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川碑刻的全集 铜川历史的再现——《铜川碑刻》出版发行
铜川地区现存的碑刻内容丰富，数量繁多，尤以耀州区药王山博物馆的收藏为著。历史上对铜川碑刻的著录研究，也以此为盛。从欧阳修《集古录》、陈思《宝刻丛编》著录华原县（今铜川市耀州区）《唐神德寺碑》等碑以来，历代相关著述层出不穷。
《铜川碑刻》一书为陕西省铜川市范围内碑刻专集，内容包括碑碣、墓志、摩崖、造像碑以及买地券等。本书收录的碑刻资料，以第二次全国文物普查登记的田野碑刻资料为主，兼及一些重要的馆藏资料，这些资料主要来源于耀州区博物馆和铜川市考古研究所的收藏。其次，就是近年来田野考古工作中新出土的碑刻，这批资料主要收藏在铜川市考古研究所。除此之外，为保存资料，还对一些历史上有著录，原石尚存但文字已漫灭、原石不存但有拓本遗留以及一些毁于20世纪50年代以后有录文的碑刻资料予以收录。
铜川现存的碑刻中，具有浓郁地域特色的占有很大比例，其中陶瓷、煤炭、灾荒、教育以及宗教、民俗类等最具典型性，为研究铜川历史提供了翔实的第一手资料。
第一、铜川碑刻中记载的陶瓷史资料
铜川境内富藏瓷土，为生产瓷器创造了必要的条件。耀州窑是产生并发展在铜川的一座烧造区域大、历时久且影响范围广的历史名窑，铜川碑刻反映的陶瓷史资料，也就是耀州窑的发展史。
陕西铜川（古称同官）耀州窑，在明代以前是一处以青瓷为主导产品的大型窑场。从现有的考古资料可知，明代以前耀州窑的中心窑场位于今铜川市王益区黄堡镇。早在唐代，这里就已开始制瓷。五代耀州窑瓷器釉色以天青色最为精美。这一时期瓷器器型多以金银器为蓝本，剔花、划花为装饰，裹足支烧为特征，同时还可能为宫廷烧造了一批精美瓷器，被后人称之为“柴窑器”。到北宋时期，耀州窑的刻花和印花技术已经发展到顶峰。但是北宋以后，由于窑场所处地理位置易受兵燹，加之数百年的发展，窑场周围可资利用的制瓷原料与燃料的开采日渐困难，一些工匠开始向黄堡镇以东约30里的陈炉镇一带迁徙。在明嘉靖三十六年（1557）之前，延续了800余年的耀州窑黄堡镇窑场终于停烧。为祈求窑业的兴盛，耀州窑的从业者很早就兴建了窑神庙。最早记载耀州窑窑神庙的文献就是《德应侯碑》。
第二、铜川碑刻中记载的煤炭史资料
铜川是一座因煤而兴的城市，煤炭开采历史悠久。存留至今的炭窠（民国以前当地称煤窑为炭窠）碑也为数不少。
我国古代对于煤炭很早就有认识，西汉时期已经用煤冶铁。考古资料表明，铜川地区早在唐代就已使用煤炭作为生活燃料。到宋代，煤炭的开采和使用就更广泛了，当时已经有专门存储和买卖煤炭的机构。金代以后，伴随着耀州窑中心窑场东移陈炉，这里的煤炭开采也逐渐兴盛起来。到明、清时期，这里的煤矿业有了新的发展和变化，一方面因为“兴炭利赖”，人们争着投资经营煤业，另一方面又是“同邑山多土瘠，无恒产者皆指煤窠谋生”。这两者互相影响，最终促成了铜川煤矿业的兴起。而矿业的兴起也是促使修建窑神庙的最直接原因，正如《窑神庙置地碑》中所云“神非民罔克享禋祀，民非神罔以保生全。故凡有居民之处，无不建立神庙以奉祭祀”。道光四年（1824），雷家坡村民及其周围的煤矿矿主集资修建了窑神庙，目前主体建筑尚存，虽庙内的崇祀对象已无法看到，但仍可从现存的文字资料中有所窥测。
第三、铜川碑刻中记载的灾荒资料
铜川碑刻中，也记载了当地历史上发生的灾荒，包括地震、饥馑等方面的资料。
对于地震的记载，以耀州区嘉靖三十六年（1557）《重修庙学记并诗》为最。碑云“嘉靖三十四年乙卯，……十二月十二日亥时，……忽由东南而来地势摇动，震响如雷，……山移崖崩，地裂水出，凡城屋等项圮如平地，无一存矣……其百姓压死，蒲、华二州各有八万，吾耀州亦二千六百有奇”。这次地震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华州大地震。碑中记载了地震时间、震中方位、震时状况、震后破坏，以及死亡人数。
对于灾荒、饥馑的记载，民国二十一年（1932）《左福盛妻叶氏墓表》“庚子岁（即光绪二十六年）荒劫来临，告借无许”。民国二十五年（1936）《关建功妻杨氏墓碑》“丁丑（即光绪三年）奇荒，全邑居民逃亡殆尽”等，都是当时民众困苦的直接记录。而民国二十四年（1935）《关建隆妻宋氏墓碑》载“庚子以后，陶业破产”，“陇峻如梯，田小如瓦，终岁□□恒不足以供事畜”，更是当时同官陈炉镇陶瓷业日渐衰落的见证。这些都是研究明清以来经济社会史的重要资料。
第四、铜川碑刻中记载的北宋以来铜川教育发展史资料
铜川有关教育方面的碑刻，最早的是现存于耀州区博物馆（即宋代以来耀州文庙）的北宋元祐九年（1094）《耀州重修州学记》。据此碑记载，耀州文庙始建于嘉祐三年（1058）。当时文庙内的宣圣殿中除过祭祀孔子之外，大殿中还祭祀历任的耀州知州画像，这种风气在其他地方上尚未见到。
第五、铜川碑刻中记载的宗教民俗资料
这以纪念隋唐时期的大医药学家孙思邈以及中国四大民间传说之一的孟姜女故事碑刻为代表。
孙思邈是唐雍州华原县（今铜川市耀州区）人。他一生行医治病，活人无数，所著《千金方》《千金翼方》，在中国医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和深远的影响。后人在其隐居的五台山修建庙宇，专门来纪念他。在耀州区孙原村，不仅有孙思邈先祖的坟茔，还有一座真人祠，也是纪念孙氏的场所。从铜川现存的历代碑刻中，除过药王山的相关碑刻之外，其他的如清康熙五十八年（1719）《重修三圣阁记》、雍正四年（1726）《重修三圣庙碑》、道光二年（1822）《木瓜城创修药王庙碑记》、道光十五年（1835）《香山修路碑》等碑刻中，我们不但可以清晰地看到历代对于孙思邈尊称的演变，还能感受到当地民众对孙思邈的景仰之情。
虽然史料记载孟姜女是楚地澧州（今湖南澧县）人，但与孟姜女相关的遗迹在铜川也有保存。姜女祠中旧时碑碣林立，本书收录宋嘉祐三年（1058）《留题孟姜女庙》、明嘉靖三年（1524）《过节妇孟姜祠£作》、万历八年（1580）《谒姜女祠》乃其孑遗。明弘治十年（1497）《题孟姜女哭泉祠诗并引》碑，便是近年来在祠庙遗址所出土。
总而言之，铜川碑刻不仅时代类型较为全面，而且时代延续长，其中一些还在全国具有重要的地位。目前所能见到铜川最早的碑刻，是西汉晚期红岩摩崖石刻，这也是目前所知陕西最早的摩崖石刻。北朝以来，铜川佛道造像兴盛，除一些馆藏的造像碑之外，散落在山野间的石窟造像，也有一定数量的保存。宜君县福地石窟西魏大统元年（535）王洛生造石窟，是目前所知中国最早的佛道混合的石窟造像。北朝以后的造像碑、记事碑、摩崖、买地券等在铜川都有保存。以造像碑为例，除药王山之外，在各县（区）博物馆、文管所中也收藏有一定的数量。这些碑刻都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和书法艺术价值。唐代以后，则多见乡贤名人所书、撰的碑刻，是研究地方史志的第一手资料。
（作者：三秦出版社雷梦雯 ）
《铜川碑刻》
三秦出版社2019年10月出版
定价：56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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