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穴书评｜一曲「民谣」，是文学最原初的魄力（3648字/10分钟读完）
作者：Jay
校对：LIT.CAVE 编辑部
配图：Online
《民谣》
出版社：译林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1年04月
作者：王尧
本书简介
作者王尧为其首部长篇《民谣》准备了二十余年，藉此完成了他重建个体与历史之间联系的夙愿。
他以故事中人与故事看客的双重身份，杂糅评点、抒情批判，岁月流逝中的碎片和碎片不断碰撞，显露出新的缝隙，而小说由此拼凑出一条真正能够进入历史的现实路径。
《民谣》铺写一个少年的成长精神史，一个村庄的变迁发展史，一个民族的自我更新史。它以个体细微纤弱之小记忆，呈现时代的宏阔酷烈。
读完《民谣》半个月，一直没有动笔写书评，因为笔者知道《民谣》作者王尧也是书评人，要是仓促出评，就叫人家看笑话了，但是，有出版社约评在先，这次班门弄斧也是难免。
书评的创作心理，本不是读者的兴趣所在。然而谈及这本书，先介绍作者的写作背景会对我们后面读这本书有所帮助，所以请读者谅解笔者在这里费些笔墨。
王尧是一位学者，也是一位书评人，正如书的《后记》所说，他这个年纪写小说被朋友形容为「老房子着火了」。
什么意思呢？
老房子有故事，经风雨，晓人情；新火苗心急，剧烈，激越。它也是钱锺书《围城》的梗：「老年人谈恋爱，就像老房子着火，没得救了。」
前一个意思可以由读者揣测，后一个意思，考验读者的阅读视野。
可以窥见，由于作者的知识背景，《民谣》这本书是充满学者式玩梗的内容。由此也可以想见，笔者写这篇书评的心理负担是多么沉重，一边是作者到处埋下的「书袋子」，倘若我们没有发现，那就显出书评的粗浅；而另一边，也有着过度解读的危机。
笔者决定先撇开这些，单纯去谈读这本书的个人经验，读者若觉得有趣，可以亲自一读，这本书值得品评的地方，还真不是一篇书评能道尽的。
一、为什么是「民谣」？
从整体感觉而言，《民谣》很像《百年孤独》，无论叙事手法还是情节架构，都像。
《百年孤独》开头，过去、现在、未来凝结于一句话。《民谣》的开头，也是超越了时空，充满魔幻现实的味道：
我坐在码头上，太阳像一张薄薄的纸垫在屁股下。
首先我们来说，为什么书名是「民谣」？民谣，是大众出于感情宣泄需要而创作的音乐作品，它的特点是通俗浅显而有音律节奏，如《诗经》。题材往往跟民众生活接近，反映社会历史，也有一定的虚构成分。
王尧的《民谣》正是这样一部作品，它取材于作者的个人记忆和以往一些师友的文章。作者在历史背景上加以虚构，而虚构部分又有作者保存的史料来佐证，致使两者的界限模糊难分。
在叙事上，作者没有按照时间顺序去行进，而是像《百年孤独》一样，过去位移到现在，现在包含着过去，其中的跳跃频次有一种音乐的节奏感。
作者采用儿童视角进行叙事，在小说中，「我」是队史编写组的成员（「队」即生产队），也即是历史的记录者。
另一方面，「民谣」的「谣」具有政治讽喻性质，现代民谣也一直继承这个传统。根据段宝林的《中国民间文学概要》，人民群众用歌谣描画「4人团」的丑恶嘴脸。事实上，在「4人团」覆灭前后，民谣创作在历史上迎来一波小高潮。
联系到《民谣》这部小说的故事背景就是在「4人团」覆灭前后，我们可以这样解读——主人公「我」是个历史书写者，负责记载忠于现实、忠于意识形态的历史，但是作者「我」的价值观一定是受当时民谣影响的，所以他所写的，本质上是有一定虚构性的、质疑和讽喻政治的「民谣」。
那个时期，意识形态在当时人们生活中的崇高性，及其后来在历史所呈现的荒诞性，就会像小说的第一句话那样，十分「魔幻现实」——崇高而伟大的太阳成了一张纸，被我坐在屁股下。
二、历史从现实消退的地方开始
《民谣》书写的村庄叫莫庄，它也是王尧的「马孔多小镇」。故事由一个放牛的农夫开始。
传说，从前有个余姓农夫，在南舍放牛，他觉得天气太热，就把牛牵到池塘边上，绳子的一头系在牛脖子上，一头扣在木桩上。这老余觉得困了，就在河坎上睡。等他困醒了，牛不见了，他只摸到还扣着绳子的木桩。摸庄，莫庄，地名就是这样来的。
农夫从无意识状态醒来，用肢体感知外界。「梦醒」和「摸」在一个中国古代神话里就是创世的两个动作：盘古开天。
然而，小说的背景放在「我」姐姐作为一个青年去北京搞串联的年代，明明一切社会现实都可以往20世纪四五十年代的历史去追根溯源，作者把这个具有创世寓意的农夫传说作为队史中的引子来写，我们如何理解呢。
其实，那是「重新评估一切」的年代，正如作者给这一节「传说」加上小标题：劳动人民是我们大队最早的主人。
20世纪六七十年代，由于「先进」的意识形态不断侵扰人民的日常生活，串联，供销社，生产大队，这些词流行一时，却在七十年代末一夜消失。作者所书写的，便是时代里的一股洪水猛兽。那只洪水猛兽来袭，正是作者的童年和成长阶段。我们知道，一个人看待世界的方式通常是这个阶段定型的，作者在十几岁的年纪，见证了意识形态评估一切的失败尝试。
在作者看来，那个年纪写的「队史」所反映的现实不可信，他的这部小说，就是重建自己童年的心灵成长，是重写他心目中的「创世纪」。由此我们也可以理解，为什么小说不是以时间推进来叙事，它随着作者个人的记忆不断跳跃闪回——这是一段完全由「人」去重述的「历史」。
当各种形形色色的话语被祛魅，时过境迁，我们应该如何重建自己对记忆的信任？这就是作者提出的问题。尽管很多伟大的小说都是向读者提出一些终极命题，而不必给出答案，但笔者相信，作者还是给出他自己的答案，那就是：回归人文主义。
80年代，乡土文学在中国现代文学史掀起一阵高潮，各地作家纷纷寻根、反思，其无不是对70年代那种抹平人性的意识形态话语作一次反扑。从这个角度来看，王尧的《民谣》并不新鲜，那么，这本书的卓越之处在哪里呢？
三、你也能批孔子？
作者在《民谣》中塑造了许多人物，毕竟是有作者个人记忆所托载，十几个人物的故事交错纷杂而不显得烦乱，这并不出奇。我们也不逐个人物详谈，在这里，只以其中一个人物李先生为例，聊聊《民谣》的悲剧感。
在出场之初，李先生简直就是跟孔乙己同一个模子印出来的——
……李先生到我们家时看了我的初一语文课本，摇摇头说，这是什么文章。这是什么文章。
……我问李先生：“怎么用文言文称呼我们大队的人，现在大家都叫社员，从前呢？”……李先生沉吟片刻说，“应该叫'氓’……《说文》曰'民也’。”……他又纠正我的读音，不是读“流氓”的“氓”，而是读“门”。李先生不会汉语拼音，他先引《说文解字》，再引《康熙字典》。
「我」代表的是受当时意识形态话语熏陶的激进人物，而李先生明显是孔乙己式的保守派。如果引用雷格马斯的符号矩阵理论（图1），「我」处于【X】位置，李先生便是那个【反X】，两人是对立关系。
然而有意思的是，真正彼此抗衡的主体是两种价值观，「我」和李先生，都只不过是身不由己，都是被不同意识形态话语摆上那个位置的。所以，两人之间的「冲突」，不是非黑即白，而是充满弹性的。整部小说中最重要的一条脉络，就是「我」跟李先生和解的过程。
在小说的高潮部分，李先生质疑「我」道，「你能批孔子？」「我」对他的理解却是「李先生这样的人也是孔子和lin彪的社会基础。我觉得很危险。」李先生是一个骨子里有教养、讲尊严、却被穷困潦倒击垮的人。
由此，在李先生身上，有着四重悲：
第一层，是李先生的教养和尊严，导致他潦倒的现状；
第二层，是「我」作为学生对他存在一种严重的曲解和误解，即认为他是危险的，这对于一位老师而言是极大的不尊重；
第三层，李先生记得北大教授冯友兰过去是尊孔的，现在却被理解为尊孔，由此折射出，知识分子对现实社会的扭曲变形是深感无力的；
第四层，后来我们知道，李先生其实并非「圣人」，他当年中途辍学返乡的真正原因，是偷了学校的书被开除的。原来，李先生是个理想主义者，然而他的经历，时代的环境，都注定他是个残缺的理想主义者，是悲剧。同时，通过这一巧妙的解谜，作者又为我们完成一次祛魅——哪有什么圣人，只不过是有人明知道不可能，却又拼命去营造这样的幻象罢了。
最后，作者跟李先生达成和解，是在李先生投河之后留下的一段文言文。在此，我们就没必要画蛇添足。
其实除了李先生，《民谣》还有许多如此充满悲剧感的人物，要说他们是时世所造？那也不一定。毕竟它不仅仅是作者杜撰的情节和人物，无论广度和深度，都不是一般纯属虚构的小说所能触达的，这也留给了我们很大的诠释空间。尤其是后部分《杂篇》、《外篇》跟小说四卷的互文，更让人一下沉浸在真真假假的故事之间，难以辨清，又想尽力识别。
最后，回到作者王尧写《民谣》这部书上。
笔者觉得，读完如此一本厚重的小说，哪些真哪些假，根本不重要。作者的这一次书写，成功地把过去的人「活」起来。人，也成了整部小说最夯实的支撑点。对于读者来说，人永远是最重要的。文学最原初的魄力，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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