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璧故事】大包干
大包干
文/同龄人
“实行大包干，粮油大增产，踏上致富路，干群喜开颜。”这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人们对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赞誉。
据我所知，我们这里实行农业生产责任制，大多分为两步走。第一步，是包产到组或者包干到组；第二步是分田到户，国家的税负和集体的提留包干到户。包产到组是联产计酬，超产奖励，减产赔偿，仍然以生产队为单位统一核算；包干到组是把生产队的人口、土地、牲畜、农具、交公粮、农业税、还贷款、生产队提取的公积金、公益金和大队干部、民办教师、赤脚医生等人员的补助粮、款，统统分配到组，时称“三级半核算单位”（人民公社实行公社、大队、生产队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生产队向下包干到组，多了半级）。
1979年春天，我在朱集公社工作。许多生产队分为二、三个作业组，实行包干到组。包干到组，虽然对于调动干群的积极性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是破除了生产队的“大锅饭”又出现了作业组的“二锅饭”，加之一些作业组的干部缺乏管理经验，组内人心涣散，社员觉得还不如一分到底爽快。1980年初，全县行政区划调整，设立14个区、镇，撤销21个大公社，划分为76个小公社。趁此机会，有一些作业组自发地实行分田到户，把生产队包干到组的所有项目再悉数分配到各家各户承担。分每一块土地，户主要抓一次阄。大到生产队的仓库、牛屋、牲畜和农机车辆，小到石磙、捞石、犁子、耩子、靶和叉把、掃杵、扬长铣等等，都先标价后抓阄统统分到户。
总之，要把生产队集体的所有财产、债务和负担分得一干二净，一样不剩。眼看着分就分了，也没有人阻止，午收后大多数作业组都忙着分田到户，正如毛主席的一句诗词“分田分地真忙”。正当此时，区委尹书记开会传达地委孟书记的讲话：要把分田到户的，焊也要焊到一起。时值盛夏，天热人更热（热火朝天地忙分地），这一瓢冷水泼下来根本不起作用。分田到户之风势如破竹，锐不可当，席卷全县各地，到年底几乎所有的生产队都实行了分田到户。只有极少数生产队继续维持集体经营，如游集镇九集乡有一个生产队坚持到1984年。后来，人们干脆把分田到户、包干到户说成是“大包干”，并且作了简明概括和形象地描述：“大包干，大包干，直来直去不拐弯，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
对于“大包干”这一新生事物，当时也是议论纷纷，褒贬有之。最典型的一种说法是：“辛辛苦苦三十年，一夜退到解放前。”1982年，中共中央一号文件，宣传解释说“包产到户”、“包干到户”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1983年中央一号文件，充分肯定联产承包责任制是我国农民的伟大创造；1984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稳定、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决定将土地承包期从原来各地定的3年延长到15年。连续三年的中央一号文件，给农民吃了“顺心丸”和“定心丸”。政策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大力促进了农业生产的迅猛发展。经过短短的两三年时间，农村中出现许多“万斤粮户”和“万元钱户”。
农民有了钱，一方面是购买化肥、良种，添置牲畜、农机等扩大再生产，走上发家致富路；另一方面是盖新房、买家电、娶新娘，改善生活条件，提高幸福指数。一时间，盖新房的多，娶新娘的多，买小四轮机子的多，家畜家禽饲养的多。农村呈现出六畜兴旺，五谷丰登，人欢马叫，欣欣向荣的景象。1984年夏天，我在娄庄区工作，看到农民下湖割麦、耪地，带着成箱的小香槟（时兴的一种饮料）留渴了喝。当时，有人编了顺口溜：“责任制，是个宝，用到哪里哪里好，乡村三年大变样，广大社员乐陶陶。”事实胜于雄辩、对于“大包干”的各种非议才逐渐销声匿迹。
1988年夏天，我调到一个乡去工作。去报到的当天上午，乡里正在召开各村干部会议。会议的主要议题是土地调整工作，根据广大干群的迫切要求，通过讨论形成统一认识，决定利用夏秋之交相对农闲时间，全乡七个村同步进行土地调整工作。会后，乡党委、乡政府干部分别包一个村（我包的村是一个小集镇），深入村组宣传贯彻，配合行政村“两委”干部狠抓落实。因为“大包干”已经八年，农村人口变动很大，而纷纷要求调整土地，进行这项工作最关键的一个环节，就是确定每个农户应该参与承包土地的人口。
一般说来，娶进门来的媳妇，符合计划生育政策出生的人口应该分地；上大学、中专毕业分配的，在部队提干的，以及死亡的人口应该退地；违反计划生育政策超生的人口不分地。这些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的”容易掌握，有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可真是拿不准。例如：有一家三个女儿，其中一个是招亲的，上门女婿及其婚后子女应该给地；另外两个女儿出嫁了，仍然恋在娘家门上过日子，或者娘婆二家跑着过，甚至想讨巧两头要地，这种情况怎么办？乡党委把反映上来的问题梳理成23条，采取一问一答的形式，逐条予以解答。乡村组各级干部以此为标准答案，统一口径，确定每一户应该承包土地的人口。然后，本着“大稳定、小调整”的原则，扎实推进，如期完成。
1991年，我在县委政策研究室工作。县委让政研室拟定全县土地调整工作指导意见。我们通过调查研究，综合全县反映上来的问题，梳理成45条，逐条解答。然后，印发各区、镇，参照执行。1995年，我在县委办公室工作。我和县计划委朱主任一道，深入大路乡的几个村，进行农村土地“二轮承包”调查研究工作。中共中央关于农村土地实行“二轮承包”的文件，有三个亮点：一是农村土地承包制度延长三十年不变；二是在承包期内实行“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三是鼓励农户依法有偿转让承包地，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后来，国家把实行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载入《宪法》。
现在，已经没有人担心“大包干”会不会再变了，而是想着“大包干”将怎么样向前发展？对于这个问题，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早有预见。1990年3月，邓小平同志在谈到农业问题时指出：“中国社会主义农业的改革与发展，从长远的观点看，要有两个飞跃。第一个飞跃是废除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这是一个很大的前进，要长期坚持不变。第二个飞跃，是适应科学种田和生产社会化的需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这又是一个很大的前进，当然这是很长的过程。”1993年和1994年，我两次到县委党校举办的行政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培训班上，作了《深化农村改革，发展农村经济》的专题报告，联系本县实际，谈了本人学习邓小平关于“两个飞跃”论述的体会。然后，我撰写了一篇论文《农村改革和发展的指路明灯——学习邓小平关于“两个飞跃”论述的体会》，参加中共宿县地委宣传部和《拂晓报》社联合举办的“金利杯”有奖征文竞赛，1995年12月获得二等奖。与此同时，时任中共灵璧县委书记刘统海同志的参赛征文，获得一等奖。
作者： 马香俊;灵璧县科学技术协会退休干部；安徽省散文家协会会员，灵璧家园网资深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