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有“胡焕庸线”，古有“司马迁线”
（毛泽东《讲堂录》语）
|话剧《司马迁》剧照|
司马迁的“胡焕庸线”
中国人引领的地理大发现，是西汉武帝时期。
在那个时代，有两个伟大的先驱人物，一个是张骞、一个是司马迁。前者是拓荒者、实践者，他用脚步丈量大地，打通了中原与西域交流的大道；后者是记录者、研究者，他用文字描述大地，研究了两千多年前中国的地理状况。
司马迁，是历史上第一个对地理有系统研究的——地理学家。
他“发现”了屈原，你才会背《离骚》
“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这是鲁迅对《史记》的经典评价，肯定了其史学、文学价值。实际上“司马迁不只是一个伟大的历史学家，实际上也是一个杰出的地理学家。”（语出著名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
司马迁之前的年代，先秦时期的人们已经开始积累了一定的地理知识。然而，那时天下纷争，人们的地理认知多在中原地区，相关知识也只是散布在《山海经》《管子》以及诸子百家的论说之中。
真正将地理探索扩大到大江南北，并进行系统化研究的第一人就是司马迁。他在地理方面的主要成果贡献集中体现于《货殖列传》《平淮书》《河渠书》《天官书》《大宛》《匈奴》《南越》《东越》《朝鲜》之中，其他篇章也多有地理知识的运用。
为了撰写它，司马迁从20岁时就开始游历天下，53岁时才完成终稿。每一篇文字中的内容，几乎都基于自己所见、所闻而即形成的记载。今天我们吃粽子总是说要纪念屈原，其实屈原这个人在先秦文献中没有一个字的记载，是司马迁通过实地走访，“发现”了屈原的生平事迹，并将其诗词录入。
过端午节放假，很多人说要感谢屈原，但归根结底，你最要感谢的还是司马迁。因为，没有《史记》给屈原列传，你压根不知道历史上有这个人——先秦文献中，没有一个字提到屈原。司马迁到了楚地，通过扎实的采访和考证，发现了屈原的事迹。
这部代表作最早不叫《史记》，而是《太史公书》。相比后世二十三部官修正史，《史记》的地理色彩最为浓重。
今有“胡焕庸线”，古有“司马迁线”
地理研究，必然绕不开地理区划。如我们常说的华北、东北、华东、中南、西南、西北，这是曾经存在过的全国行政大区，这种区划最早来自军区，后来用于经济协作区。
两千多年前，司马迁的《史记·货殖列传》（以下简称《货殖列传》）就有了这样的区划意识：“夫山西饶材、竹、谷、纑、旄、玉石；山东多鱼、盐、漆、丝、声色；江南多楠、梓、姜、桂、金、锡、连、丹砂、犀、玳瑁、珠玑、齿革；龙门、碣石北多马、牛、羊、旃裘、筋角。”
出自《货殖列传》的这短短70多字，道出了全国各地的物产差异，同时将全国分为四大经济区：山西、山东、江南、龙门-碣石北。
这里的山西、山东沿袭了战国至秦代的说法，是以崤山为界，将秦地和中原地区分别称为山西和山东，并不是今天所说的山西省和山东省。江南，也不是后来人们说的狭义江南，而是长江中下游以南广大地区。”
最特殊的是“龙门碣石北”，它是一个神奇的发现。
喜欢地理的朋友知道，我国有条神奇的“胡焕庸线”，它是地理学家胡焕庸先生于1935年提出的划分我国人口密度的突变线——线以东国土占43.71%，人口占了94.39%；线以西国土占56.29%，人口比例却只有5.61%。
今天距离此线提出已经有84年，两侧人口比例变动不大。这条线不仅一条人口、经济线，同时也大体划分了我国的农耕与游牧文化区。其实，早在2000多年前，司马迁也注意到了这一问题。前文已经提到这句话很重要——“龙门、碣石北多马、牛、羊、旃裘、筋角。”
山东、山西、江南这三大区域，均以山川为自然分界，唯独“龙门、碣石北”不是。在这里，司马迁展现了一个优秀地理学家的眼光。龙门说的是今山西、陕西交界处南段，跨越黄河的龙门山；碣石，说的是位于今秦皇岛的碣石山。所谓龙门、碣石北，说的是两座山连线的以北地区。
龙门在黄土高原，碣石在华北平原东北部，二者之间还有燕山、太行山、太岳山、吕梁山等山脉，并不是一条天然存在的线。那么，司马迁是依照什么标准将它提出来的呢？
答案是物产。
中华文明的历史，农耕和游牧两种文化冲突、交错、融合的历史。司马迁生活在汉武帝时期，他写《史记》之时，汉朝通过北击匈奴获取了塞外大片土地，多民族融合统一的版图首次形成。广袤的疆域内，农业和牧业地区的格局形成了鲜明对照。司马迁通过对物产的考察，找到了二者的分界：因为，龙门、碣石以北地区的主要物产是马、牛、羊、旃裘、筋角，这些显然都是畜牧业产品。
按照“胡焕庸线”的命名方式，我们完全可以将“龙门-碣石”线称为“司马迁线”。那个时代的司马迁无法像我们一样拥有精准的地形图，却能从宏观上把握全国地理样貌，并且能够得出与今天地理学家接近的结论，不能不让人赞叹。
“大数据”和“地图炮”
地理距离我们生活并不遥远。流行的俗话“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说的就是人与地理环境的关系。在那个时代，没有谁比司马迁更了解各地风俗。
山西、山东、江南、龙门-碣石以北四个大区之下，司马迁进一步将其分为13个亚区：山西区又包括关中、巴蜀、陇西；山东区又包括三河、河北、齐鲁、梁宋；江南区又包括三楚、岭南。
讲述每个区域，司马迁用生动的文字描述了各区的特色物产，可以视为那个时代的“全国带货指南”。
比如，龙门—碣石北地区盛产马牛羊和皮革；巴蜀地区盛产姜、朱砂、石、铜、铁、竹木等；关中秦地种植业发达，出产五谷；河北中山地区手工艺发达，多出“美物”；河北燕地有海滨又有山区，出产鱼、盐，以及枣、栗；齐地（山东半岛）靠近海滨，盛产鱼盐；鲁地盛产桑麻；三楚之地（楚国故地）盛产稻米和淡水鱼。
除了写各地物产，他还一一文字总结了各地风俗，并指出了当地人的习性。
关中秦人：热衷农业生产，认为做坏事特别严重，遵纪守法，位于天子脚下，人擅长经商；
边陲的僰地（云贵高原）人：多出僮仆，也就是侍者和仆人；
三晋地区的人：崇尚强直、好胜，喜欢见义勇为，性格剽悍，不愿从事农商；
中山地区（石家庄）的人：性格暴躁，喜欢投机取巧，很多人擅长盗墓、造假，这里多出美男美女，在娱乐圈做歌舞艺人的很多；
燕地区（河北北部和北京）的人：迅捷凶悍，不爱思考问题；
齐国临淄一带：从容宽厚又足智多谋，爱发议论；
邹、鲁之地的人：喜好儒术，讲究礼仪，当地人小心谨慎；
梁宋（开封、商丘一带）地区的人：宽厚庄重，君子很多，喜好农事；
西楚地区的人：民俗慓悍轻捷，人容易发怒，不爱存钱；
东楚地区人：多经商，诚信指数比较高；
南楚地区人：擅长演说辩论，不太守信用。
如果生在今天的互联网时代，司马迁的言论一定会被视为“地图炮”。但是，跟键盘侠不同的是，司马迁的总结是基于自己的长期调查，并非信口开河。因为，司马迁是一个特别重视“大数据”的人。
从他的记载看，他对各个区域的信息统计了然于胸：“安邑千树枣；燕、秦千树栗；蜀、汉、江陵千树橘；淮北、常山以南，河济之间千树萩；陈、夏千亩漆；齐、鲁千亩桑麻；渭川千亩竹；及名国万家之城，带郭千亩钟之田，若千亩卮茜，千畦姜韭：此其人皆与千户侯等。”
像这样用数字说话的记述，几乎在《史记》的每一篇章都有出现。
司马氏富豪榜和“一线经济城市榜”
在“大数据”支撑下，司马迁的《货殖列传》还做出了两件前无古人的事：发布了历史上首个富豪榜、总结了第一个“一线城市榜”。
这两个排行榜是对“货殖”主题的解释。货，贸易、交易；殖，繁殖、滋生。所谓“货殖”就是，从事商品交易和资本增值的活动，泛指经济活动。显然，《货殖列传》是一篇记述司马迁时代及其以前从事经济活动的传记。
|司马迁画像，清《晚笑堂画传》|
前文所说的四大区域、“司马迁线”都是背景和舞台，接下来的登场的是主角——商人。秦汉以来的主旋律是“重农抑商”，商人的社会地位不高。但司马迁与后来其他史家不同，他专门为经济人物立传，这在所有正史中是独一份。
富豪榜第一部分，他首先评选了西汉时的商业巨鳄，分别是四川的卓氏家族、河南南阳的孔氏家族、山东西部的邴氏家族、山东东部的刀氏家族、河南洛阳的师氏、关中一带的任氏家族、都城长安无盐氏。
这些名字的出场顺序，大致就是司马迁给出的名次，文中详细提到了他们的入选理由，如卓氏经营铁矿“运筹策，倾滇蜀之民”，意思是那些铸造的铁锭，可以压倒四川云南的所有居民，真可谓富可敌国。这个家族铁矿企业“富至僮千人”，有上千个员工。
南阳孔氏财富有“数千金”；邴氏经营盐铁“富至巨万”；刀氏经营渔盐“起富数千万”；师氏身家“七千万”；任氏以农业投资为主，昌盛好几代；无盐氏趁七国叛乱贩卖军需、放高利贷，成为关中首富。
除了写与他同时代的富豪，司马迁还回顾了汉代之前的著名富豪，有七个人上榜：越地下海的范蠡，“十九年中三致千金”；孔子门徒子赣，“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洛阳人白圭；鲁国人猗顿；邯郸人郭纵：乌氏倮；巴寡妇清。其中，巴寡妇清是一名女富豪。
司马迁为何要为商人立传？他在《太史公自序》中道出了写作动机：“布衣匹夫之人，不害于政，不妨百姓，取之于时而息财富，智者有采焉。作《货殖列传》”。意思是，只要不妨碍国家政体，不坑害百姓，通过各种渠道经商致富，是值得鼓励的行为。
在国家推行“重农抑商”的大背景下，司马迁能有这样的主张，十分可贵——纵观两千多年的史书，也只有司马迁这一例。这种做法，跟今天如火如荼的市场经济，异曲同工。
工商业与城市繁荣相辅相成。司马迁不仅给人立传，还根据自己的研究公布了一份“全国一线城市名单”，这就是《货殖列传》里提到的“九大都会”。
司马迁以经济学家的眼光，关照经济型城市的发展，特意对当时全国的重要经济中心或较大的商业城市进行了盘点：全篇提到的与经济活动有关城市有27个，其中，司马迁又从其中选出9个，专门被冠以“都会”称谓。
都会，翻译成今天的话就是大城市、大都市或中心城市。这份“太史公一线商业城市榜”包括：邯郸、蓟（今北京）、临淄（今淄博市临淄区）、陶（今菏泽市定陶区）、睢阳（今商丘市睢阳区）、吴（今苏州市）、寿春（今安徽寿县）、番禺（今广州）、宛（今河南南阳）。
按照司马迁的愿望，这种“评选”以后希望后人能够继续下去的。可惜的是，再没有史学家具有这种眼光和才华。直到2000多年后，市场经济时代，一线城市评选、种种富豪榜才重新在中华大地如火如荼起来。
为什么是司马迁？
两千年前司马迁的研究成果，放在今天也熠熠生辉：他首次划分全国经济大区、明确提出农牧分界线、描绘区域文化地图、发布富豪排行榜、评选城市排行榜。
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是司马迁？他为何能够一个人完成这么多成果？
|汉武帝与司马迁，图源：电视剧《汉武大帝》|
首先是时代因素。
司马迁成年时期，大致贯穿了汉武帝在位时期。广袤的疆域促成了区域经济、区域文化格局的形成，为司马迁的发现提供了完整的样本。这样的研究在任何一个小国和纷争年代，是无法完成的。
然后是家世传统。
按照司马迁的自述，他的家族从周朝就开始做史官。《史记》的计划始于司马谈，成于司马迁。前者为了搜集文献，倾尽一生心血。公元前110年，父亲抑郁而死，将著述一部伟大史书的夙愿留给了儿子司马迁。
最重要的因素，司马迁的旅行经历。
根据史料记载，司马迁至少有五次大的旅行考察。
第一次是自费旅行，20岁左右的司马迁在父亲的支持下走访名山大川；
第二次是34岁时随汉武帝出巡西北地区，最远走到了今甘肃平凉的崆峒山；
第三次是公费出差，大约35岁的司马迁奉命出使西南，最远到达了昆明；
第四次是37随时随汉武帝出巡，视察今山东、河南交界处的黄河，最远到达了山东半岛；
第五次是依然是随汉武帝出巡，53岁的司马迁随汉武帝向东巡视泰山，向西视察雍地。根据张大可先生《司马迁评传》一书中绘制的地图，司马迁的足迹没有到达今天的东北、内蒙古、新疆、两广、福建，其他各省几乎都有涉足。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司马迁做到了将这两者完美结合。提起古代旅行家，很多人都知道明代徐霞客。其实，历史上第一位走遍大半个中国的旅行家应该是司马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