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垮中年男人的并不是家庭,而是负债百万却无力偿还

在生活中我们不难发现,由于人类世界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人与人之间存在着各种各样的思维方式与认知类型。

1954年和1964年,心理学家赫尔曼·威特肯和他的同事进行了一系列的实验。由于他们断言妇女在认知方面属于场域依赖型,而男子则属于场域独立型。

故这种差异又可称为分析功能与整体功能的区别——在知觉中,他们认为男子倾向于具体分析,而女子则倾向于整体考虑。用于论证这一研究的曲型测验是“棒与框实验”。

这一实验过程是:被试坐在一间漆黑的屋里,面朝中间放置了一根发光棒体的一个发光框子。

棒和框都向一个角度倾斜。被试的任务是把棒体调到真实的垂直的位置。在实验中,框的倾斜使人产生错觉,难以把棒调到垂直水平。

能够准确地把棒调节到真实垂直的人,属于场域独立型,因为他们能摆脱使人容易产生错觉的框,即所谓的场域,从而进行独立的调节而那些不能准确调节的人则属于场域依赖型。

根据妇女在这一测验中普遍比男子易犯错误,威特肯推论说在认知类型上,妇女属于场域依赖型,而男子则属于场域独立型。

在此必须指出,这种结果只能在视觉测验中获得。而在其它测验中,如闭眼进行操作,往往巾帼不让须眉。

威特肯对他的研究所做的解释,是那种偏离事实的信仰飞跃的绝对例证,这种信仰的形成往往介于结果和解释之间,特别是当研究证实了社会刻板期望时更是如此。

有些心理学家已开始意识到,在易受错觉影响上存在的一般性差异已被人们做了不适当的解释,并导致了各种性别角色刻板印象的形成,即认为妇女依赖性强,而男子独立性强。

根据这些批评意见,人们很难了解在这一例子中,当场域背景容易产生错觉时,有关认知类型的结果究竟意味着什么。

不过有一点是清楚的,即男性和女性的知觉与加工信息的方式是不同的。

谢尔曼假说(Sherman hypothesis)

1967年,心理学家朱莉娅·谢尔曼(Julia Sherman)提出一种假设,她把在能力和认知类型上观察到的性别差异大多直接归于空间能力上的性别差异。

她深信这些空间能力上的差异是由于男孩子和女孩子具有不同的早期经验。比如,男孩子们的游戏经验使他们在空间关系方面得到了良好的早期教育。

有一些证据支持谢尔曼的假设。结果确实表明,当空间能力上的差异被排除后,棒与框测验中就不存在明显的性别差异。

此外,排除了空间能力上的差异以后,算术推演中的性别差异也难见踪影了。

总之,我们已经看到,除了某些特殊能力外,在一般智力上不存在性别差异。女孩子在语言能力和知觉速度等测验中处于优势,而男孩子则在空间视觉和算术能力测验处于优势。

在测量认知类型的棒框测验中,男子一般显得更为准确,因此这一结果常常被用于证实男性比女性更擅长分析,但这些结果也可能由空间能力上的差异引起。

学业成就

在各年级里,女孩子的成绩都比男孩子要好些,甚至在能力测验这类男孩子得分较高的一些范围内也是如此。

在诸如“斯坦福成就测验(Stanford Achievement Test)”等这类标准化学业成就测验中,得到的性别差异同能力测验中的性别差异十分接近。

在科学、社会研究和算术推演中,男孩子得分较高,而女孩子则擅长于拼读和语言运用,只是偶尔在算术计算中表现不错。(阿娜斯塔思,1958年)。

女孩子的学业发展也比男孩子顺利,很少见到姑娘留级,更多的是升级甚至跳级。

职业成就

稍停片刻想一想著名女科学家,并把她们的名字写在纸上,可能至少有90%的人会写上“玛丽·居里”,另外10%的人可能因想不起她的名字而什么也写不出来。是呀,除了她还有谁呢?

这说明,在科学上取得卓越成就的妇女本来就凤毛麟角,而我们对她们的认识更是少得可怜。(其他还有一些妇女,如安娜佛洛偶德,珍妮·劳威克—古多尔和玛格丽特·米德)。

在标准传记辞书中,功名卓越的妇女所占的比率不到10%,而其中至少有一半是因为她们属于名门望族,再不就是某个名人的妻子或者情人。

天才妇女—比阿特丽克斯·波特尔(Beatrix Bauer)的故事

比阿特丽克斯·波特尔以著有《彼得·拉比特的童话》一书而名闻遐迩。

她的传记中所披露的大量史料生动地描述了这位在生物学界创新开拓的天才妇女的奋斗历程波特尔生于1866年,八岁时就能专心致志地绘画和粘贴蝴蝶标本了。

她对真菌尤感兴趣,从十多岁开始到二十多岁,她每天都尽可能抽出时间研究那些她以往未观察过的生物种类,并把这些一一临下来。

到了1894年,她对真菌和地衣的研究已非常深入了,并产生了个初步的想法,认为地衣产于共生,即两种生物有机体之间存在一种相依为命的关系。

为了证实这一假设,她赢得了她的叔父,一位杰出的化学家的帮助。根据自己的研究,波特尔揭示出在共同形成地衣的菌类和海藻之间存在着的相互依赖关系。

通过她的叔父,她同科学机构发生了联。她叔父领她去皇家植物园介绍她的著作时,恰好见到副总管在整理橡胶林,副总管不耐烦地说:“我对菌类一窃不通,我只懂得热带植物。”

那帮科学家以十分冷淡的态度打发了她。总管对她的真菌图也毫无兴趣,指责这些图过于精美,不符合科学标准。

尽管在科学界屡受挫折,但她仍坚持不懈地从事地衣研究并开始研究孢子。由此可说,她称得上是第一个解释地衣共生关系和开始了解孢子发育的英国人。

她叔父因为她被科学机构拒之门外而勃然大怒,决定公开她的观点。1897年,海伦·B·波特尔的一篇题为“论伞菌孢子发育”的论文在伦敦的林奈学会上宣读了。

论文是由一位朋友宣读的,B·波特尔不在场,因为当时只有男子才能有资格出席这类会议。但是,她希望自己的工作能受到人们重视的想法依然十分渺茫。

两年后,她放弃了对孢子植物的研究。因为她发现自己写的并配有插图的书,可以引起孩子们的极大兴趣。

她写的第一本因配上插图而显得更加精美的书,是关于小兔子拉比特的。由于找不到发行人,她便自费印刷发行。

结果《彼得·拉比特童话》从七十年前发行至,一直畅销不衰。波特尔个人生活的心理体验在她笔下的主人公身上得到真实再现,他们遭受了种种磨难,尝够了失败的滋味。

例如,彼得·拉比特因为花匠麦克·格雷戈的粗暴,竟不能在花园散步。凭着科学与艺术的双重禀赋,B·波特尔最终赢得了社会的承认。

她通过撰写有插图的儿童读物,终于找到了一条和性别相适宜,并能充分发挥自己创造力的成功之路。

她47岁时才结婚,丈夫是一位律师。兹后三十年,她在乡间过着平静而幸福的生活,也许有人会猜想如果她不受到那些阻挠,她将会为科学做出多么巨大的贡献啊。

一项关于著名妇女的早期统计研究,收集了从公元前七世纪到1913年间42个国家的868名妇女的资料,其中获得文学声誉的人最多(占38%)。

这显然是仰仗了妇女在语言能力上的优势。不过,其中声誉最高的人(根据在传记辞典中所占字数多少为衡量标准)却是那些女王、女政治家以及名人的母亲和妻子。

妇女是靠种种非智力的途径获得声望的,比如,悲惨身世,天生丽质;也有靠文学上的成就而青史留名的。

即使在妇女世袭的“领地”里,那些第一流的,最有声望的地位往往由男子雄踞着,我们已经了解到妇女对艺术具有很强的美学鉴赏力,然而出类拔萃的艺术家却大多是男子。

建筑物内部装饰行业和服装行业也往往为男子独占鳌头,世界上最优秀的厨师也是男子在当代,妇女的成就与男子相比仍然有较大差距。

1968年,美国只有3%和7%的妇女分别是律师和医生。1965年,来自《美国“谁是谁?”》名人录的抽样表明,妇女所占的比例已从1925年8.5%降为4.5%(查福,1974年)。

一般来说,妇女通常在艺术界崭露头角,而男子则在实业界平步青云。

如果有一个卡斯尔式的当代研究,那么在他的名人录中一定要加上许多超群绝伦的女英杰英吉拉·甘地,戈尔达·迈尔,埃莉诺·罗斯等等。

从对那些自幼就被誉为天资聪颖的妇女的追踪研究中,人们领悟到了所谓“尖端缺损”现象。斯坦福超常儿童研究可能是这类研究中规模最大的。

在加利福尼亚各学校中,有600多名孩子的智商在135以上(占人口的1%以上)。但是,其中女孩子成年后的职业都普普通通,很少有人出类拔萃。

在男子中,智商和成就有密切关系。在实际生活中,智商在170甚至更高的超常妇女,竟有三分之一的人是家庭妇女或一般职员。

面对这类巨大的资源浪费,真使人为之目结舌。综上所述,就成就而论,女孩子在学业成就普遍优于男孩,但谈到职业成就,女性则落后于男子。

女性具有高度的语言才能和学业成就,但成年后却平平一般,这令人吃惊。这现象也许是性别歧视和性别角色社会化等社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由此可见,人们将大部分有着超常智商的女性都禁锢在了普通岗位,然而这种现象又岂是一朝一夕之间就形成的。

长久以来对女性的偏见与歧视在无形之中让很多有才能的女性不得不碍于社会道德约束,变得泯然众人矣,进而造成巨大的资源浪费,这也是为什么杰出的人里面大部分都是男性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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