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对手到言和，百姓与兽如何共生？
梁旭昶
青藏高原野生动物保护专家
为了保护野生动物，他曾经把人类当作敌人，7年的藏北高原野外实地工作让他认识到：当地百姓才是野生动物的真正保护者，而不是对手。爱心泛滥的我们该怎样去帮助当地百姓与猛兽握手言和？
2006年我看到了一则报道，来自七个国家的科学家，他们为了寻找最后的白鳍豚，在长江里努力工作了近两个月的时间，但是一无所获。第二年这种动物被正式宣告，功能性灭绝。
我突然感到很愤怒，在过去的两亿年里，脊椎动物大约每一年多消失一种，高等植物大约每27年灭绝一种，但是现在平均每天大约有75个物种从地球上消失。那么多的野生物种，它们熬过了千百万年的时间，却熬不过你我。
在我想要的世界里，老虎不只在年画上，穿山甲不只在动画片里，如果有一天我划一条小船，也能是一路猿声伴我远行。
我觉得人类总不干好事，破坏地球，欺负那些不会说话、无法表达自己的野生动物。这些野生动物需要有人替它们发声，于是我决定站在野生动物这一边，花上几十年的时间亲自为它们做点什么。
后来机缘巧合，我去了藏北羌塘，并且在那个地方工作了七八年的时间直到现在，它是这个世界上人类足迹最少的区域之一，同时也是地球仅存不多的野生动物乐土。羌塘的总面积大约是70万平方公里，差不多等于德国、英国再加一个冰岛，平均海拔4700米以上，气候寒冷而干燥。
在20世纪的后半叶，羌塘的整体环境发生了比较大的改变，人类的放牧活动向北部的无人地带推进了将近200公里，而且路网越来越密集，人们在水草最好的地带也不断地建起了草场的围栏。
我刚工作的时候，曾亲手从围栏上解下一头刚刚被勒死，身体还温热的母藏羚羊，当时它已经怀孕了。
尽管如此，羌塘现在仍然是全球80%的藏羚羊和野牦牛的栖息之所，同时像棕熊、雪豹、狼这样的大中型食肉猛兽，在整个羌塘的分布也是非常广泛的。
所以那两年，我觉得人类就是野生动物的敌人。带着这种敌意，我做了大量的调查工作，我想知道野生动物在羌塘哪些地方生活，它们的数量大概有多少。但是，我不能自己举着望远镜独立地完成，因为这种调查工作离不开走家串户地去做访谈，向当地老百姓去了解野生动物的情况。
没多久，我就发现在调查的过程中存在一个问题，那就是不管我走到哪一家，各种高热量的食品总是伴随着我，用我的话说，天下最诚恳的笑容，堆在你的面前，即便我心怀敌意，那我也没办法抵挡这种显而易见的热情。
工作的时间越长，我就发现事实上的每一天，我都被人们的各种善意所包围。
和我们住在一起的一个小姑娘，叫斯诺，那年她七岁。每天早上在我出门之前，斯诺都会跑过来给我端一杯热腾腾的酥油茶，然后坐在我腿上跟我玩。我在跟她玩的时候，一个念头就出现在我的脑海里，这么可爱的一个宝宝，她怎么可能是我的敌人？
斯诺的爸爸叫罗布占堆，他现在是藏北双湖县一个乡的党委书记，他所在乡的平均海拔在4800米左右，面积超过了一万平方公里，但是人口只有不到2000人。
罗布占堆长得非常强壮，好几年前，他曾经拿着一根拖把棍，面对面地打翻了一头棕熊。罗布占堆只要一有空，就利用他的业余时间，带着我们翻山越岭地搞调查。
他天生是一个野生动物的粉丝，但他丝毫不掩饰和我的观点的冲突，好多次我们在他家烤着火，啃着羊腿，一起聊天，他就会问我：“我们早就不打野生动物了，但是这些棕熊、雪豹，它们天天去吃老百姓的羊，破坏老百姓的房屋，我们的群众们怎么可能不讨厌这些动物？你反对建这些草场的围栏，说对野生动物不好，但是如果没有这些围栏的话，我们的草都被藏羚羊和藏野驴啃光了，没有草，牲畜会饿死，我们的人咋办？”
和他接触的时间越来越长，我越能理解他的忧虑。人类很强大，现在几乎到了想灭谁就灭谁的程度。但是对于罗布占堆书记的乡亲们来说，他们不会同意这个说法的，在他们看来，和野生动物的生存竞争中，人们处于弱者的一方。
大家能够看到，在这些环境极其偏远，条件很恶劣的地方，要想生活富裕是非常不容易的，而大量存在的野生动物，为他们本就困难的生活平添了各种各样的艰辛。对于他们来说，野生动物时常是小偷、强盗，有时候还是凶手。就在六个月之前，罗布占堆的乡里，有一个牧民不幸遭遇棕熊袭击身亡。
但是为了野生动物好，这些当地的老百姓至少要成为保护野生动物的真正支持者，他们如果能成为主动的保护者就更好了。他们不能成为这些野生动物的对手，道理很简单，比如说为了研究雪豹，那么我们经常会在雪豹出没和停留的地方，放置大量的红外线照相机，如果当地老百姓想去报复这些偷羊的野兽，他们只需要在同样的地点，放一个非常简易的铁丝套，如果他们真的这样做，用不了几个月的时间，一个当地的雪豹种群就会被彻底地消灭掉，而且是防不胜防的。他们放一个套子的成本是1块钱，我可能花掉100块钱也清理不掉这个套子。想到这一点，我凭什么希望他们像我一样，去热爱和保护野生动物呢？我觉得我的观念还停留在一个反人类的立场上是不合适的，而且脱离群众观念去满足我自己与兽同行的这种需求，也是很无聊的。
2016年，我认识了这样一群小伙子，当时我们在做一个雪豹的研究项目。几个月、几个月地待在山里，所以我就请他们当我们的野外向导和后勤，大家一起跋山涉水，一起睡羊圈。很快我就发现这些小伙子们干活比我麻利，爬山比我快，而且没用多久，他们就学会了雪豹调查的设计，学会了红外相机的架设和使用，学会了GPS，学会了坐标系统等等。
塔杰是他们中的一位，今年34岁，拍完这张照片之后不久，塔杰就问了我一个问题，他说：“老师，我看过那个电影《可可西里》，里边有一个野牦牛队，我们能不能也成立这样的一支队伍？”我听到他这样问，其实蛮吃惊的，我问他：“你为什么要这样想？”他说：“小时候老人告诉我，野生动物是我们住在山里的兄弟，但是以前我忘记了我的兄弟们，现在我想帮助它们。”于是，我就给塔杰和他的小伙伴们起了一个名字叫“羌塘萨金队”。萨金在藏语中是雪豹的意思，我们还做了一面旗，他们特别开心。
现在，萨金队基本上每年要花费四、五个月的时间投入到雪豹的科学调查工作中，而且他们还在计划着一系列的活动，比如说今年七月，他们计划把他们村子里的赛马节变成一个环保主题的赛马。他们准备用两年左右的时间，把自己的家乡变成西藏第一个塑料垃圾零丢弃的行政乡。
我个人特别地感谢萨金队，从塔杰他们的变化当中，我看到了原来敌人身上所表现出来的真正希望。我知道塔杰和他的小伙伴们的自豪感在一点点地建立。现在我们经常围在一起，看红外相机的视频，我会注意到塔杰和他的小伙伴们，现在越来越多地用到“我的雪豹”这样的词汇，他们在为家乡的山、水、鸟、兽而感到骄傲。
萨金队的成员们的自信心也在不断地建立。一开始，塔杰他们可能只是想跟我们玩两天，挣点零花钱，但是很快地，他们就发现做野生动物保护不仅仅是在山里走走看看，所谓巡护还可以做很多有趣的事情。如果他们愿意，就会有这么多像我这样，他们原本一辈子都不会认识的人来到他们身边帮助和支持他们。
他们平均只有初中文化程度，但是他们会发现，原先看上去特别高大上的一些技术，他们可以很快地学会，掌握并运用到实际的工作中去。
那么对于我来说，我们原来计划大概一个月的野外的工作量，因为有了萨金队加入，十天就搞定了，而且又快又好。每当我看到塔杰他们激情四射地跟乡亲们做宣传、搞演讲的时候，我有时都在旁边发呆，因为我知道他们所实现的效果，是我永远永远不能够做到的。
如果说我作为一个外来的人，我代表着某种外部社会的意愿去保护羌塘的野生动物，而事实上我正在通过某种形式在购买萨金队所代表的乡亲们提供的生态保护服务。那么如果有这样一种机制能够在更大的尺度上、更多元化的方式支持更多的塔杰们，那在他们的家乡去做野生动物保护的工作，是不是更好呢？
怀揣着这样的想法，我们就在塔杰的村子里开展了进一步的工作。塔杰的村子在国家的保护区之外，但是它具有这个世界上最好的雪豹和藏羚羊的栖息地。在政府的授权下，我们鼓励村里边成立了覆盖本村全境670平方公里的社区保护地，而且他们自己选出保护地的管理委员会来担负当地的野生动物保护和生计协调这样的管理任务。
作为回报，我们对村里的支持体现在两方面：第一方面是和老百姓的行为改变相关，如果大家同意拆除限制藏羚羊取食的那些草场围栏，同意减少对雪豹关键栖息地的放牧干扰，同意停止在放牧点随意丢弃垃圾，那么我们将帮助村里建立社区基金来发展公共福利，改善传统生计并且建设相应的食肉猛兽的防护措施，从而缓解当地非常激烈的人兽冲突。我们支持的第二方面，是跟当地老百姓保护成果相关，如果项目实施两年之后，科学评估表明当地雪豹和藏羚羊的种群密度在上升，那么我们将为这个社区基金，提供一笔额外的奖励。
为了讨论和表决相关的方案，在村委会的组织之下，我们和村民一共开了三次村民大会，其中最长的一次在没有吃饭的情况下持续了七个小时。
一开始是每个人根据自己家的情况轮流发言，充分表达。我听不太懂，找了一个人当我的翻译，但是我通过他们的身体语言和声调，能够感觉到事情正在发生变化，而且妇女也积极地参与讨论，我了解到他们争论的焦点在于草场围栏对于牲畜管理的作用，以及每一家参加这个项目的得失。
但是随着讨论的时间越来越长，我确实有点担心，我担心这些事搞不定。
直到七十三岁的索南念扎老人站出来说话，索南老人原来是乡里边的小学老师，现在这个村里90%的年轻人都是他的学生，现在他一个人独自住在山里，养了十几头羊，生活挺困难的。大概在两年前，索南老人的家有一次彻底地被棕熊给砸了，我知道这个背景，所以我一看到他一拍桌子准备发言，我的担心程度又增加了。
塔杰坐我旁边给我翻译，索南老人说：“我们的家园需要保护，野生动物也需要保护，我们祖祖辈辈和这些动物生活在这里，动物不会说话，我们有义务照顾好它们。”我看着满屋子的人，在静静地听索南老人讲话，我这个心里就踏实了。
后来这个保护方案，以四十二票赞成，五票反对得以通过，这是在羌塘已知的保护史上的第一次。羌塘的这些普通群众，他们完全有觉悟、更有智慧和能力在自己家乡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中担负主导性的角色。
话说回来，这三十年来，中国在野生动物保护的工作中已经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就，我们有完备的法律体系，有不断增强的执法力量。比如现在在羌塘，商业盗猎已经不再是一个全局性的保护威胁，而且伴随着生态文明建设这样一个宏大的背景，政府也在大量地投入来补偿基层的这些老百姓所遭受的损失，还在逐步地开展生态移民工程，这个力度在世界上是罕见的。藏北羌塘持续了近百年的人进兽退的趋势，第一次有可能得到逆转。
我希望一个更流畅的机制让外部社会的社会意愿能够正向地成长，让外部社会的社会资源能够出得上力。
您就是外部社会的社会意愿和资源里边的一部分，有几件事，恳请您不要去做：第一，不要去消费非法野生动植物制品；第二，不要去助长非法野生动植物市场，比如您家里挂了一个藏羚羊的头，即便您是捡的或者是别人送的，它也是一种助长；第三，不要去参加所谓的穿越无人区的探险之旅，这种行为不是在爱自然，现在野生动物能有一个安静的地呆着，已经很不容易了。
那么有几件事，您可以考虑去做：除了直接捐赠公益项目之外，比如前几天我的一个初中同学给我发微信，他为羌塘设计了一个野生动物保护主题的环保建筑；我还有一位企业家朋友，他正在开发羌塘野生动物主题的时装，也希望将来用利润支持当地百姓的一些保护活动；此时此刻，还有一大群来自各行各业的志愿者在帮助我们分析和整理数据。
现在我们正在设计和实施一个更大尺度的，叫香巴拉计划，我们希望能够覆盖更多类似塔杰的家乡的基层社区，我们希望能够建好这样一座桥梁，令更多的个人和企业能够直接并且科学地支持羌塘的普通群众做出行为改变，从而共同建设地球第三极上的香巴拉圣地。
现在我对人类的力量充满了梦想，而不再是敌意。这位老爷子叫乔治·夏勒，今年八十五岁，他被誉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三位野外生物学家之一，他说过一句话，让我触动很大，“一个物种为了另一个物种的生存而努力，再困难也坚持不懈，这是地球三十五亿年进化史上的一件新事物。”
为了羌塘的高原上的生灵，我期待着您也能加入，和萨金队的梦想一起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