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学视野下的黄河改道与文明变迁
摘要：黄河向以“善淤、善决、善徙”著称，河道几经变徙。但是，先秦时期黄河并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改道，而是始终走《汉志》河道。文献中记载的《禹贡》河实际上就是《汉志》河，浚县、内黄一带所谓《禹贡》河则是淇河故道。黄河大规模改道从汉代开始，后经2000多年频繁的改道、迁徙，在下游地区形成6—15米厚的淤积层，彻底改变了先秦时期黄河下游地区一度存在的丘陵、河湖相间的自然景观，最终形成今天一望无际的平原地貌。改道造成该地区文明化进程中断，大部分城邑被毁。黄河下游地区数千年来生态、生存环境的变化，表面上与黄河的泛滥、改道、迁徙有关，但实质上是人类对自然资源的过度利用所致。
关键词：先秦时期 《禹贡》河 《汉志》河 河道变徙
责任编辑：晁天义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2021年第2期P123—P143
黄河干流全长约5464公里，是中国境内仅次于长江的第二长河流。以内蒙古自治区托克托河口镇和河南荥阳桃花峪为界，可将黄河分为上、中、下游三部分。黄河上游以山地为主，水流湍急、河水清冽；中游流经土质松软的黄土高原区，由此夹带大量泥沙，使黄河成为世界上含沙量最多的河流；下游以平原为主，地势平坦，中游河段泥沙在此大量沉积，使该段黄河形成举世罕见的地上悬河。受自然与人为因素影响，历史上黄河下游曾多次发生决溢和改道，洪水波及范围北达天津，南抵苏皖，纵横面积约25万平方公里。由于黄河含沙量极高，决溢、改道后会在整个泛滥地区形成厚厚的黄沙淤积，而这些淤沙又将黄河故道深埋于地下。
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家大型工程建设及城乡基本建设相继展开。为配合基建项目，河南、河北、山东等地的考古单位在黄河下游地区持续开展了一系列考古调查、勘探和发掘，取得丰硕成果。豫北濮阳考古发掘的遗址主要有濮阳西水坡、高城、铁丘、戚城、马呼屯、金桥、清丰杨韩村；鲁西菏泽地区的考古发掘的遗址主要有菏泽青丘堌堆、定陶何楼、十里铺北、灵圣湖汉墓群等。此外，近年来在河北中部冲积平原及滨海平原也陆续有新石器时代、商周以及汉代遗址、墓地见之于世，如河北中南部的蠡县大百尺，任丘哑叭庄、三各庄，安新县留村、梁庄，沧州陈圩等。这些考古调查、勘探、发掘工作显示，过去认为的河北平原“遗址空白区”实际上存在大量先秦时期的遗址，只不过被掩埋在黄河泛滥的淤沙之下。这一重要考古现象极大地冲击和挑战了以往关于黄河下游河道（尤其是先秦时期的黄河下游河道）的认识。
虽然历史文献对黄河故道的走向、改道有一定记载，但多语焉不详，学者们的研究抵牾之处颇多。此外，近年来的考古新发现表明夏商文明的变迁与黄河改道关系密切。有鉴于此，我们以考古发现为基础，结合历史学、历史地理学、地质学的研究成果，对先秦时期的黄河下游河道改道与早期文明的变迁等相关问题进行深入探讨。
一、《禹贡》下游河道再研究
以往学界对《禹贡》河道研究的问题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 一是首次改道的时间，即“周定王五年”；二是改道的地点浚县宿胥口，即郦道元在《水经注》中说的“旧河水北入处”；三是具体河道，主要针对《水经注》中的“白沟”以及《汉书·地理志》中的“邺东故大河”。
（一）周定王五年黄河未在浚县宿胥口决口
关于先秦时期黄河下游河道的研究，以往多以文献为重。如黄河下游首次改道的时间，北魏郦道元等学者均认为是周定王五年（前602）。谭其骧也暗示“定王五年河徙”绝不是西汉以前唯一发生过的改道。史念海则认为，春秋战国黄河下游河道一直未变，《汉书·武帝纪》所记元光三年（前132） “河水徙从顿丘东南流入渤海”才是黄河历史时期的第一次河道迁徙。他根据《左传》宣公三年记载，指出周定王五年卫国的都城已经迁徙到濮阳。“也就是这一年的春天，卫国派遣孙良夫到鲁国去会盟……卫侯、鲁侯，还有一些诸侯都亲自到会。如果黄河真的在宿胥口溃决，改道东流，濮阳必然会遭到洪水的泛滥。那么，孙良夫到鲁国去，就应该向鲁侯告灾。就算决口在春天以后，孙良夫去的时候还没有发现灾情，黑壤之会既在冬季，与会的诸侯怎么都没向卫侯吊灾。显然可见，这一年黄河并未在宿胥口溃决，也就不会有禹河改道的事情。”这一看法得到谭其骧的认同：“史念海同志力驳胡说，论证定王五年黄河并无在宿胥口改道事，证据坚强，可成定论。”史先生的认识也可以得到考古发掘的佐证。近年发掘的内黄三杨庄、岸上村商代墓葬皆位于宿胥口下游，距宿胥口只有20多公里，但均未发现汉代之前黄河改道和大洪水的迹象，汉代及其以后则多有发现。这就充分说明，汉代以前黄河并未在宿胥口决口。2002年河南安阳文物部门在内黄县梁庄镇曹李庄村发现一座砖室墓，出土墓志刻有“唐开元二年葬”，可知该墓年代为唐代。墓志铭文不仅记述了墓主人窦君高师的生平事迹，而且指明了埋葬的地理位置：“南瞻淇水、黄龙之水长流，北眺淇川、黑帝之陵永固。”这里“黄龙”乃“黄河”，这时期的黄河也即东汉王景河，较《汉志》河位置偏南。“淇川、淇水”指淇水，“黑帝”即颛顼帝，“黑帝之陵”也就是内黄颛顼陵。从“南瞻淇水、北眺淇川”可以看出，当时的淇水大致呈南北走向，并从颛顼陵经过。 由此看来，黄河、淇水这两条河在唐代仍然泾渭分明；尤其是淇水在内黄南北向的分布更是表明这里是淇水的河道，与古黄河无关。总之，结合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可以看出，周定王五年黄河并未在宿胥口决口。
（二）宿胥口与古黄河河口
既然黄河并没有在宿胥口决口，那么，宿胥口又该如何解释？ 在《水经注》中，郦道元除了在《河水注》中说宿胥口是“旧河水北入处”外，他在《淇水注》中又指出当地还有一段“宿胥故渎”。这段“宿胥故渎”，学界多认为是禹河的故道。“宿胥故渎”位于今浚县大伾山西部。以大伾山为界，浚县东、西地势差别明显。大伾山西部地势较高，且越向西越高，并有一些小山丘。例如，相山、白祀山、同山呈东北—西南走向一字型分布县城西部，相山东南距县城约13公里，海拔225米；白祀山东距县城约8公里，海拔为90米；同山东北距县城15公里，海拔为145.3米。大伾山以东海拔较低，浚县北关海拔约为60.1米，向东北至内黄县安化城（今二安镇）已降低至55.1米。从地质构造看，在滑县至浚县之间有两个谷地。西边的谷地海拔在58米以上，从淇河口的凤凰台至浮丘山（大伾山西侧山丘，海拔101.5米），谷地较为狭窄；东边的谷地海拔在58米以下，从滑县老城（滑台）到大伾山东侧，谷地较为宽阔。这一状况在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分布上有着鲜明的表现，西边的谷地与今天的卫河河道大体一致，在卫河西岸近河台地上分布一批新石器时代遗址，从南向北依次有前草店、大碾、亮马台、韩庄等；而卫河以东则是东边的谷地，直到向东约10公里才出现新石器时代遗址，自南向北依次有长屯、大屯、徐营、大刘营等。另外，这一趋势在考古上也有明显反映。大伾山以西今天的耕土层下就是原始地表（生土），而大伾山以东地表之下则是黄河故道，从内黄三杨庄、岸上村商代墓葬的发掘情况分析，原始地表深度多在10米以下（黄河河道深度不详，考古钻探6—10米不见底）。浚县的地势西高东低，而这一趋势在先秦时期表现得更加明显。在浚县境内，河水是不可能向西北流的。 《水经注》等文献关于宿胥故渎自东南向西北流的记载就不合自然规律。因此，宿胥故渎也不会是禹河的故道。（见图1）
从《水经注》记载可知，在浚县西部凤凰台到浮丘山之间很短一段距离内，自西北向东南流淌，注入清水的河流有淇水、仓水、泉源水、马沟水、菀水。其中，淇水在注入清水后，冲破清水东南岸的河床，继续向东南流淌，既而在清口注入黄河。关于菀水，《水经·淇水注》云：“菀水上承淇水于元甫城西北，自石堰东、菀城西，屈径其城南。”这里的菀水如同淇水一样，也是先注入清水。由于这一地区西北高、东南低的地势，从西北而来的菀水，水流湍急，冲击力极强，在注入清水后，又极易冲破东南岸的河床，既而继续向东南流淌，最终在宿胥口注入黄河。后来，曹操为了防止菀水冲破清水南岸，于是修筑枋堰或石堰。石堰修好后，长此以往就在清水和黄河之间形成一段干涸的河道，这便是“宿胥故渎”的由来。因此，宿胥口并不是“旧河水北入处”，而是菀水入黄河处；“宿胥故渎”也不是禹河故道，而是菀水故道。（见图2）
（三）淇河、白沟、清河为同一河道
《汉书·地理志》载：“共山北，淇水所出，东至黎阳入河。”从这里可知，西汉时，淇水发源于共县，向东流，在今河南浚县境内汇入黄河。不过，《水经·淇水注》又云：“（淇水）东过内黄县南为白沟。”那么，淇水和白沟究竟是什么关系？多数学者认为淇水与白沟刚开始并不相通，淇水最初汇入黄河，而白沟则为禹河故道，是黄河南徙、从宿胥口（大致在今浚县新镇之南）改向东流后，在其故道上因排水和灌溉的需要而产生的一条河流。东汉末年，曹操为了征伐袁绍，修建白沟运渠，“遏淇水入白沟以通粮道”。上文已言，黄河并未在宿胥口改道，宿胥口以北的“宿胥故渎”也不是禹河故道。那么，与宿胥故渎相连的白沟也肯定不会是禹河故道。实际上，关于白沟的来源，大部分学者并没有给予合理解释。史念海根据新中国成立以后浚县人民凿井取水时，在白沟所在区域地下发现的白色黏土层、白色蚌壳推断，白沟原为淇河故道，河床上遍布着白色蚌壳类的残骸，待淇河断流后，河床显得色白，因而就称为白沟。这样看来，曹操为了漕运，遏淇水，使其与白沟相连，只不过是恢复旧日淇水北流的状态。
《水经·淇水注》云：“淇水过内黄县南为白沟。又东北过广宗为清河。”由此可见，淇水、白沟、清河最初为同一条河。那么，《水经注》中“邺东故大河”就应该是淇水故道的一段，准确地说，是白沟的一段。
（四）邺东故大河问题
“邺东故大河”最早见于《汉书·地理志》：“邺，故大河在东北入海。”长期以来，大多学者都将其作为黄河的一段。史念海虽然考证出内黄以南的故大河是淇水，但他深信邺东故大河是禹河；考虑到禹河无法绕过《汉志》河，他又独辟蹊径，指出禹河是先北流至濮阳戚城，然后折西北流至内黄，最后再折北流到邺东故大河。
我们认为邺东故大河不是先秦黄河河道，理由如下。 一是，古代文献中没有记述宿胥口以下的河道为“河”，而是以淇水、白沟、清河分段记述的。黄河从上游以来接纳众多水系，但没有一段以所接纳河流改变名称的。二是，汉代及以前淇水、菀水等入了黄河，但北部内黄的汤河、安阳的洹河、邺城的漳河都不可能断流，白沟依然有水，因此不能为故大河。古代文献中也没有该河大规模泛滥决堤的记述，而东部的大河则不同，西汉时期河决瓠子河等，至王莽时期完全断流，才有王莽河、大河故渎之称。三是，如果邺东故大河为淇河断流以后白沟的一段，参照今天淇河宽度200—300米，那么它是比较狭窄的；而黄河在该区域很宽，从地质钻探的情况可知，在其东部大名一带宽度在5—20公里，二者相距不远，但宽度差距太大，明显不是一条河道。四是，漳河古代也称“河”，《史记·苏秦列传》张守节正义说：“河字一作清，即漳河也，在潞州。”邺东故大河存在漳河故道之说。古代多有称漳水为河水，张含英说：“凡邺令《西门豹传》所谓河者皆漳水也。项羽巨鹿之战，所谓渡河者，也漳水也。”五是，《史记·河渠书》《汉书·地理志》《汉书·沟洫志》都记载有黄河自宿胥口东北流，至今濮阳县西南然后北折。后者更有“导河北行二渠，复禹旧迹”。《水经注》明确把这段河记作大河故渎。这和故大河在邺东相矛盾。
综上，《汉志》中的“邺东故大河”应当指的是更东的“王莽河”。邺城东约40公里即是黄河故道，最大可能是王莽河被《汉志》记述为“邺东故大河”了。先秦时期《禹贡》河没有在浚县宿胥口决口，而宿胥口则是菀水入黄河处，“白沟”“邺东故大河”不是禹河故道，而是淇河故道。淇河从浚县大伾山西边的谷地流过，而黄河则从东边宽阔的谷地流过。
二、《禹贡》河与《汉志》河同为一条河
通过前文分析可知，先秦时期《禹贡》河并没有改道，它也没有北流入海。那么，文献中的《禹贡》河又该如何解读？实际上，《禹贡》河就是《汉志》河，只是不同文献记载中称谓有别而已，理由如下。
（一）文献记载中《汉志》河早于周定王五年已出现
《禹贡》河最早见于《尚书·禹贡》，其勾勒了黄河下游河道的大致走向：“东过洛汭，至于大伾；北过降水，至于大陆；又北播为九河，同为逆河，入于海。”由于《禹贡》所言范围过于宽泛，对禹河的具体走向，长期以来学者各持己见。《禹贡》河在宿胥口以南与《汉志》河同，但以北走向文献与学者考证开始出现分歧。关键是降水和大陆问题。《水经注》浊漳水条下引郑玄注云:“今河内共北山,淇水出焉,东至魏郡黎阳入河，近所谓降水也。降读当如郕降于齐师之降。盖周时国于此地者，恶言降，故改云共耳。”徐旭生认为“洪水”即“共水”,亦即“降水”。所谓大陆，谭其骧认为它是“曲周以北一片极为广阔的平陆”。若如此，《汉志》河在河南过降水（淇水），在濮阳县西南然后北折，流经大名、馆陶，过曲周大陆的东部边缘，《汉志》河与《禹贡》河在这个问题上没有矛盾。
《汉志》河见于《汉书·地理志》《汉书·沟洫志》《水经·河水注》等文献。根据记载，其下游的大致走向：自宿胥口东北流，至今濮阳县西南然后北折，流经大名，至今馆陶县东北东折，经山东冠县、高唐、平原、德州等，德州以下复入河北，至东光县西会漳水，经吴桥、沧县而东入渤海。
长期以来，学界都认为《禹贡》河和《汉志》河是不同时期，且流向不同的两条黄河河道。实际上，《汉志》河道早已存在，《左传》僖公四年载管仲回答楚国使节时言及齐国疆域：“东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无棣。”可以看出，齐桓公时期齐国的疆域范围西部已与黄河接壤。如果这里的“黄河”像多数学者认为的那样从内黄、安阳境内北流，那么齐国的疆域就已到达内黄、安阳一带，这显然有悖于当时的情况。因为春秋早期，安阳、内黄一带还属于卫国的疆域，当时的齐国疆域，东不过今山东半岛西部之弥河，南不过泰山，西在今山东齐河县一带，北在今天津市南界以南。因此，如果说齐桓公时期，齐国疆域与黄河相接，那么黄河也只能是东流的《汉志》河。《左传》哀公二年载：“六月乙酉，晋赵鞅纳卫太子于戚。宵迷，阳虎曰：'右河而南，必至焉。’”而戚城就是今濮阳市区，考古发现龙山至东周城址。这都说明黄河很早就在宿胥口东流了。
（二）甲骨卜辞中的河与《汉志》河相符
“河”在甲骨卜辞中经常见到，如：“己未卜：王于河。”“己卯卜，出贞：今日王其往河。”（《合集》2751）多数学者将“河”释为“黄河”。陈梦家曾说，卜辞有往于河、涉河、济于河、饮于河、在河的记录，可证为大河、黄河、河水之河。可见，卜辞中的河专指黄河，但卜辞中的“河”究竟在哪里？
在记述河的卜辞中，有很多提到“东”地，如：“行东至河。”（《合集》20610） “令师般涉于河东。”（《合集》5566）“燎河，燎于东，一牛。”“贞：涉，帝于东？”（《合集》1590）从这些记述可知，河位于东地，而关于东地的地望，郑杰祥指出：“卜辞东地，就是文献上所记的'相土之东都’、战国时代的魏国东地和秦代东郡所在地。” 战国秦汉时期的东郡位于今天的濮阳县，考古发现的高城遗址正是东郡郡治所在地。既然河在东地，那么就与《汉志》河的流经区域一致。
（三）地质勘探发现《汉志》河及其河流三角洲河道早已存在
地质勘探表明，与濮阳北部黄河故道相连接的河北大名、馆陶、临清、山东德州、河北沧州一线有一条宽阔的古河道带。第一支为清、漳河古河道带，河道一般宽5—20公里，深度40—54米，长度475公里。从郦道元《水经注》记述可知，这是黄河过大名后的分支屯氏河向北流，注入清、漳河后留下的河道迹象。第二支由馆陶南分出，经冠县、临清、故城、德州、东光、沧州至青县，该支与文献记载中的《汉志》河道一致。第三支向东经濮阳入山东界，在范县附近分成南北两支，当为《汉志》中的漯水。而地质研究报告所见河北平原四万年来主要河流分布图中，河北南部的漳河河道与河南向北的黄河河道并没有联系。黄河河道是在早、晚大理冰期海面下降时，河水下切而成的，河道较深。地质勘探表明古河道砂体埋藏的深度：大名顶板9米，底板54米；清河顶板8米，底板54米；景县顶板7米，底板40米，除景县外顶底相加深度超过了60米。可见先秦时期的黄河下游河道深度都在50米以上，如此深的河道也是早期不改道的重要原因。
另外，地质学家在渤海湾西岸沧州市孟村回族自治县发现距今8000多年的中全新世黄河古三角洲和多条黄河故道。三角洲中轴是孟村、旧城、羊二庄一线；南缘是孟村、小刘家牛、海兴一线；北缘是北毕孟、岭庄、羊三木一线；前缘是海兴、海丰、武帝台、羊三木一线。因其顶点在孟村，故名孟村黄河古三角洲，面积约1500平方公里，今天的孟村、盐山、海兴、黄骅等位于其上。从孟村黄河古三角洲的位置可以看出，中全新世前半期的黄河从这里穿流而过，而《汉志》河也正好从这一带入海。这也为黄河于渤海湾入海之说提供了确凿实证。这样看来，《汉志》河在距今8000多年就已存在。黄骅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存的发现，则表明该三角洲的形成的时代可能更早。
（四）《汉志》河在史前至夏商时期已经存在
1.沧州地区的先秦文化遗址分布态势
沧州是黄河入海口，由于地处黄泛区，此处黄沙淤积深厚。近年来，肃宁、沧县、任丘、黄骅等地的考古发现16处新石器时代至商代遗址，它们多被掩埋在6—8米的淤沙之下。分析这些古遗址，发现它们有三个特点。 一是时间早。黄骅地区发现距今1万多年的细石器遗存。这一发现说明该地区在旧石器时代末期自然环境优越，河流稳定，因此才会有人类活动。 二是古代文化连续性强，中间几乎没有断层。就单个遗址来说，都是多个时期文化遗存连续发展，如任丘哑叭庄遗址就包括龙山、夏家店下层、西周、东周等依次叠压的文化堆积，肃宁柳科是仰韶、早商、周代文化层依次叠压。 三是从沧州黄河西岸向西北的白洋淀一线新石器至夏商周时期文化面貌一致。这一现象说明，从沧州南部的沧县到西北部任丘、雄安白洋淀一带，新石器时代以来并没有大的河流阻隔人群流动和文化交流。（见图3）
2.河北平原东西两侧的新石器文化
从地形地貌看，河北平原都是一望无际的大平原。但是从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的面貌看，又可将河北平原分为东、西两部分，西侧包括冀中南和豫北地区，东侧则为鲁西北地区。
新石器早期，华北平原西侧发现有河北徐水南庄头遗存。东侧鲁中地区则发现了沂源扁扁洞遗存。河北平原东西两侧在新石器早期就处于各自发展的阶段。
新石器中期偏早阶段，西侧为磁山—北福地一期文化，东侧为后李文化。新石器中期偏晚阶段，河北平原两侧分别出现了镇江营文化和北辛文化。镇江营文化主要分布于冀中的拒马河流域和冀南的滏阳河流域，北辛文化则主要分布于鲁中南的汶、泗河流域。在史前时代，炊器形制是一个族群最为鲜明的特征，是两支文化区别的重要体现，镇江营文化和北辛文化的炊器形态表明它们饮食方式不同，结合它们不同的分布区域，可以认为这是两支性质迥异的考古学文化。
仰韶文化早期，西侧为后岗一期文化，东侧则处于北辛文化中晚期和大汶口文化早期。仰韶文化晚期，西侧为仰韶文化大司空类型，东侧开始进入大汶口文化晚期阶段。大汶口文化在河北平原西侧的鲁西北地区主要是尚庄类型。仰韶文化晚期，河北平原两侧的文化面貌与早期相比，差异极为明显。从大的时空范围来看，大司空类型属于仰韶晚期考古学文化，是中原系统；大汶口文化则是海岱系统。
龙山文化时期，西侧为后岗二期文化，东侧为典型龙山文化。后岗二期文化在该地区以沧县陈圩遗址为代表。陈圩遗址与任丘哑叭庄龙山文化遗存相似。典型龙山文化以德州禹城邢寨汪遗址为代表。
综上所述，从新石器时代早期到新石器晚期，河北平原东西两侧文化面貌迥异，形成两种不同的文化系统，西侧属于中原文化系统，东侧属于海岱文化系统。 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何在？观察两个文化系统的分界线与《汉志》河河道高度吻合。可以说，正是古黄河下游宽阔的河道以及众多的支流阻隔，使河北平原两侧在新石器时期形成不同的文化系统，东侧新石器遗存的面貌相对单纯，自始至终都有着一条稳定的发展脉络与谱系；西侧主要为中原体系，因处于中原、海岱与北方文化系统之间，新石器遗存的面貌始终有些驳杂。
《汉志》河在新石器时代早期就已经存在，整个先秦时期并没有发生大的改道，始终东流，并在沧州地区入海。这说明黄河的流向是“河流对地理形势的选择”。从文献记述看《汉志》河就是《禹贡》河。司马迁和班固早在2000多年前也是这样认为的。汉武帝元光三年，河决瓠子（今濮阳西南），河患历20余年不息。直到元封二年（前109），武帝亲至瓠子，命从官督卒数万人筑塞决口，才使其“复禹之故迹”。需要注意的是，司马迁和班固都将原来的河道称作“禹故（旧）迹”，他们都将流经濮阳西南部的黄河称为“禹河”，而这条禹河就是《汉志》中记载的黄河。
三、古黄河下游改道的考古学观察
黄河下游地处华北平原中北部，海拔多在40—50米之间，今天这里沃野千里、一马平川。但是，近年来在这里开展的一系列考古调查、发掘显示，这一地区现在的地理环境是汉代以来逐渐形成的；先秦时期，这里河湖众多、水网密布，丘陵山地夹错其中。造成这些突变的原因与黄河的泛滥、改道密切相关。下文试从近年来考古发现的地层剖面入手，探究古黄河泛滥、改道的准确时间。
（一）内黄—濮阳—菏泽文化层堆积剖面
华北平原西依太行山，总的地势是从西北向东南倾斜，这在内黄—濮阳—菏泽一线表现得尤为明显。内黄西部地势较高，地质学上称“内黄隆起”；向东至濮阳骤变为凹陷地带，历史上这里是黄河淤积、决溢改道最频繁的地区之一，正如有学者所言：“纵观历史，黄河下游无论是北流、东流，还是南流，其河道变迁的顶点均在濮阳上下，都是由该区域堤防决溢而引发的，且越靠上，其滚动范围越广，灾害越重。”濮阳以东为菏泽地区，地势更加低洼，濮水、瓠子河都是由西向东流入该地区的，著名的菏泽、雷泽、巨野泽都位于这里，西部的黄河决堤，这里首当其冲。在内黄、濮阳、菏泽、定陶一线，考古发现许多新石器时代至汉代的遗址。通过考古发掘的遗址和墓葬的地层堆积，可以建立一条西北—东南向100多公里宽的剖面，以此反映这一地区黄河泛滥、改道的情况。
一是内黄区遗址群。该遗址群位于内黄东部，以岸上村商代墓地和三杨庄遗址为代表。岸上村商代墓地位于内黄县亳城乡，发现商代墓葬10座，为商晚期墓葬群。墓葬埋葬深约2米，但汉代以后黄河沙淤积厚约8米。三杨庄遗址位于内黄梁庄镇西北，发现有东汉时期完整的聚落遗存。在汉代文化层之上有6米厚的黄河淤沙层，可划分出三个阶段。研究者认为：“汉代洪水第三阶段下部30—40厘米的部分红色条带呈斜层理状，也表明洪水流能量增大。这些特点均显示，在洪水的第三阶段，黄河大堤被彻底冲毁，大量洪水从决口处涌向遗址所在地，洪水肆意漫流，没有固定河道，水流携带更多粗颗粒的河床物质，以决口处为扇顶向东形成大型河流冲积扇，扇缘逐渐延展至濮阳地区。洪水过后，在冲积扇上形成一条新的河道，在濮阳东北部呈曲流河状。”
二是濮阳区遗址群。考古发掘的遗址主要集中在濮阳市区和濮阳县境内，市区发掘的遗址有戚城、铁丘、马庄、马呼屯等。铁丘遗址西临先秦时期的黄河故道。考古发现了一批仰韶、龙山文化时期的遗迹和遗物。遗址原为高3—4米的台地，后来平整土地的过程中被逐渐削低，现今呈漫坡状隆起，略高于周围地表0.5米。钻探可知，遗址周边地表6米以下皆为淤沙。可见，最初的铁丘遗址高度当在10米以上。西水坡遗址位于濮阳县城西，地处古黄河以东，地势较低，地表以下有4—6米的淤土层，其下为文化层：第1层为唐宋层，第2层为东周层，第3、4、5、6层为新石器时代的龙山、仰韶文化层。遗址新石器时代文化层上直接叠压着东周文化层，未见任何淤沙层，说明新石器时代至东周黄河并没有在这里泛滥。高城遗址位于濮阳县东南的五星乡高城村南，北临东汉黄河故道。遗址出土有仰韶、龙山、二里头以及殷墟、东周等多个时期的文化遗存。这是一处面积约916万平方米的古城址，城墙底部距今地表深13米。高城遗址就是卫国都城帝丘，也是传说中的颛顼遗都帝丘，汉代的东郡治所，汉代黄河泛滥则是古城被淹灭的关键原因。
三是菏泽区遗址群。濮阳向东南跨过今天的黄河即是山东东明县、菏泽牡丹区。牡丹区遗址众多，经发掘的有青丘堌堆、安丘堌堆、成阳故城和尧陵遗址。其中青丘堌堆遗址最高处约7米。考古发掘可知其文化层堆积从龙山、岳石、商周到汉代依次叠压。安丘堌堆遗址位于菏泽市区东南，堌堆高出现地表2.5—3.5米。考古发现了晚商、早商、岳石、龙山四个大的时期相互叠压的文化层。成阳故城遗址位于菏泽牡丹区胡集镇。考古试掘初步认定城垣的主体始建于战国。目前城址全部被黄河淤沙深埋于地下，地表8米下还发现有北辛文化遗存。从考古钻探和发掘分析，原始地面应当在6.5—10米以下。尧陵遗址位于菏泽牡丹区胡集镇，考古发现了龙山至汉代的文化堆积。
四是定陶区遗址群。牡丹区向南约20公里为定陶区，这里发现的典型遗址有十里铺、何楼、灵圣湖汉墓群。十里铺北遗址位于定陶区仿山镇，遗址完全淤埋于地表下，遗存文化堆积平均厚达2米，上部普遍覆盖0.7—2.1米厚的淤积层，包含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岳石文化、商、东周、汉、唐等不同时期的文化遗存。在北部土丘高地上发现有岳石、晚商时期的城址。何楼遗址位于定陶区仿山镇，考古发现了北辛、大汶口时期的文化堆积。灵圣湖汉墓群位于定陶区马集镇，墓地因长时间的黄河河沙淤积，致使封土淤埋厚达11米。说明先秦时期菏泽部分地势低洼的地方并没有影响人类的居住。
类似情况在向南的开封、商丘一线也是如此，两地都发现了城摞城，但遗址的淤积是从汉代及以后开始的。
从以上四个小区的考古发掘情况来看，新石器至商周时期，内黄、濮阳、菏泽、定陶一线遗址上的文化堆积并没有大的中断，也没有发现大洪水淤积层，说明这一地区从新石器时代至商周时期一直都有人类活动。这一地区的洪水淤积层都是汉代中后期才开始出现的，经过多次大规模的改道迁徙，黄河在豫东北、鲁西南地区形成了厚达6—15米的淤积层，从而彻底改变了这一地区先秦时期丘陵、河湖相间的自然景观，使先秦文献中记录的雷泽、巨野泽、历山等不复存在。
（二）安新—文安—沧州文化层堆积剖面
一直以来，学界都认为冀中平原地区属于考古的空白区。但是，近年来随着考古调查、发掘的深入开展，在冀中的平原及滨海冲积平原新发现了许多先秦时期的遗址。这些遗址的发现，有助于建立一条从安新、任丘，到大城、文安，再到青县、沧县的文化层堆积剖面，以观察黄河的改道泛滥。
一是白洋淀区遗址群。白洋淀位于安新县、雄县境内。这里地势较低，海拔仅15—20米，局部低于10米。在白洋淀周围的安新、雄县、任丘发现有不少先秦时期的遗址，新石器遗址有安新梁庄、留村、涞城、申明亭，任丘三各庄、哑叭庄等，夏商遗址有安新申明亭、留村南、张村、辛庄克等。梁庄遗址位于安新县大田庄乡，遗址最初埋藏于白洋淀底，遗址上的淤土层厚2—2.3米，淤土层下为文化层，下层文化特征与磁山文化相似，上层大致处于仰韶早期。留村遗址位于安新县城西。遗址表土层厚达1米左右，下为文化层堆积，分上下两层，下层大体相当于北福地二期文化，上层则与后岗一期文化接近。哑叭庄遗址文化层堆积厚0.2—5米。遗址包含龙山、夏家店下层文化、西周和东周四个时期的遗存。
二是任丘—文安区遗址群。白洋淀以东即任丘、文安、大城三县。近年来，这一地区发现了数量众多的先秦遗址。例如，文安县发现商代遗址3处，分别为小王东、赵郭、大王东，东周遗址52处，以岳村、大韩、文安故城等为代表。大城县发现商代遗址1处，为郭庄遗址，东周遗址5处，分别为郭底、田庄、赵固献、完城、野固献等。
三是沧州遗址群。沧州东临渤海，地势低平，海拔最高17米，最低2米。随着考古工作的展开，这一区域也发现了一些重要遗址。陈圩遗址位于沧县陈圩村东北，深埋于地表6—6.5米以下，以后岗二期文化遗存为主。倪杨屯遗址位于沧州市正西，发现有商代文化层，文化层距地表深约3米。
从安新梁庄、留村遗址的地层资料来看，在数千年的历史变迁中，白洋淀的水域范围略有变动；另外，这一地区地势低洼，曾遭受洪水泛滥影响，不过淤积并不深厚，最深也只有2.3米左右。白洋淀地区东南的任丘、文安一线，从考古调查、发掘的资料来看，洪水淤积不甚严重，很多遗址没有发现淤积层的存在。但到了青县以南的沧州、沧县一带，洪水淤积十分严重，陈圩、杜林等遗址都淹埋在6—8米厚的淤沙层下。可见，从白洋淀地区向沧州地区，黄河淤积厚度是逐渐加深的。当然，这从地势的走向也能反映出来，目前安新地区的海拔最高有20米，但到沧州一带最低海拔仅有2米。考虑到先秦时期沧州地区的多数遗址都深埋在黄沙之下，那么，先秦时期黄河入海处的地势很可能低于今天的海平面。
从调查、发掘的地层堆积情况看，这一地区在新石器时代中期的磁山文化时期就有人类活动。整个先秦时期，这里的文化面貌并没有出现大的中断，很多遗址都有多个时期的文化堆积相叠压，如三各庄、哑叭庄，尤其是任丘、文安境内大量商周遗址的发现，则充分说明商周时期这里的自然环境仍然十分优越，适宜人类生活。在已经调查和发掘的先秦时期文化堆积层中，几乎不见淤积层的存在，而淤积层大多在先秦文化堆积层之上，这说明，先秦时期这一地区也没有出现黄河泛滥的情况。相反，汉代及以后，黄河改道泛滥对这里造成巨大影响，将大部分先秦遗址淹没在深厚的黄沙之下。
（三）历史文献印证
通过上文对内黄—濮阳—菏泽、安新—文安—沧州两条文化堆积剖面的分析，可以看出，从考古学上看，先秦时期古黄河并没有改道泛滥，黄河泛滥只是出现在汉代及以后。那么，这一现象能够得到历史文献的印证吗？
先秦时期黄河改道泛滥不见于历史文献记载，但到战国中期各诸侯国在黄河下游全面筑堤则屡见于文献，如《汉书·沟洫志》就有齐、赵、魏等在黄河两岸筑堤的记载。文献中也有这一时期一些诸侯国决水以浸他国的记载，但因自然原因而大规模决堤的事件则未见确切记载。 可见，虽然黄河在先秦时期并没有改道泛滥，但到战国时期，黄河下游河道开始恶化也是事实，因此，各诸侯国才开始在黄河两岸修筑堤防。
到了汉代，黄河改道、泛滥的记载就屡见于历史文献。文帝前元十二年（前168），“冬十二月，河决东郡”。武帝元光三年， “河决于瓠子，东南注巨野，通于淮、泗”。这是史书记载黄河第一次夺淮入海。西汉末期，黄河下游河患日趋严重。元帝永光五年（前39），清河郡灵县鸣犊口河决，黄河向北又分出一股，至蓚县（今河北景县）南入屯氏河，史称“鸣犊河”。
王莽始建国三年（公元11年），河决魏郡，泛清河以东数郡。王莽“恐河决为元城冢墓害，及决东去，元城不忧水，故遂不堤塞”。致使河患愈演愈烈，造成黄河泛滥于济、汴之间常达60年之久。直到东汉明帝永平十二年（公元69年），王景治河，河道才得以固定，史称“东汉河道”。
自王景治河迄至唐末，黄河下游河道进入一个相对稳定安流时期。但五代至金末的200多年间，黄河又进入改道泛滥的频发期。北宋景祐元年（1034），河决澶州横陇埽。庆历八年（1048），黄河在澶州商胡埽决口，改道北流。黄河又在大名第六埽向东决出一支分流，向东北经今山东莘县西北至聊城北入西汉大河故道。此后，黄河有时单股东流，有时单股北流，也有时东、北二流并行。南宋建炎二年（1128），东京留守杜充为阻遏南下的金兵，在李固渡以西决河。这是黄河史上发生的一次重大改道，此后数十年，黄河迁徙无定，直到金末，才全河入淮。金末黄河入淮后，历经元、明，直到清咸丰五年（1855），在铜瓦厢决口才再一次北流。铜瓦厢决口后，直至新中国成立前的一百年时间内，河患仍连年不断。
从文献记载可以看出，先秦时期黄河始终没有改道，但汉代以后，黄河却经常改道、泛滥，并在华北地区留下了深厚的黄沙淤积层。
四、黄河改道对早期文明的影响
（一）黄河下游改道的影响
首先是导致城址与早期文明的变迁。文献记载，以河济为核心的黄河下游一带是史前及夏商时期各部族的主要活动区，王国维曾指出：“夏自太康以后迄于后桀，其都邑及他地名之见于经典者，率在东土，与商人错处河济间盖数百岁。”同时，这里也是夏商都城的集中分布区，文献记载的夏代都城中，除了桀都斟鄩位于豫西的伊洛河流域之外，其余如阳城、斟灌、帝丘、原、老丘、西河等均在“河济地区”。商代中晚期曾历经“河亶甲迁相”“祖乙迁邢”“南庚迁奄”“盘庚迁殷”等迁都事件，而这些都城也都位于这一地区。两周时期，这里又成为各诸侯国的主要封地，西周初年分封的卫、曹、宋、鲁等重要诸侯国都位于这一地区。由于处于四方辐辏、天下之中的核心区域，两周时期这里的经济、文化极其发达，范蠡辞官到定陶经商，很快富足天下，成为赫赫有名的陶朱公，正是对这里经济发达、商旅接踵的生动反映；而“桑间濮上”“郑卫新声”又是对这一地区文化繁荣的真实写照。秦汉时期，这里成为中央王朝统治下的重要郡国所在地，如东郡、梁国等。
整个先秦时期，黄河下游地区经济发达，文化繁荣，早在5000多年前就已经开启了文明化的进程，在距今4000多年前又率先进入早期文明阶段，且文明的高峰此起彼伏，文明的脉络延续不断。作为最能展现文明特色的城邑，这一地区更是数量众多、内涵丰富，这在考古学上已得到充分验证，仰韶文化晚期这一地区的先民已开始兴建城邑；龙山时期这里的城邑呈现“万国林立”的景象；三代时期的一些都城遗址都经过多年的考古发掘，备受学界关注。
秦汉以后，由于黄河改道、泛滥的影响，这一地区的文明化进程戛然而止，大部分的城邑都被淹灭在黄沙之下，例如考古发现的濮阳高城、戚城、咸城，商丘宋城、睢城，开封大梁故城，以及菏泽一带的成阳城、陶丘城等。
其次是导致大量丘类遗址淹没或消失。近年来，考古在豫北一些市县进行了较大规模的考古调查和发掘，发现不少含有仰韶、龙山、二里头、殷墟以及东周等时期文化遗存的遗址，而在鲁西的菏泽、聊城等地也发现大量北辛、大汶口、龙山、商周等时期的文化遗址。钻探、解剖显示，这些遗址大多呈圆形土包状，文献中称之为“丘”。这些遗址原本都矗立在地表之上，先秦以后的黄河改道、泛滥，对它们造成了极大的影响。在古黄河、瓠子河、濮水等河流两侧以及雷泽、菏泽周围有大量“丘类遗址”被掩埋在黄河淤沙之下。
最后是导致湖泽消失。黄河下游地区历史上存在大量的湖泊、沼泽，它们很多也见于古代文献的记载。汉代以后黄河改道泛滥对这些湖泽造成毁灭性打击，有些急剧萎缩，大部分销声匿迹。正如邹逸麟指出的那样：“古代在太行山东麓河流冲积扇和西南、东北向的古大河河堤之间有许多交接洼地，形成河北平原上的一连串的湖泊，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大陆泽。黄淮平原上的湖沼，如圃田泽、荥泽、孟诸泽、蒙泽、菏泽、大野泽、雷夏泽等等。公元六世纪作品《水经注》记载黄河下游有一百三十多个大小湖泊。但这些平原湖泊由于黄河泛滥后，一次又一次地输入大量泥沙，逐渐淤浅，以后又加上人工垦种，先后变为平陆。”
（二）黄河下游改道原因
黄河下游地区的考古发现显示，汉代以后黄河在华北平原发生多次泛滥、改道和迁徙，并留下深厚的黄沙淤积。从近年出版的《中国文物地图集·河北分册》上能够清晰地观察到这一现象，古黄河流经地区新石器至汉代遗址、墓葬数量众多，汉代至宋代却成了空白区，直到辽金时期才开始变多。这种特定时期的所谓文化“空白区”，恰与汉代以后黄河频繁地改道、迁徙、淤积相关，深厚的淤沙层淹没了曾经的地貌环境与文化遗迹，极大地改变了华北地区的生态环境。那么，导致先秦以后黄河开始不断泛滥和改道的原因是什么？
其一是黄河中上游生态环境的破坏。春秋以后，社会生产力显著提高，铁器和牛耕开始广泛应用于社会生产和生活，再加上人口的急剧增长，使得黄河中上游的荒地、草原被大量开垦，森林被不断破坏，生态环境开始恶化，水土流失严重，黄河携带的泥沙量急剧增加，最终导致黄河下游河道不断淤积，河床逐年增高。到战国中期，位于黄河两岸的齐、赵、魏等就开始筑造黄河大堤，固定河道，预防决堤。黄河上游的水土流失和淤沙沉滞也改变了黄河的水文样态，使其日渐浑浊，战国以前只称作“河”，战国时开始有“浊河”之称。
到了汉代，随着对匈奴战争的胜利，汉帝国开始在河西走廊、西域、河湟地区推进屯田制度。屯田开荒虽然稳定了边疆，但也使得天然植被破坏，水土流失加剧。汉代及以后“浊河”又变作“黄河”。
其二是气候变暖、降雨量增加。5000年来的气象资料显示，先秦以后，我国大致存在三个气候温暖期：西汉、唐至北宋和清末，这三个阶段的年平均温度都高于现在的年平均温度。无独有偶，黄河下游地区改道最频繁的时期也集中在西汉、五代至金末、清末三个阶段。两者的高度吻合性充分说明，气候变暖引起的降雨量增加正是造成黄河改道泛滥的一个重要原因。不仅是黄河，在这三个阶段，我国境内的其他河流也频繁出现洪涝。例如，“在汉代的423年中，渭河流域共发生洪涝灾害109次，平均每3.9年发生一次。轻度涝灾发生48次，中等涝灾发生37次，大涝灾发生25次，特大涝灾发生9次”。
其三是人为的政治、军事行为。先秦以后黄河改道泛滥除了受气象、生态环境变化的直接影响外，政治、军事行为也是重要因素。西汉武帝元光三年河决瓠子河后，20多年“不事复塞”，皆因武安侯田蚡“江河之决皆天事，未易以人力为强塞”的荒谬言论。王莽始建国三年，河决魏郡后，泛滥于济、汴之间60年之久，也主要缘于王莽“恐河决为元城冢墓害，及决东去，元城不忧水，故遂不堤塞”的私心。另外，北宋时期黄河在澶州地区来回摆动，无法固定，则与宋朝统治阶级内部围绕着黄河是北流还是东流的问题争论不休有关，而“北流”“东流”之争又是统治阶级内部不同派系政治角力的突出表现。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摇篮，黄河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在黄河流经的各个地区中，下游地区才是中华文明起源与形成的核心，同时也是遭受黄河改道、泛滥影响最严重的地区。先秦时期，黄河下游并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改道、泛滥和迁徙，始终走《汉书·沟洫志》《汉书·地理志》等记载的《汉志》河道。文献中的《禹贡》河实际上也是《汉志》河，而浚县、内黄的所谓《禹贡》河道则是淇河故道。
正因为先秦时期黄河河道的稳定，黄河才成为当时与人们生活、生产休戚相关的益河，中华文明才能在黄河下游地区起源并稳固发展。先秦时期，黄河下游地区自然环境优越，资源丰富，是人类生存的理想场所。人们可根据自身的需要来选择居住的方式。但从战国时期开始，由于人为的影响和干预，黄河下游地区的生态环境开始遭到破坏，黄河从汉代开始发生大规模的改道、泛滥，在之后的2000多年，黄河改道、泛滥日益频繁，而呈现出“善淤、善徙、善决”的特点。可以说，今天华北平原一马平川的自然景象就是汉代以后黄河多次泛滥淤积形成的。
黄河下游数千年来自然环境的变化，表面上与黄河的泛滥、改道、迁徙密切相关，但实质上是人类对自然的过度利用造成的。如今，社会生产力高度发达，人类改造自然、利用自然、征服自然的欲望和能力显著增强。但是，对地貌的过度改造与破坏，也使人与自然的矛盾日益突出，近年自然灾害的频繁发生就是佐证。如何确保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已成为制约各地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难题。通过对汉代前后黄河下游河道演变形态及相关问题的考古学观察，笔者认为，只有持续、深入地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才能确保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