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irst影展观察：影迷的狂欢，与西宁无关
因为疫情，电影行业停滞了半年之久，影迷们的热爱无处安放，他们对电影和影院的期待太久了。在6月8日，听到2020FIRST青年影展正式官宣将如期在7月26日至8月3日在西宁举行时，电影人和影迷内心五味杂陈。
彼时北京爆发了第二波疫情，影院复工再陷阴霾，多个电影节先后延迟，First能不能成功举办还是个未知数。
好在疫情控制的很好，First也如期举办。五湖四海的影迷带着长达半年沉重又无聊的心境来到西宁，希望能得到释放。或许是太久没看电影，一时间大家激动难耐。
8月1日，First影展进入后半程，影片口碑陆续释放出来。《艺术死了》是高口碑影片之一，观影人数经常达到限制上线，必须早早排队才能有机会进入。
在早上进行媒体专场放映时，一位微博大V因为来的比较晚没能排上队，以至于厅内满场被卡在外面。
一气之下，他把怒火撒到了检票的志愿者头上，直接把对方骂哭，一度引起骚动，最后不了了之。
疫情之下，人人需要遵守防疫要求，影院限座已成为共识，检票的志愿者何其无辜。
报名影片减少36%，高口碑影片上座率达上限
大V的焦虑显而易见，往年First即便排队也基本能做到人人观影的程度，今年因为疫情原因改了规则，上至入围的剧组主创，下至普通观众，都需要在零点预约抢票，否则就要去排长队，还要忍受预约嘉宾人满而导致排队观众无法观看的情况出现。
今年的First，看电影成了一件略带奢侈的事。组委会留给媒体的预约票并不多，群里大部分媒体都是抢不到票的，因此只能提前排队观看。
看到好电影，就更难了。本来因为疫情，今年First竞赛单元只收到895部影片报名，最终进入评审流程的有效报名影片643部，国内影片数量较去年减少36%，5年来首次低于700部。投递FIRST创投会的项目数量也减少至673部作品，而去年这个数字是732。
报名影片的减少直接带来了影片质量走低，一旦影片首映口碑不错的话，之后的放映场次几乎都会被争抢。
数次的零点抢票失败和长时间的排队，很容易使人陷入烦躁的情绪，好不容易开通了媒体专场，结果还是排不到位置。那位大V的情绪当时应该已经到了临界点，一触即发。
每天超负荷工作的志愿者，想必平日检票过程中没少处理这类事情，情绪应该也有点崩溃。大家都是出于对电影的热爱来到的西宁，志愿者和大V都觉得自己被不公平对待，受委屈了，出现冲突是难免的事。
大家的出发点都是好的，一个要维持秩序，一个要做新闻报道，都在各司其职。这个事件中没有谁应该被谴责唾弃，追根究底，与First今年的特殊管理不无相关。
为满足观影需求开设媒体专场，排队观影有志愿者主动让位
乱且热情，是凤凰网娱乐本次西宁之行最大的感受。乱是观影秩序和规则管理上的不科学，热情是这里的每一个工作人员和影迷透露出的对电影的热爱，让人佩服。
这是记者第一次来First，从下飞机开始就感受到了这里志愿者的与众不同。他们在接机的通道那里准备了两块接机牌，只要过去说明自己的身份就会有志愿者一对一服务带嘉宾到大巴车上。
他们一行七八个人，每天从早上7点工作到下午9点，即便一班飞机只有一位嘉宾，也会有两位志愿者跟车随行，送到注册酒店，如此往返，日复一日。
他们基本都是在校大学生，本地人占了一半以上，有影迷，也有易烊千玺的粉丝。但工作中，他们不会过于狂热和差别对待，对每个嘉宾提出的每个需求，他们都会尽力满足，有时还要动用自己的私人资源，比如手机流量。
记者有次检票时因为刷不出当地的信康码，一时间无法进场，眼瞅着电影要开始了，于是求助志愿者看应该怎么办。检票的志愿者一边安慰记者一边掏出手机打开热点让记者连上，她很骄傲的说：“今天有好几个人都是通过我的手机刷的码。”
能帮助到观影嘉宾，他们是快乐且十分愿意的。和那位大V一样，凤凰网娱乐也曾在媒体场观影中因为错过排队时间无法进场。志愿者耐心解释说因为防疫要求，影院员工会来按时调查影厅内的座位情况，希望能理解，而且就连场内工作的志愿者也是坐在墙边，没有任何座位。
他们在尽力做好本职工作，按照既定规则做事，这个规则，就是预约观影和先到先得。
本来这次First没有媒体专场，受疫情影响，平时用于观影的青海大剧院也需要保持在30%的上座率，不过即便放开上座率至50%，最高也只能容纳260人左右。而本届First注册媒体有400多家，以至于影展开幕前夕有不少媒体抱怨无法预约观影。
考虑到媒体报道的专业性和传播度，First组委会在7月30号正式开通了媒体专场观影，分别在万达影院的5号厅和7号厅。两个影厅都是大厅，即使隔座加起来也能容纳100多人，媒体只要凭证件观影即可，无需预约，先到先得。
看起来这个规则很合理，但真正实行起来才知道会出多少问题。
观众排队超50米，影片主创一度无法进场
那位大V与志愿者的冲突只是冰山一角，真正的高潮在某天晚上九点的观影活动上。
这场活动是First训练营的短片放映，因为是首映和新导演拍摄，所以吸引了非常多影迷和嘉宾，他们也给媒体发放了不少邀请函。
本以为有邀请函和媒体证的双重加持能高枕无忧，但包括组委会在内，所有人都低估了其他人的热情。当记者提前十五分钟到现场时，检票还没开始，入场队伍罕见排成了四大队，每一支都浩浩荡荡。
往常观影只有观摩嘉宾、预约嘉宾和普通观众三个队伍，因为这次是训练营的短片，所以组委会还邀请了很多训练营的剧组。这是他们自己拍的片子，当然有资格出现在首映场。
只是这支队伍太过庞大，排起的队形不亚于观众，目测有100多人。观众更为夸张，队伍都排到了大剧院的拐弯处，超过50米。
但在入场时大家才知道这次的规则并不是完全先到先得和邀请函优先，而是顺位制加先到先得，剧组第一、观摩嘉宾第二、媒体第三、观众第四。
组委会要全权保证每一位到场的训练营剧组人员和观摩嘉宾入场，然后才放媒体进场，最后放观众。可剧院最多只能进260人，剧组和观摩嘉宾相加已经接近上限，剩下的人有多少能进去呢？
邀请函成了一纸空谈，但现场的管理者并没有打算提前劝退观众和部分媒体，任由大家排着一眼望不到头的长队。等部分媒体好不容易进场后，赫然发现，工作人员一直在喊的“媒体在左边”，实际上坐的全是剧组的人。后来进场的人只能见缝插针找位置坐。
本来九点开场的影片就这样推迟到了将近10点，片子时长100分钟，结束后组委会还把重要主创和明星嘉宾叫到台上做了发言，一共24个人，每人都会讲一段话，等整场首映礼结束，已经将近凌晨一点。
这应该是今年First所有观影活动中秩序最混乱的一次，甚至还有影片主创一度被拦在外面。如果不是有那么强烈的观影欲望，一般人很难忍受这样无谓的等待。
观众、导演激动落泪，有导演现场拍番外
尽管被拦在场外的很多人怨声载道，但更多的人还是默默离开，毫无怨言。进入现场的人大多都留到了最后，时间的延迟对他们不起任何作用，即便已到午夜，每个人还是热情高涨，并不在乎自己没坐到好位子或者候场时间太长这件事。
大家已经习惯为了电影而等待或忍受一些限制，就像排在大剧院外的观众，明知自己有极大概率会被卡在外面，但还是一如既往的排队。没排到也没关系，大不了下次来早点。
没有证件的观众和其他部门的志愿者，甚至会主动把排队的位置让给有证件但没有预约上的嘉宾，说要让嘉宾优先。
这种电影之外的感动可能只会在First出现吧。
回酒店的路上，唐道637的露天观影活动竟然还在继续。这里每晚九点都会放映一部竞赛影片，结束后主创会上台做些分享。当时已经是晚上十二点半，片子放映早已结束，底下500位影迷也陆续撤退只剩一百个左右。
但不管是剩下的影迷还是台上的主创，大家都没有想走的意思。影迷们仍在踊跃发言，台上的主创站累了干脆就盘腿坐下来，接着回答问题。他们还在为影片里的某个情节交流，像刚刚结束时那样。
看得出来，参加First的青年导演和影迷都很珍惜放映后互相交流的机会，那种轻松自由是影厅观影无法提供的氛围。
观众们会把握每一个观影机会，大多时候，他们都会为正在放映的影片欢呼鼓掌，也有人入戏太深，激动落泪。在First，很少有人能一直冷静自持。
社会题材的影片《加害者，被害人》放映完毕后，坐在前排的一位女生已经哭到不能自已，她说自己和影片中的女孩一样，遭受过多年校园霸凌，看这部电影，好像在看自己的人生。
她根本不在乎自己正在浪费一个很好的提问机会，即便语无伦次，也要说些自己在其他场合难以启齿的话。
导演们也很兴奋，《棒！少年》作为本届First口碑最高的纪录片，放映两场后，导演还是在台上哽咽。另一部高分片《艺术死了》的导演干脆在台上拿着手机顺着影片结尾继续拍了起来，准备做番外。
不过最想让First产生关联的西宁本地人，可能无法理解这种情绪。在First于几何书店举办的“返场谈”活动现场，听众人满为患，旁边看书的市民却一头雾水，悄然询问他们在干什么，这是个什么活动。
这样的人不在少数，就连经常跑附近道路的出租车司机，也没听过First，更不知道何为影展。
First落地西宁已有9年之久，或许是更多在为年轻导演服务，艺术性高于商业性，所以辐射范围一直有限。影迷和普通市民，像两个世界的人，一个在过狂欢节，一个在生活，互不打扰。
市民当然无法理解影迷们的冲动与热情，其实每年First的管理都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今年因为疫情，最大的问题出现在了观影上。但西宁本身因为没有什么观影氛围，能来First的人基本都是千里迢迢赶过来的，他们既然甘愿为此付出那么多时间和精力，想必也不会在乎那一两个小时的等待了。
或许明年First还会出现新的问题，但热爱电影的人永远不会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