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桂风 | 一个很有深度的话题兼答（北京）刘兴正先生
《八桂风》微刊 2017.16 总第16期
作者简介：雷炳钧，号愚牛，1941年生，广西南宁市人。中华老年作家协会、中华辞赋社、中华诗词名家联谊会、南宁市诗词学会、柳州市词词学会会员。著有个人诗词专集《泉琴夕唱》、《石鼓朝鸣》。作品以古典诗词为主，诗情常常“只为宗邦山水狂。”
一个很有深度的话题
－－兼答（北京）刘兴正先生－－
【题要：传承国学，弘扬国学，修复曾遭扭曲的中华文化的DNA，并“旧瓶装新酒”与时俱进地加以提升。诗词曲赋作些注释是为读者方便地读懂并共鸣，要减少注释，提高“普罗大众”的文化知识是根本之道。】
网络图
拙文《邕江颂》在《雅风》发表后，居然反响颇大，《中华辞赋》也予发表，接着便是十多家省市级报纸、诗词刋物如《广西老年报》、《陕西诗词》等都不吝版面给予刋用，网上如“吾爱诗词网”、“（香港）凤鳯网”等等，点评颇多，甚至有来自美国的点评，这很是出乎我的意料。以我的原意，是我作为邕城子民，饮着邕江水长大、变老，看着日新月异的邕城新貌，便想把这兴奋激动之情，以一篇简短的颂文记录下来。因为今天，将是明天的历史，历史是过去式，人总是追梦着将来，这是势之必然。但大树的繁茂枝叶，缤纷硕累的花果，其源在根。忘了历史，便是丢弃了根基。
在诸多对《邕江颂》的点评文中，有不少溢美之辞，其中尤应感谢《雅风》主编陈桂林先生和北京诗友刘兴正先生的过奖。我在文坛中只是个“破帽遮颜过闹市”的“耋年诗童”，会诚惶诚恐地把这些点评，视作鼓励和鞭策，而绝不敢忘了自已肚中墨水有几滴。
刘兴正先生在点评文中指出，《邕江颂》的“缺点是注释多了点。”并指出：“这也是现在古典诗词赋曲文学创作中常见的事，要么写得平淡直白......要么就是附加上很多注解。”刘先生说对了，《邕江颂》确属后一个“要么”。这个问题的解决看似简单：其一是把一些未为公知、不注则难解的内容融入正文中；其二是把一些内容视作读者已知，从而大大压缩甚而删去注解。
第一个办法我作了尝试，结果扩编成了长文，失去了一气呵成之势。在当今这个“躁”的时代，恐怕会赶走大部份读者。
第二个办法则太深奥了，如何把握“读者已知”这个度？文以记事，以抒情，以引得读者共鸣为目的。所以这个度的把握至为紧要，又因任何人的知识总有局限，大小高低不平衡而十分困难。
就以拙赋中我作的几个注解之处为例吧，这都是真实的故事。
壮乡铜鼓/网络图
两年前我到一个壮乡，当地主人设了便宴招待，其中一道主菜是“山蚂拐”。“蚂拐”是壮语对青蛙的叫法，“山”的意思是野生的。我愕然停箸，问他们知不知道壮族视为神圣的铜鼔面上，会蹲着铜蚂拐？知不知道壮族的蚂拐图腾涵义？它与汉文化的女娲有什么关联？座中十多位壮家人中，只有一位长者略为知道，并能断断续续地唱了“蚂拐歌”。结果是到散席，那盘红烧野味原封不动地剩在桌上。视青蛙为人类共同始祖母的壮乡犹如是，遑论其他地方了。
大约也在两三年前吧，本地媒体报导，在南宁江北大道修筑工程中，挖出了成堆的白骨和一些散落的草草刻着人名的砖块。经专家考究，那应是在抗日战争桂南战役中，抗击日军渡江侵占南宁的一场战斗里牺牲的国军残骸。而试问现今的南宁人有几人知道此战？我也曾在百度中搜索过，竟为空白。
我有位壮族诗友是那楼村人，我问他为什么南宁有那么多以“那”为地名的乡村？又在一次诗友聚会中我问大家，南宁人民公园有座六公祠，那六公之一的苏缄是谁？又问《百色起义》的决策会议所在地在哪里？尽皆惘然。
诸如此类在南宁发生的重大故事，重要的民风民俗，写《邕江颂》时，岂能缺述？本来这些事件，“读者已知度”应是很高的，无必赘注。但事实偏偏是，正如刘先生所说的，“不看他的注吧，诗又看不慬。”何止如此？有些知识竟连“百度”都无能为力。有些知识“百度”有述，但也不能要求读者左眼看文章右眼看“百度”吧。何况不是所有读者都会上“百度”的，作者为读者提供些方便应该不属多余。
造成读者大量的应知而未知的缘因，我就“蚂拐歌”的几被失传为例，大着胆子往深处想。作为记载布洛陀水稻文明之一的“蚂拐歌”，已经传唱了几千年，为什么到了我的父辈一代便已衰落，到了我儿孙辈，竟除了专家学者和少数民间文化遗老之外便知之甚寡？“中华文化”这个题目太大，我便就诗词曲赋这文化之一隅想开去。
汉字产生之后，口头歌谣、结绳记事、摩崖刻画，渐为书简取代，于是便有了诗的多版本原始文字记录。孔夫子以《毛公诗》为基础，集成了现在我们看得到的《诗经》。又经无数后人的传承、创造、发展，乐府、汉赋、唐诗、宋词、元曲一脉相承，诗词曲赋文化形成了后浪推前浪的滔滔洪流。古典诗词曲赋既源自歌谣，本其质都是文字音乐，这就有了声、调、律、韵的要求，这点与白话诗歌是一样的。其区别点是，因为古典诗词曲赋产生并流行的时代，尤其是造纸术、印刷木发明并推广之前及之初，诗词曲赋的记载与传播是十分困难的。这就要求诗词曲赋的篇幅作出了严格限制。五绝只有二十个字便是个极端的例子。即使是限制稍宽的歌行体、赋体，也不敢长到哪里去。试想我们用刀在竹板上刻首千字诗，再为传播开去而重重复复刻一千版，容易吗？所谓“学富五车”来形容鸿儒，其实五车竹简的内容装在计算机里，可能只是个不足1M的文件。有了篇幅的严格限制，而又必须能成为一篇完整的记事、抒情文章，古典诗词曲赋对文章架构、遣词用字，便须千锤百炼地推推敲敲。本来任何体栽的文章都有一定的章法，都要“戴着脚镣跳舞（美国批评家·佩里）”，否则便是梦呓或是疯子发狂。不论白话的、古典的诗歌都如是。近体诗到了清朝，脚镣越来越紧。更对文章架构、声、调、律、韵制定了极为严苛的要求，对遣词用字的炼来炼去，有些诗中的字、词，只能用模糊概念作感性的解读。便不能如白话诗那样直白易慬，成了只有小数精英才能掌握的文体，脱离了“普罗大众”。
于是一场由胡适、陈独秀、鲁迅、钱玄同、闻一多等为核心人物的“白话文运动”兴起，这一运动并成为五四运动的先导。白话诗作为白话文的一个方面军得以形成与流行，诗歌开始归还于“普罗大众”。但矫枉过正的现象出现了，宗白华、闻一多等主张放松而不是扬弃脚镣，写“格律体”的白话诗。而钱玄同、胡适则带头主张彻底脱掉脚镣，提倡"自由体"，甚至主张废除汉字，观点最激进的无疑是钱玄同。几千年来形成的中华文化受到极大的冲击，结果在这些诗人脚下，“诗镣”脱掉了，“普罗大众”读到的只是全无乐感的“分行散文”。废除汉字好在没有实行，否则“普罗大众”全都成了文盲，若如其是，天雨不雨粟我不知道，但鬼夜哭，人日哭，是肯定的了。
还有更为重要的一个方面，“德先生”与“赛先生”请进来了，这当然是一场伟大的革命，否则我们现在仍然要奉“钦此”办事，靠“龙恩”苟活。但依然是矫枉过正，把考悌忠信礼义廉耻，这个中华文化的DNA，把民风民俗，包括图腾崇拜、傩戏、“蚂拐歌”之类，统统视作封建主义，良莠不分，当做垃圾一齐倒掉。尤其是五十年前的那场“破四旧”风暴，更是席卷式地“横扫”。诗词的创作，连“分行散文”都少了，剩下的，只有墙上的红油漆口号。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能提高“读者的应知已知”度？
幸而历五千年大浪淘沙的净化、积淀的中华文化，如滔滔洪流，任何人想抽刀断水都属枉然。当今，由中央最高层倡导的传承国学，弘扬国学，如火如荼地进行着，中华文化的DNA正在得到修复。现在我们所说的古典诗词曲赋，其实是“旧瓶装新酒”，戴着古典的脚镣跳现代舞。既保留着古典诗词曲赋的简洁流畅架构、紧扣乐理的律韵、余味耐嚼的优美词藻、精确炼就的用字，使读者享受其乐，又紧记时代之事，发时代之情，为砥砺前进而讴歌，引得读者共鸣。古典诗词曲赋，与通俗易懂的白话诗，共茂于诗林。长久已往，“普罗大众”的“已知度”提高了，那时的诗文，不再须要在词义上解读，只对那些“颇具地方特式（《陕西诗词》编委的点评）”而未为广知的知识点作注，诗词作者便可以减去作注的辛苦了。所以说刘先生所提出的疑惑，实在是“一个很有深度的话题。”不只是对古典诗词曲赋而论，白话诗又何尝不是？当白话文“白”到游戏级时，我们更应该快快点评加注：李白不是剌客，唐寅不是只会撩妹的浪荡子，蛊惑仔不是青少年的楷模，但这对本文来说是超范围了，煞笔吧。
2017.10.5.于南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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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李识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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