的年代。老先生们虽然年事已高，但好在都很矍铄，各个风采卓然。因为住得远，他们每次都要乘坐校车辛苦往返于王府井老校和二厂之间，而且往往因为在课后被我们提问拖堂而赶不上吃午饭就得去赶班车，如今想想真是不应该。金维诺、薛永年、王泷、薄松年、邵大箴、李春、佟景韩、李树声、吕济民、冯鹏生、李先登等老先生们轮流授课，多则专题专章，精力欠佳的也会讲些绪论、导论、开篇，或是单独的专题讲座。顺带插播一段周博同学的独家回忆，一字不改，转录如下：虽然十四年前，李亮给我画过他煤渣胡同的家，但我这还是第一次去。李振球先生和师母热情招待，还送我一本老先生刚出版的画册。上大学时选过李振球先生的课，先生上课极其认真负责。记得有次我下课问他，上课讲的东昌府的年画受北宋宫廷画风的影响，可有依据？先生说，我回去查一查。过了一段时间，我都忘了这事了，而且民间美术课也换了老师。一日，我在二厂的校园里走，忽然被人叫住。原来是振球先生，他提着个热水瓶，好像是刚从食堂打了开水出来。他说，你上次问我的那个问题，我查了一下，是在薄松年先生的年画史里面说的，你去找找看。我说好，谢谢您。先生认真如此，可见一斑！李先生1945年出生，江西人，画好，学问好，师德也高。其实一个学校的学术传统传承不是只靠大师的，像振球先生这样的老先生、好先生也非常重要，他们对教学的真诚负责令人难忘。

99年秋季下乡行至洛阳龙门石窟

就这么懵懵懂懂直到二三年级，我们才体会到能得这些老先生亲授是何其幸运！美院称呼老教授们多按传统，不论性别，一律尊称为“先生”。开始时是传统使然，新入学低年级的跟着学长叫，觉着有种典雅的韵味，慢慢在和先生们的接触中变成由心而发的敬服——见识之高，学问之深，穷尽一生不敢稍歇。简单到一个字，一个标点都是治学态度。在现今讲求高效、快速的社会中，也许会有人觉得“忒较真”，但是光阴何其短暂，何必与之争短长，能得以“如痴如醉”何尝不是我辈同道之幸，之福？

老先生们起了好头，接下来就是少壮派老师们上场——如今，这些当年的中青年老师们也修炼成“先生”，风生水起。当时的课程除了以史以理论为基础主体之外，还有些带有实验性质的课程，切合实践、时代，甚至可以说超前。比如殷双喜和赵力老师的“艺术市场”，教授理论知识之外，甚至在课程结束时举办了小型慈善拍卖专场。2015年，殷老师来上海做“历史的温度:中央美术学院与中国具象油画”项目策展人时，聊天提及当年的“创举”还不无得意。赵力老师也是将知识融于实践的授课方式，我们得以在校时就有机会参与了几次嘉德春拍秋拍的预展工作，接触实物，接触实战。

寒窗学习不是先苦就一定后甜。秋冬一般是故宫的年度晒画季，有一回邵彦老师布置了著录课的作业，要求我们看“搜尽奇峰展”，然后做著录。那时候，《清明上河图》、《千里江山图》还不是网红，玻璃展柜前基本没人，更别说需要排队。武英殿比不上珍宝馆、钟表馆的熙熙攘攘，甚至珍妃井都要比它有一番说道。偌大的武英殿里除了门口的两幅棉胎帘子，没有其他保暖设施。同学们背着斥“巨资”买的军用马扎，带着手电、放大镜等工具，揣着干粮和水，面对预先分配好的展品做实物著录。没有高清电子图片，也没有发达数据库的年代，除了参考书籍，最准确的就只有实物。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冷到麻木失去知觉就跑到太阳下晒一晒，展厅里一呆就是一整天，心里慨叹这才是真正的“冷宫”。然而，这次作业的结果并不理想，全体被邵老师退货了。全班蔫了一两个礼拜，老老实实重做案头工作，再跑武英殿比照实物。时至今日，还记得她的要求，功夫在平时，注意方式方法，不是靠死记硬背混考试过关，所以邵老师打分数的配比也是日常功课的分数占了绝对比重。不仅是学习的方式方法，还有对学人对实物的尊重和爱护。某次听闻，在一次布展中，因操作失误导致展柜玻璃滑倒并把一张古画居中划破，一旁工作的老专家当场老泪纵横。当时是当轶事听的，多年后当新闻里播放巴米扬石窟大佛被炸时，我才在瞬间感受到了那种心痛。

花家地南街8号新校的奠基仪式礼炮声好像刚刚才响起，第一铲子奠基的土在乱糟糟的工地上扬起又落下。1999年10月1日“建国五十年大庆”上半小时的大学生集体舞表演，浓缩了98级各系40多人组成的央美代表队长达数月的排练。五四大街红楼（文物局）古籍书店的仓库被暴雨泡了，系里奔走相告“好消息”，大伙儿结伴去淘被水泡得皱巴巴的大部头辞书字典，入手了后高兴了好久。那时候，著书立说的老先生们体健语温，亲自传道授业解惑；那时候，周末骑车去逛美术馆旁的三联韬奋书店和国图，顺便溜进王府井东安市场里感受下物质气息，免费而有滋有味地消磨一整天；那时候，我们是穿梭于城乡结合部的“吃土少年”，却因为知识而富足；那时候，100元上还是四个老爷爷，一张就可以豪气地请全班15个同学们到小餐厅里美美饱餐一顿。那时候还真是好时候啊！

99年下乡行至五台山

这篇回忆是应校友会号召为百年校庆而写，从决定参与到今天落笔，一度想放弃，写上“千言万语，难落一字”来交差。到今年8月，我们这批98级本科生入校已经过去整整20年。我的父亲至今还保存着1998-2002年间我和家人所有的手写信件，每周至少一封，几不间断；偶尔还会夹杂着南湖渠宿舍小院子里的紫藤花，五四大街的金黄银杏叶，或是法海寺秋天的红枫。从北京到常州，乡愁被一封封信连接起来，平信的邮票从5毛到8毛，又涨到1.2元，直到最后手写信消失变成手机短信。我们经历着时代，在其中或主动或被动地前行，又努力着不被时间改变太多——不管是容貌、健康、敏感的内心，还是或多或少的理想。回忆里也不都是青春美好，还有悲欢离合、困顿挣扎、生离死别，它们鲜活地停留在我18到22岁的时光里。祈愿它们永不因记忆的衰退而褪色。“二厂”的三年和“花家地南街8号”的最后一年成为毕业16年来心底的明月光。这抹月色时而藏身在云层之后，不经意间就银光遍地。尽管不知道路途多么遥远、曲折，我知道那轮明月时不时会偶尔现身。我还知道，今年的百年校庆上大家会一起回到那个被习惯称之为“美院”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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