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误解的“包二奶”? 一位博士的另类调查 |
【导读】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市场经济和社会剧变的浪潮中，婚外包养开始成为一种普遍现象。流行观点认为，“包二奶”是一种钱色交易。然而，事情仅仅是如此吗？
本文引入“性别劳动”理论，指出婚外包养现象背后的社会阶层分化与男性气质构建的关系。作者调查发现，在这种不平等的亲密关系里，“二奶”通过从事巧妙而繁复的家务、情感及身体劳动，帮助男性确认自我价值、男性尊严和权威。由于关系的私密性，男性往往将这种繁琐、强制性甚至痛苦的情感劳动视为心甘情愿。不同阶层地位的男性对“二奶”的功能需求也有重要区别：对于工薪阶层而言，“二奶”通过提供自愿而体贴的家务服务，压抑自己的负面情绪，为男性营造一个温馨实用的家庭氛围，打造“一家之主”的尊严感；对于商人老板来说，“二奶”的功能是商品化，她们既要忍受情绪暴力和克制愤怒等“压抑型”情感劳动，又要从事“表现型”情感劳动，帮助男伴在公众场合塑造充满优越感和吸引力的男性形象。这种男性气质建构的阶层差异，体现了市场改革对中国社会性别关系的影响：随着商人阶层的男性欲望显性化和女性身体商品化，那么被市场边缘化的工薪阶层男性也通过婚外包养来寻求身份价值的肯定。
本文原载《社会学评论》2013年第5期，作者授权发布，仅代表作者观点，特此编发，供诸君思考。
婚外包养与男性气质的关系化建构
(本文原载《社会学评论》2013年第5期)
▍“包二奶”＝“钱色交易”？
一个温暖的冬日的午后，阿菲正在家中看肥皂剧，百无聊赖，她玩起自己的假睫毛，一会儿戴上一会儿取下。阿菲住在广州城郊一套70多平米的两居室中，是男友阿东半年前给她买的。我到的时候，阿东刚走没多久。阿菲告诉我，他之前已经三天没来了，这次待了两个小时。我调侃阿菲“是不是小别胜新婚啊？”阿菲说：“我们没做什么，就聊聊天，他抱了我一会儿。”见我有些不信，阿菲笑着说：“我们好久没做了，他胃口不是很大，现在身体也不行了，做不了几次，他要留着给他老婆。” 在阿东刚开始表现出不太有兴趣做爱的时候，阿菲还很担心他会不会甩了她，好在阿东一直给她钱，供养她。“他对我还是有感情的，”阿菲说。
阿菲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二奶”，广州本地人，31岁，三年前和建筑公司老板阿东——一个37岁的已婚男人——在一起后，就不再工作，由男方供养。然而，与“包二奶”是“钱色交易”的常识不同，在阿菲—阿东这个案例里，“性”并非最关键的因素。这在笔者调查的其他18个案例里也并非罕见：一些男性和他们的二奶没有固定的性生活；甚至在个别案例中，包养双方完全没有性交行为。本文对婚外包养的分析将突破“性”的局限，将其置于市场经济改革时期“男性气质（masculinity）重塑”的背景中来考察。文章指出，“性”是这个时期男性气质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不是唯一要素；而且，“性”的重要性不仅仅表现在“行为”层面，很大程度上体现在“符号”层面。
市场经济改革以来，不少学者注意到性别重塑运动在中国社会和文化领域风起云涌，尤以批判和背离社会主义国家主导的“去性别化”的性别实践为重要特征。 从80年代开始，以男性作家和男性学者为主要代表的知识精英抨击过去的体制“过分强化女性的权力和自主性，让男性完全服务于国家，从而使男人不像男人”。这是对男性心理和精神上的阉割，最终导致了国家的虚弱和现代化的无法实现。 市场改革时期占主导地位的性别话语以个体主义为基础、以提倡“素质”和“欲望”的“市场话语”为主导，与以维护父权制基础的、主张传统性别角色分工的传统话语相结盟，并高度渗透到国家话语之中。
在市场经济改革时期的性别话语中，关于男性气质的主流表述呈现出新的特点：首先，性和欲望的显性化。在罗丽莎所说的“后社会主义寓言”中，释放和彰显在社会主义时期被压抑的个体欲望成为中国实现现代化的核心动力，性和情欲作为最本质的人性获得表述的合法性，而男性的“性”欲、“情”欲又因与传统性别规范暗合，获得更多的社会接纳和道德合法性；其次，财富的核心地位。随着消费社会的到来，理想男性越来越多指向那些拥有充沛购买力的形象。 赚钱和获取经济资本的能力是男性化个体素质的一种重要表现，这种能力可极大的增加其在（异性）亲密关系中的吸引力；最后，随着“男主外女主内”等传统性别和家庭角色的回归，官方话语和主流媒体都将男性气概与男人的家庭角色和家庭地位相挂钩，强调“养家人”的角色和一家之主的权威。
关于男性气质的论述，凝结着性别与社会阶层这两种要素之间的相互交会：当经济水平与男性个体素质和吸引力、养家能力紧密捆绑在一起时，低社会阶层的男性不可避免地面临“去男性化”的危机；同时，当（异性恋的）性和情感的欲望成为市场改革时期男人本性时，女性身体、性和情感就会成为实现男性气质的重要途径，进而转化为表达某种阶层优势的符号。
在本文中，笔者引入“关系化”的视角——即男性性别身份的完成如何依赖于（亲密关系中）女性的劳动——来考察婚外关系与男性气质的建构。笔者借鉴了Jane Ward提出了“性别劳动”的概念，形容为他人“赋予性别”（giving gender）而进行的各种情感和身体的努力，或主动地搁置自我关注（self-focus）以便帮助他者完成其渴望的性别认可。Ward指出，所有的社会性别（男性、女性、跨性别、酷儿等）的身份建构都需要来自他人的承认、肯定和协助；然而，性别劳动往往与权力关系密切相关。某些社会性别身份，更“理所应当”地期待、要求他人为其提供性别劳动，也更能通过强制力量使其要求得以实现。这些性别身份通常表现为男性（包含异性恋、同性恋和跨性别中男性取向的那一方），尤其是当它与其他类型的权力形式（比如优势阶层和种族）结合之后。这是因为，为他人提供性别劳动往往被认为具有“女性化”倾向。成功的性别劳动往往需要暂时搁置甚至压抑自我，以对方的诉求为中心，生产出对方所希望的社会性别身份，因此，性别劳动也大量由女性化的主体（feminized subjects）来承担，甚至被认为是女人的天性或责任。
本文借助性别关系化建构的视角，分析亲密关系与男性气质的建构，阐述二奶在家庭内外所承担的家务、情感和身体劳动，以使她们的伴侣感到作为男人的尊严和地位。在婚外包养这样一种不稳定的亲密关系中，由于经济上的依赖、社会文化上的压力以及缺少法律的保护，帮助男伴实现某种与阶层相关的男性气质，成为被包养女性维护自身地位的一种有效策略，这也使得她们的性别劳动更有迹可寻，便于我们考察男性气质的关系化建构。
通过对工薪阶层和商人阶层男性婚外包养案例的分析，本文还将展示权力关系是如何影响性别劳动在特定亲密关系中的运作：首先，二奶们给男伴提供的性别劳动远远多于从她们的男伴那里得到的，这与社会的性别期待有关，也与她们对男伴的经济依附有关；其次，二奶和妻子不同，妻子有法律和社会承认所赋予的“地位”作为保护伞，一定程度上免于陷入繁琐的、不对等的，甚至痛苦的性别劳动中，然而二奶却会因为自身地位的不确定性而将取悦对方当作一种维系关系的策略；再之，二奶也与陪酒女等商业性情色服务不同，陪酒女一定可以将她们的真实情感和逢场作戏的工作区分开——当她们在一个商业场合努力奉迎男性的时候，她们可以在此过程中不用表演得那么真诚。在私人化的亲密关系中，二奶不仅主动承担肯定、保证和强化其伴侣男性气质的劳动，而且需要动付出更多的努力使得这些劳动显得真实自然甚至“不着痕迹”；最后，当男性的性别与商人阶层相结合时，二奶们为男伴制造性别的劳动往往从私人场所的私密互动拓展到特定公共场合的公开呈现。
▍家务劳动的情感与符号意义
40岁的阿才是浙江人，供职于当地的一家汽车配件公司，和妻子育有一儿一女。作为一名基层销售人员，他每月去广州出差两周。三年前，他在广州市郊城中村与38岁的阿润同居。阿润来自广西的小县城，有一个10岁的儿子。前夫因逃债失踪后，阿润为供养儿子并偿还债务，把儿子托付给老家的好友，跟着老乡来到广州打工。她起初在发廊做洗头工，兼做“小姐”，与阿才相遇并同居后，阿润便不再工作。
阿才支付每月的房屋租金和他逗留广州期间两人的花销，此外他还给阿润每月生活费；阿润照顾他在广州期间的日常起居。她把简陋的出租屋收拾得井井有条，阿才换下的衣服当天就洗净晾干，一日三餐也都照着阿才的心意做。这其实与阿才在老家的情况很不同。阿才的妻子在公司做财务，靠着夫妇俩的收入支撑全家的开销和孩子们上学的费用。因为心疼妻子在他出差期间又当爹又当妈，他回到老家几乎承包了几乎所有的家务。但在广州，他很享用阿润无微不至的照顾，回家往床上一躺，闻着饭菜飘香。有时在做饭间歇，阿润还会进来给他揉肩搓背，帮他解乏。阿才常说：“照顾人是阿润的强项。”
如同阿润，工薪阶层的二奶们大多承担大量的家务和照料劳动。大部分的二奶会留意男伴的需求和喜好，以便在日常照顾中投其所好。在笔者调查的案例中，所有工薪阶层的二奶们都会学做她们男友最爱吃的饭菜，有些二奶还学着做有营养的可口饭菜，以此表明对男友的关心。这为像阿才这样经常出差的工薪男性提供了很多现实的好处：从纯粹经济理性的角度来看，包养阿润这样的贤惠女子比从市场上购买家政服务更划算。 更重要的是，对工薪阶层男性而言往往，这些个性化的、带着爱意的照料是对他们养家的肯定和回馈。正如当过出租车司机的老王所言：“现在这社会赚点钱不容易，还不是为了老婆小孩。回到家老婆（要能）做一桌子菜等着你，再说两句体贴的话，心情就不一样，感觉就不怎么累了，觉得值得。”
然而，很多工薪阶层是双职工家庭，妻子的工作对家庭经济条件至关重要。在工作、家务的双重负担下，妻子无暇时时照顾丈夫的需求。夫妻俩也会就家务分工中产生争吵，比如在老王看来，自己赚钱养家就是尽到了丈夫的职责，做家务、照顾儿子主要是女人的事儿；而妻子则认为自己也工作，老王也应该多参与家务。因此，对一些工薪阶层的男性而言，包养便宜贤惠的二奶一定程度上建构了“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幻象，二奶所给予的服务和照顾不仅再生产了他们的劳动力，还再生产了他们的尊严，完成其“养家人”的男性身份建构。
比较而言，商业精英男性的二奶则不需要从事大量的家务劳动。在14个商人和高级白领包养案例中，有12位男性的两个“家”在同一个城市；另两个香港人，一个是珠宝商人，一个是建筑师，他们去大陆主要是去休闲和见二奶。很多男性几乎每天都在外应酬，而其他家务则由他们的妻子或家里的保姆来承担。不少商人的二奶也请小时工来料理家事。家务照料在商人的包养关系没有太多实际的作用，但其符号意义却不容忽视。笔者在调研的过程中遇到过不止一次这样的情形：这些二奶在和朋友外出吃晚饭时匆匆赶回家，因为他们的男人临时决定回“家”吃饭；还有二奶会特意从自己的住所——没有电梯的8楼——跑下楼去为男伴买他随口提到想吃的点心。通过“有求必应”甚至略带表演性的家务劳动，二奶们给这些男人们传递了重要信息——他们在家里的重要性和至高地位，因为他们的要求可被无条件满足。
▍多维度的情感劳动
除了符号化的家务劳动外，二奶们也通过情感管理来帮助男伴完成他们向往的男性形象。工薪阶层的二奶经常需要控制不满、不悦等负面情绪，比如，阿润这么描述男伴：
他就是性格急躁一点，别的都没有什么。我就是忍得住，随和他。有一次，他说要11点半吃饭，让我去煲汤，后来还没煲好，他就会说：怎么还没煲好啊，怎么那么久啊？他就不高兴，说11点半要吃饭。我就随和他了，说老太婆了，不中用了——后来他也就好了，如果顶的话也合不长的。
这些常被描述成“温顺、善解人意”的女性美德，事实上包含了大量的社会学家Arlie Hochschild所说的“情感管理”的工作——激发或压制情绪从而保持一种能使对方产生合适心理状态的外部表情。 阿才的急躁易怒令阿润心里不满，但阿润的策略是“忍”——不从情绪和言语中表露出来，甚至采取一些自嘲的方式化解他的烦躁情绪，从而使对方的要求显得正当合理。阿润的“忍”一方面符合传统的女性规范——女性通常被期待控制愤怒、不满等情绪以表现“温顺”，另一方面也是她维系这段关系的重要策略，她深知“顶是合不久”的，在经济依附和“无名无份”的双重弱势下，她通过帮助阿才确认在家中的权威感以稳固自身地位。
一些二奶还给予男伴肯定和鼓励，提升其自信心和自我价值，这对于在社会和家庭中缺乏认可的工薪阶层男性而言尤为重要。50岁的老王曾是出租车司机，后来在妻子方荔的亲戚的帮助下调入办公室做行政。三年前和一个比他年龄小20岁的打工妹小梅好上了。老王说：
我每天上班很辛苦，唯一的爱好就是打打麻将，就是放松放松，跟朋友聚聚。但是方荔觉得这是赌博，坚决不同意，反应特别激烈……她一天到晚把我跟她姐夫比，说人家开公司，赚钞票，我一点没上进心，一点不努力，就知道打麻将。（我）在家一点意思都没有，觉得很压抑……（我）和小梅就很谈得来，每次我去她那里，觉得很放松，很愉快。她对我很好，给我做饭，陪我聊天，从来不要求我做什么。她知道我跟我老婆的事情，她也很同情我，觉得我是很好的男人，应该有个幸福的婚姻……我跟她说过我不可能跟我老婆离婚的，但是她也没说什么，照样对我很好。说实话，我蛮感动的。
方荔发现了老王的私情并愤怒地砸了小梅的住所，两人结束了25年的婚姻。离婚后，老王发现，小梅对他不会娶她感到很难过，但小心翼翼地掩藏起她内心深处的感受。通过压抑自己的失望、不断给予支持，小梅让老王获得了一种“很好的男人”的自我价值感。
与工薪阶层的二奶相比，很多商人阶层的二奶则还需要承受更大的言语伤害并抑制愤怒来迎合男伴。一些商人的二奶告诉笔者，在关系稳定之后，她们的男友经常肆意地冲她们发脾气。这些情绪发泄很多时候是一种“迁怒”；男性在工作、应酬、以及家庭生活中遇到压力或者不顺，演变成在二奶处“找茬”，并将后者的忍受当作一种理所当然。与受法律和社会习俗保护的婚姻关系不同，婚外包养关系对于男性的行为缺乏社会约束，完全依赖于包养双方之间的互动和牵制，只有在男性情感高度投入（比如关系初期或对二奶有强烈情感依赖）的情况下，男性才会自发约束自己的行为。
比如，一次阿菲因为许久没见到阿东，在电话里对他娇嗔抱怨，没想到阿东在电话那头吼道，“你个婊子，你被那么多男人*过了，你以为你还是处女啊，还说我对你不够好？！”阿菲很受伤害，但并没有回击。她说：“我这个男人就是粗鲁。跟他吵没用啊，他更气啊，骂得更难听，还关水喉（停止供养），费什么事呢？”
除了忍受情绪暴力和克制愤怒等“压抑型”情感劳动外，一些商人的二奶还需要从事“表现型”的情感展示，使得他们的男伴获得情感满足和良好感觉，比如营造一种良好的谈话氛围。阿英是一名香港珠宝商的二奶，她说，“他每天给我打电话就说生意上的事情，我对他的生意没兴趣。他一直讲一直讲，我就只好在那边听，假装听得很认真，有时候说几句，说这个真有意思啊，他听着高兴点。”通过专注的聆听、赞赏的笑声和肯定性的评论，阿英不仅满足了男友想要交流和分享的情感需求，而且从她的反应中，男友能够感到自己是一个有趣而富有魅力的男人。
通过压抑型和表现型的情感管理，商人的二奶们让男人在与她们的相处中释放情绪压力、发号施令、获得魅力认可，正如一位男性受访者感叹：“她让我感觉像个皇帝”。感觉像个“皇帝”不同于工薪阶层男性从与二奶互动中获得的“好男人”的感受；皇帝是地位和权力的象征，有资格享受别人提供的各种服务，可以随意下达命令并期待得到执行。
▍私人关系的外显
除了在私人空间彰显男友的重要性，商人的二奶们还需要帮助男友在其社会圈子里获得“面子”。在新兴的商人和企业家圈子里，有魅力的漂亮女人常常被视为是最有价值、最值得拥有的男性战利品；在私人浪漫关系的光晕下，能够拥有值得艳羡的女伴一方面标志着男性个人欲望的满足，另一方面折射出男性的个人魅力和地位。
许多商人和企业家的二奶为了维护男人的荣誉和地位，会进行大量的身体劳动，在陪伴男友出席的公共场合呈现出“恰当”的女性身体。许多人会根据男友的要求来改变自己的外表打扮，但并不是所有男性都想要他的二奶看起来更年轻或时髦。例如，笔者访谈的两个二十岁左右的打工妹就常被比她们年长几十岁的男友要求穿昂贵沉稳的套装（而不要穿便宜时尚的衣服），尽量少化妆。这种装扮可以使她们看上去更成熟，免得两人被误认作祖孙关系。这样的装扮也可以掩盖她们的农村身份，让她们看上去更有文化和品味，不会被人当成酒吧陪酒女。相反，对那些30岁左右的二奶们而言，“装嫩扮靓”则是首要任务，这些女性会追逐最新的时尚、精于化妆，甚至去整容以淡化年龄的痕迹。她们告诉笔者，这样做的目的是要保持形象上的优势，因为男人不会希望自己身边的女人“又老又丑”。
商人们的二奶经常被要求陪同男友出席各种应酬活动。在这些男性的社交应酬中，对女色的消费构成男性缔结兄弟纽带的重要内容。这种应酬活动通常被建构成（有权势的）男人可以摆脱道德约束、满足一己私欲、寻找乐趣和刺激的场合，这与妻子的形象——去性化的贤妻良母和家庭的守护者——格格不入。所以，妻子的出现会被认为既玷污了家庭的清誉，又坏了男人的“性/兴致”。相反，二奶的陪同则能产生不同的效果，由于她们被视为私人欲望的对象，她们出现在这样的场合则是怡情的。
在这些应酬场合，二奶们要尽量使她们的男友看起来很有男性吸引力。比如，一天晚上，笔者跟随阿雪去她男友阿海开的夜总会。我们的包厢里还有阿海的两个朋友和他们的女伴，不一会儿，阿海来到我们的包厢，阿雪忙迎前挽住他，阿海笑着对大家说：“（刚才）碰到几个老朋友，来来来，喝一杯。”阿雪从茶几上拿起一只空杯，给他倒上啤酒。一个朋友递上一杯芝华士，说我们都喝芝华士，你喝啤酒不行。阿雪忙接过杯子说：“我男朋友胃不好，喝不得啊！”朋友们听她护驾，对阿海说：“女朋友体贴啊，你不能喝，她来喝一杯吧？”阿海看了阿雪一眼，阿雪娇嗔道：“哎呀，你们不要为难我男朋友，为难我啦。”看大家不依不饶，她接过酒杯：“好吧，只能喝一杯哦。”喝过了酒，大家坐下。阿雪紧紧倚着阿海，轻抚着他的手，柔情地说：“怎么去这么久啊？有没有累啊？”身边的朋友打趣阿海说：“你女朋友想你了，等不及了。”大家一阵哄笑，阿雪害羞起来，轻搡边上的男生：“不许欺负我！”与陪酒的小姐相似，通过敬酒、言语调情、身体抚摸等表演，她们帮男伴建立起性感且有魅力的形象。但与陪酒女郎不同的是，二奶是某个男人的个人所有，这一定程度上消解商品化性消费所建立起来男性魅力的廉价感，同时和陪酒女郎相比，二奶的表演也要更为真实自然。因此，对很多被商人包养的二奶而言，出席这种应酬活动具有一定强制性，她们不得不去。
与商人的二奶们费尽心思为给男人在公共场合“挣面子”不同，工薪阶层包养二奶的行为则更具私密性，包养二奶通常是工薪男性个体化的、修补男性尊严的方式，并未成为一种群体性的亚文化。一般而言，工薪阶层的男性不需要参与半制度化的、充斥着情色消费的社交应酬活动，他们的社交活动通常以家庭为单位或者干脆排斥女性参与（比如喝酒、打牌）。二奶们很少被邀请参加他们社交活动，一些二奶甚至通过拒绝参加男人们的活动而使自己显得像个“贤妻良母”
▍结论：性别的关系化建构及其本土意义
本文指出，在婚外包养关系中，二奶从事着巧妙而辛苦的家务、情感及身体劳动，帮助男伴确认其自我价值、男性尊严和权威。在私人的居家环境和亲密的情人关系中，男性往往将二奶所承担的繁琐的、往往是强制性的、有时甚至是痛苦的劳动视为是心甘情愿甚至十分乐意的。这一认知使男性进一步确信，女伴对其男性气质的肯定和赞赏是真实而自然的。
二奶的劳动对男伴的意义，因后者的阶层地位的差异而有所不同。通过提供自愿而体贴的家务服务以及压抑自己的负面情绪，工薪阶层的二奶不仅为男伴营造了一个温馨实用、极具“信价比”的家，而且为他们打造了“一家之主”的尊严和价值感。商人的二奶则需要进行大量的性别劳动，帮助男伴在公共场合表现出一种充满优越感而吸引力的男性形象。男性气质的阶层差异与市场改革时期中国社会的变迁紧密相关。一方面，随着市场改革，商人阶层拥有了较强的经济能力，并试图获得更高的社会地位。这些社会地位的诉求在男性欲望显性化和女性身体商品化的性别话语的支持下，构成其男性气质的重要组成部分，即通过拥有漂亮女人来彰显身份、权力和优势。另一方面，工薪阶层男性则在市场化的过程中被逐渐边缘化，这个群体的男性气质的建构更多围绕了他们的家庭角色，通过女伴对其作为家庭的经济支柱和一家之主的身份的确认，生产出男人的尊严和价值感。
必须强调的是，为他人制造性别的劳动不仅仅发生在异性恋的亲密关系中，而是存在于各种社会关系中。由于性别劳动需要以他人的意愿为中心并压抑对自我的关注，性别劳动的提供与获取往往呈现出某种权力和地位等级关系。居高位者往往将他人对其（性别）身份的确认和尊重视为理所当然，而居低位者一方面承受着性别劳动的重负，另一方面也将为他人制造性别策略化为获取资源、调整关系状态的手段，从而使得一些优势社会阶层可以通过商业化的方式获得身份地位的确认和彰显。此外，关于特定社会关系中情感互动的社会文化准则也会制约性别劳动的方向和程度。
关系化建构的视角对于理解当代中国性别身份的建构尤其有用。首先，与西方不同，中国传统上对于性别的界定既不是男女二元的，也不具有西方那种以性为标准的本质主义的认定，而是基于人伦关系中的名分。 在人伦关系中，不同角色是互相依存的，一种身份的确立需要相关角色的配合。即便在当代，“男女二分”的性别界定已深入人心，但特定性别角色依然包含传统人伦关系中的相关角色要素，比如，男性气质往往融合“夫”、“子”、“父”、“友”等多种角色要素的组合。再之，在社会转型时期，主流性别意识形态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在多种话语的交织下，个体性别身份的不确定性被大大增强，更加需要来自他者的肯定和协助。此外，依赖人伦关系的性别观与多样化的性别话语也带来了性别建构过程中权力关系的复杂性。简言之，上述因素为我国学者突破西方个体主义倾向的局限进而更全面考察主体身份建构提供了契机，也让人期待出现更多融合了“关系化”视角的性别研究佳作。
本文原载《社会学评论》2013年第5期，原标题为“婚外包养与男性气质的关系化建构”。图片来源于网络，如有侵权，敬请联系删除。欢迎个人分享，媒体转载请联系版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