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尔羌的断头台
南疆：官商勾结贩玉案之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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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诗人张渭有诗云：“世人结交须黄金，黄金不多交不深”。这是天宝年间的人际现实。英国作家莎士比亚这样说过：“钱是一根伟大的魔棍，随随便便就能改变一个人的模样”。看来，文化不同的国度也至少有一点共识，就是对钱的看法高度一致，其实这不是钱的问题，这是人性贪婪的问题。
想必高朴和阿不都舒库尔被五花大绑跪在叶尔羌城外的断头台上时，一定都曾自问过：要那么多钱干什么呀？！
乾隆四十三年十月七日，高朴和阿不都舒库尔被斩首。乾隆皇帝特意降旨，尸体扔到野外喂野兽，不得敛收。可见乾隆对此二人狼狈为奸、苦累回众的恨之深。之后，乾隆再次降旨提及已被正法的此二人：便宜他们了，应该让他们受刑，并千刀万剐。
斩首高朴和阿不都舒库尔时，叶尔羌万人空巷，居民汇聚到城外，如同看盛况般观此二人被斩。人头落地时，众人欢呼雀跃，蜂拥着向永贵磕头致谢，老百姓对此二人的仇视之久亦可见一斑。在永贵的奏折中记录道：“诸伯克及所有会集老幼回众俱摘帽下跪禀称，大皇帝仁比天地，明如日月，相距遥远，尚且洞鉴我等贱奴之困苦，削除苦累我等之辈，各游牧老少永远感激大皇帝鸿恩，资生有望”。
自此，色提巴尔第所控告高朴、阿布都舒库尔罪行之事，已全部查实，且引出更多腐败事件。
估计乾隆也想不通他们要那么多钱干什么？因为清政府每年会给当时的驻疆办事大臣1.2万两的养廉银，看来，高薪养廉有时却是一种谬误。对金钱的无限攫取已让高朴这类货色用一副人的皮囊掩盖了他们的蛇蝎兽心。这使得人与人之间的区别，比人与畜生的区别还大。
其实对举报人色提巴尔第来说，内心也肯定是有压力的，因为其它伯克也并不清白，他们不会认为高朴是被民众举报的，而是会认定是他色提巴尔第为了一已之私利才举报高朴，所以会对他起了防范之心。
据记录，色提巴尔第曾委屈地告诉永贵：皇上如此重用我，并给予“贝子”的爵位，我感恩不尽，本也不想告发，但是知道皇上法严，回子贱民，并不懂什么大义，如果此事酿成乌什之乱，有负于皇恩。也怕引来对家人的杀生之祸。
从这段记录可以看出，当时色提巴尔第犹豫了很久，也考虑了几个月之久，甚至出于自保也曾向高朴送过玉石。在正义与邪恶斗争时，很多时候，并非正义就一定能战胜邪恶，时机很重要。
色提巴尔第并没有状告另一个办事大臣淑宝。当时淑宝是帮办大臣，此人也任过布政使、巡抚等职，并不是个官场菜鸟，只是性格懦弱，属于老好人。在高朴独断的情况下，只得自保，听之任之。如果淑宝就这样装聋卖傻下去，也许不至于杀头。可是，在审讯高朴侍卫纳苏图时被供出：淑大人也托常永等人将500斤玉带到内陆高价出售。原本是想做一把买卖，这下完了，被押解进京砍头示众了。
有一句话这样说，“如果你是幸运的，你只需有一种道德而不要贪多，这样，你过桥更容易些”。可见淑宝在高朴贩玉一事上，并没有坚守自己的道德底线，死有余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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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可以从永贵给乾隆的奏折中看到高朴的忏悔。高朴被斩首前，向着东方，也就是北京的方向不停地磕头，恸哭不已，并对审讯的永贵表白：“我承蒙皇恩，官至侍郎，又委边疆重任，皇上念及我祖高斌，施与隆恩，我有何才，难承福份，鬼使神差，利欲熏心，胡作妄为，即便粉身碎骨，亦难抵罪，但请尽早正法，犹有何说”。在我看来，这应该是永贵想证明高朴的悔过之心、取悦乾隆而杜撰的。贪官自然贪生，不贪生的人未必贪财。
人出生时攥着拳头，什么都想抓住，但到临死之时，才醒悟过来，其实什么都攥不住，何况金钱。
乾隆降旨四大臣的当天，也降旨自叶尔羌至北京、苏杭和两江的沿途各省，命缉拿高朴的家人和同伙商人。旨中责问沿途各关卡：自叶尔羌至苏杭，朝廷设置了数十道关卡，高朴的家人是如何通关贩卖玉石的？和田办事大臣玛兴阿回京，只带了五个箱子并没带玉石，本可以不查，但沿途反而搜查，沿途的官卡，有如此办事的吗？
受到皇帝的责问，各省官员自然知道罪责难逃，而赎罪的最好办法就是抓到高朴的家人，将功补过。于是，李福、常永、熊濂、张銮、赵时瑞等人陆续在不同的省份被抓捕。当然，还顺便抓了一批与高朴毫无关系的玉贩子。
据高朴的家人李福交待，高朴初至叶尔羌，见鄂对生活富裕，就让鄂对为他寻玉，鄂对给了高朴九十块玉，李福与张銮运到苏州，一次获利十二万两白银。
乾隆原本降旨曰“鄂对已故，念其战功，免罪”。但看到李福的供词后，命永贵查清鄂对当时有没有苦累回众之事，如果有，由其家产赔付。不过，此案确与鄂斯满无关，鄂斯满当时已是阿克苏的阿奇木伯克，并没有与父亲鄂对在一起生活。
鄂对的家产在他死后，夫人热依木从库车来奔丧，临走时，把能带走的家产都带走了，包括鄂对的小妾。
鄂对临终前流着泪求高朴帮忙，请高朴上奏皇帝保举他唯一的儿子鄂斯满到叶尔羌任阿奇木伯克，并答应把家中的玉石都送给高朴。面对死亡，鄂对知道留钱没用，也后怕了。他认为，只要儿子能做了大城市叶尔羌的阿奇木伯克，他和高朴私采玉石之事就不会败露。
鄂对是一个好父亲，对皇帝的确也是忠诚的。乾隆虽然因为此案削去了鄂斯满世袭的二等贝勒爵位，但还是给了鄂斯满一个散秩大臣衔，也没有撤掉鄂斯满喀什噶尔阿奇木伯克的职位。另传旨永贵，不得查抄鄂斯满的家产，鄂对的家产实际上已由夫人热依木带到了时任喀什噶尔阿奇木伯克的鄂斯满那里。可见，乾隆对边疆民族官员的管理还是以激励办事为主。
永贵奉旨所抄鄂对的家，其实已是一座空房。这个漂亮的空房子，乾隆赏给了色提巴尔第作为府邸。鄂对的另一处宅子是一处28间的土屋，物品很少，也不值钱。鄂对留有马1匹，羊50只，树474棵，变价不足一千两银子。
在审讯高朴家人常永的奏折中，乾隆又发现了一个新情况：高朴竟然在孝贤章皇后（这里提到的应该是嘉庆帝之母皇贵妃魏佳氏，汉人）过世不满27个月之际，在叶尔羌欣赏百戏听秧歌，由此，乾隆怒斥高朴是一个无情无义不忠不孝的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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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还真可以从几件小事中看出高朴确是个无情无义、眼中只有银子的小人。
就常理来说，同伙之间帮忙是不需要破费的“弹冠相庆，助纣为虐”这个成语就是形容这类人的。作为同伙，鄂对已经送了高朴那么多的玉和银子，但是临死前，办儿子的事，还是得给高朴送礼，不能坏了高朴的规矩，由此可见一斑。
家人也交代了高朴的另一面。
鄂对小妾的哥哥默门是个六品伯克，想升五品伯克，但是没钱，鄂对帮他给高朴送了五百两银子，事才办成。鄂对死后，小妾去喀什噶尔时将鄂对的一些值钱东西送给了哥哥默门。不过，在被永贵审问时，默门死不认帐，后来，稍一吓唬默门的母亲，老太太便全招了。所以默门也被削职，带着一家老小被发配到伊犁种地纳贡去了。
伊什罕伯克阿布都舒库尔，原本与高朴朋比为奸，一丘之貉的货色，私采私贩玉石已久，高朴私采玉石重要的帮凶。但他想给自己的养子从六品伯克升为五品伯克，也得照样给高朴送五百两银子，不然也办不成，而且，不单得给高朴送，给高朴的家人常永也得送二百两银子。
可见，卖官收钱，也是高朴这类贪官的共性。高朴卖了很多伯克的帽子，只有阿布都舒库尔养子的顶子上报吏部备案，其它根本没有上报朝廷，其实都是一群没朝廷任命的假伯克！
贪官还有一个共性就是敲诈勒索。高朴去和田巡视时，指使常永向和田阿奇木伯克要玉。但这个叫麦第雅尔的伯克，却没有玉，只好给了40两金子。其它的小伯克们碍于高朴是皇亲国戚，不敢开罪，也先后被索要了钱财。
当一个官，眼中只有银子而没了人性时，也就贪到了极点。物极必衰。这时候，真是搞不清要那么钱干什么用了。
为高朴具体办采玉一事的达三泰，原本是健锐营前锋校尉，满洲正白旗贵族，跑到高朴处讨了一个叶尔羌主事的官，与阿布都舒库尔的亲信什胡勒伯克果普尔具体负责采玉。此二人本质上就是俩狗腿子，平日里不光打骂勒索采玉的民伕，自己也上行下效私藏好玉。不过，他俩被查抄的家产都没超过二千银子，也就是一些弓箭、鸟枪、马匹、盔甲之类，玉都在去内陆的路上而被查抄,银子还没有见着，命先没了。
高朴被斩后，此二人被押解进京，在囚车里颠簸了二千多公里到达了嘉峪关，被乾隆安排在此处候着的人就地斩首了。乾隆降旨，此类人不得入关，就地斩首，抛尸荒野，与两人的主子一样喂了野兽。
我们再说叶尔羌伊什罕伯克阿布都舒库尔，他本是黑山派和卓的后裔，出身贵族。但人张狂时，可不会想到家人会因他获罪。他被斩首后，这个家自然也就垮了。我们可以从档案中看看这个家的成员及结局。
阿布都舒库尔的妻子喇伯47岁，妾耐布喇33岁。长子阿不都色默特21岁，次子麦莫特巴赫12岁，三子阿布都勒巴赫9岁，女儿噜歇4岁，养子阿布都拉阿集斯27岁，儿媳僧讷20岁。这八口人，原本于乾隆四十三年十月十一日押解进京，但在行至哈密一带时，永贵接到了乾隆如何处理阿布都舒库尔家人的旨意：叶尔羌伊什罕伯克阿不都舒库尔的家人不必押解进京，赏给当地有功伯克为奴。这下好了，阿布都舒库尔犯罪被斩，他的家人也从天上掉到了地上。不计后果，当然也是贪官胆大妄为的必然后果。
实际上高朴案中还涉及了很多商人，但这些商人多数只是被没收财产、打个板子什么的，除个别被发配外，只有张銮和赵时瑞被斩首，因为皇帝认为此二人竟敢勾结钦差大臣贩玉内陆，是为贱商，犯有蛊惑和怂恿钦差大人之罪，不杀不足以抵其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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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人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一直很低，从中国历史上民的四种分法“士农工商”就可以看出。因为古人认为，商人以倒买倒卖为生，不事生产，不从事和参与生产活动，靠“投机倒把”挣钱，“无商不奸，无奸不商”。为了阻止社会上的老百姓都去经商，从而使得务农、做工和从事生产活动的人变少，几千年来，官方一直对商人进行压制。秦时，商人不得穿丝绸衣物，汉代，商人申报不实要没收家财，唐朝，不能入朝为官，宋代，地位有所提高，清代，出现红顶商人胡雪岩。当然，战国的范蠡和秦国的吕不韦则属官商。
现在说说红顶商人胡雪岩和新疆的关系。
新疆这块土地，古称“西域”，自汉唐以来，就与祖国内陆一直保持着血肉相连的关系，虽然在朝代更替过程中，中央政权对西域的统治力也曾中断过，但是中央政权对这里的统治很容易重新恢复。因为西域从各方面对中国内陆的依赖性都很大，而且在民间，中原文化对西域的影响力也从未间断过。但是清末关于“塞防”与“海防”的争论，却差一点让这块重要而辽阔的疆域被外来侵略者掠夺。
同治六年（1867），浩罕人阿古柏入侵新疆建立哲德沙尔割据政权，四年后，沙俄占领伊犁。新疆没有丢是因为光绪七年（1881），左宗棠率八万大军抬棺西进，只用了一年时间，在当地民众的支持下，驱逐阿古柏与沙俄侵略者。左宗棠是当之无愧的民族英雄，他能顺利收复新疆的强大财力支持正是来自红顶商人胡雪岩。应该说，对收复新疆来说，胡雪岩功绩仅次于左宗棠。
商人从未离开过官场，但是道亦有道，商人的道是诚信、公平、合理，但是，如果商人一旦背离了经商之道，成为官人压榨百姓的媒介，只为挣钱，不择手段，那么其财富再多，也必将南柯一梦而已！
商人与官人，是一对利益兄弟，彼此不可分离。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当高朴与商人张銮、赵钧瑞相互勾结，行无道之术后，也就意味着一同灭亡。因高朴犯事，此二人也将死无葬身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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