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宋朝，很多人的第一印象是积贫积弱，其实，这是一个严重的误解。无论从个体微观视角还是国家宏观视角来看，宋朝尤其北宋也许是历史上最富有也最具幸福感的朝代。

用现代眼光看，宋朝统治者用出色的政治智慧设计出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政治制度，使商品经济发展十分迅速，投资、出口、消费都处于当时的领先地位。

据史学家统计，宋朝的GDP占当时世界上的50%，海关税收最高时占到国家财政总收入的20%。

宋仁宗时期，每年中央税收约50万贯，而到南宋高宗时，仅广州一处每年的税收就高达110万贯。为什么宋政府要发展海上贸易？巨量频繁的海上贸易又是通过什么来管理的呢？

宋仁宗

为什么发展海上贸易

说起来，宋朝发展海上贸易的初衷有点憋屈。

前朝盛唐时东南沿海的海上贸易已经有较好的规模，泉州、扬州都成了外贸的重要窗口，与西部、北部各族也互通往来。但安史之乱后，西北边疆的游牧民族就牢牢把控着陆上丝绸之路，切断了中原和中东、中亚、欧洲的往来。

到了赵匡胤时期，西北统治者变成了西夏和回鹘，宋朝天子素来知道游牧民族的随性，生活稳定的时候遵从商业世界规则进行交易，匮乏的时候便骚扰边疆，豪取强夺，加上游牧民族崇尚武力，时不时给中原来个下马威，只好放弃陆运。

海上贸易

陆运出口不行，国内各行业商品又有产能过剩的风险，中央财政还要支撑有史以来最庞大、工资待遇最高的公务员队伍，怎么办呢？

极具商业天赋的大宋天子将目光投向了东部和南部漫长的海岸线：从市舶得到的收益最多，如果政策措施、相关配置得当，所得的税收数以百万贯计。这不是比从百姓身上取得的更多吗？于是发展海上贸易、成立海关部门——市舶司成为了宋朝政府创收的不二选择。

海上贸易

管理海上贸易的机构——市舶司

为了加强管理，赵匡胤在开宝四年成立广州的市舶司。随后他的弟弟宋太宗、以及宋太宗的儿子赵构又分别在杭州、明州设立市舶司，加上后来温州、泉州等地相继设立，一些县级、小镇港口城市同时设立市舶务或者市舶场，宋朝的海上贸易进行得如火如荼。

一开始，宋政府采取“州郡兼领”的方式管理市舶司，“以知州为使，通判为判官，及转运使司掌其事，又遣京朝官、三班、内伺三人专领之。”

也就是由地方官员兼职市舶使，相当于现在市委书记同时兼任海关党组书记，加上其他下级部属一共六人组成领导班子，垂直管理外贸事务。

泉州市舶司

到了宋神宗即位，这位同样极具商业头脑的皇帝，被《时代》杂志评为史上第三富的大人物，眼看公务员队伍过于庞大，财政依旧吃不消。

于是下达了“政事之先，理财为急”的诏令，号召当时的中央官员们重视理财，倡导节俭反对奢靡之风，同时改革职能机构，经济领域内的常平、坑治、茶马职能各自独立，以“监司”代替。

而为财政高度创收的外贸领域，出台了《市舶司法》，免除了地方长官的市舶兼职，改成“专委官”的运转使直接负责。

泉州市舶司

除了博买、抽解之外，宋朝也对玳瑁、珊瑚、玛瑙、紫矿等珍贵进口物采取垄断政策，一般商人不能进口，也不能私卖，否则就是走私。这些利润较高的物品在汴梁或者临安出卖，买者多为当地富人，在汴梁出卖这些进口商品的机构叫“榷易院”。

从北宋到南宋，经历多次整合、撤并，设置的市舶司变成了四处，广州市舶司依然是最悠久的存在，其次是杭州、泉州、密州。经过多次改革的市舶司，初步具备了海关的职能。

海上贸易

市舶司的日常运作是怎样的呢？当来自欧、亚、非洲各国的外国商船进入中国海域，市舶司的要员要检查货品，查验后没问题，征收关税成了必不可少的环节。

宋太宗时期的税率为20%，用实物收税的办法，但是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后发现，海运本身就有巨大风险，困难重重，于是税率降到了10%甚至十五分之一。而宋政府对出口不征税，只需要检查货品完毕之后就发放公凭，相当于今天的海关通行证。

除了按比率抽解之外，市舶司还对有些皇家贵族青睐的物品进行采买，称为“博买。”据记载，宋太宗曾下诏：“以后要遵从祖宗旧制，采购中国觉得有用的东西，比如乳香、药物等。”

这里说的乳香，就是原产于阿拉伯和非洲北部的有药用价值的香料，因为宫廷用量大，用实物抽税的办法远远不够，所以直接由市舶司采买。类似物品还有象牙、犀牛角等十余种奢侈品。宋太宗时期曾经规定博买一半，真宗时规定博买十分之三，剩下的才允许卖给商民。

宋太宗

通过抽解、博买和榷易，宋政府获得了大量海外的物产，一部分运往都城，供皇家贵族日常消遣和赏赐，还有一部分通过民间变现之后收归国库，成为财政的一部分，维持着冗大的国家机器的运转。据不完全统计，北宋政府的财政曾积累到1.6亿两。

而最重要的是，到国家风雨飘摇的危难关头，市舶司的巨额创收也为后来宋王室南迁助了一臂之力。

1. 范文澜.《中国通史》；

2. 孟元老.《东京梦华录》；

3. 《宋史》；

4. 徐松《宋会要辑稿》；

5. 杨文新《宋代市舶司研究》；

6. 全汉屏《宋代广州的国内外贸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