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头条：古代从长安到敦煌走多长时间
前言：丝绸之路东段，即从长安到敦煌，在选择不同的行走路线、利用不同的交通工具、面对不同的社会环境、肩负不同的出使使命的情况下，究竟需要多长时间？
通过考察汉简材料、文献记载和当事人的行程日记，得出一个初步认识：汉代的烽火边警和军情急报，通过沿途驿站的快马飞报，八天时间，即可从敦煌上报到长安；正常情况下官员的出使，利用沿途驿站提供的车辆，从长安到敦煌，需要一个多月到两个月。而且从汉唐到明清，在机动车辆未发明之前，两千多年中始终一贯，几乎没有根本的变化。当然其中也有二十多天的个例，那是由于情况紧迫而日夜兼程的结果；行走在丝绸之路上的民间商团，由于受到政府的鼓励并持有政府的节信，同样受到沿途驿站的接待，从长安到敦煌的行走速度，大致可以参照出使官员的情况；前往西天求法的僧人，情况各异，他们要一路行走，一路弘法交游，往返一次，数年数十年都是正常情况。
一般在对丝绸之路的考察中，从长安到欧洲地中海沿岸以及南亚次大陆的路线分为东、中、西三段。从长安到敦煌为东段，从两关以西至葱岭(即帕米尔)即今新疆地区为中段，葱岭以西为西段。在过去的研究中，我们对行走路线以及各个站点的空间位置比较关注，但对行进速度及往返周期等时间上的问题关注较少。以致从某地到某地需要多长时间诸如此类的问题，尚不十分清晰。本文根据出土汉简和文献记载，对汉唐到明清从长安到敦煌，在选择不同的行走路线、面对不同的社会环境、利用不同的交通工具以及肩负不同的出使使命的情况下，究竟需要多长时间，进行一些初步考察，供人们在对丝绸之路进行全方位思考时作以参考。
众所周知，张骞通西域，从公元前138年出行到公元前126年返回，用了13年时间。但是其中的十多年里并不在路上，而是在往返酒泉某地时，被匈奴所羁留，大部分时间是在匈奴度过的。紧接着，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霍去病远征河西设四郡据两关、李广利远征大宛(前104-前101年)、汉朝派使者校尉屯田渠犁、设立西域都护府(前60年)等，中原与西域的道路得以畅通。在这种情况下，长安到敦煌需要多长时间？
我们先举军情急报的例子。神爵元年(前61年)，先零羌反，宣帝派赵充国率大军出兵金城(郡治允吾，在今河口一带)。当时朝廷议决的方略是先剿依附先零但势力比较弱小的罕、开二种(羌人种落)，然后再集中力量平定先零。但是赵充国上书陈策，不同意这种方案。他认为对罕、开可采取招抚，施以恩惠，瓦解先零与罕、开二种的盟约，起到孤立先零的作用，然后再集中力量平定先零。大军出征，箭在弦上。两种意见，截然相反。赵充国的上奏需要以最快的速度在最短的时间上奏皇上，由皇上来作出裁夺。史书记载：“六月戊申奏，七月甲寅玺书报从充国计焉。”这是我们看到的有准确记载的速度最快的奏报。公元前61年8月20日上奏，8月26日得到皇帝的玺书，前后七天时间。七天中，包括了上奏到达朝廷后，皇上召集公卿大臣廷议决策的时间，至少得一天。如此，六天时间，从金城到长安一个来回，三天一个单趟，700多公里，每天至少要240公里。马不停蹄，日夜兼程，每小时10公里，6分钟1公里。这在当时驿路畅通的情况下，每个驿站快马飞报，才可实现。按此速度，长安到敦煌1800公里左右，如果是皇帝的紧急诏书和出征将领的军情急务，至少需要七到八天时间。也就是说，河西边郡包括敦煌在内，一旦有紧急情况，汉塞烽燧和沿途驿站，可在八天之内上报朝廷。
但上面的例子，只有在烽火边警，国家安全受到严重威胁时，才可启动如此高效的运转机制。至于正常的官员出使，那就是另一种速度。根据汉简的记载，举下面几个不同的事例：
永光五年(前39年)，一位叫李忠的官员丢失了一份重要公文。为防止不法之人获此以从事不法活动，朝廷向全国发通报悬赏，要求获此公文者必须尽快上交官府，否则要严加惩处。这份通报从六月乙亥(7月23日)发出，七月庚申(9月6日)到敦煌，走了46天。再如，也是永光五年(公元前39年)，有康居王使者一行前来汉朝贡献通好，结果到酒泉后由于在评估贡物和接待方面的一些具体细节与地方官员发生了纠纷，结果康居使者将此事上告朝廷，朝廷派负责外交事务的官员到酒泉、敦煌沿途追查。该官员从是年六月癸酉(7月21日)从长安出发，至七月庚申(9月6日)到敦煌，途中用了47天。按照当时的行程要求，“率日行百里。”相当于今天41公里左右。从长安到敦煌，约1800公里，4300多汉里，一般需要40多天时间。上面两例的速度基本与此吻合。
当然也有比此更快的情况。如甘露四年(公元前50年)，朝廷派一位郎中名叫马仓的人到敦煌来督办开挖漕渠的事，他六月辛丑(8月16日)从长安出发，至七月癸亥(9月7日)到达悬泉置，走了23天，走得相当快。每天要走近80公里。当时，朝廷与乌孙有事，(乌孙都城在赤谷城，今吉尔吉斯斯坦伊塞克湖附近)准备发兵攻乌孙，穿渠治水是当时的军情要务，可能需要加快速度。还有，建平三年(公元前3年)，朝廷派了一位叫忠的人来敦煌出任玉门都尉。他从五月壬子(6月21日)从长安出发，六月丙戌(7月25日)到敦煌悬泉置，一共走了34天。玉门都尉，属于驻边军官，上任履职，不能延误，比正常速度提前了十天。
汉朝时从长安到敦煌的路线，主要是沿今天312国道从西安到平凉后，沿六盘山东侧西北行，进入景泰直插武威，不经过今天的兰州。朝廷的官员出行，借助沿途驿站，乘驿站的传车一站一站前进。像悬泉置这样的驿站在敦煌郡就有九处之多，每处相距30公里。驿站除了有一定数量的驿马专供传递公文信件外，还须有一定数量的传车供来往使者和客人乘坐。如悬泉置，就有定额传马36匹，传车10-15辆，工作人员40人左右。传车要根据身份地位的不同分为一马二马所驾的轺车和四马所驾的乘传。上述例子中的官员从长安到敦煌，都是乘坐像悬泉置这样的驿站接待机构提供的车子行进的。
至于民间的商贸团队，还没有准确的材料可资说明。《汉书》中有笼统的记载，说“初置酒泉郡，以通西北国。因益发使抵安息、奄蔡、犛靬、条支、身毒国。而天子好宛马，使者相望于道，一辈大者数百，少者百余人，所赍操，大放博望侯时。其后益习而衰少焉。汉率一岁中使者多者十余，少者五六辈，远者八九岁，近者数岁而反。”看得出来，这段文字中虽然说的是天子派出的使团，但实际上也就是当时政策鼓励下经朝廷认可的民间商贸，出使的目的主要是经商贸易。他们“远者八九岁，近者数岁而反。”材料太笼统，无法知道其具体行程和时日。
东晋时有一个叫法显的和尚，他于399年前往印度取经，到412年才从海路回到青岛。法显西行，正当北方十六国纷争，他从399年出发，由长安经乞伏乾归的西秦(都金城，即今兰州)，然后夏坐，再到秃发南凉(都城已由乐都迁西宁)，过扁都口进张掖。当时张掖的后凉政权已被段业所取代，法显在张掖夏坐后，又至李暠西凉政权控制下的敦煌。先后历西秦、南凉、北凉、西凉四个割据政权。仅长安到敦煌就用了两年时间。一百多年后，敦煌人宋云，受北魏胡太后派遣往印度，求得一百七十部大乘佛经。其西行路线大致从北魏首都洛阳出发，经陕西、甘肃，从河州渡河，经柴达木盆地，过若羌，沿昆仑山北麓越帕米尔、兴都库什山，经今阿富汗到巴基斯坦白沙瓦。从神龟元年(518年)年底到正光三年(522年)，来回四年多时间。
大唐高僧玄奘西天取经，贞观元年(627年)八月从长安出发，经过四个多月的跋涉，至贞观二年年初才到高昌。根据《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的记载，他的行程是这样：“时有秦州僧孝达在京学《涅盘经》，功毕返乡，遂与俱去。至秦州，停一宿，逢兰州伴，又随去兰州。一宿，遇凉州人送官马归，又随去至彼。停月余日。时国政尚新，疆埸未远，禁约百姓不许出蕃。时李大亮为凉州都督，既奉严敕，防禁特切。彼有慧威法师，河西之领袖，神悟聪哲，既重法师辞理，复闻求法之志，深生随喜，密遣二弟子，一曰慧琳、二曰道整，窃送向西。自是不敢公出，乃昼伏夜行，遂至瓜州。”根据后人研究，玄奘在凉州停留月余，在瓜州停留月余。“从京师西北行三千三百里至瓜州”，以每日百里计，至少也须三十余日。从瓜州到伊吾(哈密)，路途极为艰险，“惟望骨聚马粪等渐进。四顾茫然，人鸟俱绝。夜则妖魑举火，烂若繁星，昼则惊风拥抄，散如时雨。”曾四日五夜未曾见水。
五代后晋天福三年(938年)，于阗王李圣天派人到后晋都城开封奉献，石敬瑭派臣下张匡邺、高居诲前往于阗册封于阗王为大宝于阗国王，从天福三年到天福七年(938—942年)，来回历时四年。主要是从灵州(银川一带)出发，经腾格里沙漠到民勤，再经凉州、甘州、肃州、沙州，进入于阗，沿途经过党项、吐蕃、曹氏归义军以及敦煌以西的一些割据政权，一路关卡，通行受阻。
耶律楚材从成吉思汗远征西域，从1218年到1224年，历六年时间，远达中亚的花剌子模(现在乌兹别克斯坦)。长春真人邱处机于1219年受成吉思汗征召西行，至1221年到阿富汗北部成吉思汗的帐前谒见，走了三年时间。不过，这两位从今天的内蒙古地区经阿尔泰山往西行，未走河西走廊。
明初的陈诚曾多次出使西域，其中第二次出使帖木耳帝国首都哈烈(今阿富汗赫拉特)，有《西域行程记》和《西域番国志》传世。当时，陈诚的使团从永乐十一年(1413年)由北京出发，至永乐十二年(1414年)正月到达酒泉，用了三个多月时间。《西域行程记》的记载是从永乐十二年正月十三(1414年2月3日)从陕西行都司肃州卫出发往西开始的，他们沿途经新疆伊犁，再经中亚撒马尔汗，于闰九月初一(10月14日)到达目的地。从酒泉到阿富汗的赫拉特，一共走了254天。而这次出使的全程，从永乐十一年九月从北京出发至永乐十三年十月再回到北京，来回用了两年时间。
清代往西域，尤其是新疆建省以后，交通正常化，一般的行程，从西安到敦煌需要两个月左右。下面是四个具体例子。
一是嘉庆四年(1799年)，著名西北史地学家洪亮吉获罪斩立决。后免死发配伊犁。有《伊犁日记》和《天山客话》。他从是年八月二十九(9月28日)出京，次年二月初十(1800年3月5日)到伊犁将军府报到，一路走了161天。从北京经河北、山西到陕西。十月十一(11月8日)从西安出发，十二月十五(1800年1月9日)到敦煌柳园，行走63天。
二是咸丰年间，倭仁被任为叶尔羌帮办大臣。根据其《莎车行纪》的记载，他从咸丰元年正月二十(2月20日)从北京起程，七月初三(7月30日)到叶尔羌任所，也是走了161天。其中从西安到敦煌，从二月二十七(3月29日)到四月二十二(5月22日)，走了54天。
三是林则徐鸦片战争后于1842年被发配伊犁。他的《荷戈纪程》是每天的行程日记。他从是年七月初六(8月11日)从西安动身，沿今312国道，经兰州到敦煌，九月十六(10月19日)到柳园，走了70天。
四是浙江秀水人陶模于光绪十七年(1891)赴任，其子陶保廉一路陪同，并有《辛卯侍行记》一书。九月十四(10月16日)从西安起程，十一月十二(12月12日)到柳园，走了58天。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四例中的西进人物，都是当时的封疆大吏或学界名流，有着极高的社会地位和影响，不管是前往赴任还是发配流放，一路都有门生故吏和沿途官员的应酬接待，自然要耽误一些时间。
从上面所举汉唐到明清的例子中，可以引出如下的看法。一、从汉唐到明清的两千多年中，在人类还没有发明机动车辆之前，从长安到敦煌的时间，需要一个半月到两个月，两千年中没有根本的变化。因为交通工具都是一如既往地乘坐马车或骑乘驼、马。二、在国力强盛而大一统的情况下，从中原到西域，必然的选择就是河西走廊的宽阔大道，汉代、唐代和清代的大多数时间都是如此。而在民族纷争、割据林立的情况下，只能选择人烟稀少的柴达木盆地或漠北之路。三、以法显、宋云、玄奘为代表的出行僧人，他们一路行走还要一路弘法，交游僧众，所以他们的出行没有时间上的限制，一次出游，数年数十年都是正常的。四、当时的民间商团基本都持有朝廷的凭据和节信，受到政府的保护鼓励，得到沿途传舍驿站的接待，在域外的活动很大程度上也代表朝廷的意旨和对外方针，所以他们的出行速度，亦可参照官员使者的行进节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