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有“胡焕庸线”,古有“司马迁线”

(毛泽东《讲堂录》语)

|话剧《司马迁》剧照|

司马迁的“胡焕庸线”

撰文:萧璇子
审稿:胡老湿

中国人引领的地理大发现,是西汉武帝时期。

在那个时代,有两个伟大的先驱人物,一个是张骞、一个是司马迁。前者是拓荒者、实践者,他用脚步丈量大地,打通了中原与西域交流的大道;后者是记录者、研究者,他用文字描述大地,研究了两千多年前中国的地理状况。

司马迁,是历史上第一个对地理有系统研究的——地理学家。

|太史公彩绘画像|

他“发现”了屈原,你才会背《离骚》

“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这是鲁迅对《史记》的经典评价,肯定了其史学、文学价值。实际上“司马迁不只是一个伟大的历史学家,实际上也是一个杰出的地理学家。”(语出著名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

|侯仁之先生(1911-2013)|

司马迁之前的年代,先秦时期的人们已经开始积累了一定的地理知识。然而,那时天下纷争,人们的地理认知多在中原地区,相关知识也只是散布在《山海经》《管子》以及诸子百家的论说之中。

真正将地理探索扩大到大江南北,并进行系统化研究的第一人就是司马迁。他在地理方面的主要成果贡献集中体现于《货殖列传》《平淮书》《河渠书》《天官书》《大宛》《匈奴》《南越》《东越》《朝鲜》之中,其他篇章也多有地理知识的运用。

为了撰写它,司马迁从20岁时就开始游历天下,53岁时才完成终稿。每一篇文字中的内容,几乎都基于自己所见、所闻而即形成的记载。今天我们吃粽子总是说要纪念屈原,其实屈原这个人在先秦文献中没有一个字的记载,是司马迁通过实地走访,“发现”了屈原的生平事迹,并将其诗词录入。

过端午节放假,很多人说要感谢屈原,但归根结底,你最要感谢的还是司马迁。因为,没有《史记》给屈原列传,你压根不知道历史上有这个人——先秦文献中,没有一个字提到屈原。司马迁到了楚地,通过扎实的采访和考证,发现了屈原的事迹。

这部代表作最早不叫《史记》,而是《太史公书》。相比后世二十三部官修正史,《史记》的地理色彩最为浓重。


今有“胡焕庸线”,古有“司马迁线”

地理研究,必然绕不开地理区划。如我们常说的华北、东北、华东、中南、西南、西北,这是曾经存在过的全国行政大区,这种区划最早来自军区,后来用于经济协作区。

两千多年前,司马迁的《史记·货殖列传》(以下简称《货殖列传》)就有了这样的区划意识:“夫山西饶材、竹、谷、纑、旄、玉石;山东多鱼、盐、漆、丝、声色;江南多楠、梓、姜、桂、金、锡、连、丹砂、犀、玳瑁、珠玑、齿革;龙门、碣石北多马、牛、羊、旃裘、筋角。”

出自《货殖列传》的这短短70多字,道出了全国各地的物产差异,同时将全国分为四大经济区:山西、山东、江南、龙门-碣石北。

这里的山西、山东沿袭了战国至秦代的说法,是以崤山为界,将秦地和中原地区分别称为山西和山东,并不是今天所说的山西省和山东省。江南,也不是后来人们说的狭义江南,而是长江中下游以南广大地区。”

最特殊的是“龙门碣石北”,它是一个神奇的发现。

喜欢地理的朋友知道,我国有条神奇的“胡焕庸线”,它是地理学家胡焕庸先生于1935年提出的划分我国人口密度的突变线——线以东国土占43.71%,人口占了94.39%;线以西国土占56.29%,人口比例却只有5.61%。

今天距离此线提出已经有84年,两侧人口比例变动不大。这条线不仅一条人口、经济线,同时也大体划分了我国的农耕与游牧文化区。其实,早在2000多年前,司马迁也注意到了这一问题。前文已经提到这句话很重要——“龙门、碣石北多马、牛、羊、旃裘、筋角。”

山东、山西、江南这三大区域,均以山川为自然分界,唯独“龙门、碣石北”不是。在这里,司马迁展现了一个优秀地理学家的眼光。龙门说的是今山西、陕西交界处南段,跨越黄河的龙门山;碣石,说的是位于今秦皇岛的碣石山。所谓龙门、碣石北,说的是两座山连线的以北地区。

龙门在黄土高原,碣石在华北平原东北部,二者之间还有燕山、太行山、太岳山、吕梁山等山脉,并不是一条天然存在的线。那么,司马迁是依照什么标准将它提出来的呢?

答案是物产。

中华文明的历史,农耕和游牧两种文化冲突、交错、融合的历史。司马迁生活在汉武帝时期,他写《史记》之时,汉朝通过北击匈奴获取了塞外大片土地,多民族融合统一的版图首次形成。广袤的疆域内,农业和牧业地区的格局形成了鲜明对照。司马迁通过对物产的考察,找到了二者的分界:因为,龙门、碣石以北地区的主要物产是马、牛、羊、旃裘、筋角,这些显然都是畜牧业产品。

按照“胡焕庸线”的命名方式,我们完全可以将“龙门-碣石”线称为“司马迁线”。那个时代的司马迁无法像我们一样拥有精准的地形图,却能从宏观上把握全国地理样貌,并且能够得出与今天地理学家接近的结论,不能不让人赞叹。


“大数据”和“地图炮”

地理距离我们生活并不遥远。流行的俗话“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说的就是人与地理环境的关系。在那个时代,没有谁比司马迁更了解各地风俗。

山西、山东、江南、龙门-碣石以北四个大区之下,司马迁进一步将其分为13个亚区:山西区又包括关中、巴蜀、陇西;山东区又包括三河、河北、齐鲁、梁宋;江南区又包括三楚、岭南。

讲述每个区域,司马迁用生动的文字描述了各区的特色物产,可以视为那个时代的“全国带货指南”。

比如,龙门—碣石北地区盛产马牛羊和皮革;巴蜀地区盛产姜、朱砂、石、铜、铁、竹木等;关中秦地种植业发达,出产五谷;河北中山地区手工艺发达,多出“美物”;河北燕地有海滨又有山区,出产鱼、盐,以及枣、栗;齐地(山东半岛)靠近海滨,盛产鱼盐;鲁地盛产桑麻;三楚之地(楚国故地)盛产稻米和淡水鱼。

除了写各地物产,他还一一文字总结了各地风俗,并指出了当地人的习性。

关中秦人:热衷农业生产,认为做坏事特别严重,遵纪守法,位于天子脚下,人擅长经商;

边陲的僰地(云贵高原)人:多出僮仆,也就是侍者和仆人;

三晋地区的人:崇尚强直、好胜,喜欢见义勇为,性格剽悍,不愿从事农商;

中山地区(石家庄)的人:性格暴躁,喜欢投机取巧,很多人擅长盗墓、造假,这里多出美男美女,在娱乐圈做歌舞艺人的很多;

燕地区(河北北部和北京)的人:迅捷凶悍,不爱思考问题;

齐国临淄一带:从容宽厚又足智多谋,爱发议论;

邹、鲁之地的人:喜好儒术,讲究礼仪,当地人小心谨慎;

梁宋(开封、商丘一带)地区的人:宽厚庄重,君子很多,喜好农事;

西楚地区的人:民俗慓悍轻捷,人容易发怒,不爱存钱;

东楚地区人:多经商,诚信指数比较高;

南楚地区人:擅长演说辩论,不太守信用。

如果生在今天的互联网时代,司马迁的言论一定会被视为“地图炮”。但是,跟键盘侠不同的是,司马迁的总结是基于自己的长期调查,并非信口开河。因为,司马迁是一个特别重视“大数据”的人。

从他的记载看,他对各个区域的信息统计了然于胸:“安邑千树枣;燕、秦千树栗;蜀、汉、江陵千树橘;淮北、常山以南,河济之间千树萩;陈、夏千亩漆;齐、鲁千亩桑麻;渭川千亩竹;及名国万家之城,带郭千亩钟之田,若千亩卮茜,千畦姜韭:此其人皆与千户侯等。”

像这样用数字说话的记述,几乎在《史记》的每一篇章都有出现。


司马氏富豪榜和“一线经济城市榜”

在“大数据”支撑下,司马迁的《货殖列传》还做出了两件前无古人的事:发布了历史上首个富豪榜、总结了第一个“一线城市榜”。

这两个排行榜是对“货殖”主题的解释。货,贸易、交易;殖,繁殖、滋生。所谓“货殖”就是,从事商品交易和资本增值的活动,泛指经济活动。显然,《货殖列传》是一篇记述司马迁时代及其以前从事经济活动的传记。

|司马迁画像,清《晚笑堂画传》|

前文所说的四大区域、“司马迁线”都是背景和舞台,接下来的登场的是主角——商人。秦汉以来的主旋律是“重农抑商”,商人的社会地位不高。但司马迁与后来其他史家不同,他专门为经济人物立传,这在所有正史中是独一份。

富豪榜第一部分,他首先评选了西汉时的商业巨鳄,分别是四川的卓氏家族、河南南阳的孔氏家族、山东西部的邴氏家族、山东东部的刀氏家族、河南洛阳的师氏、关中一带的任氏家族、都城长安无盐氏。

这些名字的出场顺序,大致就是司马迁给出的名次,文中详细提到了他们的入选理由,如卓氏经营铁矿“运筹策,倾滇蜀之民”,意思是那些铸造的铁锭,可以压倒四川云南的所有居民,真可谓富可敌国。这个家族铁矿企业“富至僮千人”,有上千个员工。

南阳孔氏财富有“数千金”;邴氏经营盐铁“富至巨万”;刀氏经营渔盐“起富数千万”;师氏身家“七千万”;任氏以农业投资为主,昌盛好几代;无盐氏趁七国叛乱贩卖军需、放高利贷,成为关中首富。

除了写与他同时代的富豪,司马迁还回顾了汉代之前的著名富豪,有七个人上榜:越地下海的范蠡,“十九年中三致千金”;孔子门徒子赣,“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洛阳人白圭;鲁国人猗顿;邯郸人郭纵:乌氏倮;巴寡妇清。其中,巴寡妇清是一名女富豪。

司马迁为何要为商人立传?他在《太史公自序》中道出了写作动机:“布衣匹夫之人,不害于政,不妨百姓,取之于时而息财富,智者有采焉。作《货殖列传》”。意思是,只要不妨碍国家政体,不坑害百姓,通过各种渠道经商致富,是值得鼓励的行为。

在国家推行“重农抑商”的大背景下,司马迁能有这样的主张,十分可贵——纵观两千多年的史书,也只有司马迁这一例。这种做法,跟今天如火如荼的市场经济,异曲同工。

工商业与城市繁荣相辅相成。司马迁不仅给人立传,还根据自己的研究公布了一份“全国一线城市名单”,这就是《货殖列传》里提到的“九大都会”。

司马迁以经济学家的眼光,关照经济型城市的发展,特意对当时全国的重要经济中心或较大的商业城市进行了盘点:全篇提到的与经济活动有关城市有27个,其中,司马迁又从其中选出9个,专门被冠以“都会”称谓。

都会,翻译成今天的话就是大城市、大都市或中心城市。这份“太史公一线商业城市榜”包括:邯郸、蓟(今北京)、临淄(今淄博市临淄区)、陶(今菏泽市定陶区)、睢阳(今商丘市睢阳区)、吴(今苏州市)、寿春(今安徽寿县)、番禺(今广州)、宛(今河南南阳)。

|寿春古城俯瞰|
商丘睢阳古城俯瞰|

按照司马迁的愿望,这种“评选”以后希望后人能够继续下去的。可惜的是,再没有史学家具有这种眼光和才华。直到2000多年后,市场经济时代,一线城市评选、种种富豪榜才重新在中华大地如火如荼起来。


为什么是司马迁?

两千年前司马迁的研究成果,放在今天也熠熠生辉:他首次划分全国经济大区、明确提出农牧分界线、描绘区域文化地图、发布富豪排行榜、评选城市排行榜。

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是司马迁?他为何能够一个人完成这么多成果?

|汉武帝与司马迁,图源:电视剧《汉武大帝》|

首先是时代因素。


司马迁成年时期,大致贯穿了汉武帝在位时期。广袤的疆域促成了区域经济、区域文化格局的形成,为司马迁的发现提供了完整的样本。这样的研究在任何一个小国和纷争年代,是无法完成的。

然后是家世传统。

按照司马迁的自述,他的家族从周朝就开始做史官。《史记》的计划始于司马谈,成于司马迁。前者为了搜集文献,倾尽一生心血。公元前110年,父亲抑郁而死,将著述一部伟大史书的夙愿留给了儿子司马迁。

最重要的因素,司马迁的旅行经历。

根据史料记载,司马迁至少有五次大的旅行考察。

第一次是自费旅行,20岁左右的司马迁在父亲的支持下走访名山大川;

第二次是34岁时随汉武帝出巡西北地区,最远走到了今甘肃平凉的崆峒山;

第三次是公费出差,大约35岁的司马迁奉命出使西南,最远到达了昆明;

第四次是37随时随汉武帝出巡,视察今山东、河南交界处的黄河,最远到达了山东半岛;

第五次是依然是随汉武帝出巡,53岁的司马迁随汉武帝向东巡视泰山,向西视察雍地。根据张大可先生《司马迁评传》一书中绘制的地图,司马迁的足迹没有到达今天的东北、内蒙古、新疆、两广、福建,其他各省几乎都有涉足。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司马迁做到了将这两者完美结合。提起古代旅行家,很多人都知道明代徐霞客。其实,历史上第一位走遍大半个中国的旅行家应该是司马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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