码头、袍哥及其他（上）
《巴渝古今随笔》系列18
码头、袍哥及其他（上）
作者：野 渡
地域文化传承是个很奇妙的现象，哪怕就是个“小鲜肉”，一张嘴冷不丁也会蹦几句爷爷祖祖辈儿的言语出来：
“你我袍哥人家，决不拉稀摆带！”
“重庆嘛，就是个码头文化！”
想来也是的，一些旧时的概念诸如码头、袍哥云云，看似早已淡出了重庆人的视野，其实却还悄无声息地在其潜意识中盘桓、承续。欲探究重庆文化，就不能不去探究码头文化和袍哥文化；而袍哥文化，又很可能是码头文化在重庆这方水土中的一种独特变异，一个典型变种。
我在前面的文章里已经说过，重庆这座城市山水文化是其根，移民文化是其神，码头文化是其形。那么，这个“形”究竟缘何而起，具备哪些表象与特征，对城市发展又有些什么影响，细细推敲起来倒是饶有兴味儿的。
一
在现代汉语词典里，对“码头”倒是有所释义，但于“码头文化”的内涵却不甚了了。
码头，是指江河湖海沿岸及港湾内专供货物装卸、旅人上下的一种土木建筑设施（当然也可以只是伸入水里的一片天然地块）。码头以外若再加上堆场、仓库、中转站、补充给养的场所之类水陆联运的设备、物件，并将码头周边的水域、航道等条件纳入进来，那就是如今叫作“港口”的玩意儿了。不过，我们日常所说的“码头”往往指它的“广义”，其实就等同于“港口”。另外，古代相对于“水码头”还有一个“旱码头”的称谓，比如重庆市巴南区的丰盛古镇，就素有“长江第一旱码头”之美誉，那古镇上的碉楼、古寨、青石板街巷，迄今还散发着浓郁的历史气息。只是我猜想，旱码头或者是由水码头的概念衍生而来的，而且它也并非本文论述的主体，这里也就不再赘述了。
迄今考古发现的中国最早的码头，在广西合浦县古城头村，其遗址是2004年发掘出来的。学界认为，这个合浦古码头也是西汉时期“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距今已有两千多年。《汉书·地理志》早有记载，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在北部湾的徐闻、合浦，其贸易航线连通了印度洋沿岸的缅甸、印度和斯里兰卡等国。这次考古发现算是为之提供了确凿的实物证据。
历史上并非一开始就称呼“码头”，这名称是不断演变的产物。汉晋以前称作“津”或“津关、津要”。东汉许慎《说文解字》云：“津，水渡也。”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河水》云：“自黄河泛舟而渡者，皆为津也。”隋唐时出现了“渡、渡口、渡头”之类新称谓，孟浩然的五言绝句《扬子津望京口》就有“江风白浪起，愁煞渡头人”的诗句。宋元时又增添了“马头”的叫法。《资治通鉴·唐穆宗长庆二年》这样记载：“又於黎阳筑马头，为度河之势。”梅尧臣《次韵和马都官宛溪浮桥》云：“马头分朱栏，水底裁碧天。”到明代“马”字加了个“石”偏旁，方才变成了“码头”。如《醒世恒言·蔡瑞虹忍辱报仇》一章如是描述：“却说朱源舟至扬州，那接取大夫人的还未曾到，只得停泊码头等候。”又如：清初朱素臣所著昆曲《十五贯》第七场云：“你码头跑跑，我赌场混混，自家人，这一套江湖诀可用不着。”晚清吴趼人《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第二十一回云：“连忙起来到外面一看，原来船已到了上海，泊了码头。”还有，上世纪三十年代曹禺的话剧《日出》第一幕里的台词：“你们要是横不讲理，这个码头不讲理的祖宗在这儿呢！”
跟码头这概念一样，码头文化也应是明代以降的一种文化形态概括。只是给码头文化定义要比“码头”麻烦得多。我想，所谓码头文化，或者可以说指由码头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派生出来的生活习俗、个性特征及行为意识。这种文化形态最初在码头的中下层群体中产生，逐渐扩散至城市的社会各阶层。码头文化的影响范围可以是一个地域，也可以是一座城市，由以透射出一个地域、一个城市的文化元素和人文精神。
中国传统的码头文化产生和兴盛于沿江城市，诸如重庆、武汉、九江、南京、上海、天津、广州等城市都以码头文化著称。而长江沿岸的码头文化明显比黄河沿岸更盛，我想是否跟长江河运更发达有关？
粗略考察码头文化的特征，似乎可以概括为这么四点：
其一，行帮性质。有码头，就有吃“码头饭”的人，主要是船夫、纤夫、脚夫（重庆喊成“棒棒”）、小商贩、妓女等贫民。码头人群地位低下而生存环境又异常严苛，必得抱团取暖才能图生存，求发展，民间行帮会党组织即由此应运而生。在重庆这个“大码头”上，就按行业分类出现了众多的行帮组织，诸如码头帮、船帮、力行帮、轿帮等；随着城市商贸日趋繁荣，又相继出现了盐船帮、米粮帮、瓷器帮、山货帮、百货帮等等。在行帮基础上形成的码头文化，自然带有浓浓的江湖色彩。
其二，义利宗旨。码头行帮的初衷在于围绕水岸货运抱团图存，基础是相互依赖的经济利益，由是形成的一种“圈子”就虔诚遵奉“义利”的宗旨，即以“义”为联系纽带，以“利”为诉求内核。由拜“码头”扩散而生的拜把子、拜师门、拜同乡、拜干亲等各式各样圈子，也尽皆遵循以“义”求“利”的原则。
其三，吐纳意识。码头、河运的功能就是集散与流通，换言之，就是在不断地“吐”与“纳”中运转。其流动常态，赋予了码头文化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其危机潜伏的环境，则逼迫出码头文化的抗争意志；其多元的特征，又造就了码头文化的自由精神。
其四，江湖习气。又或可称为“两气”：义气和俗气。先看“义气”。码头上既然都是些江湖过客，自然看重江湖潜规则，所谓义结金兰、割头换颈，“江湖义气第一桩”；推崇“忠义”二字，普遍将关二爷、岳武穆奉为神明。从本质上讲，这是传统儒家信义文化在社会底层的一种粗糙变异呈现。再说“俗气”。码头上人群、货物南来北往、流动不定，催生出一种过客心态、流民意识；其渗透于人们的言语、行为、饮食、风俗习惯及民间艺术等各个方面，又使城市充斥着粗犷的江湖气味儿，浸染上世俗的市井色彩。
欧阳桦钢笔画·从长江南岸遥望重庆朝天门码头
二
凡属码头文化城市，必有其共性；但细察其种种端倪表现，则又“花与花不同”。重庆的码头文化，乃是由其地缘条件、城市性质、人文演变等诸多因素综合着力而形成的。
在重庆两千多年的建城历史里，有过四次规模较大的筑城，就是战国秦将张仪、蜀汉李严、南宋彭大雅和明朝戴鼎的四次筑城。重庆作为兵家必争之地，前三次的筑城着眼点都在军事功能上：张仪筑江州，是想打造一个“灭六国一天下”的前沿军事据点；李严欲凿穿后山鹅岭连通长江和嘉陵江，是想变渝中半岛为四面环水的“金城汤池”；南宋彭大雅扩筑“大城”，是为了抵御蒙古铁骑入侵。直至明代戴鼎第四次进行城市扩建，才基本算是为了建设一个纯正意义上的工商业城市。从戴鼎筑城迄今仅仅六百来年时间，也就是说，在漫长历史过程中，重庆主要充当着一个军事要塞的角色，充当着一个特殊大码头的角色。
但是重庆毕竟地处长江、嘉陵江交汇的水陆要冲，漫长岁月里虽说有“城”无“市”，集散和流通的码头功能却是十分强大的。重庆的码头特别多，据相关数据统计，现有各类港口码头438座，其中80%都属于历史老码头。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古巴渝十二景中与码头相关的景点就占了五处。比如“字水宵灯”，就呈现出一幅令人心旌摇动的码头夜景：江畔樯桅毗连，船户灯火如织，灯光星光交相辉映，摇曳于形如“之”字的江流波涛中，美妙绝伦……
重庆码头的发展，首先得益于发达的水陆交通。
早在汉晋时期，重庆两江沿岸的码头便已是重要的水上交通枢纽，连接汉沔和荆襄。据《华阳国志·巴志》的描述，其时的江州“结舫水居五百余家”，足见两千多年前的重庆码头就已是何等的热闹。到明清时期，重庆更是成为了一个水上交通中心，可沟通眉州、泸州、叙州、成都、保宁、夔州等70余个水驿站，并可东至苏皖，西达云贵。按有关记载，重庆连接外界的古道共有9条。陆路6条：正东路——通往下川东和湖广；正南路——通往川南、云贵；正西路——通往成都；正北路——通往陕西、甘肃；东北路——通往关中；东南路——通往贵州、湘西。水路3条：其一，溯嘉陵江北上至广元；其二，溯长江西上转岷江至成都；其三，顺长江东下入湖北。
正是由于昌盛的水陆运输助威，明清两代重庆的手工业、商贸日趋兴旺、繁荣起来，重庆的功能也逐渐实现了由“码头”向“城市”的转变。故在一定意义上说，重庆乃是一座由码头演化而成的城市。而伴随着这种转型出现的一个派生现象，就是重庆码头文化的孕育与生长。
重庆码头文化的兴盛，还跟长期、持续的移民历史有关。
先从社会结构变化上看。频繁的战乱使重庆原住民大量死亡，本土宗族血缘系统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宗法控制力在相当程度上被削弱。通过移民运动（特别是明清两次“湖广填四川”）进入重庆的大量新居民，需要达成新的地方文化认同，重建一种族群控制系统，以抱团取暖和维系社会平衡，由是各种行业帮派、袍哥组织、会馆组织等即应运而生。清末时，重庆“八大行”（糖、麻、棉、酒、药、油、烟、干菜）和移民“八省会馆”全都建立了各自的行帮组织。这些五花八门的江湖会党，无疑都是因“码头”而派生的新鲜玩意儿，它们在一定程度上取代了原先的宗族权力。
再从观念意识改变上看。大量外乡人“跑码头”涌入重庆，带来了与本土迥异的各色各样的文化背景、思想观念、风俗习惯、语言行为。二者相互碰撞、冲突又交流、融合，造就了重庆这个“大码头”特殊的历史特质，烙下了特殊的文化印记。由此形成的码头文化，既具兼容性、拓新精神，又充满了江湖气息和市井色彩。
欧阳桦钢笔画·重庆南岸弹子石码头
三
重庆码头文化尤如一幅“浮世绘”，我们不妨来简笔勾勒一下。
重庆人说话就透着一股浓浓的码头味儿，用四川方言来形容，叫作“水流沙坝”。重庆用语中有一整套风格独异的方言词汇，爽直、明了却俚俗而驳杂，诸如背时（倒霉）、板命（垂死挣扎）、摸包儿（小偷）、叫鸡公（争强好胜的人）、乱劈柴（不按套路办事）、打横耙（耍赖）、夹毛拘（刁难）、逗猫惹狗（惹是生非）、诳眉诳眼（莫名其妙）之类，不一而足。尤为不堪的是，男人们竟然将“日你妈”之类脏话当作语气助词随意使用，就连朋友间闲聊都频繁地挂在嘴边，那股粗鄙气让外地人简直难以忍受。
其实，重庆方言也并不纯粹，很多都是伴随着湖广移民来的。例如老表（表亲兄弟）、老挑（连襟）、索索（绳子）、落雨（下雨）、堂屋（正屋客厅）、幺店子（小旅店）等，原本就是湖广方言；而解手（大小便）一词，更是直接产生于移民途中。
重庆的饮食也沿袭着码头生活的习惯。码头人群收入微薄，故饮食讲究个廉价实惠、方便省时，催生出许多特色快餐小吃，例如锅盔、熨斗糕、酸辣粉、豆腐脑、担担面等等。游摊多于坐摊，行人就餐也不需要碗筷，也不必正襟危坐，扯张草纸或者荷叶将食品一卷一包，就边走边吃起来。那年头你常常可以见到这样的场景，客船甫一靠岸，挎篮挑担的小商贩们早已沿码头石阶两排列开，扯着嗓子叫卖：“炒米糖开水……盐茶鸡蛋！……”“熨斗糕！……三角粑！……烧腊！……”当然，码头上也有一些相对固定的面馆、酒馆、茶馆，不过就是些用竹篾、油毡搭成的棚户。旧时民谣“长嘴铜壶竹篾椅，矮脚方凳盖碗茶”，就形象道出了码头茶馆的简陋模样。
就连如今食精脍细的重庆火锅，也是由码头派生出来的一种快餐形式。从前的火锅和现在可是两个概念。那时有钱人家都嫌牛羊下水（内脏）脏，不吃，屠宰场的下水都卖得很便宜，卖餐者就大量买了来，再配些时令蔬菜，专门卖给纤夫、挑水夫等穷人吃。卖餐者在岸边支上一口大锅，盛上用牛油、牛骨高汤、辣椒、花椒、老姜、大蒜调制的锅底水，食客们便围着大锅站成一圈，待锅底水一烧开即将各色食材一股脑儿丢进去，边烫边吃。最初的重庆火锅因其主体食材为牛羊下水，也称作“毛肚火锅”。如此特色食法既能饱腹驱寒，又方便实惠，故深受码头人群喜欢。
重庆民间文艺同样透着一股浓浓的码头文化气息，除了形式五花八门，情绪爽朗、热情、俏皮外，很突出的一点就是接地气，富于世俗色彩。老舍就曾这样评议过重庆曲艺：“它必须俗，俗到连不识字的人也能听懂的地步。”清音、竹琴、琵琶弹唱、谐剧、评书、金钱板、车灯、莲箫、盘子等表演形式，就把重庆的民俗文化张扬得淋漓尽致。你听听旧时的民谣，就是这么个“俗”味儿：“陕西街，上中下，繁华得很；大字号，大买主，票号兑存。木牌坊，卖毡缨，又卖毡帽；道门口，脂粉铺，专卖女人。过街楼，小蒸笼，又粑又滚；蒸羊肉，烧肥肠，曲酒醉人……”再如川江号子：“好耍要数重庆府，买不出的都买得出。朝天门坐船往下数，长寿进城爬陡路。梁平柚子垫江米，涪陵榨菜露酒出。石柱黄连遍山种，丰都出名豆腐乳(rú)……”
旧时川戏界有一个“五腔四河”的说法，也颇能体现重庆码头文化的秉性。所谓“五种声腔”，就是高腔、昆曲、胡琴(即皮黄)、弹戏(即梆子)、灯戏等五种演唱方法；“四条河道”则指的四种川戏流派：成都一带以胡琴为主的“川西派”，自贡一带以高腔为主的“资阳河派”，南充、保宁一带以弹戏、灯戏为主的“川北河派”，而重庆一带则因高、昆、胡、弹、灯并用而称为“五腔共和派”。值得玩味之处在于，何以单单重庆会产生一个“五腔共和派”？因为重庆乃是西南最大的水陆要冲，汇聚巴蜀众水，连通湘楚吴越，各个戏班子顺着各条河道涌来这里，久而久之便集成了一个“戏窝子”，令九门八码头内藏龙卧虎，由是形成了多种声腔唱法，实不为怪。
旧时重庆川戏界曾流行过这样一句行话：“一个粑粑吃不饱，一个师父教不好，一个班子搭不老。”这也透露出了重庆这个大码头吸纳、包容、创新的精神。
欧阳桦钢笔画·重庆临江门大码头
作者近照及简介：
邹克纯，作家，文化学者。1949年生于重庆。1965年上山下乡至四川省万源县务农七年余。文革后恢复高考，考入重庆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先后任职中学教师、职业学校校长、重庆电视台栏目总编、文化公司（影视作品及场馆）策划人和撰稿人。
自1978年起，发表小说、散文、随笔、诗歌、回忆录、文学论文等200余万字，有长篇小说《弯曲的光阴》（70多万字），短篇小说《风笛》《小壳钻》等，散文《船过夔门》《笋与竹》《桃李花开哟》《思萦蒙蒙雨》等，文艺随笔《茶畔谈巴》（30余万字）等，诗歌《风云》《烈士陵园断想》《七律·咏南京》等，文学论文《<故事新编>文体新探》等。并与邓鹏（主编）等人共同组织、编辑、撰写了重庆1964-1965年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大型回忆录《无声的群落》（70多万字）。
作品多次发表在《重庆日报》《重庆工商报》《西南信息报》《中华英烈》《重庆·桥》《重庆师范大学学报》《重庆电视台》及《重庆出版社》《西南大学出版社》《香港文艺出版社》等报刊杂志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