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初年，一个视人命如草芥的年代
文/唐俑
雍正画像
汪景祺，浙江杭州人，户部侍郎汪霖之子。
此人少年有名，但恃才傲物，目中无人，以至于仕途坎坷，康熙11年出生的他，直到康熙53年才考了一个举人。
雍正二年，走投无路的汪景祺经人介绍，投奔抚远大将军年羹尧，在他那里当过两年幕僚。
随年羹尧西游期间，汪景祺著有《读书堂西征随笔》二卷，其中《西安吏治》一篇，对陕西乃至整个西北吏治之坏，进行了深刻的揭露。
01
汪景祺开门见山地说，雍正年间的吏治之坏，莫过于陕西。
根据他的说法，这种坏从康熙时期就开始了，进入雍正时期更是坏到流脓。
数十年来，陕西的督抚藩臬都是满人担任，这些人目不识丁，类似于白痴，无论是文件的批答，还是其他公务，统统交给雇来的“临时工”处理。
那些“白痴”不过问吏治，字典里更是没有“民生”二字，他们整天操心的，是如何侵夺剥削，聚敛钱财，以及花天酒地，醉生梦死。
原川陕总督吴赫，因事获罪，朝廷派钦差大臣前去查办，姓吴的竟然用妓女“款待”钦差大臣，气得钦差大臣审案时，把他与妓女弄来同跪于庭，成为千古笑谈。
上官既无善类，下面的官吏更没有好东西，他们最喜欢干的事情，是加征杂派，多加的，多派的，自然饱了他们的私囊。
如果有一个把官员还没烂掉，还有点良心，不想跟着一起腐败，那就等着倒霉吧，不但位子保不住，还有家破人亡的危险。
——大家都在一个茅厕里，凭什么你是条好蛆？
在这样的大染缸里，好人也会分分钟变坏。
比如三十年前，陕西大旱，先帝派人去赈灾，一个叫张鹏翮的四川遂宁人，奉命前去办差，之前那么清廉的这个家伙，差事办完，走的时候却饱囊而归。
朝廷拨的钱粮，大都被类似的贪官污吏瓜分了，后来反叫灾民偿还，其祸比旱灾尤烈。
西部边陲用兵，陕西一省的贡赋不够军费，通过协调，其他地方调来的军饷，源源不断而来，一来就是数百万两。
这些军饷还没到达目的地，就被督抚以下各级官员，蚕食了不少。
直到总督鄂海去官，年羹尧取而代之，这些弊端才被发现，布政、按察、监司等部门的不法分子，皆被弹劾而丢官。
粗略统计，遭弹劾丢官的，知府一级的有西安知府徐容、延安知府孙川、凤翔知府甘某，同知一级的有榆林之汪元仕、神木之周涌、靖边之胡昌期，州县有耀州之王文熙、恢葜之张云瘢、长安之陈昂、咸宁之贾懋实、肤施之于永熹、石泉之贾懋。
这些官员被弹劾的原因，不是亏空，就是贪婪。
这次“整顿”，陕西的官员来了个大换血，之前的官员，几乎被换尽。
02
那些贪官污吏，还盯上了“火耗”。
“火耗”起源于明朝万历年间，原指碎银熔化重铸为银锭时的折耗。
雍正年间，允许州县火耗加二，这些加征的税收，去了两个地方，一是解藩库佐军，二是视州县大小，拨还一定数量的银子，作为养廉银，如果还有盈余的，名叫“积头”。
对于上司的馈赠，州县是没有义务的，所以不少州县，在“火耗”上面都有不少积头。
这些积头，大多落入了官吏的私人腰包，因此而被参革的，包括知州赵学泗，澄城知县崔辅鼎、雒南知县范理、甘泉知县杜琅、米脂知县尚崇安、淳化知县汪碧。
当时，总揽西部一切事务的年羹尧驻在西宁，陕西巡抚范时捷坐镇西安。
一位叫胡方伯的官员，每当查到一个贪官来向他报告，都要说一声，完了完了，此人身家立碎矣！
年羹尧画像
然后，他边叹气边说，范文正公说，一家哭何如一路哭，对这些贪官污吏，上官却不闻不问，老百姓要想过好日子，简直是痴心妄想。
他说，这些人横征苛派，鱼肉百姓，导致编户争先恐后流亡，如今他们落到这个下场，怎能怨大吏参揭呢？
言外之意，官吏们身家立碎，完全是咎由自取。
经过此番“整顿”，陕西官场虽有漏网之鱼，但已鲜有罪大恶极之人，全省吏治，得以大大改观，“大僚与百姓呼吸可通，酷吏贪官几至屏迹”。
通过铁腕治吏，数十年官场陋习基本上得以洗刷，数千里之封疆得到整顿，宛若一场及时雨，可谓上不愧君父，中不愧属吏，下不愧民生。
这，应该算是年羹尧为陕西人民立了一功吧？
受益的不仅仅是陕西，还有山西。
年羹尧幕僚汪景祺经过山西时，就亲身感受到，山西的吏治也已经今非昔比，以逢迎为吏治清明、政绩卓著，以刻薄为才能等现象，都大大减少，哪怕收来的耗羡尽归藩库、养廉银给得很少，不足以养家糊口，官员们也不敢怎么样了。
——因为百姓告讦之门已启，官员们如果还像以前那样胡作非为，那就是不想要命了。
03
官员们胡作非为，会有什么样的后果？
万泉县令瞿某，江苏常熟人，以私派激起民变，导致数千百姓围城。
“乱民”们斩关而入，烧了公堂，瞿某和慕客、家奴翻墙逃跑，女眷们来不及跑，滞留在县衙。
“乱民”们涌入衙门，抢了女眷们的内衣和绣鞋罗袜，把她们脱得一丝不挂，张开四肢，绑在树上，然后一哄而散。
第二天，瞿某回到县衙，叫吏人家奴上树解缚。
树高，家奴们爬上爬下，人还没救下来，门外已经聚集了不少吃瓜群众，围观的有慨叹者，有嘲笑者，有诟骂者。
巡抚诺敏接到报告，立即上书弹劾，瞿某丢官。
然后，诺敏给平阳府发文，命令他们逮捕为首的“乱民”。
太守董绅不敢怠慢，立调守城参将兵及壮民两百，前往抓捕。
来到“乱民”所在的堡子，“乱民”打开堡门，以火器弓刀“迎接”后者，后者损失惨重，几乎伤亡殆尽。
太守亲自出马，来到其地，指天发誓，不将尔等绳之以法，誓不为人！
“乱民”怕了，交出三人给太守，“且约不得令之死”，太守带回去后，杀了其中一人，另外两人教训几句后放了。
后来，朝廷调临县杜庭珠到万泉，汪景祺在洪洞县孔传忠衙斋逗留，杜庭珠从万泉到太原，路过洪洞时孔传忠留他吃饭，得知汪景祺在那里，杜庭珠请求见他，停留了两天才走。
两人深夜摆龙门阵，谈到瞿某家妇女受辱之事，杜庭珠忧虑地说，当初得知我要调去万泉，我就让家眷南还，不要跟我去，她们都不愿意，我说你们难道也想私处向外，赤身裸体被人绑在树上吗？
对于瞿某的遭遇，汪景祺的看法是，瞿县令以贪婪激起民变，确实应该罢官，甚至应该杀了以谢百姓，但若以他临阵逃走而斥逐，就不太合理了。
汪景祺认为，“乱民”一下子聚集数千人，简直是无法无天，城门是天子的城门，怎么可以说毁就毁，公堂是天子的公堂，怎么可以说烧就烧？
所以在他看来，为首的“乱民”都该抓捕，公开处决，以为“乱民”之戒，“乱民”如果拘捕伤人，哪怕屠堡也不为过。
如此狠毒，是不是有点过分了？
汪景祺认为，妇女无罪，却遭如此侮辱，那才叫过分！
04
导致“民变”的，还有陕西郃阳（或为“合阳”）县。
郃阳县盐引，民运民销已经很久了，从未出过问题，西安太守金启勋却想玩儿新鲜的，到任后改为官运官销。
食盐贸易历来都有利可图，甚至是暴利，金启勋这么搞，显然是想吃干喝净，不让百姓得利。
作为下属，郃阳县令高佩自然得听上司的，对金启勋搞的那一套，不遗余力地执行。
以乡绅范光宗为首的老百姓不干了，他派家人李德率众人毁城而入，把官府的门打得粉碎。
胡方伯原本就不主张官运官销，当金启勋以民变向他汇报，他说，我早就知道不能这样搞，你们都说出了问题你们负责，你们保证无事，如今怎么样？
金启勋无言以对，俯首而已。
胡方伯急调三水令周文泽到郃阳去处理，差点被百姓打死。
周文泽来到城隍庙，与郃阳县令一起发布文告，对老百姓说，盐引不官运官销了，仍然民运民销，事情才摆平。
只管与民争利，不管百姓死活，这是陕西吏治腐败的又一种表现。
类似因素导致民变、百姓围城之事，岂止一两件，简直屡见不鲜。
有人说，此类恶性事件的发生，主要责任在州县。
老百姓再凶顽，也不会无缘无故围攻衙门，民变的发生，大多是有司咎由自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