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光明丨我家的煤油灯
我家的煤油灯，据说是爷爷在旧时的青岛“打工”时带回来的，陪伴了我家祖孙三代。直到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中叶，村里有了电，它才渐渐地失落，渐渐地孤独，渐渐地退出我家的生活。就是偶尔停了电，也不再重新点着它。
这盏灯，高不过一尺，分灯罩和灯座两个部分。上部分用来挡风的灯罩，是玻璃质材制成的。它腚大，腰圆，脖子细长，既像一尊老式的花瓶，又像一只长把儿的葫芦。在没电灯的那个年代，与所有煤油灯一样，能够在漆黑的夜晚，给人带来如荧的光明，带来橘黄色的希望。尽管它的“腚”有大有小，它的“腰”有细有粗，它的“脖子”有长有短。与灯罩相连的，是黄铜制成的灯座。而底座从下到上，分别是梯形的四方基台，竖立的四方柱体，还有“馒头”状的灯头。应该说，这样的造型，在那个年代的生活工具，十分的普遍，也十分普通，但近几年我仔细咂摸，发现它竟然还明显了中国传统的富贵文化外，暗含了中国的道家文化、中国的农耕文化和中国的中庸文化。
牡丹花作为中国土生土长的固有花卉，素有“国色天香”之美誉，“花中之王”之绝称，历来被人们视作富贵吉祥、繁荣兴旺的象征，散见于历代的诗词歌赋和民间的雕像塑刻、音乐绘画、戏剧服饰、起居食品之中。而我家的这盏煤油灯，其底座的四个朝面，都刻着一朵阴纹的牡丹花儿。这些牡丹花儿，正面的，是多瓣儿；左右两侧的，是单瓣儿；而后背，则是双瓣儿。虽然这些花瓣的光泽，早已被岁月的风霜锈蚀去了颜色，生活的苦难抹平了它的沟壑，但轮廓清晰，花瓣儿依旧栩栩如生，它在给人清淡静雅的同时，还给人以富贵文化的享受。
多少年来，每次把玩这盏煤油灯，我都以为牡丹花儿图案的四周，镶嵌的三条闭合线条，是为了美观。后来我明白，它暗含了“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道家之理，暗含了灯的主人一生荣华、富贵衍生的祈求。而把富贵的牡丹花儿，框在三条粗细相间的线条之中，在我看来，它如同筑起一座高高的城墙，用来抵御游牧文化、海洋文化的侵蚀。殊不知，农耕文化是保守地，游牧文化是动荡的。而地球的十分之七是海洋。所以，大到一个国家，小到一个家庭，如果不能走出“大漠”，走出“黄土地”，在“大海”中翱翔，只能继续拿着“煤油灯”照明。尽管“煤油灯”的底座上，还雕刻着精美的“牡丹花儿”。
底座的顶端，是隆起的“馒头”状的灯头。灯头也是黄铜制成的。它的中间裂开了一条缝儿，就像一只蛤蟆，张开的嘴。用时，拿开灯罩，撕一块棉布或棉花，捻一条棉绳作为灯芯儿，通过这条缝儿，延伸到灯座里。再打个灯座，倒进煤油，待棉绳做的灯芯儿浸满煤油时，用火柴点着灯芯儿用来照明。如果灯芯儿过高，或者灯芯儿过低，影响了灯的亮度，还可以转一转灯头一侧的旋钮，把灯芯儿调高或调低。
对于这个灯头，小时候我就发现它有些特别，至于怎么个特别法，无从说起。长大后，再看这盏灯，再看这盏灯的灯头，发现它似患过先天生的婴儿唇裂，而且曾经治愈过。只不过给它动手术的大夫，是一个粗心的大夫，粗心地把它正常的嘴也“缝”进了大半儿。与父亲谈起这事儿，父亲告诉我，当年爷爷在青岛大路银行当经理时，带回这盏灯时，嫌灯芯儿小，不亮，请了个铜匠锉宽了一截。爷爷病逝后，奶奶又请来铜匠补上了。煤油灯传到父亲手中后，父亲嫌“蛤蟆嘴”张的太大，又请来铜匠，焊住了“蛤蟆嘴”的一半儿……
如今，这盏灯成了家庭的装饰，我家的古董，母亲还经常擦拭它。
本文发表于《济南日报》2014.7.7
作 者 简 介
郭光明，男，山东济南人，系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家协会会员、济南市作协全委会委员、济南市历城区作协副主席。著有《心灵隽语》、《一窖浓郁的陈年美酒》、《郭光明散文选》等作品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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