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流水一样追寻 ——欧阳先生城市地理（2）
彼此陪伴，相互成全
跟着刀哥看教育
像流水一样追寻
——欧阳先生城市地理（2）
2.随州：书香
宋大中祥符三年（1010），欧阳观调赴泰州判官，履任不久，即染病而亡。因其为官清廉，家里几无积蓄和置产；人去俸亡，家里没了经济来源，郑氏母子三人（欧阳修有一妹妹，后面将有提及）顿陷生活困境。无奈，郑氏只好在安葬亡夫后，携带幼儿稚女，投奔远在随州（今湖北随县）的小叔子欧阳晔。
欧阳晔（958-1037）小欧阳观6岁，却跟其兄是同科进士，先后任随州推官，南雄州判官，随、阆二州推官，江陵府掌书记，拜太子中允、太常丞、博士等。
当时，欧阳晔虽仅为地方小吏，俸禄不多，但对前来投奔的孤儿寡母，依然给予了热情的接待和力所能及的照顾。后来，欧阳修在为叔父所作的墓志铭中写道：“修不幸幼孤，依于叔父而长焉。尝奉太夫人之教曰：‘尔欲识尔父乎？视尔叔父，其状貌起居言笑皆尔父也。’修虽幼，已能知太夫人言为悲，而叔父之为亲也。”可见叔侄情深，类同父子。
古话说：三岁看大，七岁看老。是否真能看准，既关乎被看者的生命发展，也与“看”者的水平和识见相关。欧阳修早年偶有习作，无论诗赋文章，都很老练，欧阳晔看后激动地说：“嫂无以家贫子幼为念，此奇儿也！不唯起家以大吾门，他日必名重当世。”
景祐四年（1037），欧阳晔病逝于随州，享年79岁。其时，欧阳修正遭贬谪，先在穷乡僻壤的夷陵，后又改任更偏远蛮荒的乾德（今湖北老河口），不能奔丧，只能写信表达“长养教育之恩既不可报”、只有“状貌起居言笑之可思慕”的痛苦心情。叔父灵柩暂厝随州，直到庆历四年，欧阳修被重新启用、供职汴梁时，才得以下葬。不巧，欧阳修又因出使河东，未能亲临葬仪。当年八月，才匆匆赶到叔父坟前祭拜，作《尚书都官员外郎欧阳公墓志铭》。
在墓志铭中，欧阳修对叔父称颂有加：“公之明足以决于事，爱足以施于人，仁足以施其族，清足以洁其身。”这样的品性和人格，对欧阳修的影响非同小可，用今天的话说，叔父称得上欧阳修生命中的“重要他人”——毕竟，他跟叔父生活的时间，远超跟父亲的时间。
欧母郑氏，“世为江南名族”，“恭俭仁爱而有礼”。虽读书不多，文化不高，却有毅力、有见识、又肯吃苦。丈夫故去时，她年方29岁，为了一双儿女，“守节自誓”，选择终生守寡，安贫居穷，勇敢挑起了持家和教养子女的重担。
郑氏常以先夫生前的言行、品性和美德教育幼子，要他清廉自守，孝顺长辈，待人处事敦厚仁爱。很多年后，欧阳修在千古名篇《泷冈阡表》中，如此记述母亲的教导：
汝父为吏，廉而好施与，喜宾客……故其亡也，无一瓦之覆、一垅之植……吾何恃而能自守耶？吾于汝父，知其一二，有待于汝也。
夫养不必丰，要于孝；利虽不得博于物，要其心之厚于仁。吾不能教汝，此汝父之志也。
吾儿不能苟合于世，俭薄所以居患难也。
母亲的这些教诲，语重心长，深深印在欧阳修心里，让他“泣而志之，不敢忘”。
欧阳修稍大些，郑氏便想方设法教他认字写字。家里买不起纸笔，便以荻草秆为笔，铺沙当纸，教欧阳修书写。欧阳修跟着母亲的教导，在沙地上一笔一划练习，反反复复，错了重来，直到写对写工整为止。这就是被后人传为佳话的“画荻教子”。
这则佳话，有说发生在绵州，有说发生在随州，其实发生地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欧阳修由此爱上了诗书，时时读写，积累益丰，常能过目成诵。10岁时，母亲又带他到邻近藏书多的人家去借书读，有时甚至要他把借来的书抄录下来，以便时时温习。
随州城南有东园，是他好友李尧辅的花园。李家多藏书，欧阳修经常去看、去借。有一天，他从李家的旧纸筐里，发现了6卷残缺的《昌黎先生文集》，爱不释手，便借回家反复诵读。“韩文如潮”，昌黎先生沉厚雄博的气势，清新自然的文风，像闪电一样照亮了欧阳修的眼睛和心灵。他高兴地对母亲说，世上竟有这样好的文章啊！
谁都没想到，那残缺的6卷韩愈文集，竟深刻影响了欧阳修一生。而韩欧遥隔时空的携手，更是深刻影响了中国古代文学史——由韩愈、柳宗元力倡的“古文运动”，开一代散文新风，却因晚唐骈文复兴而停滞，直到欧阳修重张旗帜，并以其门生三苏、曾巩和王安石等人的加盟而得以重振，“唐宋八大家”由此而出，影响至为深远。
遥遥想来，史无记载的那些夜晚，当欧阳修在烛火下捧读韩文时，那或许是中国文化史上最美丽的一次邂逅。如果说江西给了欧阳修血脉基因，四川养育了他的童年体魄，那么河南人韩愈，则给了他丰沛的精神食粮——河南，既是欧阳修的生活重镇，也是他的埋骨之所。
在随州，欧阳修开启了自己的“科举致仕模式”。宋仁宗天圣元年（1023），17岁的欧阳修首次参加乡试，虽其答卷“奇警之句，大传于时”，但因未能按规用韵而落榜。四年后，欧阳修通过乡试，参加礼部试，又因文章不合体例要求，再次落榜。
沮丧之余，欧阳修不得不把注意力集中到“时文”上来。“时文”即当时盛行的四六体，以古代圣贤和经传典故为主要内容，以四言六言为主要形式，讲究声律和谐，对仗工整，颇类后来的“八股”。天圣六年（1028），欧阳修拜见汉阳知军胥偃。他在“投名状”《上胥学士偃启》开篇即说：“某闻在昔筑黄金之馆，首北路以争趋；附青云之名，使西山而起价。”胥偃读后大为赞赏，说“子当有名于世”，并收欧阳修为徒。
次年春，欧阳修随恩师胥偃赴京应试，国子监试获第一，同年秋，国学解试又列第一。又次年（1030）春，在晏殊主持的礼部试中，再列第一。三月崇文殿御试，他名列第十四，荣登甲科进士。从此走上仕途，远离了随州。
从4岁到22岁，欧阳修在随州生活了18年。这是他生命里最重要也最难忘的18年。随州可谓他人生的摇篮，在这里，他汲取到最初的智慧之乳，并显露出非凡的才华。许多年后，他在《李氏东园记》里说：“随虽陋，非予乡，然予之长也，岂能忘情于随哉？”
3.洛阳：花客
在流行“穿越”的时代，很多人想穿越到宋代，因为那是古中国最让人向往的美好时代。尤其是北宋，财富之丰蕴，生活之丰乐，文娱之丰繁，节庆之丰盛，无一朝能及。明朝学者郎瑛曾感慨：“宋之富盛，过今远矣。”（《七修类稿》）
据宋人施德操所记，有一次，仁宗在宫中听到热闹的丝竹歌笑声，惊问宫人：“此何处作乐？”答：“此民间酒楼作乐处。”宫人接着向仁宗诉苦：“皇上您听，外面如此快活，哪似宫中如此冷落也。”仁宗说：“你知道吗？正因我宫中如此冷落，外面人才会如此快乐，若宫中像外面一般快乐，那民间就会冷落了。”
宋朝最有魅力之处，就是市民生活的幸福。欧阳修《六一诗话》曾说：“京师辇毂之下，风物繁富，而士大夫牵于事役，良辰美景，罕获宴游之乐。”士大夫都羡慕市民的闲暇与欢娱，真算是黄金时代——那是市民的黄金时代，也是知识分子的黄金时代。
知识分子的黄金时代，首推春秋战国。社会地位高，自由程度高，跟君主都是“师友臣”的关系。但很快，短暂的美好后，就是漫长的苦难。始皇焚书坑儒，汉武罢黜百家，魏晋门阀制度，知识分子命运都很惨。直到隋唐开科取仕，上升通道才再度被打开。
宋朝知识分子被看重和倚重，有一事为证：两宋时期，几乎没有知识分子被杀。即便是“政治异见人士”，也顶多只是流放，“面壁思过”一般，“思”完“过”后，还会有不错的安排和待遇。宋代文学艺术成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巍峨高峰，如陈寅恪先生所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年之演进，造极于两宋之世”，无疑与这自由宽松的世风有关。
以欧阳修的家境来说，若在门阀时代，他或许只能永为贩夫走卒引车卖浆之流。幸好他生于宋朝，科举制度完善，社会重贤识才，只要是“读书种子”，就有“跃过龙门”的可能。
天圣八年（1030），23岁的欧阳修中进士后，被授将仕郎，试秘书省校书郎，次年三月，任西京（今河南洛阳）留守推官——跟他叔父在随州的职位一样。所不同者，洛阳毕竟是西京，而且当时的西京留守，是著名文人、前朝贵族钱惟演。
钱惟演（977-1034），吴越王钱俶第七子。钱氏家族归降后，获宋厚待。成书于北宋的《百家姓》，开篇就是“赵钱孙李”，“赵”是当朝皇室之姓，“钱”就是吴越王族之姓——钱惟演一生宦海沉浮，政绩平平，人品不足称，曾被寇准称为“佞人”，但雅好文辞，文学上颇有建树，系当时重要文学流派“西昆体”的干将和代表。
钱惟演“尤喜奖励后进”，招徕文士，对有才华的属下格外器重。欧阳修任职洛阳时，年方24岁，英姿勃发，才情横溢，又与梅尧臣、尹洙等文士齐聚钱氏幕下，诗会文游，颇得其袒护支持。公干之余，常一起郊游宴乐，诗词唱和，日子过得潇洒浪漫。
据说，有一天，欧阳修与谢绛登游嵩山，到龙门时下起了雪。忽见有人骑马冒雪渡河而来，是钱惟演派来的厨子和歌妓，使者传钱口谕说：“登山辛苦，两位可在山上尽情赏雪，府里公事简易，不必着急赶回。”简直如同《红楼梦》中贾母对孙辈的溺爱。
这样的溺爱，并非没有道理。今天有人说，女孩要富养，其实，文人也要富养。虽有“文章憎命达”、“诗穷而后工”之类说法，但人在宽松优裕的环境里，或许更能安心于诗赋文章。无论怎么说，这些“上层建筑”的东西，是要建立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上的。
吃喝玩乐之余，欧阳修们自不免吟诗作文。当时文风尚骈，浮靡华丽，一水儿的套话、废话、空话，欧阳修们就是凭着这样的“时文”，通过科举考试的。现在，终于可以自由写作了，当然不会再满足于那样的死板和刻板，而是效法秦汉古人，追仿韩柳先贤，力图破除时风，推广“古文运动”——无疑，这与钱惟演的“富养”有关。
洛阳自唐开始栽培牡丹，此时也达极盛。欧阳修特别喜欢牡丹。他曾遍访洛阳民间，对牡丹的栽培历史、品种花色、管理技术、育花环节、防病方法及风俗民情等，认真调查，详细研究，写出了我国第一部花木专著《洛阳牡丹记》，成为牡丹著述中的扛鼎之作。
他还赋诗填词，不吝笔墨，为洛阳牡丹献上一曲曲颂歌。他宣传洛阳牡丹：“洛阳地脉花最宜，牡丹尤为天下奇”；他关注洛阳牡丹的发展：“客言近岁花特异，往往变出呈新枝”；他流连于洛阳的山水之间，发自内心地赞美洛阳牡丹，称“洛阳牡丹甲天下”。
在洛阳，欧阳修虽只生活了短短三年，但洛阳厚重的人文底蕴，清简的政务公事，对他的生活和生命影响深远。就像风华绝代的洛阳牡丹，始终留存在他的眼前心底——宋仁宗景祐三年（1036），欧阳修被贬夷陵，故友至交前来相送，他曾含泪而言：举起酒杯，我很想问何时才能再归洛阳。而他的《戏答元珍》一诗，最能体现这种情感：
春风疑不到天涯，二月山城未见花。
残雪压枝犹有菊，冻雷惊笋欲抽芽。
夜闻归雁生乡思，病入新年感物华。
曾是洛阳花下客，野芳虽晚不须嗟。
这是他随后写给峡州判官丁宝臣（字元珍）的诗。身为迁客，面对“山城二月未见花”的凄凉景象，一想到曾在洛阳生活过，见过姹紫嫣红的牡丹，就感到欣慰而不觉其苦。言下之意，看过美丽的洛阳牡丹，不管身处何地，遭受何等打击，都无须忧愤。
后来，欧阳修屡屡被贬，辗转各地，但无论走到哪里，他都会想起洛阳的山山水水，忆起牡丹的国色天香，宣称“年少曾为洛阳客”。毫无疑问，这段美好的“花客生活”，成了欧阳修生命中最珍贵的记忆，最温暖的回忆，而这样的记忆和回忆，无疑成了他的心灵慰藉，成了他屡遭打击而不甘消沉的精神支撑。
未完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