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国球｜文学何以成为一门知识？

“文学批评”引入现代中国后，作为一种专业性的知识活动，与中国文学的学科建制发生了密切的关联。通常情况下，朱自清总是被冠以学者和散文家之名，但作为文学批评研究者的朱自清，却是大家比较陌生的。

陈国球教授在《文学批评与中国文学研究》中，细致地梳理了“文学批评”作为一个现代学术概念的渊源和流变，详尽地阐明了它在现代中国文学研究的发展过程中扮演的角色和发挥的作用，并以朱自清的文学研究为具体个案，展示他引入现代批评的方法来汇通中国古代批评传统的努力。今天，活字君与书友们分享陈教授的这篇文章《文学批评与中国文学研究──兼谈朱自清的文学批评研究》。

文学批评与中国文学研究
──兼谈朱自清的文学批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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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国球 文
初刊《川合康三教授荣休纪念文集》(凤凰出版社，2017年)

陈国球，历任香港浸会大学、香港科技大学与香港教育大学教授，现任台湾清华大学中文系讲座教授。曾在捷克、美国、加拿大、日本与中国大陆各地讲学。主要著作有《明代复古派唐诗论研究》《文学史书写形态与文化政治》《文学如何成为知识？》《抒情中国论》与《香港的抒情史》等，主编《香港文学大系1919—1949》。

现在香港和台湾一般大学中文系的课程，往往设有“文学批评”一科，讲授内容往往由先秦文学观念开始，下及魏晋南北朝《文心雕龙》、《诗品》，宋元明清各种诗话文论等，自然而然地形成一个自足的领域，学科边界清晰，与中国文学各种体类如诗词骈散文与小说戏曲等科目并立，彼此即有关连但可以各安其份，不相混同。然而，文学批评在中国文学学科建立的过程中，其意义远超过作为中国文学之下的一个体类分项。文学批评的意义首先在于在支援文学从怡情悦性的活动变成对文学本质有所体认的分析方法或者学问，再而为文学进占现代学制发挥一种锚定的效应。然而，当文学批评进入学科建制以后，又发生不同的变化；这个学术史上的现象，很值得我们反思。

一、“文学批评”的现代认知

朱自清在1946年发表《诗文评的发展》，作为罗根泽与朱东润刚出版的“文学批评史”的书评，同时也表达了他对“文学批评”的见解：

“文学批评”是一个译名。我们称为“诗文评”的，与文学批评可以相当，虽然未必完全一致。我们的诗文评有它自己的发展，现在通称为“文学批评”，因为这个新名字清楚些，确切些，尤其郑重些。……

也许因为我们正在开始一个新的批评时代，一个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时代，要重新估定一切价值，就得认识传统里的种种价值，以及种种评价的标准；于是乎研究中国文学的人有些就将兴趣和精力放在文学批评史上。……文学批评史不止可以阐明过去，并且可以阐明现在，指引将来的路。

“文学批评”原是外来的意念；……靠了文学批评这把明镜，照清楚诗文评的面目。诗文评里有一部分与文学批评无干，得清算出去；这是将文学批评还给文学批评，是第一步。还得将中国还给中国，一时代还给一时代。按这方向走，才能将我们的材料跟那外来的意念打成一片。[1]

这几段引文的重点有二：

1.现代中国要接受的知识分类方式，主要是“外来的”──“西方的”；因此“诗文评”虽是传统本有的文体分类，却有赖“文学批评”此一“外来的意念”来修正及巩固，以“打成一片”。

2.现代的中国文学研究有需要从价值的“重新估定”入手，因此，也有必要了解传统的价值系统；研究过去的文学价值和标准──“文学批评史”，有助理解中国文学的过去、现在，和将来。

于此朱自清既对“文学批评”作为中国现代学术科目的内容和范围立说，也尝试说明这种认知与中国文学研究的关系。

类似的想法更早见于苏雪林在1935年发表的《旧时的“诗文评”是否也算得文学批评？》；她说：

那些史书艺文志的“文史类”和《四库全书》的“诗文评类”所收的历代诗话，词话，曲话文话等书，虽然是汗牛充栋，但一问内容：则有的记叙见闻，启抒胸臆，好像是随笔小品；有的罗网轶闻，摭拾掌故，近似作家身边琐事；有的列举形式，谈论作法，有如修辞学；有的高标神悟，微示禅机，则又疑为玄谈，还有那些分立门户，出主入奴，借批评为党同伐异的工具的，更品斯下矣。绳以西洋严格的文学批评法则，我们说中国没有文学批评这回事，也不算是什么苛论吧？

在提出这个否定的论点之后，她笔锋一转，说：

但我则说中国文学批评是有的，不过比西洋落后罢了。……但是假如我们想建设中国文学批评的系统，不能单靠那些现在的诗话词话曲话文话，四六话，……我们研究的范围应该推广些，眼光应该放远些。[2]

苏雪林之说显示出当时学术界对西方的“文学批评”有一个崇敬的期待，回观中国文学传统，则有事事不如人的自卑感。苏雪林企图迴护中国的批评传统，只不过认为“文学批评史系统的建设则尚待我们将来的努力。”[3]

事实上，对传统中国是否有“文学批评”的思考，早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就开始出现。例如茅盾在1922年以“郎损”的笔名发表的《文学批评管见一》就说过：

中国一向没有正式的什么文学批评论；有的几部古书如《诗品》、《文心雕龙》之类，其实不是文学批评论，祇是诗、赋、词、赞……等等文体的主观的定义罢了。所以我们现在讲文学批评，无非是把西洋的学说搬过来，向民众宣传。但是专一从理论方面宣传文学批评论，尚嫌蹈空，常识不备的中国群众，未必要听；还得从实际方面下手，多取近代作品来批评。[4]

就如向国人宣传西方的、现代的学说一样，并不容易，介绍“文学批评论”不能停留于“理论”层次，故必要从“批评”的“实践”入手；真可谓苦心孤诣了。更早一年，《小说月报》从一本鸳鸯蝴蝶派的杂志转变为新文学刊物，同是茅盾撰写的《改革宣言》，其中对西洋文学的“批评”一语有这样的说明：

西洋文艺之兴盖与文学上之批评主义（Criticism）相辅而进；批评主义在文艺上有极大之威权，能左右一时代之文艺思想。新进文家初发表其创作，老批评家持批评主义以相绳，初无丝毫之容情，一言之毁誉，舆论翕然从之；如是，故能互相激厉而至于至善。我国素无所谓批评主义，月旦既无不易之标准，故好恶多成于一人之私见；“必先有批评家，然后有真文学家”，此亦为同人坚信之一端；同人不敏，将先介绍西洋之批评主义以为之导。然同人故皆极尊重自由的创造精神者也，虽力愿提倡批评主义，而不愿为主义之奴隶；并不愿国人皆奉西洋之批评主义为天经地义，而改杀自由创造之精神。[5]

茅盾在此把“Criticism”译作“批评主义”，一方面可反映出新概念命名之“不确定性”；另一方面可见这个概念在茅盾等人心目中不仅指向一种文学体类或者文学活动，更是一种文学的主张（“主义”），认为这是西方文学的优胜之处，国人要师法学习。由此而言，被认定为源自西方的“文学批评”在当时具有先进和启蒙的象征意义，而其功能不止于评断高下，更在于“新文学”的建设。

我们再简要回顾“文学批评”在现代中国学术上的位置。早在1904年王国维《红楼梦评论》已经引用叔本华之说而作“美术家”和“批评家”的二分，以为二者各有功能特性：

美术家先天中有美之预想，而批评家于后天中认识之。[6]

新文学运动前夕，胡适在1916年的留学日记中批评梅光迪：

觐庄治文学有一大病：则喜读文学批评家之言，而未能多读所批评之文学家原著是也。此如道听途说，拾人牙慧，终无大成矣。[7]

胡适的意思当是读“文学家原著”比较重要。1920年郭绍虞在《晨报》连续发表《艺术谈》系列文章，其中《批评艺术与玩赏艺术》一篇，对“吹毛求疵”的“批评家”有这样的描述：

有一辈精通文艺的人，他对于文艺作品，取所谓批评家的态度，……他便不是为享受而赏玩，是为了批评，为了议论而考察了。这是为求知识上的满足而忘了实际感情，这是很妨碍美感趣味的。[8]

从“文学批评”对“文学创作”的负面影响立论，在崇尚以创作表达思想自由的五四时期并不罕见，[9]郭绍虞之言值得注意的地方是他对于“批评”这一活动中之“考察”、“议论”，以至“求知识”等倾向都有所察觉。

1921年1月，胡愈之在《东方杂志》发表《文学批评──其意义及方法》，更有系统地就“文学批评”的学科性质立论：

“文学批评”这一个名辞，在西洋已经有过几千年的历史了；可是在我们中国还是第一次说及。中国人本来缺少批评的精神，所以那种批评文学在我国竟完全没有了。我国文学思想很少进步，多半许是这缘故。近年新文学运动一日盛似一日，文艺创作，也一日多似一日，但同时要是没有批评文学来做向导，那便像船没有了舵，恐怕进行很困难罢。所以我想现在研究新文学的人，对于文学批评，似乎应该有相当的注意。文学批评在西洋差不多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要把他的意义，历史，派别详细研究，自然不是几千个字所能尽的。[10]

胡愈之借助几本当时流行的西方文学论著，如莫尔顿的《文学的近代研究》（1915）、黑德生《文学研究导言》（1910）、韩德《文学的原则和问题》（1906），“权作在我国介绍文学批评的引子”。[11]他为“文学批评”下的定义是：

文学批评乃指讨论文学趣味或艺术性质的批评而言。……钱玄同的《儒林外史新序》一部分可以算得文学批评，但是蔡元培的《石头记索隐》却只是历史的批评，不是文学批评。又可见中国古来训诂之学，也只是字句的批评（verbal criticism），不好算文学批评。[12]

又借韩德（Theodore W. Hunt，胡愈之文中先后译成韩德及亨德）之言作界说：

文学批评乃是“用以考验文学著作的性质和形式的学术。”（“Science and art which has to do with the examination of the quality and form of literary authorship,” Literature: Its Principles and Problems, p. 127）。[13]

胡愈之的论述首先为“文学批评”限定在“文学”意义的讨论，再确认这种讨论属于“科学／学术”的性质。他没有继续进一步比较中西文学批评。然而，他对“文学批评”的现代学术意义的申论，看来很有代表性。例如1924年北京《晨报》附刊《文学旬刊》有署名“和”的〈文学批评与编辑中国文学史〉，当中提到：

我们的中国，从古到今，严格的说来，未曾出现一册文学的批评书。历代的诗话之类，虽近于文学评论，然而离文艺评论的真价值，还远的很呢，至多不过说她是文艺的极零碎的杂感罢了。[14]

大约同时，岭南大学出版的《南风》又载有陈荣捷《中国文学批评》一文，认为：

中土之文学评论，实不得谓为有统系的研究，成专门的学问，产生专门的人才。以言研究，则批论［评论？］的原理方法与名词均未成立。以言学问，则读文学史者，对于某作家之受传统的印象，并无实証式科学的解释之可言。以言人才的除刘勰章学诚金圣叹等外，竟不多觏。书籍只得《文心雕龙》，《文史通义》，《艺苑珠丛》诸书，然非井然有序者也。[15]

朱光潜留学爱丁堡大学时，曾投稿《东方杂志》，发表《中国文学之未开辟的领土》（1926）一文，讨论中国文学研究应开垦的领域，其中就包括“文学批评”的部分：

文学应独立，而独立之后，应分门别类，作有系统的研究，……尤其重要的是把批评看作一种专门学问。中国学者本亦甚重批评，刘彦和的《文心雕龙》，刘知几的《史通》，章学诚的《文史通义》，在批评学方面，都是体大思精的杰作，不过大部分批评学说，七零八乱的散见群籍。我们第一步工作应该是把诸家批评学说从书牍札记，诗话及其他著作中摘出──如《论语》中孔子论《诗》，《荀子·赋篇》，《礼记·乐记》，子夏《诗序》之类──搜集起来成一种批评论文丛著。于是再研究各时代各作者对于文学见解之重要倾向如何，其影响创作如何，成一种中国文学批评史。[16]

朱光潜说“中国学者本亦甚重批评”，与前面诸家讲法不同，但重点不在此而在于大家都认同中国过去的“学说”的“七零八乱”，有待整理，必须由搜集资料开始，再而撰写“文学批评史”。

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册 (商务印书馆，1934年)

就在这种思潮背景下，出现了第一本《中国文学批评史》（1927），由曾在大学讲授文学批评课的陈锺凡编写。[17]继之而起的，是从1927年开始在燕京大学（1927-1948）讲授“文学批评”的郭绍虞，以及接替郭绍虞在清华大学讲同一门课（1932-1934）的罗根泽、在广州中山大学任教（1932-1938）的方孝岳，三人同在1934年有“批评史”的著作面世。[18]此外，朱东润在1929应聘武汉大学，开始任教“中国文学批评”课，也开始编写“批评史讲义”，但出版则迟至1944年。[19]至今这几位先生被视为现代“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的奠基者。

二、中国的“批评”与西方的“criticism”

Jonathan Wolstenholme 绘

由茅盾、胡愈之，到朱光潜、朱自清，都认为西方的“文学批评”有悠久的历史，而中国古代的文学批评零碎不成系统，所以要向西方学习。事实上自近代以来，由军事、政治，到社会文化，中国几乎是全方位的受到西潮冲击，知识体系亦因“现代化”之名要作出秩序的重组，西方的知识分类成为“现代”的标志。当西方的“文学批评”观念传入以后，国人就向传统寻索，企图从古典分类中整理爬梳，找出符合新标准的部分以为相应。苏雪林《旧时的“诗文评”是否也算得文学批评？》一文从题目到篇旨，都是这个过程的明确标志。朱光潜在1926年预示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就是承此而来的发展；其中罗根泽从1934年完成《中国文学批评史》第一册，到十年后的1944年发表《怎样研究中国文学批评史》，作为重写本《中国文学批评史》的新“绪言”；[20]这篇论文是他的研究经验的阶段性总结，也可以说是当时企图贯通中西批评传统的比较成熟的思考。

罗根泽这篇长文的其中一个主要论旨，是就以他所理解的西方文学批评为出发点，思考在中国文学传统中，文学批评的存在模式和特性。他先指出近人谈文学批评“大半依据英人森次巴力（Saintsbury）的文学批评史的说法”，划分为“主观的、客观的、归纳的、演绎的、科学的、判断的、历史的、考证的、比较的、道德的、印象的、赏鉴的、审美的十三种”，[21]他认为是“不够的”，于是从设想中的文学批评的步骤和相关的活动以至准则，如：“批评的前提”、“批评的进行”、“批评的立场”、“批评的方法”、“批评的批评”、“批评的设建”等，作出更细致的厘分，得出更多的项目，看来已迹近繁琐；幸好他在推衍分项之余，又有综括归纳：

按文学批评是英文Literary Criticism的译语。Criticism的原来意思是裁判，后来才演绎为文学裁判，又由文学裁判引申到文学裁判的理论及文学的理论。文学裁判的理论就是批评原理，或者说是批评理论。所以狭义的文学批评，就是文学裁判；广义的文学批评，则文学裁判以外，还有批评理论及文学理论。[22]

他提出的文学裁判、批评理论、文学理论的三分法，是相当有见地的。对文学研究的相关概念比较深思熟虑的理论家韦勒克（René Wellek），在《文学理论、批评与历史》（1960）一文中，也讨论到“文学批评”从广义可包括“文学理论”（literary theory），即文学的通则与系统知识，以及专指具体作品的诠释和评价的“文学批评”（literary criticism）。他赞成二者应该清楚划分，但他自己从1955年陆续刊行的多卷本《现代文学批评史》（A History of Modern Criticism），却又“从众”以“批评”赅括“文学理论”。[23]今天看来，当时韦勒克正身处英美学界的“批评的时代”（age of criticism），[24]“吾从众”的想法是有其道理的。罗根泽在“文学裁判”和“文学理论”之外，更顾及“批评的理论”的环节，在他的框架而言是合理的。他进一步以此区别西方和中国的批评传统的特质：

西洋的文学批评偏于文学裁判及批评理论，中国的文学批评偏于文学理论。所以他们以原训“文学裁［判］”的Criticism统括批评理论，我们的文学批评，则依鄙见，应名为“文学评论”。……中国的批评，大都是作家的反串，并没有多少批评专家。作家的反串，当然要侧重理论的建设，不侧重文学的裁判。[25]

他认为西洋与中国之别在于前者重裁判，后者重在领导创作；为了证明他的说法，他就从命名立意的方向追溯源头，分别查考“批”、“评”、“论”三字的字源意义，据《说文解字》指“批”原意是“反手击”，至唐代引申为“批示批答”，宋代以后科举场屋有批注评释、眉批总评；据他的理解：

中文的“批评”一词，既不概括，又不雅驯，所以应名“评论”。……眉批总评的批评，源于场屋。这种批评就是抉剔，当然只是文学裁判。不能兼括批评理论及文学理论，所以不概括；其来源是科举场屋，所以不雅驯。……

以“评”名书或文者已经不多，以“批评”名书或文者，更绝对没有；有之如无聊选家──特别是制艺家的眉批总评，又无甚价值，没有特别提叙的必要。[26]

至于“论”，他又引《说文》说“议也”，王充以《论衡》“就世俗之书，订其真伪，辨其实虚”；“评”字《说文》作“平”，汉以后有汝南月旦评的“人物的裁判”的意思；至锺嵘《诗品》则又名为“诗评”，应用到“文学的裁判”（我们应注意他又说以“评”名书或文者不多）；“评论”连为一词，早期也是指“人物评论”。接着他举出范晔《狱中与诸甥姪书》及《颜氏家训·文章篇》之例，然而后说“后来说到文学评论的更多，不一一列举”。[27]他的结论是：中国的“criticism”应“正名”为“文学评论”，“批评”一词可以留给西方。

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第1册，北平人文书店1934年版

我们今天检视罗根泽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对“文学批评”概念的论述，当然会看到其不足之处。首先他对中西方批评传统的差异看成“偏于文学理论”和“偏于文学裁判”之别，并不准确。比方说，西方讲求理论通则的“诗学”（poetics）传统源远流长，说不上只偏重裁判；[28]有关中国不重裁判而重理论的看法，朱自清在《诗文评的发展》一文中也提出商榷。[29]又例如文中对“批”、“评”、“论”等字源的追溯，其实意义不大；因为这些字词运用，已经历多重引申转借，其衍变之迹不易厘清，看不出其古义对今义的影响。再者，我们必须注意这些字词的语用实况：是否指向“门类”的集合概念？有没有进入公众知识的领域？因为语用往往由上下文语境来支撑，如果只具特殊性而无普遍意义，则不能说明这些词汇有作为门类的统摄能力、并为集体意识所认可。因此，若要从中国文学传统中考掘“criticism”，最便捷还是从目录分类入手，故此，自新文化运动以还，目录学上的“文史”、“诗文评”就常常被提举以为比较；近年如吴承学、曾守正、彭玉平等就此有非常细致的考析。[30]据此，我们知道“文史”首见于唐开元、天宝间，《崇文目开元四库书目》、《西斋书目》有之；而宋代目录多有延续，收录包括《史通》等史评著作，以及《文心雕龙》、《诗品》，与诗话、诗格等；“诗文评”之目见于明代如焦竑《国史经籍志》、祁承火业《澹生堂藏书目》等，到清代因《四库全书》确立此目而构成清晰的文体界线。然而，作为集部的附庸类别，“诗文评”却未能直接与十九、二十世纪的现代学术和知识秩序中的“criticism”概念相衔接。反之，“文学批评”一词却被接枝繁殖，成为这个重要的现代文学概念的中文名称。据朱自清的理解，“这个新名字清楚些，确切些，尤其郑重些”，他明显不同意罗根泽所讲的“不雅驯”。[31]

事实上，“批评”两字当然不新。宋代开始有所谓“批”、“抹”、“评”、“点”，其源起可能与理学家研读经书的习惯有关，而不是如罗根泽所说的“源于场屋”；不少人视之为俗陋之学（罗氏所谓“不雅驯”），是囿于《四库提要》的成见，加上五四以还反封建八股的思潮所致。[32]作为传统阅读文本的活动的“批抹评点”，比较通用的省称是“批点”或者“评点”；“批”与“评”连成一词，而又与文学相关联的用法不会太早。元代钱鼐序《大雅集》云：

天台赖先生善卿以三十年之劳，不惮驾风涛，犯雨雪，冒炎暑，以采江南北诗人之诗，……会稽杨铁崖先生批评而序之，命篇曰《大雅集》。[33]

按《大雅集》为元代赖良编采，杨维桢为之评定，《四库提要》说：“兹集乃良所裒辑，而维桢所删定，故每卷前署'维桢评点’字也。”可知在元代“评点”与“批评”是可以互换的字眼。在明代这种情况更为普遍，例如刘辰翁的评点，明代有刻本题作《刘须溪批评九种》；杨慎《升菴集》就说：

庐陵刘辰翁会孟，号须溪，于唐人诸诗及宋苏黄而下俱有批评。[34]

又徐渭评点《西厢》，有刻本题作《徐文长先生批评北西厢记》（明崇祯四年刻本），也是这个意思。李梦阳给杨一清的书信有提到对杨氏之作严加“批评”：

大制三册勘校各毕，中间批评言语放肆，去取严刻，殊非事长事贵之礼。愚以为托属既专，导诱复至，使有怀弗罄，不涉于欺乎？故宁言之而欠当，不忍知之而弗言。[35]

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钞·叙》云：

予于是手掇韩公愈、柳公宗元、欧阳公修、苏公洵轼辙、曾公巩、王公安石之文，而稍为批评之，以为操觚者之券。[36]

从李梦阳、茅坤之言，我们见到“批评”是对文本的评审判断，正是罗根泽定义“criticism”的“裁判”的意思；后来《四库提要》鄙夷明代庸众的文化商业活动，对“评点”大加贬抑；然而，清代也有如方东树为此作出辩护，他在《书归震川史记圈点评例后》云：

古人著书为文，精神识议固于语言文字，而其所以成文义用或在于语言文字之外，则有识精者为之圈点抹识批评，此所谓筌蹄也；能解于意表而得古人已亡不传之心，所以可贵也。近世有肤学颛固僻士，自诩名流，矜其大雅，谓圈点抹识批评沿于时文伧气，丑而非之。……夫圈点评抹古人所无，宋明以来始有之；去之以为大雅，明以前所无，国朝诸公始为此论。吾以为宇宙亦日新之物也；后起之义，为古人所无而必不可蔑弃者亦多矣。荀卿所以法后王也。后人识卑学浅，不能追古人，而又去其阶梯，是绝之也。[37]

由以上的引文看来，“批评”一词自明代以来，已是一个习见的概念，又如明末朱舜水的文集，从卷二十四到二十五，就立有“批评”一体，其形式已不局限于在选本中作眉批总评，而自成体类。[38]至于其文体功能，既有所谓“去取”的审裁，也有“解于意表而得古人之心”的诠释作用，更可作“操觚者之券”而为文学创作的理论指南；这些涵义，大概也能符合罗根泽从西方的“criticism”所演绎出来的广义和狭义。相对于“批点”和“评点”，“点”字指向圈点等今天基本上已废弃的阅读符号，“批评”二字连用看来比较妥贴，比较容易植入现代的观念而重新发展。

近代学者屡屡说西方“文学批评”有悠久的历史，事实上，如果从命名立意的角度看，西方的“criticism”的历程也不见得多么清晰。韦勒克（René Wellek）就先后撰写几篇文章讨论“criticism”的渊源与发展：先是1962年提交第三届比较文学国际学会会议的《文学批评的术语与概念》；再而是1968年为《意念史辞典》撰写的专题文章《文学批评》；以及据此扩充修订，收入1981年出版的论文集《批评是什么？》，同样题作《文学批评》的论文。[39]根据韦勒克的研究，英文的“criticism”一词，要晚到十七世纪初才出现，先见于诗人德莱顿（Dryden）的笔下，其确立可以波普（Alexander Pope）在1711年发表的《批评论》（Essay in Criticism）为证。这样看来“criticism”比中文的“批评”一词之成形更晚。韦勒克也有为此词溯源，指出其源起是希腊语的krinō，裁判，以及krités，裁判员。文学的裁判kritikós则出现于公元前四世纪，主要与文法家（grammarian）区别，古典拉丁文作criticus，但罕见使用；此词主要指文本与文字的诠释，而非文学高下之裁判。到中世纪则转成医学用语，指病情危殆。到了文艺复兴时期，此词再度冒现，但其意义主要限于文本的校雠考订。一直到意大利学者史加里格（Julius Caesar Scaliger）手中，criticus一词才有其文学价值高下裁判的意义。此后，批评的观念开始在欧洲不同地区扩展，而“criticism”一词在十七、八世纪分别流入各国，而在意涵上有其邅递变化。比方说，在德国的“kritik”或“kritisch”的应用范围渐渐缩窄到“每日书评”一类轻盈的文学点评，有关文学的严肃讨论空间由“美学”（ästhetik）及“文学科学”（literaturwissenschaft）占据；这种情况直到寇提斯（E. R. Curtius）的重要著作《欧洲文学与拉丁中世纪》（Europäische Literatur und Lateinisches Mittelalter）在1948年面世，才有所改变。至于二十世纪英语世界中，经由瑞恰慈（I. A. Richards）的《文学批评原理》（Principles of Literary Criticism, 1924），到蓝逊（J. C. Ransom）的《新批评》（The New Criticism, 1941）、佛莱（Northrop Frye）的《批评的解剖》（Anatomy of Criticism, 1957）等等著作的出现，“批评”的学术意义就稳固下来。

从韦勒克的讨论可以见到，西方的文学批评传统的建构，也要通过一个“追认”的过程，“批评史”就必须面对这种沿波讨源的工作。但另一方面，“批评史”的出没又与学术思潮之更替有关。我们知道西方的文学批评史始见于十九世纪中叶，由泰理（Augustin-François Théry）的《古今文学论见发展史》（Histoire des opinions littéraires chez les anciens et chez les moderns, 1844）启航；[40]再有盖利与史葛（C. Y. Gayley and F. N. Scott）合编，兼顾史料与历史概览的《文学批评的方法与资料导论》（An Introduction to the Methods and Materials of Literary Criticism, 1899）；[41]然后出现了森次巴力的《文学批评史》（1900）。这是文学史、语文学、与文学观念史初度结合的时期。[42]借用克里格（Murray Krieger）的观点来看，森次巴力这本批评史大抵可以代表英美学界的“批评的时代”前的预备阶段，批评家与学者开始为“文学批评”寻找学术上位置，“批评传统”的面貌开始建立。再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抗拒“历史主义”为号召的“新批评”大师卫姆赛特与布鲁克斯（William K. Wimsatt, Jr. and Cleanth Brooks），竟然合力撰写一本并不简短的《文学批评简史》（Literary Criticism: A Short History, 1957）；这七百多页的批评史叙事体，标志了文本中心的批评思潮全面占领学院讲坛，与韦勒克的的《现代批评史》（A History of Modern Criticism, 8 volumes,1955-1992）合为“批评的时代”的里程碑。他们的书写行动，目的是证明今日的业绩足以载入史册而无愧色。[43]但与此同时，“文学理论”已借批评系统化之势渐渐兴起；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有学者惊觉“批评的危机”，其实这时刻早已进入“理论的时代”了。[44]后来甘迺迪（George Kennedy）等一众学者费时二十多年编成的九大卷《剑桥文学批评史》（Cambridge History of Literary Criticism, 1989-2013），以及哈别璧（M. A. R. Habib）以个人之力写成八百多页的《文学批评与理论史》（A History of Literary Criticism and Theory, 2005），确证“批评”必须换上新的面目才能参与由“理论”开发的文学研究活动，而“理论”与“后理论”之间，更是边界模糊，形成众声喧哗之势了。[45]

《剑桥文学批评史》第3卷书影

纵观这些西方文学批评史的书写，就可以见到“批评”传统的后设建构工程。书写者基本上是“以今视昔”，其寻索过程在处理“古典时期”的“批评史”时特别明显；例如卫姆赛特与布鲁克斯、甘迺迪等都要费力解说其间的讨论范围。我们再参看一些更为专门的论著如Y. L. 杜（Yun Lee Too）《古典文学批评的意念》（The Idea of Ancient Literary Criticism, 1998）、福特（Andrew Ford）《批评的起源：古希腊文学文化与诗论》（The Origins of Criticism: Literary Culture and Poetic Theory in Classical Greece, 2002）、亨特（Richard Hunter）《古典文学的批评时刻：古人眼中的文学及其用途之研究》（Critical Moments in Classical Literature: Studies in the Ancient View of Literature and Its Uses, 2009）等，就会见到学者们用力所在，正是解说当时的文化表现中有哪些是或者不是“文学批评”活动；[46]其情况其实相当于本文开首引述朱自清《诗文评的发展》所描述的景况。如果稍稍改写朱自清的原文，我们可以代拟一段寻索西方文学批评传统的说明：

“文学批评”原是［现代］的意念；……靠了文学批评这把明镜，照清楚［部分前现代文化活动］的面目。［前现代文化活动］里有一部分与文学批评无干，得清算出去；这是将文学批评还给文学批评，是第一步。还得将［前现代还给前现代］。按这方向走，才能将［前现代］的材料跟［现代］的意念打成一片。[47]

三、朱自清之“文学批评”研究的意义

Jonathan Wolstenholme 绘

上文以朱自清的话作为引子，以下我们会比较集中讨论他的“文学批评”研究的道路；因为作为一个学术史的个案，朱自清的中国文学研究很能说明当时中国文学研究所面临的种种问题和试图解决问题的努力。[48]

朱自清，原名自华，字佩弦，号秋实，1898年生。北京大学文科中国哲学门毕业，任教于杭州、上海、台州、宁波、上虞等地中学及师范学校，结交俞平伯、叶圣陶、夏丏尊、丰子恺、朱光潜等。1919年尚在大学阶段，开始发表新诗，1921年加入文学研究会，1923年发表被誉为新文学中的《离骚》的长诗《毁灭》，1924年出版诗与散文集《踪迹》。1925年得胡适及俞平伯介绍，转到清华学校大学部任教“大一国文”和“李杜诗”。这时28岁的朱自清已是名满天下的新文学作家，但在承接“国学研究院”传统的清华中文部当中，他只是后学晚辈。他的同事就包括前清举人汪鸾翔、曾为廪贡生的吴在、专治文字训诂之学的杨树达，以至从国学研究院来兼课的王国维等。[49]事实上，当时的学术风气就是以经籍训诂和考据为重；例如北京大学由章太炎弟子如沉尹默、钱玄同、沉兼士、朱希祖等进占以后，清代乾嘉之学的遗风成为主导。即使新文化运动领袖胡适后来加入北大，其实并没有改变这种学风；因为胡适的学术品味，与章门弟子非常接近。[50]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说：

绩谿诸胡之后有胡适者，亦用清儒方法治学，有正统派遗风。[51]

胡适在《清代汉学家的科学方法》一文，就推许乾嘉考据学家的“科学精神”，认为清代的校勘学是一种“科学”。[52]他提倡以这种精神和方法去“整理国故”，而他的文学研究，尤其是小说研究，也以考证、校勘为主干。从二十年代开始，由于胡适等人的影响力，文学研究的“考据学化”风气弥漫全国，各大学中文系愈加尊尚校雠考证及文字训诂等大致可归类为“语文学”（philology）的“科学”、“专业”的知识。[53]

朱自清当时发表的一些文章，表现出他面对这个学术环境的感受。他在《现代生活的学术价值》（1926）一文批评主张国学的人说：

他们只抱残守缺地依靠着若干传统，………绝不在传统以外去找事实。……［他们以为］一，国学以外无学；二，古史料外无国学。[54]

在《那里走》（1928）中他说：

现在年龄是加长了，又遇着这“动摇”的时代，我既不能参加革命或反革命，总得找一个依据，才可姑作安心地过日子。我是想找一件事，钻了进去，消磨了这一生。我终于在国学里找着了一个题目，开始像小儿的学步。……国学是我的职业，文学是我的娱乐。[55]

朱自清的徬徨不安，时局纷乱固然是主要的因素，但在清华学部的生活环境，也可能让他心绪不得平静，要在“国学”与“文学”之间寻得慰藉。他当时的判断是：“文学”只能看作娱乐，因为当时的学界，仍然是以“国学”为重。我们知道他是新诗前驱、现代散文名家，但到了清华不久，因为任教的科目正是古文诗词，要适应环境，开始钻研“国学”，拜黄节为师，学写旧诗，向俞平伯请教填词。[56]这个局面要到杨振声的来临，才有所改变。

1928年清华学校改为国立清华大学，罗家伦为校长，任命杨振声为文学院长兼中国文学系主任，杨与朱自清为北大校友，初到清华，就约同朱自清一同规划学术发展。[57]1930年杨振声离开清华大学到山东筹办青岛大学，系务由朱自清主持。[58]杨、朱二人，可说带动了“中国文学”学科观念的新变。我们先看看杨振声的说法：

现在讲起办大学，国文学系是要算最难了。第一是宗旨的不易定，第二是教员人选的困难。我们参考国内各大学的国文系，然后再来定我们的宗旨与课程，那自然是最逻辑的步调了。不过，难说得很，譬如，有的注重于考订古籍，分别真赝，校核年月，搜求目录，这是校雠目录之学，非文学也。有的注重于文字的训诂，方言的诠释，音韵的转变，文法的结构，这是语言文字之学，非文学也。有的注重于年谱传状之赅博，文章体裁之轫演，派别门户之分划，文章风气之流衍，这是文学史，非文学也。以上这几种，都可以包核在国文学系，但这不过是研究文学之方法，不是研究文学之宗旨。[59]

杨振声的思考是“中国文学系”应该是以“文学”为主的，但现不少中文系的教学与研究活动，如校雠目录之学、语言文字之学、文学史等，都不是“文学”。

朱自清接掌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以后，曾在《清华周刊》介绍本系课程，其观察与杨振声之说相同；他在1931年6月周刊上说：

中国各大学的国学系、国文学系，或中国文学系的课程，范围往往很广：除纯文学外，更涉及哲学、史学、考古学等。他们要造成的是国学的人才，而不一定是中国文学的人才。对于中国文学，他们要学生做的是旧文学研究考证的工夫，而不及新文学的创造。我们并不看轻旧文学研究考证的工夫，但在这个时代，这个青黄不接的时代，觉得还有更重大的使命：这就是创造我们的新文学。[60]

在1934年6月周刊上朱自清又说：

研究中国文学又可分为考据、鉴赏及批评等。从前做考据的人认为文学为词章，不大愿意过问；近来风气变了，渐渐有了做文学考据的人。但在鉴赏与批评做工夫的还少。旧日文献涉及这方面的大抵零碎琐屑，不成片段；发挥光大，是现在人的责任。这等处自当借镜于西方，只不要忘记自己本来面目。[61]

从杨振声和朱自清对当时中文系课程和研究的观察，可以见到他们的现代学科理念，是透过厘清边界，确立研究的主要对象。他们的观念中有若干组“二元对立”：“文学训练”和“非文学训练”、“文学研究考证”和“文学的鉴赏与批评”、“旧文学的研究”和“新文学的创造”。继之，还要分清主从，有所取舍；具体来说，他们认为文学的“本体”活动，应是“鉴赏与批评”，以及“新文学的创造”。

但随之而来的问题是：依着这种理解，有关文学的“周边”活动，如版本流变聚合的考订与校雠、作品中的名物训诂，甚至作品题材的流传演变、作者的生平传记等的研究，都具备可以“客观实证”的知识体；反而文学的“本体”活动，离不开感发情志、知音共鸣等，看来比较主观和难以衡量，如何可以安置在以创发和传授“知识”的学术架构之内，而不致备受质疑或者蔑视？这就是连系到杨、朱的文学学科理念在“分”之余，还要“合”：除了要“合”于中国以外，更要“合”于现代的中国，“合”于现代的世界。杨振声在《为追悼朱自清先生讲到中国文学系》（1948）中说：

自新文学运动以来，在大学中新旧文学应该如何接流，中外文学应该如何交流，这都是必然会发生的问题，也必然要解决的问题。可是中国文学系一直在板着面孔，抵拒新潮。……朱自清先生是最早注意到这问题的一个。那是十七年秋季，清华已经正式成立大学，我担任了中国文学系的主任。……系中一切计划，朱先生与我商量规定者多。那时清华国文系与其他大学最不同的一点，是我们注重新旧文学的贯通与中外文学的融会。

杨振声还引述1929年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课程的说明：

我们的课程的组织，一方面注意研究我们的旧文学，一方面更参考外国的现代文学。……外国现代文学经时间上的磨练，科学哲学的培养，图画，音乐，彫刻，建筑等艺术的切磋，在内容及表现上都已是时代的产儿了。……对于人家表现艺术的──文学大部是表现艺术的──进步，结构技巧的精致，批评艺术的理论，起码也应当研究研究，与自己的东西比较一下。比较研究后，我们可以舍短取长，增益我们创造自己的文学的工具。[62]

字里行间显示出“西方”即“现代”即“进步”的迷思；然而与传统“接流”、与世界“交流”，以“现代中国”为立脚点，又的确是当时许多知识份子的共同愿望。朱自清也是从这样的思考方向，往西方探索。

朱自清早在进入清华学校任教之前，还是以新文学作家的身份参与“文学研究会”的时候，就尝试了解西方的文学批评。1923年他在“文学研究会”主办的《文学》周报发表了他的译作《近代批评丛话》第一篇《心灵的漫游》（“The Adventures of the Soul”）；1925年再在同一副刊发表第二篇《圣林》（“The Sacred Groves”）。两篇都是著名印象主义批评家佛朗士（Anatole France）的批评论，选自美国柳威生（Ludwig Lewisohn）的《近代批评辑要》（A Modern Book of Criticism, 1919）。柳威生这个选本收录了法国、德国、英国和美国25位近代批评家的论文。他的批评主张与新人文主义批评家白璧德（Irving Babbitt）、摩尔（Paul Elmer More）或者现代主义批评家艾略特等不同，他反对固定的评价基准，主张开放心灵怀抱，自由地欣赏文学。因此这个选本以佛朗士的“灵魂历险论”为开端是很有理由的。[63]

朱自清选译柳威生此书，大概反映了上世纪三十年代以前国人对西方文学批评的认知的一端。由胡愈之等的介绍性著述《文学批评与批评家》（1924），以及由日本传入的宫岛新三郎著、高明译《文艺批评史》（1930），[64]或者口耳相传的森次巴力《文学批评史》，所触及的批评家虽然有古有今，但主要的论述观点离不开十九世纪到世纪末。当然，影响中国文学界的英美论著，如森次巴力三卷《文学批评史》以及盖利与史葛合编的《文学批评的方法与资料导论》，以至莫尔顿、亨德等的文学概论等，其作者群大体是世纪之交的文学风潮的承纳者。再者，这个时期的文学论述空间，开始由报刊书评移到学院讲坛去，于是造就了这批具备“学术”外观的文学与文学批评的概论和历史著作；[65]大家不忘下定义、讲原理，或者依历时方向铺陈排比，又或者设计图表列项析述，以切合学院的“科学研究”环境。但正如前文所述，这时期只能算是“批评的时代”前的预备阶段；细审上列的文学理论或者批评史，就会发觉这些论述者对文学虽然充满热诚，但他们笔下的文学和批评的“理论”，其实仍然是报刊评论的风格（journalistic），由常识和主观信念立说，其学术性质（academic）并不太强。[66]这些论说传入中国以后，在学院虽然也通行一时，大家都把这些泛泛之论挂在口边，[67]但似乎对实质的文学研究，未能做成重要的影响；也不足以动摇传统训诂校雠考证等“语文学”的治学方向。

朱自清显然不满足于此，到清华以后，他透过和任教西洋文学的同事翟孟生（R. D. Jameson）的交往，接触更多的西方文学评论。1927年翟孟生推荐他和李健吾合译布拉德雷（A.C. Bradley，英国著名莎士比亚专家）的文章《为诗而诗》（“Poetry for Poetry's Sake”）。这是布拉德雷于1901年6月5日就任牛津大学诗学教授的就职演讲词（Inaugural Lecture）；当时他的经典著作《莎士比亚悲剧》（Shakespearean Tragedy, 1904）还未出版。这篇就任讲词内容非常丰富，除了显示出布拉德雷的诗学理论及思想渊源之外，还关系到文学教育与当时社会意识种种争议，是英国文学作为学科进入大学体系过程中的一篇重要文献；其重要性已经有学者作出深入分析。[68]朱自清未必知悉这篇演讲词背后的文化政治，但看到文中有关诗的“内在价值”（intrinsic value）与“外在价值”（ulterior value）的讨论，“形式配置是一切”（the form, the treatment, is everything）等主张，应该会留下深刻印象。[69]在全国学术界庞大的“语文学”势力笼罩下，布拉德雷这种“文学”有值得追求的“内在价值”的想法，有如一扇透气的窗，可以让朱自清以“国学”为职业的沉闷生活中呼吸到新鲜的空气。当然，布拉德雷这篇演讲词还未有太多的文学分析展示出来；朱自清所得大概是诗学理念的吸收，这与他在同年翻译翟孟生的《纯粹的诗》（“Pure Poetry”）的收获应大致相同。[70]

1928年秋季以后，朱自清得到系主任杨振声的支持，并合力制定新课程，学术空间有所拓展，年度下学期甚至可以开设“中国新文学研究”课，翌年又开设新课“歌谣”。当然，学风不会一时逆转；朱自清要为他所理解的“文学”取得与经籍训诂之学同等地位，还要花更多的心力。从现在能看到的朱自清日记中，可知1931年他已注意到剑桥学派瑞恰慈（I. A. Richards）和他的学生燕卜逊（William Empson）的语意学和文学批评论述。[71]当时他正休假到英国访学，乘时游历欧洲各国，眼界更为开阔。回国后刻意向西方批评取经，却也未尝松懈古典的研习。例如他在1932年9月29日日记说：“拟研究兴诗，并读西人评诗之文。”同年10月19日日记说：“定习日文、英文，读诗论及批评书。又研究兴诗及读香山、放翁集、新文学书亦须读。以后须能教诗声律史，宋人讨论歌谣、杜诗、陆诗、白诗等。”10月25日日记说：“每日读《诗经》、诵诗、词、曲、新诗。”又常常与中文系浦江清、闻一多，西文系叶公超等讨论中外文学问题。更重要的是，他的研究和著述既有依傍传统国学方法之处，同时开展了结合中西批评方法的新路。以下我们把朱自清1932年8月回国后，由1933年到抗日战争爆发的1937年之间所发表的重要古典文学著作排列，就比较容易看到朱自清的努力方向：

1933：《与黄晦闻先生论清商曲书》、《中国文评流别述略》1934：《陶渊明年谱中之问题》、《论“逼真”与“如画”》、《评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卷》1935：《诗多义举例》、《李贺年谱》1936：《李贺年谱补记》、《再论“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王安石〈明妃曲〉》1937：《诗言志说》、《赋比兴说》、《修辞学的比兴观──评黎锦熙〈修辞学比兴篇〉》、《〈文选序〉“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说》

这几篇文章大致可分成三类：一是属于传统“国学”研究的文史考证，如：《与黄晦闻先生论清商曲书》、《陶渊明年谱中之问题》、《李贺年谱》、《李贺年谱补记》；二是尝试用新掌握的批评方法解读作品，如：《诗多义举例》、《再论“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王安石〈明妃曲〉》；第三类是以现代观念照见中国文学批评传统，如《中国文评流别述略》、《论“逼真”与“如画”》、《评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卷》、《诗言志说》、《赋比兴说》、《修辞学的比兴观──评黎锦熙〈修辞学比兴篇〉》、《〈文选序〉“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说》。

第一类研究方式讲实证，从文献考订见工夫，是中文系传统最赢得尊重的“硬科学”；这好比英美教育史上英文研究进入大学体系时，“语文学”同样因为具此优越的条件而得占先机。朱自清既然“以国学为职业”，他有必要在这个领域表现出一定的实力。其中与黄节论乐府一文最有意思。黄节是他学诗的前辈；他很客气地写信与之商榷，是希望向这些旧学先生显示自己具备加入这个“国学圈子”、参与他们的活动的资格。然而黄节却回答说：

徒为题目源流，纷争辩论；而于乐府本体，不求探索；开篇不能明其义，则秉笔不能续其词；只有批评，而无感兴撰作，又无益之甚矣，非僕倡言乐府之本意也。[72]

这显示出所谓“旧学”中人，其实也可以有不同取向；当朱自清以认真的态度去从事考证时，黄节则以儒家“义理”和“以诗明志”比“考证”优先作回应。这一点令朱自清相当不服气，[73]但他要与传统“接流”的态度并没有改变。

第二类属于“鉴赏与批评”，是他和杨振声所构思的中国文学研究的主干部分。然而“鉴赏与批评”一直被传统学者所轻视，以为不必教，也无以学。因此，朱自清试图以“分析”作为这个领域的学理元素。因为“分析”是要学习才能掌握，有“知识”的成份。《诗多义举例》开篇说：

了解诗不是件容易事，俞平伯先生在《诗的神秘》一文中说得很透彻的。他所举的“声音训诂”、“大义微言”、“名物典章”，果然都是难关。……这些难关，全由于我们知识不足；大家努力的结果，知识在渐渐增多，难关也可渐渐减少。……所谓努力，只是多读书，多思想。就一首首的诗说，我们得多吟诵，细分析；有人想，一分析，诗便没有了，其实不然。单说一首“好”是不够的，人家要问怎么个好法，便非先做分析的工夫不成。……还只有凭自己知识力量，从分析下手。[74]

此外，他在同一年开始构思，但迟至1941年才刊出的《古诗十九首释》，也有可供参照的讲法：

诗是精粹的语言。因为是“精粹的”，便比散文需要更多的思索，更多的吟味；许多人觉得诗难懂，便是为此。但诗究竟是“语言”，并没有真的神秘；语言，包括说的和写的，是可以分析的；诗也是可以分析的。只有分析，才可以得到透彻的了解；……有时分析起来还是不懂，那是分析得还不够细密，或者知识不够，材料不足；并不是分析这个方法不成。……只有能分析的人，才能切实欣赏；欣赏是在透彻的了解里。一般的意见将欣赏和了解分成两橛，实在是不妥的。……一般人以为诗只能综合的欣赏，一分析诗就没有了。其实诗是最错综的，最多义的，非细密的分析工夫，不能捉住它的意旨。[75]

我们只要把这两段话和朱自清在出国前发表的《论学诗门径》（1931）比较，就看到其间的差异：

诗是精粹的语言，有它独具的表现与法式。初学觉得诗难懂，大半便因为这些法式太生疏之故。学习这些法式最有效的方法是综合，多少应该像小儿学语一般；背诵便是这种综合的方法。[76]

在“背诵”之余，朱自清当日提供的“门径”是参考《诗法易简录》、《诗式》一类诗法入门，多读注本、评本、选本，再以诗话、诗史补其不足。这些建议实在谈不上现代学术的方法学，与后来讲求“语言分析”的批评新方向不可同日而语。再回看《诗多义举例》和《古诗十九首释》的说法，可以见到其中“知识”和“分析”都是关键词。其中要旨是：一、读诗与“知识”密切相关；二、诗的欣赏与了解，非经细密的“分析”不可。[77]朱自清把“声音训诂”和“微言大义”都看成“知识”，前者属“语文学”范围，一向都具备“知识”的规模；但后者，据朱自清理解，是属于“感情”的部分，是诗之所以为“文学”的关键，[78]同视之为“知识”，再加上与其密切关连的“分析工夫”，则文学的欣赏与了解，再不是“模糊影响”，而是有方法、有准则的“知识体”。我们也看到朱自清之致力处，有很大程度是受瑞恰慈和燕卜逊等的批评理论的影响；《诗多义举例》一文就特别提到：

去年暑假，读英国Empson的《多义七式》（Seven Types of Ambiguity），觉着他的分析法很好，可以试用于中国旧诗。[79]

英国二十纪二、三十年代的剑桥学派──瑞恰慈、燕卜逊，利维斯（F. R. Leavis）等──将文学分析打造成有严谨学理和方法的“文学批评”，这种模式的“批评”和十九世纪末森次巴力等仍然不脱报刊书评形式的“批评”大有不同。就以瑞恰慈来说，他从1917年开始在剑桥任教，所著《文学批评原理》（Principles of Literary Criticism, 1924）、《科学与诗》（Science and Poetry, 1926）、《实际批评》（Practical Criticism, 1929）等，为文学带来正规的学科元素，阅读和批评不再是随意赏析的消闲活动，而是有方法、有系统的知识存乎其中；当中的“细读”（close reading）训练让“文学”的评断超越个人主观品味的展示，“文学批评”从此成为一种学术活动。另一方面，根据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等的读法，瑞恰慈之重视文本并不等于一种不顾外在世界的“形式主义”；“文本”对杂乱的心理冲动加以组织与调节，以成就一个均衡的整体，其实也是文学的社会功能的一种表现，可以抚平现世的种种不安；不单如此，瑞恰慈也视“批评”活动要整合各种思虑能力，故也可以舒缓批评者的内心张力，所以是一种坚毅的锻炼。[80]由瑞恰慈开其端的剑桥学派的“文学批评”，其知识的形态比较清晰，可以抗衡大学中稳固的“语文学”势力，甚或取而代之；后来美国的“新批评”学派如布鲁克斯（Cleanth Brooks）、蓝逊（J. C. Ransom）、泰特（Allen Tate）等，虽然不愿意接受瑞恰慈批评论中的心理学模型，却继承了他主要的方法学，重视文本的审察，讲求系统分析；“细读”亦由是被视为“新批评”的标记。美国“新批评”学派之能成功攻占大学讲坛，其推动具严谨方法学的“文学批评”绝对是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故可以说，从瑞恰慈、燕卜逊等开始，英美学界正式开启了长达数十年的“批评的时代”；[81]而朱自清所受沾溉的，正是这种具备“知识”含量，可与“语文学”在学院争胜的“文学批评”。

有学者指出大多数现代诗论，是只针对现代诗发言，而“新批评”中人却罕见地企图将其读法广泛应用到古今各类诗作上，目的是想证明其分析法放诸古今而皆准。[82]这个讲法没有错，但漏去了最关键的一点：当时英伦学院内尽以古典为尚，几乎所有人文学科的讲座教授就职演讲，还是以拉丁文发言；这些剑桥新锐想以其“文学批评”攻占大学讲坛，当然要证明其方法能处理“古典”的问题。同一道理，朱自清借助西方文学批评的方法如果只能解说新诗（他对现代诗的解读主要见于《新诗杂话》，1947），就很难在学院同侪或甚至学生群中得青眼。于是我们见到朱自清一直试验以新法分析古典诗，《诗多义举例》固然是方法论的示范，《王安石〈明妃曲〉》文末也特别声明：“只在说明读诗解诗的方法，藉着这两首诗作个例子吧了。”[83]当然最为集中的展现“分析”的具体方法的，是《古诗十九首释》，以及同在1941年正式发表的《〈唐诗三百首〉指导大概》。《古诗十九首释》在分析前有这样的交代：

诗是精粹的语言，暗示是它的生命。暗示得从比喻和组织上作工夫，利用读者联想的力量。组织得简约紧凑；似乎断了，实在连着。比喻或用古事成辞，或用眼前景物；典故其实是比喻的一类。这首诗那首诗可以不用典故，但是整个儿的诗是离不开典故的。……要透彻的了解诗，在许多时候，非先弄明白诗里的典故不可。[84]

这个基本纲领的实践，在两篇文章的诗例分析可以见到。[85]

朱自清在实践他的“文学批评”时，往往会就传统的评论作出反应。例如《〈唐诗三百首〉指导大概》对于评论七绝的“风调”一词作出解释：“风飘摇而有远情，调悠扬而有远韵，总之是余味深长”，再从诗体裁和语言结构补充分析。[86]又如《再论“曲中人不见，江上数峰青”》一文提到沉德潜的评语“远神不尽”，他就据分析所得的诗意指出“远神”有两个意思：“一是曲终而余音不绝，一是词气不竭，就是说不尽”。[87]这一种结合现代与传统“批评”理念的方式，就已跨入上列第三类文章的方向：理解古人的批评观念，认识中国的文学批评传统。例如1934年发表的《论“逼真”与“如画”》，就是以古典的文献为据，对传统的“批评”观念作出现代的阐释；其意可以由1948年的同一篇文章的修订本的副题──“关于传统对于自然和艺术的态度的一个考察”──可以见到。[88]又朱自清另一篇论文《“好”与“妙”》（1948）也有类似的意义。这种思维，同样适用于最受重视的《诗言志说》（1937）、《赋比兴说》（1937）、《诗教说》（1943），再加“正变”合成的《诗言志辨》（1947）。我们再看朱自清更早发表的《中国文评流别述略》（1933），当中分别讨论“比兴”、“教化”、“兴趣”、“体性”、“字句”等传统批评观念；[89]以至身后由学生刘晶雯整理出版的《朱自清中国文学批评研究讲义》，亦专以中国文学批评史的重要观念为论。[90]可以见到朱自清意图贯通古今（“中国的/传统的”与“西方的/现代的”）的批评观念，是一以贯之的。

朱自清一方面引进现代的（西方的）批评方法，以分析中国传统和现代的文学；另一方面，过程中他又发觉有必要以现代的眼光，理解古人的批评观念，认识中国的文学批评传统；而理解和认识的方式，他在《诗言志辨·序》有这样描述：

更愿意有许多人分头来搜集材料，寻出各个批评的意念如何发生，如何演变──寻出它们的史迹。这个得认真的仔细的考辨，一个字不放松，像汉学家考辨经史子书。这是从小处下手。希望努力的结果可以阐明批评的价值，化除一般人的成见，并坚强它那新获得的地位。[91]

朱自清的“现代”立场是很清晰的：“阐明批评的价值，化除一般人的成见，并坚强它那新获得的地位”；但方法上，他却要借助“考辨经史子书”的传统考据之学。[92]其指向当然包括这些“语文学家”治学的严谨态度，而重点更在研究的操作方式：要梳理古代文献，考据校雠、训诂小学仍然是有效的手段。于是，本意以“批评”作为知识体抗衡“语文学”独大的学术风气，到后来终于还是不能轻松摆脱“语文学”的影响。从这样的历史过程看来，“批评”之学，或有必要得着“语文学”的扶持。这也是后来“中国文学批评史”独立成科，以至更名“中国文论史”之后的发展倾向。

四、结语

以上我们考察了“文学批评”作为一个现代的学术概念的渊源和流变，以及这个概念在现代中国文学研究的发展过程中所占的位置和作用。我们又以朱自清的学术角色作为具体观察对象，从他参与的学科课程规划、个人研究取向和理念实践的过程，揭示现代的“文学批评”观念与传统的“国学”研究模式的对峙局面。同在朱自清身上，我们见到“文学批评”的理念和方法若要在本土实践，就有必要与传统“接流”，亦因此不能迴避传统的“语文学”，而有需要得到其支援。当然，就以朱自清个人的研究历程为证，他所开发的“中国文学批评”研究，与纯粹的“语文学”相较，无论学术目标、研究效果，以至终极关怀，二者还是与有相当大的差异。[93]其差异正在于朱自清之以“文学”为本位。这一份“文学”的关怀，使得“文学”不仅是文献材料，而更是古今中外人类文化心灵互通的触媒。朱自清在《中国文学系概况》（1934）提醒学生“自当借镜于西方，只不要忘记自己本来面目”，就是承认中国与西方，实有其互通的可能，才有“借镜”的必要；然而，既是“借镜”于人，镜前人已非同一，得此“镜”又可知“自己本来面目”。对于这当中的同中有异，如何因同见异，因异思通，是未来有志于“文学批评”的研究者，所必须予以认真而深入思考的。

注释：

[1]朱自清《诗文评的发展》，《读书通讯》，113期 (1946)，页14-17。题下注明：“评罗根泽周秦两汉文学批评史、魏晋六朝文学批评史、隋唐文学批评史（以上中国文学批评史第一、二、三分册）：商务印书馆出版  朱东润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开明书店出版。”

[2]苏雪林《旧时的“诗文评”是否也算得文学批评？》，郑振铎、傅东华编《文学百题》（上海：生活书店，1935），页282-287。

[3]同上。

[4]朗损（茅盾）《文学批评管见一》，《小说月报》，13卷8期 (1922)，页2-3。

[5]茅盾《改革宣言》，《小说月报》，12卷1期 (1921)，页 3。

[6]谢维扬、房鑫亮主编《王国维全集》（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9），第1卷，页455。

[7]胡适著，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第2册，1916年7月13日，页428。

[8]郭绍虞《艺术谈》，载郭绍虞《照隅室杂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页34。

[9]例如冰心在1921年发表的《论“文学批评”》，就有类似的见解，载《晨报附刊》，1922年1月22日。至于为“文学批评”作出普遍意义的申辩，也有如梁实秋《文学批评辩》等的主张，见《晨报副刊》，1926年10月27日、28日。这些论辩与日后中国文学研究发展关涉较浅，在此暂不讨论。

[10]愈之译述《文学批评──其意义及方法》，原刊《东方杂志》，1921年1月号，收入东方杂志社编《文学批评与批评家》（上海：商务印书馆，1924），页1-2。

[11]Richard Green Moulton, The Modern Study of Literature: An Introduction to Literary Theory and Interpreta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15); William Henry Hudson,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Literature (London: George G. Harrap & Co, Ltd., 1910); Theodore W. Hunt, Literature, Its Principles and Problems (New York and London: Funk & Wagnalls Company 1906)

[12]愈之译述《文学批评──其意义及方法》，页4。

[13]同上，页5。

[14]和《文学批评──其意义及方法》，《文学旬刊》，54期 (1924.10)，页1-2。文中又有提到“文艺的评论”和“科学的文艺评论之别”，前者“扶助青年作家的上进”，“指示读者欣赏文学的高妙的地方”，后者“可以使我［们］了解一切的文学所以为文学的道理”。

[15]陈荣捷《中国文学批评》，《南风》，1卷3期(1924.11) ，页33。

[16]朱光潜《中国文学之未辟的领土》，《东方杂志》，23卷11期(1926)，页88。

[17]这中国第一本文学批评史的撰著，应与陈锺凡在上世纪二十年代于几所学校开设的“文学批评”课有关。他从1921年8月到1924年11月在东南大学任国文系主任兼教授，1924年12月到1925年底在广东大学任文科学长兼教授，1926年2月应聘到金陵大学任国学教授兼系主任。彭玉平曾引述《广东大学周刊》1925年10月陈锺凡的报告说《中国文学批评史》年内可成书，故认为此书撰写的关键时期亦在广东大学任内；又李春青等引述周勋初之说，以为此书与陈锺凡在东南大学的教学工作有关；陈正宏则认为是陈锺凡在金陵大学任内撰写；分见《陈锺凡与批评史学科之创立》，载彭玉平《诗文评的体性》（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页63；李春青等《20世纪中国古代文论研究史》（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8），页271；陈正宏、章培恒主编《中国学术名著提要．文学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页772。此外，陈锺凡在1937年发表的《二十年来我国之国故整理》文中提到自己“昔著《中国文学评论》，以《文学批评史》弁其简端：中华书局因印为《中国文学批评史》及《中国韵文通论》两部。”见《学艺》，16卷1期 (1937)，页7。

[18]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卷）（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一）（北平：人文书店，1934）；方孝岳《中国文学批评》（上海：世界书局，1934）。

[19]朱东润《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重庆：开明书店，1944）。

[20]罗根泽《怎样研究中国文学批评史》，《说文月刊》合刊本4卷(1944)，页777-795。张健先生曾比对罗根泽1934年《中国文学批评史》第一册与后来1943到1945年改写的周秦至晚唐各册文学批评史，指出罗根泽的文学观念与文学批评史编纂观念的前后变化；然而张先生又指出相对于编纂观念的改易，批评史的具体内容变化却不大，认为罗根泽的批评史“存在着史观与著述体例不一致的问题”；见张健《从分化的发展到综合的体例：重读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文学遗产》，2013年1期，页127-146。

[21]複检森次巴力的《文学批评史》，却未见有罗根泽所举列的十三种批评；森次巴力另有《英国文学论文集》一书，其中《导论》副题为“文学批评的种类”，只提到“科学批评”和“比较批评”；但文中详细阐述他个人的批评理念，颇值得参考。见George Saintsbury, History of Criticism and Literary Taste in Europe from the Earliest Texts to the Present Day (Edinburgh: William Blackwodd & Sons Ltd, 1900-1904); “Introductory Essay,” in George Saintsbury, Essays in English Literature, 1780-1860 (London: Percival and Co., 1890) pp. ix-xxix。此外，陈锺凡《中国文学批评史》第二章讨论“批评之派别”，提到十二类批评：归纳的、推理的、判断的、考订的、历史的、比较的、解释的、道德的、审美的、印象的、欣赏的、科学的；与罗根泽所列亦有参差。陈锺凡于本章参考书列出三本当时相当流行的文学理论参考书：C.T. Winchester, Some Principles of Literary Criticism (New York: Macmillan Co., 1911); Richard Green Moulton, The Modern Study of Literature: An Introduction to Literary Theory and Interpretation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1916); W. H. Hudson,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Literature (London: George G. Harrap & Co. Ltd., 1910)；复查三书亦不见有这十二或十三类别的罗列。此外，胡愈之在《文学批评──其意义及方法》也先后举列不同方式的批评，包括：五种意义：指摘、赞扬、判断、比较、分类；四种方式：归纳的、推理的、判断的、自由或主观的；再加上科学的、伦理的、鉴赏的、审美的、印象的等等，见《文学批评与批评家》，页2-12；后来郑振铎、傅东华编《文学百题》（上海：生活书店，1935），当中又分别讨论以下这些不同种烦的批评：观念论的、演绎的、归纳的、科学的、历史的、印象的、鉴赏的、审美的、人文主义的等等。大概当时文学界多从不同渠道的翻译汲引知识，然后又辗转抄录添补，以致成就了不少“创造性”的书证。

[22]罗根泽〈怎样研究中国文学批评史〉，页778。

[23]René Wellek, “Literary Theory, Criticism, and History,” Sewanee Review 68 (1960): 1-19; also in René Wellek, Concepts of Criticism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3), pp. 1-20.

[24]“批评的时代”说可参考 Murray Krieger, “Institutionalizing Theory: From Literary Criticism to Literary Theory to Critical Theory,” in Murray Krieger, The Institution of Theory (Baltimore: Th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4), pp. 1-23. 下文第二、三节对此续有讨论。

[25]罗根泽《怎样研究中国文学批评史》，页783-784。

[26]同上，页780、784。

[27]同上，页780-781.

[28]Lubomír Doležel, Occidental Poetics: Tradition and Progress (Lincol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1990).

[29]朱自清《诗文评的发展》，页14-15。

[30]参考吴承学〈论《四库全书总目》在诗文评研究史上的贡献〉，《文学评论》，1998年6期，页130-139；曾守正《权力、知识与批评史图像:〈四库全书总目〉“诗文评类”的文学思想》（台北：学生书局，2008）；彭玉平《诗文评的体性》。

[31]朱自清《诗文评的发展》，页14。

[32]有关评点学的兴起，以及《四库全书》与评点学的关系，可参看吴承学《评点之兴──文学评点的形成和南宋的诗文评点》，《文学评论》，1995年1期，页24-33；吴承学《〈四库全书〉与评点之学》，《文学评论》，2007年1期，页5-12；张伯伟《评点溯源》，载章培恒、王靖宇主编《中国文学评点研究论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页1-54。

[33]赖良辑《大雅集》（《四库全书》本），钱鼐《大雅集原序》，页2上。

[34]杨慎《升菴集》（《四库全书》本），卷49，页16上。杨慎又在《檀弓丛训序》提到自己在编撰《檀弓丛训》时收入陈騤、谢枋得的评语说：“陈騤、谢枋得二家批评，亦稍窥作者之天巧已。”见《升菴集》，卷2，页13下。

[35]李梦阳《空同集》（《四库全书》本），卷63，页10下-11上。

[36]茅坤《茅鹿门文集》（明万历刻本），卷14，页5上下。

[37]方东树《攷槃集文录》（清光绪二十年本），卷5，页40上-42下。

[38]朱之瑜《舜水先生文集》（日本正德二年刻本），卷24-25。朱舜水在“批评”一体中，讨论的不限于文学，例如〈批评一〉之下，就是〈批毛诗〉、〈批尚书〉、〈批礼记〉等等。

[39]René Wellek, “The Term and Concept of Literary Criticism,” Proceedings of the Third Congress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The Hague: Mouton and Co., 1962), pp. 1-15; also in René Wellek, Concepts of Criticism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3), pp. 21-36; René Wellek, “Literary Criticism,” in Philip P. Wiener, ed., Dictionary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Studies of Selected Pivotal Ideas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68), Vol. 1, 596-607; René Wellek, “Literary Criticism,” in Paul Hernadi, ed., What is Criticism?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1), pp. 297-321.

[40]Augustin-François Théry, Histoire des opinions littéraires chez les anciens et chez les moderns (Paris: Dezobry, E. Magdeleine et Co., 1844).

[41]C. Y. Gayley and F. N. Scott, An Introduction to the Methods and Materials of Literary Criticism (Boston: Ginn & Co., 1899).

[42]参考George Kennedy,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Literary Criticism, Volume I: Classical Critici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 “Preface,” pp. ix-xv.

[43]William K. Wimsatt, Jr. and Cleanth Brooks, Literary Criticism: A Short History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57); René Wellek, A History of Modern Criticism, 8 volume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1955-1992). 卫姆赛特与布鲁克斯在《文学批评简史》的〈导论〉中特别强调其讨论的终极对象是“诗与文学”（poetry and literature），即“语言艺术”（verbal art）；再者，作者选择以“论辩式”展现批评史中的对峙论见（“An Argumentative History of Literary Argument in the West”），这也是“新批评”专注“反讽”（irony）、“弔诡”（paradox）等读诗方法应用于“文学意念史”之上。见Literary Criticism: A Short History, pp. vii-xv。实际上，《文学批评简史》可说是“新批评”学派意图将其信念带进“永恒历史”的一种表现。又：克里格在《文学批评简史》面世后不久发表长文批评卫姆赛特与布鲁克斯的历史主义倾向；见Murray Krieger, “Critical Dogma and the New Critical Historians,” The Sewanee Review 66.1 (1958): 161-177.

[44]William E. Cain, The Crisis in Criticism: Theory, Literature, and Reform in English Studies (Baltimore: Th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4); Paul Hernadi, ed., What is Criticism?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1); Murray Krieger, Words about Words about Words: Theory, Criticism, and the Literary Text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8).

[45]George Kennedy, et al, eds., Cambridge History of Literary Critici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2013）; M. A. R. Habib, A History of Literary Criticism and Theory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ing, 2005). 哈别璧另外还撰写了一本《现代文学批评及理论史》：M. A. R. Habib, Modern Literary Criticism and Theory: A History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ing, 2008)。

[46]Yun Lee Too, The Idea of Ancient Literary Criticism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8); Andrew Ford, The Origins of Criticism: Literary Culture and Poetic Theory in Classical Greec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2); Richard Hunter, Critical Moments in Classical Literature: Studies in the Ancient View of Literature and Its Us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47]方括号（［］）内的文字为笔者所改换。

[48]张健先生《借镜西方与本来面目──朱自清的中国文学批评研究》一文，载《北京大学学报》，48卷1期（2011.1），页61-70，对朱自清的文学批评方向与当时学术背景的关系有细致深入的分析；曾守正先生于香港教育学院中国文学文化研究中心主办“文·学·文学批评：中国文学批评的现代意义”工作坊（2011年11月7日）发表《“骸骨迷恋”之外：朱自清〈诗言志辨〉与中国“文学批评”》，亦有精彩论述；两篇大作与本文颇有互补之效，请幷参。

[49]参考齐家莹《清华人文学科年谱》（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页16-61。

[50]钱穆《学术传统与时代潮流》一文指出：“民初新文化运动，实亦一套《国故论衡》，将旧传统逐一加以新观念、新批评，如是而已。”见《钱宾四全集》（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98），第23册，页49。参考桑兵《晚清民国的国学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页33-49。

[51]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上海：商务印书馆，1921），页8。

[52]胡适〈清代汉学家的科学方法〉（1918），原刊《北京大学月刊》，后改题《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收入他的《问题与主义》（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94），页163、182。

[53]参考陈平原〈作为新范式的文学史研究〉，《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以章太炎、胡适之为中心》（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页220-226；陈以爱《中国现代学术研究机构的兴起》，页42-45；罗志田〈文学的失语：整理国故与文学研究的考据化〉，载罗志田《裂变中的传承：20世纪前期的中国文化与学术》（北京：中华书局，2003），页255-321；徐雁平《胡适与整理国故考论：以中国文学研究史研究为中心》（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页54-109。

[54]朱自清〈现代生活的学术价值〉，《文学週报》，224期 (1926.5)，页439-442。这篇文章引起了曹聚仁、叶绍钧、周予同等的驳辩与讨论，参见刘东、文韬编《审问与明辨》（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页698-721。

[55]朱自清〈那里走〉，《一般》，4卷3期 (1928.3)；载《朱自清全集》，第4卷，页226-244。我们注意到当时正值国民党北伐之后，撼动社会的思潮则已由“文学革命”转移为“革命文学”。当时的“国学热”其中一个原因是借学术之名以遁世。

[56]见《朱自清全集》，第5卷，〈诗课〉，页138；季镇淮指出：“此时前后，先生专心于模拟唐五代词及汉魏六朝古诗，……其所以模拟者，只是作为了解、研究中国旧诗词的一种方法。而研究旧诗词是圥生的教书工作的一部分。先生拟古诗就正于黄晦闻先生，在词的方面与俞平伯先生相切磋。”见季镇淮《朱自清先生年谱》（香港：汇文阁书店，出版年缺），页31；姜建、吴为公《朱自清年谱》（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0），页66。黄节在1929年受聘于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成为朱自清的同事。参考齐家莹《清华人文学科年谱》（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页89-90。

[57]杨振声回忆当年创办中文系时说“系中一切计划，朱先生与我商量规定者多。”见杨振声〈为追悼朱自清先生讲到中国文学系〉，《文学杂志》，3卷5期 (1948.10)，页35；又说：“我到清华时，他就在那受气的国文系中作小媳妇！我去清华的第二天，便到古月堂去访他。……就在这小屋子里，我们商定了国文的计划。”见杨振声〈纪念朱自清先生〉，《新路》，1卷16期 (1948.8)，页18。

[58]参考姜建、吴为公《朱自清年谱》，页76。

[59]见〈清华中国文学会有史之第一页〉，《国立清华大学校刊》，22期，1928年12月17日。

[60]朱自清〈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概况〉，《朱自清全集》，第8卷，页405。

[61]朱自清〈中国文学系概况〉，《朱自清全集》，第8卷，页413。

[62]杨振声〈为追悼朱自清先生讲到中国文学系〉，《文学杂志》，3卷5期 (1948) ，页34-40。

[63]参考Ludwig Lewisohn, “Introduction,” A Modern Book of Criticism (New York: Boni & Liveright, 1919), pp. i-iv。朱自清对人名和书名的翻译先后有所不同，编者前作“柳威生”，后作“路惠生”；书名先作《近代批评辑要》，后作《近代批评丛选》；选篇作者先作“佛朗士”，后作“法兰西” ；分见《文学》周报94期（1923.10.29）、174期（1925.5.24）；收入《朱自清全集》，第8卷，页498-502；503-504。柳威生此书后来有两个中译本：傅东华译《近世文学批评》（上海：商务印书馆，1928）；李霁野译《近代文艺批评断片》（上海：未名社，1929）。耶鲁批评家哈特曼在他的《荒野中的批评》一书的导论中，对柳威生和他的选本的在美国批评史的意义作出细致的分析，见Geoffrey Hartman, Criticism in the Wilderness: The Study of Literature Toda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0), pp. 10-14.

[64]宫岛新三郎著，高明译《文艺批评史》（上海：开明书店，1930）。这是三十年代颇为流行的一本西方批评史的译本。

[65]有关当时文学批评进入学院的一般情况，可参考M. A. R. Habib, Modern Literary Criticism and Theory: A History, pp. 10-13; 以及Chris Baldick, The Social Mission of English Criticism 1848-1932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83); Brian Doyle, English and Englishness (London: Routledge, 1989); Peter Widdowson, Literature (London: Routledge, 1999)；Franklin Court, Institutionalizing English Literature: The Culture and Politics of Literary Stud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Josephine M. Guy and Ian Small, Politics and Value in English Studies: A Discipline in Crisi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Carol Atherton, Defining Literary Criticism: Scholarship, Authority and the Possession of Literary Knowledge, 1880-2002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05).

[66]例如莫尔顿《文学的现代研究》面世之时，就有评论指其书充斥着主观的判断，同样的批评见于韦勒克对森次巴力的批评；见J. Robertson, “Review of The Modern Study of Literature,” The Modern Language Review 12.1 (1917.1): 120-123; René Wellek, A History of Modern Criticism 1750-1950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5), pp. 416-428。森次巴力的批评理念见 “Introductory Essay,” in George Saintsbury, Essays in English Literature, 1780-1860, pp. ix-xxix。

[67]例如当时相对保守，反对新文化的钱基博撰写《现代中国文学史》（1934），在〈绪论〉一章也有讲“狭义的文学”、“广义的文学”、“美的文学”；又说“文学史者，科学也”等定义。见《现代中国文学史》（长沙：岳麓书社，1986），页1-9。

[68]参考Chris Baldick, Criticism and Literary Theory: 1890 to the Present (London: Longman, 1996), pp. 31-32; Josephine M. Guy and Ian Small, Politics and Value in English Studies, pp. 161-164; Anthony Kearney, “Confusing the Issue? A. C. Bradley's Theory of Poetry and its Contexts,” Victorian Poetry 41.2 (2003.6): 245-257. 有关英国文学立科的情况，参考陈国球《文学如何成为知识？》（北京：三联书店，2013），页2-4；18-19。

[69]朱自清、李健吾译〈为诗而诗〉，原载《一般》，3卷3期 (1927.11)，收入《朱自清全集》第5卷，页505-516。这译文并不完整，全文尚有三分之二未有译出；见A. C. Bradley, Poetry For Poetry's Sake: An Inaugural Lecture Delivered on June 5, 1901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01).

[70]佩弦（朱自清）译〈纯粹的诗〉，《小说月报》，18卷12期（1931.12）2-10。

[71]有关朱自清受瑞恰慈和他的学生燕卜逊影响，学界已有不少研究；甚至从朱自清日记整理出他研读瑞恰慈和燕卜逊著作的资料；参考孙玉石《中国现代解诗学的理论与实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第四章〈朱自清现代解诗学思想的理论资源〉，页65-95；李先国《化俗从雅文学观的建立：朱自清与西方文艺思想关系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第四章〈借鉴之三：朱自清与瑞恰慈和燕卜荪的语义分析学说(1929-1948)〉，页124-170。

[72]有关讨论的三封信以〈乐府清商三调讨论〉为题，刊于《清华学报》39卷8期俞平伯〈诗的神秘〉，《清华周刊》，37卷6期 (1932.4)，页821-828。黄节回信题为〈答朱佩弦先生论清商曲〉，引文见页828。

[73]朱自清在1933年5月10日日记提到黄节表示不再回答自己的进一步问题，心里的想法是：“以黄先生之高年而盛气凌人如此，亦殊可笑也。”见《朱自清全集》，第9卷，页218-219。张耀宗曾对黄、朱二人的讨论有非常细致讨论，他认为朱自清不可能如黄节般浸润于考证、批评和创作三位一体的世界，只能以新的方式寻求考证与批评的关联；见张耀宗〈重建古文学的阅读传统──从朱自清与黄节的一次讨论谈起〉，《清华大学学报》，2011年6期，页106-115。

[74]《朱自清全集》，第8卷，页206-207。俞平伯〈诗的神秘〉，《清华周刊》，37卷6期(1932.4)。页7-27。

[75]《朱自清全集》，第7卷，页191。

[76]《朱自清全集》，第2卷，页83-88。

[77]类似的说法又见于〈新诗杂话．序〉（1944）：“作者相信文艺的欣赏和了解是分不开的，了解几分，也就欣赏几分，或不欣赏几分；而了解得从分析意义下手。意义是複杂的。……诗是最经济的语言，'晓得文义’有时也不易，'识得意思好处’再要难些。分析一首诗的意义，得一层层挨着剥起去，一个不留心便逗不拢来，甚至于驴头不对马嘴。”见《朱自清全集》，第2卷，页316。

[78]朱自清在〈诗多义举例〉说：“语言作用有思想的、感情的两方面，……所谓'声音训诂’，属于前者。……所谓'大义微言’，属于后者。诗这一种特殊的语言，感情的作用多过思想的作用。”见《朱自清全集》，第8卷，页207。

[79]见《朱自清全集》，第8卷，页208。

[80]参考I. A. Richards, Principles of Literary Criticism (London: Routledge, 2001), pp. 47, 62, 153, 160; Poetries and Sciences (New York: Norton and Co., 1972), pp. 82-83; Practical Criticism (London: Harcourt Brace & Co., 1929), pp. 328-329; John Paul Russo, “I. A. Richards in Retrospect,” Critical Inquiry 8 (1982): 743-760; Terry Eagleton, Literary Theory: An Introduction, (2nd ed, Minneapolis: The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6), pp. 40-46; Chris Baldick, The Social Mission of English Criticism, pp. 136-156.

[81]参考William E. Cain, The Crisis in Criticism: Theory, Literature, and Reform in English Studies (Baltimore: Th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4), pp. 85-121; Murray Krieger, The Institution of Theory (Baltimore: Th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4), pp. 1-23; Vincent B. Leitch, American Literary Criticism Since the 1930s, 2nd ed. (New York: Routledge., 2010), pp. 31-34, 68-69.

[82]赵毅衡指出燕卜逊在《多义七式》所论“几乎全是古典诗人，尤以文艺复兴时代为多”；见《重访新批评》（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9），页145；成玮据此认为朱自清以兼包新、旧两体自期，故惟有“新批评”的方法可以借用，见成玮〈“诗义”分析的越位之思──朱自清“解诗”法的理论背景与实践指向〉，《浙江学刊》，2013年，4期，页90。

[83]见《朱自清全集》，第8卷，页271。

[84]《朱自清全集》，第7卷，页192-193。

[85]成玮对朱自清的解诗，有非常深入的分析。可是他认为朱自清“每有重局部而轻整体的迹象”，以为是受到“燕卜逊读诗缺乏贯穿全篇的总体性视域”的影响；见成玮〈“诗义”分析的越位之思〉，页91。这个观察并不准确。朱自清对“断章取义”的解释常有批评，而且据他对“典故”和“比喻”作出演绎，以为都可以“渗透全诗”，这个思考方向已可以反映他对诗之整体的重视；他的“典故”论给合“多义”说，其实已有现今所谓“文本互涉”（intertextuality）的味道，并不会把意义的诠释限于局部。

[86]《朱自清全集》，第2卷，页238。

[87]《朱自清全集》，第8卷，页264。

[88]〈论“逼真”与“如画”〉原载《文学》，2.6 (1934)；修订本载天津《国民日报·文艺》，118期（1948年3月8日），收入《朱自清全集》，第3卷，页233-243。

[89]《朱自清全集》，第8卷，页147-153。

[90]刘晶雯整理《朱自清中国文学批评研究讲义》（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

[91]《朱自清全集》，第6卷，页129。

[92]朱光潜在评论《诗言志辨》时说，朱自清“要用汉学家治学的──这就是说科学底方法和精神来治文学批评史。”传统的“汉学”披上了“科学”的外衣，就维护了研究方法的“现代性”；参考朱光潜〈朱佩弦先生的《诗言志辨》〉原刊《周论》，2卷7期 (1947.8)；收入《朱光潜全集（新编增订本）》，第八册《欣慨室中国文学论集》（北京：中华书局，2012），页215-220。

[93]1948年8月朱自清致函缪钺说：“稍暇拟草考证与批评一文，介绍美国近年历史的、批评的方法，说明治学不当以冷静琐屑之考证自限。”见《朱自清全集》，第11卷，页186；又参考缪钺〈考证、批评与创作──敬悼朱佩弦先生〉，《冰蚕庵序跋随笔》（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4），页107-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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