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择善·前言》
前 言
一、本书写作缘起
大概是前年（2012年）的春天，不记得是几月份了，哪个话题引起的也记不清了，我对一个2010级的学生说：哪天我也给大家讲讲《论语》。这个学生很委婉地答说：《论语》有某某老师讲就够了。她说的某某老师，专教中国传统文化概论，在学生中似乎颇有口碑，故她有此说。我当时听了，嘴里不说什么，心里却多少有些不服气，心想：其实我可以讲得跟他不一样的。然后当年的9月份，给2012级文化产业专业的同学上《古代文学经典》，其中花了三节课讲了孔子与《论语》，当然，备课之前，找了一些资料，也粗略阅读了一遍杨伯峻先生的《论语译注》。再然后，期末预排下学期课的时候，我就勇敢地报了《论语导读》的选修课。于是那个寒假，我就专心读《论语》，主要以杨伯峻先生的《论语译注》为主，参读李零、李泽厚、孙钦善等先生的注本，当然，读得最用功的，还是程树德的《论语集释》。我就这样边读边学着迈上了讲堂，一本正经地给2011级和2009级的本科生讲起了《论语》。当然，效果不是很好，因为在大多数同学看来，课堂太枯燥，不够生动有趣。而我则坚持认为，有时候，深入的学习，势必得忍受枯燥和无趣，就好比打篮球，如果只是业余爱好，那么随便打一打，是很轻松也很有乐趣的，但若要进入专业的水准，那就必须夜以继日地训练，有时候每天可能要投上几千次篮，很难想象其中会有乐趣可言。不过，如果旨在提高，能够以枯燥的训练为乐，那当然就进入了一种比较高的境界。可惜，学生们似乎都无此兴趣，除了少数几个同学外，其他几乎都是应付。于是我的课堂就在这样的一种曲高和寡的感叹中，捱过了一个学期。但虽然学生们所获甚微，我自己却在这教与学的双重刺激之下，获益匪浅了。于是渐渐地，就有了自己做一个《论语》注本的念头，经过一年左右的努力，就有了这样的一本《论语择善》。
有一次，当我跟我的硕士导师聊天，说我最近在做《论语》的注译工作时，她很不解，在她看来，这种工作前人早已做过许多，出不了新，成不了果。的确，古今《论语》的注本确实汗牛充栋，非人力所能统计，我自己才疏学浅，既没有家学渊源，又不能勤奋苦读，就算再怎么用力，恐怕也无法超出其他注本而自具一格。因此一开始，也并没有自己去译注《论语》的愿望，但有两件事改变了我的想法。
第一件是，有一个2010级的学生，获得保研去北师大的资格，但面试的时候，老师问她读过什么书，她回答说读过100遍《论语》；那老师就让她随意抽取一章讲解，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却难倒了她。结果她铩羽而归。当她很惭愧地跟我说起这事时，我却很有感慨。读《论语》100遍，正是上文提到的某某老师一贯的提倡。于是我忽然领悟到：其实他们所注重的，只是诵读这件行为本身，理解消化与否，只是其次。只要你做出对传统经典的那种景仰膜拜的姿态，在他们看来，比什么都重要。我认为，这是一种庸俗的、多少带有些宗教意味的读书方法，与真正的求知，相去甚远。
另外一件是，有一次下课，有一个2012级的女生问我有没有读过《水知道答案》这本书。我说没有。在她的介绍之下，才知道原来这是一个日本人发明的“学说”，他经过实验表明，对水说不同的话，水的晶体构造会呈现出不同的形状。当你对着水说好听的话说，水的晶体结构呈现出的是优美的形状；反之则丑陋异常。她问我是否相信这种说法。显然，她是倾向于相信，但还有一些不能确定，故来问我。我当即回答不相信，并说这肯定是荒谬的，而且还提出了一些质疑。比如说，我用很甜美的语音，说出下流的话语，那么，这时候的水的晶体，会呈现出怎么样的形状？难道说水也有辨别能力，能听懂人类的语言？而且全世界的水是否都有此能力？那么水是否能够识别全世界所有的语言？比如说，在日本的水，是否能够听得懂美国人的“三字经”而呈现出丑陋的形状？可以看得出，这个女生天性非常善良，她很希望人与人之间能够友善相处，互相说好听的话语，保持一种和谐温馨的氛围，因此即使听了我这样的质疑，她还是半信半疑。后来我上网查了一些资料，才知道原来这个日本人叫江本胜，据调查，他之所以鼓吹这样的说法，只是为了推销自己所生产的某种水源净化器。有一个日本教授专门写了一本书，叫《水什么都不知道》，其中有一句话说得很好：“水能理解话语和人的情感之类的言论使孩子们盲目相信，也让他们在理性的道路上迷失了方向。”
其实我已经猜到了，这个例子，也是上文提到的那位老师向学生们隆重介绍的。类似的事例他也说过，比如说：对着一粒大米说我爱你，我喜欢你之类的甜言蜜语，这粒米就不会发霉。在听到这些事例时，我哭笑不得，可更令我哭笑不得的是，这些听上去不攻自破的“神话”，居然就是有人相信。有时候我会深入地去思考这种现象，去推究鼓吹这些“神话”的人的用心，后来我总算琢磨出来了：他们是为了鼓吹这世间上存在着一种在科学所能牢笼的范围之外的神异性，水有神异性，大米也有神异性。待到灌输完了这种观念之后，再向人们鼓吹传统经典的神异性，比如说，生了病，不用去看医生，只要诚心诚意地读上若干遍佛经即可不治自愈。更有甚者，竟至鼓吹大家多读经，这样子钓鱼岛就可以从日本人手中回归到祖国的怀抱云云。当我听到这种说法之后，终于忍无可忍，写了一篇《“通经致用”与“以经夺岛”》（见书末附录），予以讽刺。
这种别有用心地赋予经典以崇高的神异性的行为背后，还表现为一种盲目厚古薄今的狂热思潮。我曾经看到一个学生的QQ说说，当因为某种触发而联想到她今天的抹面方式跟三千年前的古人相同时，她竟惊喜异常，兴奋难当。这种人，几乎已经陷入到崇古复古的怪圈当中，无法自拔，可以说肉体在当代，思维模式却停留在遥远的古代。也有不少人，天天喊敬畏古人，对古人奉若神明，膜拜犹恐不及，更不愿说与之平起平坐了。有人若稍微对古人有所批评，就被认为肆无忌惮，没有敬畏之心，然后上纲上线，认为这就是现今社会道德败坏的主要根源。我认为对古人当然要敬，但敬并非就是无条件的赞美，有理据的批评，也是敬的一种方式。——何况何必要畏？古人已死，有何可畏？如果人人心中先横亘着一个不可逾越的古人，匍匐其下，不敢仰视，那么整个人类社会，如何进步？还有不少人，鼓吹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在台湾，在香港，就因为他们那里用的是繁体字。这些人，鼓吹什么简体字代替繁体字使传统文化断裂，挖空心思丑化简体字，抹杀简体字的一切功用，将简体字代替繁体字看作是一种文化强奸，而忽视了简体字在文化普及方面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其实当时制订文字改革方案的那些人，都是著名的语言学家，他们在推行简体字的时候，都本着严谨的学术态度，许多我们现在通行的简体字，早在宋元时期就已经在通用了。（参考书末附录《关于“親不见，愛无心”》一文）我虽然自己也是古代文学专业的，平时也读了一些繁体字竖排的书，但我坚持认为，学术的研究与日常的应用应该分开，出于专业的需要，应该鼓励甚至强制读一些繁体字竖排或者影印的书，但绝不应该强迫所有的人都会写会看繁体字。至于说简体字代替繁体字会造成文化的衰落，更只是危言耸听的无稽之谈，因为传统在质不在形，简体字照样可以承担起传承中华文化的重任，何况对于早期的文字来说，比如说篆文，繁体字也已经简化了很多，现在他们所谓的繁体字，相对于篆文来说，也已经简化了很多，但传统文化不也照样很好地传承到了今天么？王力先生说：
我们应该重视语言的继承性，但是也应该看到现代汉语比古代汉语更加丰富，更加精密完善。学习古代汉语，无论是为了培养阅读古籍的能力还是为了提高现代汉语的语言修养，我们都必须以“古为今用”为原则，反对厚古薄今，以古非今，这是坚定不移的。（《古代汉语·绪论》）
王力先生身为著名语言学家，本身的古典修为极其精湛，而见解能够如此公允通达，毫不偏执，我认为，这才是通人之见。
上述种种偏激狂热近乎奇异的现象，是促成我写出本书的重要的反动力。当然，我相信，一定早有不少学者批评过这些现象，但我还是要发出自己的声音，也许在见解上并没有超出他们的著作，但如果能够起到一种呐喊和声援的作用，我想，就可以不辜负这一两年来的心血了。
二、我们今天如何读《论语》？
钱理群先生在《我对经典作品语文教学的一些看法》一文中说：
“引导学生以平常心阅读经典。对经典作家，既不仰视，也不俯视，而平视之，将其看作是和自己一样的普通人，有追求，也有苦恼，有价值，也有缺陷；将其看作是真理的探索者，有着广博的知识，深刻的思想的先驱。和他们进行心灵的对话，思想的交流，是精神的沐浴与享受。对将经典作家神化、圣人化、宗教化、意识形态化、道德化、功利化的倾向，要保持高度的警惕。”（《钱理群语文教育新论》页147。）
钱先生说的是阅读经典作品所应持有的态度，我觉得用在读《论语》上也完全适合。将孔子神化、宗教化的倾向，上文已经谈到一些，此不赘述。将孔子圣人化，从孔子的第一代弟子子贡就已经开始了（可参见李零《丧家狗——我读〈论语〉》，或《去圣乃得真孔子》），到了宋明理学家，则更有过之而无不及。我归纳了一下，将孔子圣人化，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认为孔子生而知之，无所不能。二，将孔子看成是上天派遣下来的圣人，带有某种神性。三，将孔子塑造成没有喜怒哀乐、不食人间烟火的圣人。只要细读《论语》，就会发现，孔子的形象绝非如他们所说的那样枯槁呆板，相反，倒完全是有血有肉、有优点也有缺陷的、平凡而伟大的人物。这才是历史上真正的孔子。
所谓意识形态化、道德化、功利化，都是指刻意扭曲《论语》的原意，使之符合自己的某种目的。这一点，可以说是当前解读经典作品中最严重也最常见的一种通病。鲁迅先生说过：“一部红楼梦，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我曾经套用他的模式，将《红楼梦》换成《论语》，说：
一部《论语》，政治家看到了愚民，势利家看到了做官，崇拜家看到了偶像，读经家看到了读经，宗教家看到了仪式，女权家看到了男女平等，改良家看到了君主立宪，理学家看到了天理人欲，心学家看到了满街圣人，共和家看到了民族大团结。客官，您想听什么？我都可以给您说道说道。
《论语》毕竟不是面团，可以随意捏出自己想要的形状。但当前往往有不少学者，有意无意地创造出许多骇人听闻的新解，大概因为这些新奇的解释能够吸引读者的眼球，而且还能使不少不明就里、辨别力不高的读者崇拜有加，因此这些新解式的著作，特有市场。因为有人看，所以就有人写。不管再怎么样奇葩的解释，都敢于提出，书末附录的《孔子真的这么说》一文，就是针对这种现象而言的。我记得以前读过一则笑话，说的是皇帝问身边的俳优：孔子是男人还是女人。那俳优也很机智，回答说是女人。皇帝大吃一惊，问有何根据。俳优说：《论语》中孔子说过：沽之哉！沽之哉！我待嫁（贾）者也。如果不是女人，怎么会说自己待嫁呢。现在的很多新解，几乎也都类似于说孔子是女人，可惜的是提出这些观点的人往往引经据典，一本正经，而读的人也很少将之看作笑话。当然，我并不是说新解就不可以，而是说提出新解应该有理有据，而且要多方照顾周全，不能捉襟见肘，符合了这点，又违背了那点。钱穆先生有一段很明通的话，他说：
从来解说《论语》者多矣，几于每字、每句、每章必有异说。每有异说，亦多在两三说以上。惟学者治异说，切戒有好异心，切戒有好胜心。贵能平心静气，以实事求是之心读之。每得一异说，于文理文气上孰当孰否？于考据训诂上孰得孰失？于义理阐发上孰精孰粗？贵能细心寻求。（钱穆：《孔子诞辰劝人读〈论语〉并及〈论语〉之读法》，见《孔子与〈论语〉》，九州出版社，2011年版，第59页。）
上述这些，其实可以归纳为四个字：回归文本。不去管郑玄怎么说，也不去管孟子、司马迁怎么说，更不去管二程、朱熹怎么说，一切莫问，惟文本是求。文本中所没有的，绝不轻易发挥。对于那些说得天花乱坠、看似天衣无缝的阐释，尤其应该保持警惕。对于初学者来说，不妨先从基本的做起，踏踏实实地细读原文，当然，还要参考一些前辈学者的注释。在这方面，钱理群和钱穆先生都有比较通达的见解，钱理群先生说：
应引导学生读原著。一字一句地疏通，一篇一篇地老老实实地读，弄清原义、原意，培养学生细读文本的能力与习惯，不要“抽出而讲之”，作不着边际的发挥，对流行的讲解、心读、摘句，要保持必要的警惕，避免上当受骗。（《我对经典作品语文教学的一些看法》，见《钱理群语文教育新论》页147。）
他讲的是经典作品，当然同样也适合于《论语》。钱穆先生则专门针对《论语》而言，他说：
若《论语》各章各节，一句一字，不去理会求确解，专拈几个重要字面，写出几个大题目，如“孔子论仁”，“孔子论道”之类，随便引申发挥；这只发挥自己意见，并不会使自己真了解《论语》，亦不会使自己对《论语》一书有真实的受用。那是自欺欺人，又何必呢？（钱穆：《孔子诞辰劝人读〈论语〉并及〈论语〉之读法》，见《孔子与〈论语〉》，九州出版社，2011年版，第57页。）
你若要精读深读，仍该如此读，把每一章各别分散开来，逐字逐句，用考据、训诂、校勘乃及文章之神理气味、格律声色，面面俱到地逐一分求，会通合求。明得一字是一字，明得一句是一句，明得一章是一章。且莫先横梗着一番大道理，一项大题目在胸中，认为不值得如此细碎去理会。（钱穆：《孔子诞辰劝人读〈论语〉并及〈论语〉之读法》，见《孔子与〈论语〉》，九州出版社，2011年版，第57页。）
这是告诫初学者要立足于基础，不要眼高手低，泛而无当，尤其不要有先入为主之见。
上引两位钱先生的观点，我认为说得非常好，因此本书也将立足在文本之上，绝不做空而无当的发挥，立论力求平实严谨，文本中所没有的意思，绝不无中生有地去发挥。慎言或者不言大题目，尤其不愿轻易地“一以贯之”，动不动就谈及中国文化的特征、儒家思想的精华什么的。当然，根据我自己读《论语》的经验，我还想特意强调两点：
一是多闻阙疑。这个词源出《论语》：
子张学干禄。子曰：“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尤；多见阙殆，慎行其余，则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矣。”（2·18）
孔子本来是用这个词来说明在处理具体政事之时，应该谨言慎行。但后来的学者，往往转用这句话来形容一种谨慎的治学态度。所谓多闻阙疑，就是应该意识到个人主观的认识非常有限，同时也应该注意到世间万物（当然包括学问）极其复杂，所以不要把话说得过满，不可过于肯定。尤其是阅读像《论语》这样的先秦古书，更应如此。因为先秦古书的流传情况，非常复杂。近代陈寅恪先生有一句名言，叫做：不敢观三代两汉之书。（雄按：韩愈说过“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陈先生反用其言。）这句话，有一半是自谦，但也有一半是实情。因为古书的情况很复杂，许多时候只能提出一种相对合理的解释，而无法得出定论。（参看书末附录《论“不以其道得之”的五种可能性解读》一文）所以，应该注意两点：首先，有些章节，如果本来就讲不通，就承认讲不通，而不要为通而通，否则容易牵强附会。其次，要允许多种解说并存。《论语》中的许多章节，由于文字的过度简洁，字词的多重含义，以及时代背景的模糊，对话语境的缺失，已经永远无法做出独一无二的、确切不移的解释了，而只能秉承谦虚谨慎、开明包容的治学态度，只要在字面上讲得通，语法上不突兀，情理上能符合，就应该得到应有的尊重——至少不能轻易地判定为错。比如傅佩荣认为“传不习乎”中的“传”字只能解释为“传授给学生的知识”，而不能解释为“老师传授的知识”，就显得过于武断。（参看书末附录《论“不以其道得之”的五种可能性解读》一文）
二是对古人应该有了解之同情。“了解之同情”一语，出自陈寅恪先生《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一文（见《金明馆丛稿二编》），所谓了解之同情，即是应该考虑到古人所处的时代背景、社会环境以及历史局限性，设身处地地为古人着想。若能如此，则当我们看到孔子说出“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无）也”、“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这样的话，就不至于骇异不解，更不会煞费苦心、徒劳无功地为孔子辩护了。就像李零所说的：孔子有华夏民族优越感，何足怪哉！孔子重男轻女，也何足怪哉！如果处在孔子那样的时代，竟然说出男女平等之类的言论，那才是咄咄怪事。当然，在孔子那样的时代，说出这样的话语，那是无可厚非、不能算错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处在今天的我们，也应该轻视少数民族，也应该鄙视女性。因此，“不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这样的主张，也是本书所一贯提倡的。
记得在上学期《论语导读》课的最后一节，我在黑板上写下了三十二字“真言”，现在重新翻开来看，觉得可以作为读《论语》或一切古书的基本原则，故抄录如下，以作为本节的结束。
博学于文，多闻阙疑；
学思并重，毋固毋己。
冷静理智，思想独立；
尚友古人，无过不及。
附：以上两点，可看作读一切古书的“通例”，若要说专门针对读《论语》的“通例”，则就我个人的领会，我认为还应该注意两点：
一是要注意《论语》中被忽略或隐藏的前提。
《论语》由于是语录体，记录的是孔门的对话或言语摘录，两者往往都比较随意，不可以严谨的学术文章来要求，来解读。因为我们平常说话，都比较轻松随意，而且由于交谈双方彼此熟悉了解，因此一些彼此共同知道、不言而喻的前提，就会被略去，需要靠我们结合上下文的意思，或者整章的大意来还原。比如说“巧言令色，鲜矣仁。”撇开语境单独来看，“巧”和“令”都是褒义词，但由于下文说“鲜矣仁”，因此我们可以知道此处略去了一个前提，即“巧言”和“令色”都是虚伪的，不真诚的。比如“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这一章，并非是说君子真的什么都不争，而是说不争鸡毛蒜皮的东西，否则真的无所争，在大事大非面前也隐默不争，那不是成了懦弱小人甚至乡愿了吗？类似的例子，《论语》中还有不少，本书多有指出，请读者参看。
二是要注意不可前后随意贯串。不少学者喜欢以《论语》证《论语》，这当然也是读《论语》的一种重要方法，但仍然要注意综合的推理判断，不可随意贯串解说。比如：
子曰：“君子不器”（2·12）
子贡问曰：“赐也何如？”子曰：“女，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琏也。”（5·4）
不少学者将这两章贯串起来解说，因为君子不器，而这里说子贡是器，于是推出：子贡非君子。那么本章中孔子的意思并非明里的赞赏，而是暗地的贬损了。这样解说，恐怕未必符合孔子原意。因为孔门诸多弟子，虽然称不上仁，但称之为君子，却是毫无问题的。因此，不能简单地将这两章结合起来，运用严密的逻辑推理来解释。所谓“言岂一端，要各有当”，皇侃《论语义疏》说得好：“圣人作教应几，不可一准。”（《子罕篇》“子绝四”章注）“作教应几”，即是说在不同的场合，出于不同的目的，同样一个人说的话语，可以有所不同。当孔子说“君子不器”这句话的时候，他想强调的是君子应该具备多方面的才能，而并非仅有某方面的用途。而当孔子说“女（汝），器也”这话的时候，他显然是想用比喻的方式来赞赏子贡是一个有用之器，栋梁之材，如此而已，并无深意。可见，读《论语》，既要前后结合，也要注意分析不同语境背景，不应该处处都用严密的逻辑来比附，因为《论语》毕竟是记录孔子平时随性的话语，而非严谨的著述。
三、我们今天为什么要读《论语》？
如上所述，我不是一个狂热的崇古者，我虽然也学习《论语》，现在还给大家解读《论语》，但我并不像某些人那样，认为不读《论语》，就不足以为人；或者整个社会不读《论语》，道德就会沦丧云云。很简单，西方人大多不读《论语》，但他们的道德水平，并不见得就比我们低多少。不过，我还是主张，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认真读一点《论语》，这其中的好处，我按照重要性次第归纳说明如下：
首先，最重要的，就是学习《论语》当中一些引人奋发向上、导人正直善良的语句。《论语》作为两千多年前的产物，并非字字句句都适用于今天，但其中有一些话语，却有着亘古不变的价值，不管时代如何变迁，社会如何发展，都不会减低它们的经典价值。孙钦善先生说：
“探讨孔子思想的内涵及其现实意义乃至全部传统思想的内涵及其现实意义，必须尊重历史，不仅我们不可以任加解释、改造，赋予新的内容，而且要澄清前人的歪曲，还历史以本来面目。然后具体分析，区别对待：凡是属于反映客观真理的至理名言，凡是属于体现本民族乃至全人类优良传统的善行美德，均有永恒的价值，勿重新包装，拿来就是。凡属具有合理内核的，要注意发掘、吸收。凡属瑕瑜混杂的，要注意分辨，以决弃取。有的纯属反面经验，也要认真分析，引以为戒，并清楚其影响。”（孙钦善《论语和孔子的思想内涵及其历史影响、现实意义》，见《论语本解》，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311——312页）
孙先生这一段话说得很在理，给我们提供了一种非常通达的对待《论语》以及孔子思想内涵的态度，我很赞同，故不惮其长，抄录如上。孙先生所说的“凡是属于反映客观真理的至理名言，凡是属于体现本民族乃至全人类优良传统的善行美德”，正是我们今天读《论语》时首先要认真吸取领会的。比如：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1·14），这是鼓励人们要注重精神上的追求。比如：今之孝者，是为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2·7）这是劝人不但要能赡养父母，还要注意尊敬。比如：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4·5）这是告诉我们追求富贵，要符合道义。比如：女（汝）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6·13）这是告诉我们，作为知识分子，应该有操守。比如：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8·7）这是鼓励士人应该立志高远，持之以恒。比如：其为人也，发愤好学，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7·19）这是鼓励人们应该发愤好学，自得其乐，永葆一种积极乐观的心态。《论语》中诸如此类的经典话语，还有不少，读这样的话语，有助于提高我们个人的整体修养，可以使我们变得更加高尚，可以让我们的生活更加充实，更加完善，更加丰富。
其次，学习《论语》，有助于更好地了解中国古代的思想史。儒家思想是我国传统社会中的主流，而儒家思想的重要源头，无疑是《论语》。几乎古代所有的士人，自小都读熟读过《论语》。我们要了解古人的思想，首先就要读他们所读过的书。如果再问我为什么要了解中国古代的思想史，我只能说，首先，因为我们是中国人。其次，了解古代的思想史，可以使得我们的思想更加地深刻，唐君毅先生在《说读书之重要》一文中说：“直接单纯的一个思想，从来不会深的。只有对一个思想再加思想，才能使思想深。”因为了解了古人的思想，几乎就等于我们已经站在了古人的高度，可以循着这个高度，再去扩展、加深，从而使我们变得更加有智慧。
再其次，学习《论语》，可以提高我们的文史基础。《论语》的语言，简洁而流畅，典雅而丰富，可以称得上古代汉语的典范。诵读《论语》，可以提高我们的古文语感。另外，《论语》中的不少篇章，行文优美，富于情韵，仔细领会，也可以提高我们的文学鉴赏水平和写作能力。而由于《论语》中还涉及到了不少历史背景和名物制度等，读了《论语》，自然也可以对那一段历史有所了解。
当然，学习《论语》，一定还有其他许多方面的益处，以上所列，只不过根据我自己的阅读经验，简要概括。不同的读者，一定有各自不同的收获。正因为如此，所以我认为，即使是在今天，每一个不甘平庸的人，都应该认真仔细地读一读《论语》。
四、本人读《论语》的三点体悟
程子曰：“今人不会读书。如读《论语》，未读时是此等人，读了后又只是此等人，便是不曾读。”（朱熹《论语集注·序说》引）这句话当然过于功利，读书是长时间潜移默化的过程，读过一遍《论语》，哪里能够立刻就有明显的变化。但若认真细读，时日久了，确实会达到如理学家们所说的“变化气质”的效果。前几天，我的老乡、书友兼同事谢剑斌就说我这一两年来，气质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但我自己却并没有“明显”的感觉，我只是觉得我跟之前没什么两样，当然，我们都很熟了，他也没必要刻意恭维我。那么，这种连自己都不曾觉察到的气质变化，或许真的有吧？如果真的有，首先，我认为，应该归功于近两年来的细读《论语》。除了学识上的积累增长外，我这两年细读《论语》的过程中，有三点对我自己来说比较重要的心得体会：
一是不忧不惧，以乐盖忧。
在很小的时候，我听过龙王发水的故事。龙王生气的时候，会从嘴里不断地吐出水来，将整个世界淹没。那时候的我就很害怕，设想了许多的应对之策，其中最可行的一个，现在印象仍然深刻的，是：去找无数的水桶，放在龙王的嘴边，吐一口接一口，吐一口接一口，这样我就可以不被淹死。我相信大多数人都会有这种感觉，这也许是人类对群类毁灭的一种本能的恐惧吧？即使是在很小的时候，就已经有了一种对死亡的恐惧感，这种感觉随着年龄的增长，会愈演愈烈。因此，我特别赞同李泽厚先生所说的：人生的最大忧惧，在于“对那无定而必然的现实性个体死亡的恐惧”。而当我读到《论语》中“君子不忧不惧”（12·4）以及“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7·19）这样的语句时，我豁然开朗，伟大如孔子，也并非没有忧虑，只是他用一种一己的独得之乐去压盖这种忧惧。在此之前，我会一直在思考读书何用这个问题。读书何用？求名利么？太功利。求道义么？太飘渺。思考了很久，都没有头绪，得不出一个令自己满意的答案来。但是在细读了《论语》中类似的这些语句之后，我渐渐地看见了一丝亮光，对“读书何用”这个看似简单实则极难的问题，渐渐地有了些许清晰的线索。我想，读书的最大用处，就在于培养上文所说的这种独到的一己之乐，在精神上可以永葆乐观年轻，在行为上可以自觉问心无愧，这也就够了。宋代理学家叫人寻找孔颜乐处，我想，不外乎也就是此种乐趣吧。
二是尽人事而听天命。
《论语》中经常提到天命，孔子（包括他的弟子）都相信有一种超脱于俗世之外的神秘的天命在主宰着世间万物，但他们并不就此游手好闲，任由天命安排，而恰恰相反，仍然强调主观的努力。比如：12.5章：
司马牛忧曰：“人皆有兄弟，我独亡。”子夏曰：“商闻之矣：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无兄弟也？”
子夏虽然说“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可是仍然强调“敬而无失，恭而有礼”，强调注意个人自身的修养。子夏的话，既肯定天命的存在，又强调主观的努力。也就是说，尽人事，听天命，其侧重点在尽人事，一部《论语》当中，处处劝人要勤勉谨慎，所谓事在人为，一切都靠主观的努力，如果努力过了，最终还不成功，那也不怨天尤人，而是将其归之于天命如此。这样，不论是在逆境还是顺境当中，不论是成功还是失败，都可以鼓励世人既能勤勉努力，奋发向上，又能用行舍藏，宠辱不惊。这种感悟，对于我自己来说，意义非凡。它能令我保持一种积极乐观而又潇洒澹泊的心态。
三是下学上达。
子曰：“莫我知也夫！”子贡曰：“何为其莫知子也？”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14·35）
什么是“下学”，什么是“上达”，由于措辞过于精简，又没有多作说明，具体含义今天已无法确切知晓。皇侃《论语义疏》曰：“下学，学人事；上达，达天命。”这种说法比较为大多数学者所接受。朱柏庐《毋欺录》曰：“上达即在下学中，所以圣贤立教，只就下学说。才以上达立教，便误后学。” 结合朱氏的说法，我以为，所谓下学，是指学习一些平常的事物，普通的知识，从中渐渐地领悟出一些深刻的道理。其实孔子平常教育学生，也都只是从一些基本的典籍——比如《诗》《书》礼乐，和普通的事物——比如洒扫应对入手，以致学生们甚至怀疑他暗藏一手，急得孔子连连表白：二三子以我为隐乎，吾无隐乎尔。吾无行而不与二三子者，是丘也。（7·24）陈亢也有相同的疑惑，因此问孔子的儿子孔鲤是否“有异闻”。孔鲤的回答，不过是说学《诗》学礼，与教导常人的内容，并无二致。由此生发开去，我们也进而可以理解子贡所说的那句历来认为比较深奥的话了：“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5·13）子贡的言外之意，是说孔子所教给学生们的，都是基本而又平常的“文章”，而非玄奥而高深的“性与天道”。（雄按：此段系受钱穆先生《本〈论语〉论孔学》一文所启发，读者可参考。收入钱穆《孔子与〈论语〉》一书，九州出版社，2011年版）
为什么将这一点称为我读《论语》的重要心得之一呢？因为在此之前，我总会不断地质问自己：每天读这些书，知道一些零碎的知识，对我的人生，又有什么帮助呢？当我读到“下学而上达”这句话，并参考了钱穆先生《本〈论语〉论孔学》一文的发挥之后，我终于解答了这个长期困扰自己的疑问。不要总是质问这些零碎的知识有什么用，下学而上达，深刻的道理，总是蕴涵在普通的知识之中。只要持之以恒，保持学习，那么，总有一天，会领悟出深刻的道理。这个学期，我组织学生们认真讨论了网络上流传的《一个博士生的毕业论文致谢部分》（读者可自行百度来读）一文，该文将自己的十年求学生涯，贬得一文不值，宣扬了一种读书无用论的消极观点，其负面影响，基本上可以抵得上一剂文化毒药。有一个学生课上没有发言，但在课后给我QQ留言的话语，却令我记忆犹深，她说：“老师，如果您问我知识有什么用，我会很明确地说，每一次知识的积累都让我对人生对世界有些微的改变。”一个二十岁出头的女生，竟能说出这样的话语，令我很惊异，也很欣慰，同时也更加坚定了自己对“下学而上达”这句话的深层理解。
五、孔子生平简述
关于孔子生平，前人论之已详，本人没有独特的见解，也没有深入的研究，故仅根据钱穆先生《孔子传》及孙钦善先生《论语本解》二书，约略归纳概括，以作为本《前言》的结束。
孔子，名丘，字仲尼，春秋时期鲁国人。生于鲁襄公二十一年或二十二年，即公元前552年或前551年[1]，卒于鲁哀公十六年（公元前479年），享年七十三或七十四岁。
孔子的祖先是宋国贵族，因避难移居鲁国。到了孔子出生时，家世已经没落，因此孔子说：“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孔子三岁丧父，依靠母亲教育成人，其间生活之艰辛，可以想象。孔子二十岁左右，即做过“委吏”（管理仓库）和“乘田”（管理畜牧）的小官。鲁昭公二十五年（公元前517年），孔子三十五岁左右，鲁国发生内乱，季氏与孟氏、叔孙氏联合，三家共攻鲁昭公，昭公逃亡齐国避难，孔子也离开鲁国到齐国。齐景公虽然虚心向孔子询问治国之道，但并未能加以重用。孔子遂回到鲁国。鲁定公九年（公元前501年），孔子以知天命之年，始正式出仕，任鲁国中都宰。次年，又相继升为司空、大司寇。鲁国与齐国交界，两国素来不睦，时有战争。孔子当权，力主与齐和解，遂于鲁定公十年（前500年），与齐侯会于夹谷。齐人以武力相逼，意图侮辱，孔子机智应对，不卑不亢，展示了很强的政治能力，在鲁国树立了一定的威信。
鲁国内政，三家专权。孔子意欲“张公室，抑私门”，根治“陪臣执国命”的政治痼疾，于是有“堕三都”之举。季氏等三大家族固然控制着鲁国的内政，但时日渐长之后，三家的权力，也渐渐为他们各自的家臣所侵夺。孔子利用这一点，向三家建议堕掉费、郈、成三座都城（皆为三家家臣根据地），得到季氏的同意，故一开始进行得很顺利，轻易堕了费城。但堕郈时即遭遇到了一些抵抗，而且季氏也渐渐地发现了堕三都对他不利，因此在堕成时，就干脆不派兵参战，结果没有堕成，孔子的政治目的遂宣告失败，他也渐渐为季氏所疏远，不久即离开鲁国，开始了长达十四年的周游列国的行程。
司马迁说孔子周游列国，“干七十余君”，这当然是太史公的夸张之辞，实际上孔子师生辙迹所及，不过十来个国家，而且大多是像陈、蔡、曹、卫这样的小国。在这十四年间，孔子经历过得意弟子的误解和质问，经历过缺粮少食的饥饿和难堪，经历过野蛮土人的攻打和围困，真可谓是栖栖惶惶，狼狈不堪。他所鼓吹的道，听上去也许非常美好，但过于理想化，且需要长时间的积累和潜移默化，与当时急功近利、弱肉强食的国际政治风气格格不入，因此这十四年的漂泊生活，除了带给他满脸沧桑、一身瘦骨外，此外并没有更多的收获，如果一定要说有的话，大概是越来越多的学生吧？
“归与，归与，吾党之小子狂简，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5·22）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在政治上彻底绝望之后，孔子终于决定将所有精力都投入到教书育人、传道授业上。鲁哀公十一年（前484），孔子回到鲁国，收聚门徒，以讲学为乐，培养了一大批杰出的学生，他的学生以及学生的学生，也将他平时的言行记录下来，并汇聚成书，世代相传——这便是《论语》，一本影响了中国人两千多年的书，一本正在影响着当前世界上数以亿万计的人的书，当然，我们有理由相信，它仍将继续影响着未来的人。
这真是一本奇妙的书。
吴伯雄，2014年6月15日，写于四当斋。
作者简介：
吴伯雄，福建莆田人，复旦大学博士，现为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教授中国古典文学。工作以来，时勤时堕。前年颇知发奋，先后著《论语择善》，编《四库全书总目选》，点校《宋史翼》。教研之余，颇事笔墨。然外表沉潜宁静，内心张狂躁动。近来性情一变，作别青灯，抛却古卷，转玩公众号，专以文艺创作为事。露才扬己，任取笑于通人；掀天揭地，是快意于吾心。管他儒林文苑，过我诗酒生活。近作一诗，颇示己志，录之于下，以飨知者。诗曰：
也曾静默慕沉潜，
少年头角时峥嵘。
板凳难坐十年冷，
初心不使一尘蒙。
可能骏马作喑马？
到底书生是狂生。
文章著成宣天下，
记取莆阳吴伯雄。
[1]关于孔子的生年，《春秋公羊传》说是鲁襄公二十一年，而司马迁的《史记·孔子世家》则说是鲁襄公二十二年。由于两者都是现存最早的记录孔子生年的著作，且年代相近，都具有最权威的文献价值，因此已无法分辨出孰是孰非。好在两种说法仅相差一年，而且这仅属于孔子私人年寿的问题，对于整个中国古代文化史几乎没有影响，故我们大可不必纠结于此。可参考钱穆《先秦诸子系年》卷一《孔子生年考》，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