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绍军 | 西南联大时期钱锺书先生
1937年，钱锺书先生以《十七、十八世纪英国文学中的中国》为题，完成了自己的毕业论文，获得牛津大学副博士学位。据说，这种学位“当时还极少颁发给一个以中文为母语的学生”，而钱先生花了两年时间获得，是非常了不起的。这篇毕业论文后来分三次发表在1940-1941年的《中国图书季刊》（Quarterly Bulletin of Chinese Bibliography）英文版上。毕业后，牛津大学决定聘请钱先生为中文讲师（相当于美国大学的副教授），他没有接受，而是于1937年秋同杨绛先生一起到了法国巴黎大学。在法国作短暂停留后，1938年，西南联大决定聘请钱锺书先生为外文系教授。据当时文学院院长冯友兰先生讲，这在学校历史上是没有的，因为按照惯例，刚回国的留学生只能担任讲师，然后一级一级的来，由讲师升副教授，然后是教授。而钱先生连跳两级，直升教授，且时年还不到28岁，所以是破例。为此，冯先生曾给梅贻琦先生写信：“钱锺书来一航空信，言可到清华，但其于九月半方能离法，又须先到上海，故要求准其于年底来校。经与公超、福田商酌，拟请其于11月底来或下学年第二学期来……弟意名义可与教授，月薪不知近聘王竹溪、华罗庚条件如何，钱之待遇不减二人为好。”（《清华校友通讯》第18期）当然，钱先生对西南联大的礼遇，给予了积极的回应，他没有去上海，而是从香港直接转赴昆明。
1938年10月下旬，钱先生到达昆明，其时西南联大还没有开学。根据联大教授浦薛风教授回忆，一因战乱，二因校舍难觅，故联大学期始未定期。1938年度第一学期一直到12月13日才正式上课，所以钱先生到昆明后居住在学校附近的文化巷11号，积极准备新学期的教学任务，当时与他为邻居的有顾宪良、周珏良、杨武之等人（汤晏：《一代才子钱锺书）。在闲暇之余，钱先生爱好写诗，在一首题为《双燕》的诗中，他这样写道：“双燕飞归自海西，双飞归燕不双栖。空思故国春相逐。苦认前巢路竟迷。如此风光偏失侣，无多土地许衔泥。将雏尘上灰物处，可得孤花与表题。”（钱锺书：《管锥篇》）据说这首诗反映了他与杨绛分别后的苦闷与惆怅，其时钱夫人带着女儿到上海看望她的父亲，没有跟随钱先生到内陆。
据《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记载，钱锺书先生在西南联大执教虽只短短一年，但教过的学生却不少，其中就包括许国璋、穆旦、王佐良、周珏良、杨周翰、李赋宁、许渊冲等人。他在西南联大开设三门课程：欧洲文艺复兴、当代文学、大一英文。许渊冲回忆说；“钱锺书先生教我的时候才28岁，刚从牛津回国。他在清华时上课不听讲，考试总是第一的故事，在联大流传很广，使我误以为天才是不用功就可以出成果的。大一英文是陈福山先生编选的教材。钱先生1939年4月3日讲的一课是一对啄木鸟，他用戏剧化、拟人化的方法，把这个平淡无奇的故事讲得有声有色，化科学为艺术，使散文有诗意，已经显示出了后来写《围城》的才华。”（许渊冲：《追忆似水年华》）在西南联大，大一英文是一年级学生（不分院系）的公共必修课，按照学校惯例，公共必修课都是由系主任或有经验的教授任教的，但由于钱先生年纪较轻，所以他上课时总是戴一副黑边大眼镜，穿一身藏青色西装，脚上着一双黑皮鞋，看起来可以显得年纪大一点。钱先生年纪虽轻，但讲课却很受学生欢迎。许国璋后来在文章中说：“1938年，钱锺书师来昆明，在联大授'欧洲文艺复兴’与'当代文学’二课，都以欧洲为主线，兼及英国。每讲，总有新意，至今不忘。”又说：“师讲课，必写出讲稿，但堂上绝不翻阅，既语句洒脱，敷陈自如，又禁邪制放，无取冗长。学生听到会神处，往往停笔默记，盖一次讲课，即是一篇好文章，一次美的感受。”（许国璋：《外语教育往事谈》）
虽然钱先生在昆明的时间不是很长，但在这一年里，除了写作诗歌外，他还写了许多嬉笑怒骂，令人击节称赏的散文，总题为“冷屋随笔”，后来这组随笔收入1941年在上海出版的《写在人生边上》。在《论文人》（冷屋随笔之一）里他对文人进行了冷峻尖刻的嘲讽。他先对文人下了一个定义，认为所谓“文人”只限于诗歌、散文、小说、戏曲之类的文艺创作者，其他写文章的人不算。“一为文人，便无足观”，文人就是无用的人。因为在他看来，一些文人不喜欢文学创作，却偏来谈文学；或者不懂文学，偏来谈文学。因此他说：“至于一般文人，老实说，对于文学并不爱好，并无擅长。他们弄文学，仿佛旧小说里的良家女子做娼妓，据说是出于不甚得已，无可奈何。”（钱锺书：《写在人生边上》）在另外的《释丈盲》《一个偏见》《说笑》等随笔中，钱先生依然保持着嬉笑怒骂的本色，行云流水，在文中自由挥洒自己的风趣和幽默。这些作品发表后，给身处大后方的知识分子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许渊冲就说过：“钱先生在当时当地的报刊上发表的文章，流传很广，影响很大。”
当时的西南联大外文系，可谓群英荟萃，先后在这里执教过的有吴宓、吴达元、陈福田、温德、赵诏雄、陈定民、陈铨、叶公超、莫泮芹、闻家驷、卞之琳、杨业治、冯至、柳无忌等人，按说在这样的环境里，钱先生应该有不少知音，因为西南联大的同路学者最多，但实际上他在西南联大的经历并不愉快。这其中原因比较复杂，既有钱先生家庭方面的原因，也有联大外文系方面的原因。1939年暑假，钱先生去上海探亲，当时他父亲钱基博已在湖南蓝田国立师范学院中文系任系主任，想让钱先生随他前往蓝田师院，一面任教，一面照顾自己。再加之蓝田师范学院院长廖茂如还亲往上海劝说，这就有了钱先生舍西南联大而取蓝田师院的选择。此外，据说钱先生曾对西南联大外文系的前辈有过不敬之语，他说过：“西南联大的外文系根本不行；叶公超太懒，吴宓太笨，陈福田太俗。”（爱默：《钱锺书传稿》）当然，这些都只能是传闻，不能轻易相信。但钱先生离开西南联大，确实有他的苦衷。这是因为：一方面，钱先生父亲体弱多病，客居他乡，需要儿子的照顾；况且钱先生也不敢违抗父命，为了顺应父亲的意愿，他只能弃联大而就师院。另一方面，钱先生曾于1939年9月中旬给外文系主任叶公超先生写过一封信，委婉地表达了自己想离开联大的意思，但叶先生没有任何回复，钱先生以为西南联大的工作已辞，就离开上海前往蓝田师院了。
钱先生到湖南安化蓝田镇国立师范学院时，国师才成立两年，一切草创，筚路蓝缕。但正是这段艰难困苦的生活经历，却成就了钱先生在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夏志清教授认为钱先生“一百年来没有这么一个人”。钱先生以从上海到蓝田的旅途经验及在蓝田的小镇生活为蓝本，创作了一部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不可忽视的巨著一《围城》，并以此知名于世。夏志清认为《围城》是中国现代文学中最有趣和最用心经营的小说，可能亦是最伟大的一部（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作为著名的讽刺文学作品，《围城》让人们想起像《儒林外史》那一类的优秀的中国古典小说，但《围城》却比《儒林外史》更胜一筹，因为它有统一的结构和丰富的戏剧性，同时还牵涉众多的人物与场景，这与情节结构松散、人物类型单一的《儒林外史》有着天壤之别。因此，《围城》出版后，钱先生名噪一时，虽在烽火战乱中，但该书畅销不绝，两年内就出了三个版本，足以反映出这部小说受读者欢迎的程度。
钱先生在蓝田师院时，西南联大就屡次希望他能回昆明，陈寅恪、吴宓等先生都认为钱锺书这样的“人才难得”，他们为此事积极奔走，力主钱先生回到联大执教。钱先生也答应西南联大，愿意回昆。他在没有离开蓝田师院时，就写过一首《又将入滇怆念若渠》的诗：“城郭重寻恐亦非……学仙未是归丁令，思旧先教痛子期。沉魄浮魂应此恋，坠新危涕许谁知。分看攀折离披了，阅水成川别有悲。回首昆明湖水畔，繁华高柳尚留人。”（钱锺书：《槐聚诗存》）1941年10月，西南联大外文系主任陈福田亲自到上海，正式聘请钱先生为西南联大教授，然而令人遗憾的是，由于日本人侵占中国领土，河山沦丧，钱先生无法离开上海，自然没有到昆明就聘。
（原载于《学术探索》2006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