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利普·罗斯的生命、文学、性

《菲利普·罗斯传》：菲利普·罗斯的生命、文学、性

2021年4月，由布莱克·贝利撰写的《菲利普·罗斯传》（Philip Roth: The Biography）问世。此时离罗斯去世已经过去了大约3年。这本厚达900页的传记由50个章节、6个编年部分组成，详细讲述了罗斯的痛苦而崛起的一生。中文译本不久将由“99读书人”推出。

在某种意义上，罗斯是“最后一位”伟大的白人男性作家。在55年的创作生涯中，罗斯写了31本小说，其中大多以其家乡新泽西州纽瓦克为背景，故事情节涉及犹太人的生活和身份认同，以及性描写和性哲学。

菲利普·罗斯

罗斯的辉煌开始于《再见，哥伦布》（Goodbye, Columbus），二十六七岁的罗斯凭借他的第一本书获得了1960年的美国国家图书奖，当然彼时的国家图书奖尚没有今日如此之大的声誉和决断权。发表于1969年的《波特诺伊的怨诉》（Portnoy’s Complaint）则代表着罗斯文学的第一波高峰。小说通过中产犹太人与心理分析师的对话，讲述了主人翁迷恋性事、对性欲的追求及性困惑的往事。随后，罗斯卷入对他的批判风波中。以虚构人物内森·祖克曼为主角的一系列半自传作品则标志着罗斯的第二波高峰，它们主要集中在1979年到1986年间。第三波高峰则是美国三部曲，《美国牧歌》（American Pastoral）、《我嫁给了一个共产主义者》（I Married a Communist）、《人性污点》（The Human Stain）。

2012年，罗斯向一位法国记者表示，他不再写作了。“和写作进行的搏斗结束了”，罗斯把这句话贴在了电脑上。从此,罗斯就再也没有写过任何作品。我已经不再拥有足够的思维活力或身体精力来支撑我进行写小说这一内耗巨大且复杂的过程了，”罗斯表示，“每一种才能都有它的期限、生命周期和维度……不是所有人都能够一直保持高产。”在55年的作家生涯里，罗斯日复一日地面对空白的页面，在写作中抵抗人生，并进行自我保护。在总结过往的经验时，罗斯说，“振奋与沉吟，沮丧与自由，激情与不安，丰盈与空虚，挺进与踉跄——每一天我都在这些对立与矛盾之间不断地震荡、摇摆。当然，还有深邃的孤独和沉默：五十年如一日地在寂静的房间里，犹如在海池的深底，努力捕捞勉强能够成文的字词和话语。”

就在同一年，布莱克·贝利（Blake Bailey）授任成为罗斯的传记作者，或许更为卓越的作家赫敏·李和朱迪思 ·瑟曼则拒绝了罗斯的邀请。在正式的会谈和面试后，贝利获准查阅罗斯的所有档案，包括那些最为私密的。这只从樊笼中飞出的鸟，再一次借助传记作家之手吐露了出自己的语言。

和众多经典作家对传记的回避不同，罗斯一生都很青睐传记，他自己在不同的时期创作了几部传记作品，其中包括《遗产》《事实》，后者在相当程度上对真实的历史进行了杜撰。显然，罗斯是整个世界文学史上的一个特殊例子，像我们所熟知的经典作家，诸如查尔斯·狄更斯、沃尔特·惠特曼、亨利·詹姆斯、西尔维娅·普拉斯等等作家，为了逃避传记，都毁灭了他们的信件、日记，以及任何他们能找到的传于后世的私人片段。而罗斯为所有人开放了他的全部档案，当然仅有少数几个人可以查阅这些档案，其中接触这些档案最多的就是贝利。

从历史上说，美国传记的传统非常贫乏，与之对照的是，英国传记传统一以贯之的深厚和富足。尤其是考虑到，美国在二十世纪崛起了如此之多的经典作家，而他们竟然无法见诸于仅仅一部优秀可观的传记作品中，科马克 · 麦卡锡（Cormac McCarthy）、 e.l. 多克托罗（e.l. Doctorow）、唐 · 德里罗（Don DeLillo）、托马斯 · 品钦（Thomas Pynchon）等人甚至都没有传。贝利的传记生涯很短，但他却日益拔出单薄的美国传记传统。贝利是《诚之悲剧：理查德·耶茨传》（A Tragic Honesty: The Life and Work of Richard Yates）、《契弗传》（Cheever: A Life）的作者。这两部作品也为贝利奠定了声誉。

罗斯，为所有人所知的形象是，性欲旺盛、愤怒无情、受害感十足但很乏同情心、自我辩护的花花公子，而这也是贝利的罗斯。在这本罗斯传中，贝利和他的传主罗斯，从未希望这本传记能够为他从前的生活辩护。罗斯告诉贝利，他只需要让他变得有趣就可以了。为了使罗斯变得有趣，他的性经验和文学上的抗争被凸显了出来，而它们在实际生活中并没有那么显著。

性生活和欲望，一直以来都是占据了罗斯形象的核心，这也是他作品的核心元素。在出版《波特诺伊的怨诉》后，罗斯收获了巨大的声誉，并开始逐渐远离当初的单调生活，彻底变成了一位响当当的花花公子。通常情况下，罗斯白天写作，晚上和一位接着一位年轻女孩追求性快感。在1975年，贝利写道，一位宾夕法尼亚女学生为这位学者和作家深深迷恋住，他们走到了一起。在罗斯的指导下，这位女学生学会了如何正确地口交，同时，罗斯陪同她去庆祝圣诞节，并轻而易举地替她还清了大学贷款。这段短暂的恋情只是罗斯诸多恋情中的一例。

和英国女演员克莱尔·布鲁姆（Claire Bloom）的恋情开始于1976年，他们往返于康涅狄格州、纽约、伦敦进行各自的工作，和演员、艺术家、作家们交往，其中就有哈罗德·品特。漫长的交往和短暂的婚姻以双方相互间的指责而结束。而这二十年，正是罗斯的布鲁姆时代。1996年，克莱尔写了《离开玩偶之家》（Leaving a Doll’s House） ，她充满愤怒地指责罗斯过于自私和厌女。为了回击，罗斯也完成了一本传记，并请律师审视自己的档案和手稿，但这本书最终在朋友们的劝服下草草收场。

罗斯的性遭遇在祖克曼身上扩大了。作为一个虚构人物，祖克曼或许远比罗斯更为和谐和丰富。祖克曼，被罗斯渲染成一个激进的自由实践者，他公然捍卫性的疯癫，并与其最丑陋的一面作斗争。祖克曼写了一本叫做《卡诺夫斯基》的小黄书。在所有这些故事中，祖克曼被责备说是个态度冷淡、乐善好施、盲目乐观的特权阶层新教徒。祖克曼身上的邪恶，在罗斯更为广阔的书写中，变成了一种美德，而这经常被嘲笑为“美德骗局”，尤其是那些女权主义者。如我们所料，晚年的祖克曼患上了前列腺癌，身体和创造力都消耗殆尽。祖克曼定期去西奈山医院看泌尿科，寄希望于保持身体的洁净、更换特质的内裤，来挽救这样的紧急状态，他再也无法回复他的青年状态。祖克曼陷入了一种深深的焦虑，传记作家有可能会颠覆他的过去，扭曲他想象到的正义。在他看来，传记作家只是试图将艺术削减到可以理解的限度，在这种情况下，小说被故事取代了。

“在这几十年里，我在自己的作品中描绘了一群感到困惑与不安的男人，他们被性欲所控制，同时又努力地与其进行调和，以期找到一种平衡与满足。在描绘这些男性时，我努力尝试复原他们最本真的面貌：他们的行为、所经受的诱惑、对性欲的渴求、以及所面临的精神和道德上的困境。在这些小说中，我并没有回避男人在性欲投射的过程中所作出的一些可能会引起反感与不安的行为。我不仅想要描绘出男性在进行这些行为时的内心活动，更想要剖析这一顽固的、持续的欲望驱力对理性造成冲击的现实情境——在某些情况下，性欲的驱力过于强烈，以至于它可能会导致理性的消退或缺席。”在一次访谈中，罗斯说道。

正如祖克曼所说，罗斯的一生，借助这本传记延长了、现实化了。每个读者都会见证到罗斯的年轻女友，随着年龄增长，这些年轻女友越来越多，她们承担了艺术家之外的生活义务，充当他的照顾者、司机、护士。由于罗斯的无所保留，贝利也记录下来了罗斯的癖好，以及他微不足道的琐事，比如，罗斯喜欢讲笑话，讨厌伍迪·艾伦，不信任心理医生。在这些生活现象和片段背后，罗斯的更为广阔的一面被揭示了出来，读者被获准进入小说背后的生活源泉，在那里，每日有激流从岩石中流淌出来。直到那个晚年的、苍白的罗斯，性冲动和写作欲望都消退了，剩下的只是某种厌倦，正如他对他的孩子所说的，“我也厌倦了自己的韧性。”

罗斯的写作恰逢美国小说最好的时代。那个时候，文学并没有被政治宣传、所谓的流派所玷污，也没有所谓的地域中心、同质群体、国家团体。社会整体对文学普遍漠不关心，人们甚至没有一点对当代文学的理解力。所有这一切给予了那个时期的作家以某种自由，文学也因此从更广泛的范围中生长出来。而现在，一切都大不相同了，敌意、伪善、过度操控、负债等等遍布在这个世界。在乔伊斯·卡罗尔·欧茨看来，在压抑的五十年代，罗斯逃离了诸多的形式主义、讽刺手法、间接隐喻、亨利·詹姆斯式文字，他笔下的文字瞄准了公共和私人生活中的虚伪和谎言，而其中也有我们熟知的反叛。

在《事实》中，罗斯试图重回家园，重回原点，再次生长。对罗斯来说，纽瓦克是一个安全和平的天堂。“我并非第一次听到这样的故事。他的知识的表达形式就是叙事，但他的叙事内容从不丰富：家庭、家庭、家庭，纽瓦克、纽瓦克、纽瓦克，犹太人、犹太人、犹太人，有点像我自己的叙事。”罗斯写道。在这部回忆录中，罗斯用迂回的方式对过去做出了澄清。祖克曼给罗斯来信说：

“至于特征描述，罗斯是你所有主角中被描绘得最差劲的。你的天赋不是让你的经历个性化，而是人格化，即让一个他者来体验你的经历。你不是一个自传作家，而是一个人格化作家。与大多数美国同代人不同，你的经历是逆向的。你对事实的熟悉和感觉，比不上你对小说的理解和权衡。你能让一个虚构的世界比它所依据的真实世界更令人兴奋。我的猜测是，你多次创造了自己的蜕变，以至于不清楚自己现在或曾经是谁。时至今日，你已变成一本行走的书。

你在此讲述的求学史——奔赴外面的大世界，告别自己的小圈子，让自己撞得头破血流——与有关我的成长小说相比，并没有显得更加密集紧张，或更加岁月峥嵘。唯一的例外，是你在婚姻中所承受的折磨。你指出，类似的经历最终成为我不幸前任塔诺波尔的命运，我因此而对你感激不尽。但在犹太人反对我写作方面，我谨希望自己的家人能像你的家人一样，对我的职业没有如此强烈的反感。”

葡萄牙语译者玛格丽特·胡尔·科斯塔：科斯塔和她的翻译帝国

作为一名资深的葡萄牙语译者，玛格丽特·胡尔·科斯塔（Margaret Jull Costa）已经翻译了超过130多部的葡萄牙语和西班牙语作品，其中包括马查多·德·阿西斯（Machado de Assis）、埃萨·德·凯依罗斯（E a de Queiroz）、费尔南多·佩索阿（Fernando Pessoa）、若泽·萨拉马戈（José Saramago）、安东尼奥·洛博·安图内斯（António Lobo Antunes）、克拉丽斯·利斯佩克托（Clarice Lispector）、保罗·柯艾略 （Paulo Coelho）、路易斯·费尔南多·沃瑞西莫（Luis Fernando Verissimo）、莉迪亚·豪尔赫 （Lídia Jorge）、特琳达·格桑（Teolinda Gers o）等葡萄牙语作家的作品，以及拉斐尔·桑切斯·费尔洛西奥（Rafael Sánchez Ferlosio）、拉斐尔·奇毕斯 （Rafael Chirbes）、哈维尔·马里亚斯（Javier Marías）、阿尔瓦罗·庞波 （ lvaro Pombo）、阿图洛·贝雷兹-雷维特（Arturo Pérez-Reverte）、路易莎·瓦伦祖拉（Luisa Valenzuela）、安吉拉·瓦尔维（ ngela Vallvey）、恩里克·维拉-马塔斯（Enrique Vila-Matas）、贝尔纳多·阿查加（Bernardo Atxaga）等西班牙作家的作品，其中恩里克·维拉-马塔斯（Enrique Vila-Matas）的写作语言是加泰罗尼亚语，贝尔纳多·阿查加（Bernardo Atxaga）的写作语言是巴斯克語作家。这份名单虽然没有涉及全部重要的葡萄牙语作家，但是却零散地统摄了近两百年的葡萄牙语文学的历史。科斯塔，是历史上最多产的译者之一，她也被认为是迄今为止最重要的葡萄牙语文学译者。

玛格丽特·胡尔·科斯塔

“我愿意把自己想象成翻译界的梅丽尔·斯特里普（Meryl Stree）。我刚在《小妇人》中看到了斯特里普女士，她非常特别。她的每一个动作、每一个眼神、每一个手势，都是完美的。”此前在回应《巴黎评论》的访谈时，科斯塔表示。的确，科斯塔和斯特里普一样，都追求完美。访谈发表在《巴黎评论》2020年夏季刊上，为“翻译的艺术”系列第七篇。按照顺序，“翻译的艺术”此前有，古希腊语和拉丁语译者罗伯特·菲茨杰拉德 （Robert Fitzgerald）、古希腊语和拉丁语译者罗伯特·法格勒斯 （Robert Fagles）、意大利语译者威廉·威弗 （William Weaver）、俄罗斯语译者理查德·佩维尔（Richard Pevear）和拉里萨·沃洛克洪斯基（Larissa Volokhonsky）夫妇、希伯来语和阿拉伯语译者彼得·科尔 （Peter Cole）、德语译者迈克尔·霍夫曼 （Michael Hofman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